有子，即有若，孔子弟子。「弟」，音ㄊㄧˋ，同「悌」，指敬事兄長、友愛兄弟之德。《大學》云：「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故「孝悌」合稱，指對地位高於自己的君上、父母、兄長之德行。此章論「孝悌」，可依其與「犯上」的關係和與「仁」的關係，分兩段討論：

一

孝悌之人「好犯上者，鮮矣」，「鮮」是少，不是沒有，因此仍有可能犯上。可是這種人「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所以絕不會惡意作亂。原因如下：

（一）「仁者」必定愛人。《論語》中有以下三則：「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顏淵〉）、「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陽貨〉）。《孟子》則直接說：「仁者愛人」（〈離婁〉）。

（二）儒家講「仁者愛人」，不是愛「自己的某某」（此為西方文化中之「愛」），而是「汎愛眾」（〈學而〉），是在人與人的關係（故「仁」從「二」從「人」）中表現對與自己平等之人（另一個君子）之敬重。但此種愛還是要表現在具體的人際關係中，當然須從切身近處之人（一家之內的父母、手足）愛起，然後才能及於他人。此即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故「事父母」（孝）與「事手足」（悌）當然為「愛人（汎愛眾）之本」。所以，「孝」與「悌」就是「仁之本」。

（三）儒家因重視合理的人際關係（而不是各個人的「權利」），因此將「讓」視為美德。如《左傳》〈文公元年〉：「卑讓，德之基也」；〈襄公十三年〉：「讓，禮之主也」。又如《禮記》〈曲禮上〉：「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可見儒家在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師生之間，皆講求「退讓」之德。但君子之「退讓」，並非無條件的「順從」。曾子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禮記》〈檀弓上〉）故君子愛人，是期望彼此共同成德。一旦發現君上、父母、兄弟有錯，則不惜犯上，絕不姑息，以免陷其於不義。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衛靈公〉），當然也不會姑息而讓於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間。《孝經》〈諫諍〉章中子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所以，君子為人孝悌，必然「不好犯上」（即：不為犯上而犯上、不輕易犯上），但是並非「絕不犯上」。在事關「仁」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君子不得已時必須犯上。若「當不義」而仍「以順為正」，那只是「妾婦之道」（「妾婦」泛稱侍候人之「小人」；見《孟子》〈滕文公下〉），非君子所應為。因此，君子仍有可能被誤認為「好犯上」，而「絕不犯上」的乖乖牌只會是鄉愿，不會是君子。

（四）如上述，君子在動機上不好犯上，但因「當不義則爭之」，以致仍可能被誤認為「好犯上」。可是，君子既然愛人，自然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衛靈公〉），如此則絕不可能「好作亂」（惹是生非、恃強凌弱、為反對而反對、唯恐天下不亂）。所以說君子「好犯上」者「鮮矣」（雖少，尚有），但「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同樣的觀點，也見諸與孔子同時代的兵聖孫武。《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計篇〉）。孫武對掌兵符者要求五德，但只言「仁」而不言「忠」，正是因為「仁」之本在「孝悌」，而將領為人「孝悌」，就不會刻意犯上作亂。因此，孫武與儒家一樣，認為君子只要忠於自身內在之「仁」（道德信念），遠勝過忠於外在的君主或上級權威。否則，君上可能失德、犯錯，若對其愚忠，反而遺害國家。故《孫子》十三篇裡，三次提到「仁」（其中一次「仁義」並提），但完全不提「忠」字。可見同處春秋時代的孫子、孔子皆以「仁」涵蓋「忠」，而且這才是「盡己（貫徹自己內在之「仁」道）之謂忠」之「大忠」，而不是效忠君上個人之「小忠」。可見以「仁」涵蓋「忠」，是到春秋為止的周朝人之共識。而大忠（忠於內心之仁道）、小忠（忠於具體的君上）之辨，既區分了「大儒」（原始儒家）與「小儒」（秦以後的多數儒者），也判別了中國正宗的「真儒」與日本剽竊變造的「假儒」。

二

「孝悌」既為「仁」（愛人）之本，則君子學「道」（仁道），當然必須務本。故必先求「本（孝悌）立」，而後「道」生。《孝經》〈開宗明義〉章亦曰：「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也說「教」由「孝」生。可見「孝」（「悌」亦然）之所以重要，不但因其為「愛人」之起步，更在於其為「學道之本」、「教所由生」。因此，「孝」的最高意義和作用在於傳承「道」之「教」，不是在形式上屈從、順服君上、父母。此所以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意謂著只有合乎「道」者，才需繼承而不改，否則當然可改。因此，我們不能把孝、悌的行為規範絕對化，而始終要緊扣著其目的來判斷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