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自重也。君子必自重。《論語》中孔子四度稱讚不食周粟而殉商的伯夷、叔齊。〈微子〉篇中，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此即君子自重的最佳說明。其義有二：一、不降其志，即不看輕自己，懂得用更高的標準期許自我。因此，君子絕不會安於「小確幸」，更不會自滿於世俗名利。二、不辱其身，即重視自己的人格尊嚴，不招人輕慢。故「君子不器」（《為政》），不容許他人器使自己；「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絕不會為五斗米而折腰；甚至「無友不如己者」（見下文）。正因君子如此自重，才能贏得他人真正的尊重。所以《孟子》〈告子上〉云：「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子在此指出：由掌權者或他人所恩賜的顯貴並不可靠，唯有「自重」（「貴於己者」）才是真正的顯貴（「良貴」）。

君子內在的自重，表現於外則為「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及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張〉）君子「望之儼然」，故不怒而威；但「威而不猛」，故又「即之也溫」；可是君子發言必本於良心，講求是非，態度嚴肅（即「厲」），決不故弄玄虛或不置可否，因此「聽其言也厲」、「溫而厲」；但君子之言行舉止，皆本於自身內在的自重、自信，故雖極具威嚴，但是仍然恭敬、安詳（「恭而安」）。而君子這種「安詳的威嚴」，就來自於高度的「自重」。

君子自我期許高（自重），於是不會輕易自滿，知道為學必求深思、舉一隅必以三隅反，於是能將所學盡化為己有，故「學則固」。

「主忠信」

「忠信」合稱，因為忠於自己內在的良知，才可言「信」。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諒」者「信」也，故「貞」比「信」重要；孟子亦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孟子》〈離婁下〉），故「義」比「信」、「果」重要；上二句的「貞」、「義」，都是指忠於內心的價值理念。所以孔子的「信」（對人），實立基於「忠」（對己）。故《禮記》曰：「大信不約」（〈學記〉），實有至理。我們相信一個君子，不是因為他對人言而有信，而是因為他忠於自己內心的（而且我們也信奉的）仁道。這是為什麼孔子看重「知人」、「知言」。

「無友不如己者」

〈顏淵〉篇有云：「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君子自重，故不與人品（格局、眼界）不如己者相交，以免對牛彈琴、浪費時間，或招致誤解、自取其辱。所以，此句中「不如己」之標準，不可能是財富、權勢、地位、學歷、知識、外貌，而是人品。君子自重，且「忠」先於「信」，此皆惟有其他君子可以理解、欣賞。故君子不與小人來往交遊。

「過，則勿憚改。」

君子自重而不自滿，則知有過，必改之。君子不是不犯錯，而是善於改過。《左傳》（宣公二年）晉國大臣士季言：「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後演變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即此義。

只問該不該改，不問難不難改。如冉求曰：「非不說（即「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即罵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雍也〉）這種劃地自限、知過不改之人，就是孔子所說的「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所以，只要「勿憚改」，就能「不貳過」，也就不算真「過」。可見孔子允許人無心犯錯，但是不允許知過不改、一犯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