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開到台灣以後

（一）又開始了被困的生涯

〔3月9日〕一覺醒來，天已經大亮了。但臺北城中的槍聲，仍像昨夜一樣的密集，不過聲音好像已經稍為遠了一點。我們連忙爬起來洗了臉，吃了點東西，想到外面去探探風聲。然而一陣陣的噓噓的槍彈聲，依然像流星一樣的劃過天空；有的，甚且更掠過植物園中的林梢，卜碌碌的掉下來。在槍彈橫飛中，我們怎麼能出去呢？又到什麼地方才能探聽消息？沒法，我們只好開開收音機，想收聽一點廣播，希望從無線電中，能夠收聽到一鱗半爪的消息。於是，我們便全部都圍坐在收音機旁傾聽。但聽了半天，收音機好像啞巴一樣，一直沒有聲響。自從臺北二二七事變發生，民眾控制了臺灣廣播電臺以後，差不多每日自晨7時起至深夜12時半止，幾鎮日哇啦哇啦的廣播不停。我們起先還以為機件發生故障，後來一檢查，方知一點也沒有什麼毛病。

3月9日自晨至午，我們差不多在收音機旁坐了五個多鐘頭，一直等到下午1時許，我們才從收音機中，聽到了二二八處委會廣播撤銷「四十二條」的聲明。但自此以後，我們便沒有再聽到過該會廣播的消息。在這時，我們心中雖然仍是忐忑不安，但已沒有昨夜恐懼的情緒，我們猜想：也許國軍已經來了吧？要不然，臺灣廣播電臺哪會如此沉默？在那時，我們是多麼熱切的，渴望著國軍能早日開到臺灣啊！因為臺灣的兵力太空虛，因為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不能保障外省人的安全，致使很多外省人都喪失了生命，更使很多外省人因此而痛恨陳儀、詛咒陳儀啊！

自從〔3月7日〕處委會向陳儀提出了「四十二條」以後，我知道有些要員們已備好飛機，預備於必要時可以隨時撤離臺灣。而海關招商局，與臺航公司的職員，復控制了大批的船集，也準備到緊急時，可以隨時乘輪離臺；是以臺灣航業公司在事變時，特別由臺北遷到基隆去辦公，其目的亦即在此。至基隆、高雄兩地海關中，有些高級的職員甚且已有一部分自臺灣撤至福州去辦公。當那些可憐的外省籍的小公務人員們看到了這種情形、聽到了這種消息時，他們真是悲傷極了，也憤恨了。我在臺南、臺北時，有很多外省人都曾向我哭訴著說：「要人們太太的洋狗洋貓，都有機關槍衛隊保護；我們這些小公務人員們的生命，便無人聞問。難道我們的命便真的趕不上她們的洋狗洋貓嗎？」像這種不平之聲，幾到處可聞。而陳儀之弟陳公銓，與葛敬恩夫婦之公館內，自從被忠義服務隊檢查並投炸彈後，即搬入長官公署內去住宿，以避災難。但那些小公務人員，便只有在恐怖中過著飢餓的日子……。

〔3月9日〕風停雨止，植物園中寂無行人，淒涼如荒原；要不是槍聲頻傳，幾真像一座死去了的林園。我們困居小屋，只以閱書談笑自遣，然落寞難消，只好悵望雲天，默默地遐想。

迄至下午5時許，當我們正在沉思默想，苦心焦慮的時候，忽然又聽到收音機中清晰的廣播，謂：「基隆於8日下午2時，曾有青年暴徒百餘名，〔企〕圖攻擊基隆要塞司令部，當〔即〕與守軍發生激戰；暴徒被擊斃兩名，基隆旋即戒嚴。至臺北市區之暴徒，亦於8日晚10時半分組發動攻勢，與由北投、士林、松山等郊外之暴徒匯合後，即開始向圓山海軍辦事處臺北分處襲擊；其他暴徒，則分別攻擊臺灣供應局倉庫、警備總司令部、陸軍醫院，及長官公署、臺灣銀行等機關，即與守軍發生激戰。又閩臺監察使楊亮功氏，已於8日午自福州乘海平輪抵基隆港，因暴徒盤踞港口，當〔即〕與楊監察使同輪抵臺之兩營憲兵及基隆要塞司令部之守軍衝突；激戰6、7小時，始將暴徒擊退。楊亮功至下午4時始能登岸。深夜即9日晨2時，楊氏偕其隨員劉啟堃等遂乘載運憲兵之卡車，由基隆出發；沿途均有戒備。不料行至七堵與八堵之間，即遭夾道兩山間之暴徒襲擊，當〔即〕有憲兵一人受傷，劉啟堃亦被擊斷三指；楊氏幸先移動坐位，未遭意外，然已跌於車旁，飽受虛驚矣。幸賴憲兵保護，且戰且走，直至晨間3時許始安抵臺北。現本市已自9日晨6時起，宣布戒嚴。軍憲出動布崗，禁止暴徒通行……」云云。

當我們聽到這種廣播時，我們方知道昨夜槍聲的緣由，並獲悉已有兩營憲兵開抵臺灣的消息。同時，我們相信還有很多的國軍，將源源的增援臺灣，來救護我們出險！這時，我們雖然仍被困在小屋內，然心情已迥非昨夜之心情矣。

惟在廣播中所聽到的消息，只是一些官方的報道。事後，據一個權威的人士，告訴我一段幕後的消息稱：臺省當局在事變發生時，起先以為地方事件，頂多幾天便可解決，故未將詳情陳報中央。迨至3日全省各地之民眾均紛紛暴動後，始知有異，乃急電蔣主席暨國防部速派援兵。參謀總長陳誠於接獲密電後，即迅令駐在崐山之廿一師原手抄本此處寫的是「二十師」，後面為「廿一師」。此處有誤。₁ 劉雨卿部速調臺灣增援。同時，臺灣憲兵團團長張幕陶亦急電原駐福建之兩營憲兵迅速開往臺灣，加強實力。劉部於5日接得命令後，即星夜將廿一師部隊由崐山以急行軍開到上海，於3月6、7、8三日分乘太康等軍艦先後離滬。本擬在8日晨即可開抵臺灣，但終因船隻缺乏，較預定時間約遲一日；幸由福建開到臺灣增援之兩營憲兵，能及時趕到。否則，長官公署及其他各重要機關，均不免要慘遭「接管」之命運。

故那時云閩臺監察使即將抵臺之消息，實係一種暗號，表示國軍即將可以開援臺灣之謂。二二八處委會某些顯要們，亦明知中央遲早終將派兵來臺鎮壓，惜已陷入泥坑，無法自拔矣。

陳儀自獲知國軍即將抵臺之消息後，態度即轉趨強硬。當黃朝琴於8日晤陳儀時，曾談到政治腐敗、澄清貪污等問題，陳當〔即〕將桌子一拍，勃然大怒道：「什麼腐敗不腐敗、貪污不貪污！你有什麼證據？」說著，即逕自跑進辦公室中辦公，黃朝琴遂亦愀然而別。

自從二二八處委會向陳儀提出「四十二條」後，陳更震怒異常。遂於7日晚即暗令臺北市所有的軍隊，秘密集中待命；8日，當長官公署獲知處委會因「四十二條」問題而發生分裂時，負責軍事方面者，即於8日晚以軍警便衣密布中山堂附近，伺機而動。同時，二二八處委會激烈派的分子如王添灯等，因所提之「四十二條」未能如願，亦擬提前於3月10日接管長官公署。

長官公署於8日晚間10時許接獲憲兵已抵基隆之情報後，即於10時30分下令總攻。是時，二二八處委會的要員們，均大多分聚中山堂與日新町國民小學兩處開會，於聞及槍聲時，尚以為係民眾攻擊長官公署；及至軍隊衝進房屋時，始知有變，乃狼奔豕突，紛紛逃竄。而有武裝之流氓浪人以及退伍之軍人等，遂與軍隊展開激戰。故一時槍彈聲大作，全臺北便又陷入最恐怖之混亂中。

二二八處委會與忠義服務隊、臺灣自治青年同盟等各首腦，被捕獲者甚眾。據聞，王添灯是時正預備赴廣播電臺，走到半路上即被伏軍擊斃；其他如呂伯雄、陳金水以及處委會的顯要們，亦大半先後被捕。當軍隊跑至蔣渭川家中搜捕時，蔣是晚適不在家，蔣之兒子則被打死。蔣渭川聞悉後，乃留書一封致陳儀，大意云：「余之子不幸被打死，余已痛不欲生。從此以後，余蔣渭川將與你陳儀誓不兩立，不是有我無你，便是有你無我。」一氣而遠遁深山，發誓將領導民眾，抵抗到底。

3月9日晚，我們又聽到收音機中用國語廣播稱：「暴徒400餘人，於今日11時，圍攻水道町臺北市區偏南，約從水源路到羅斯福路三四段、溫州街、龍泉街的帶狀，今日臺北自來水源區、臺電總管理處一帶。₂ 電臺，與國軍駐守該臺之士兵一排發生戰鬥，情勢曾一度危急，經增援後於午後4時，始將暴徒擊退；計擊斃3名，俘獲13名。又今日下午6時，暴徒百名，曾襲擊圓山附近之輜汽二十一團；被守軍擒獲20餘名。同時，復盛傳暴徒將破壞臺北市自來水總設備，擬絕水源，並唆使高山族人民自新店方面進襲市區，本市已有戒備」云云。這一晚，我們雖然仍提心吊膽，然已呼呼的睡了一大覺。

（二）收音機中的天下

前幾天在收音機中，盡是聽到閩南話、客家語、日語等的廣播，很少用國語，幾全是二二八事件處委會的各種報告，裡面充滿了血腥的氣味，自然令我們不高興。但自從9日下午1時起，即不再聽到該會的聲音；一如事變前一樣，除了各種的唱片和新聞外，又大半是長官公署的廣播了，而在各種廣播中，也同樣充滿了血腥的氣味，自然也令臺灣人不舒服。

在國內（編按：指大陸地區），是新聞紙比廣播重要；但在臺灣，則是廣播比新聞紙更重要。因為，臺灣的收音機，據我私人的統計，至少有六萬具以上。平均每一百個臺灣人便有一個收音機，可以收聽各種的消息。故事變爆發以後，民眾即首先占領廣播電臺；國軍開到以後，自然也首先收回廣播電臺。是以，從收音機中廣播的語調，我們便可以測知一件事態的盛衰。

昨夜及今晨（編按：指9日夜及10日晨），臺北市的槍聲，依然到處砰砰磅磅的響，惟已不像8日夜與9日晨那樣的密集，而只是斷斷續續的零星的槍聲。從早上7時起，我們便看到警察訓練所裡的警察，從隔壁跑到植物園中來看地形、挖戰壕、做陣地，他們在林中指手劃腳的跑來跑去，臉上顯得很神氣、很高興似的，已不像前幾天那種垂頭喪氣的樣子。更不時的向著遠遠的地方射擊。我們悶坐在屋子裡，想到林子裡面去逛逛，但他們卻以手示意，勸令我們不要出來，免得受流彈的襲擊。故我們只好一天到晚的坐在收音機旁收聽廣播，或躺在榻榻米上看小說。

3月10日上午10時，陳儀向全省同胞廣播，正式宣布國軍已移駐臺灣，與再度戒嚴的意義，並聲稱已將二二八處委會解散，其他各非法團體，均予以封閉。同時，復籲請全臺同胞：工廠須復工，商店須開門，學校須開課，不准抬高物價，不准集會遊行，不准藉口規避等。

但事實上，因為秩序未能及時恢復，物價波動更烈，米荒尤其嚴重，甚至於花60餘元臺幣的高價尚買不到一斤米，就是山芋雜糧等，也猛漲不已，有錢無市。我們在被困期間，便曾吃山芋、吃紅豆、吃糯米，吃得肚脹胃疼；而有很多貧苦的小公務員，和做小生意的臺灣人，只能日食山芋和開水充飢。

再加以戒嚴令沒有解除，有些好的臺籍學生，自從聽到陳長官之廣播後，便紛紛到學校去上課，因而被戒嚴之士兵誤擊身死者甚多。尚有很多送牛奶的、賣報的、送電信的、販賣蔬菜的、拉黃包車的臺灣人，因為不懂戒嚴令的規定，因為彼此語言的不通，致被哨兵誤擊而死傷者亦甚眾。而有少數心存報復的軍警，更以射擊人命為兒戲，有時將本來是很善良的臺灣人，也當成「暴徒」來處決，任意予以擊斃。我在某一個樹林子裡面，便曾親眼看到有些穿黑衣服的警察互以手勢作暗語，表示比賽打死人的多寡。但大多數的外省人，自從國軍開到以後，很少有對臺灣人採取報復的行動。

10日下午，在植物園中，我便聽到一個曾經被打的外省人說：「我雖然被打三次，幾乎被打死，但我不想報復，我原諒那些臺灣人的幼稚和盲動。假使冤冤相報，仇恨越積越深，從此便永無寧日，那絕不是一個好現象。」像這種悲天憫人的胸懷，我想，即使是一個殘暴不仁的臺灣人聽了，也一定會深受感動的。這雖然是一個被打的外省人之態度，但確能代表大多數外省人的情懷。

從3月9日至11日，在這三天內，我們均被困在小屋中。11日那天，據說，市區內的「暴徒」已被肅清，而槍聲亦漸稀微，我們才敢在植物園中的最裡面散散步，但仍不敢跑到林子外面去。在被困期間，除了收聽無線電外，便得不到任何的消息。故在那幾天收音機中的天下，不是某某處長廣播，便是某某局長訓話，一天到晚也是哇呢哇啦的叫個不停，老調常彈，也委實有點令人心煩。且收音機只能收到臺灣的消息，若收聽京滬一帶的廣播便比較困難。故直至11日下午5時許，我們在飛機散發的傳單中，才獲知蔣主席對於臺灣事變的態度。當我們看到那架飛機翱翔天空散發傳單時的雄姿，當我們獲知蔣主席對於處理事變那種寬大的態度時，我們的心中是多麼高興啊！

（三）臺北城中街頭巡禮

在小屋中被困了三天，一直到3月12日早上，聽聽臺北市區裡面已經沒有什麼槍聲了。於是，我們便冒險跑出植物園，到劫後的臺北街頭巡禮。因為，在戒嚴令中規定：凡民眾通過步哨線時，不准三個人以上在一起走路，並應慢步行進，不得東張西望。所以，當我們走到街上時，我們幾個人，便分成幾個小組，以不規則的三角形，一先一後的走著。更隨時提防著怕有流彈的襲擊，因為，有些狡黠的流氓浪人，還常常隱藏在偏僻的地方，或潛伏在三四層高的頂樓中，向軍隊或外省人襲擊。

一走出植物園，便是博愛路。我們剛踏上馬路沒有幾步，就看到有三具僵硬的屍體：一具躺在陰溝裡，像是一個送報的小孩，他旁邊還掛了一個褪了色的報袋；一具橫臥在大馬路上，殷紅的血濺滿了一地，因為身體是伏在地上，看不清面部；另一具則是一個送牛奶的青年，很多破碎的牛奶瓶子，還零亂地散布在死者的身邊。當我們走到前日本總督府的附近時，又看見了幾具屍體，橫七豎八的躺在大馬路上，屍旁地上，血跡斑斑，附近爬滿了蒼蠅，發出一陣陣的惡臭，令人作嘔。而有些地方，雖然屍體已被移去，但死者破爛的衣服，依然殘存在地上。沒有主子的野狗，更常常啣了一隻人腿或一個骼髏，在荒僻的防空壕旁啃噬；有些野狗更啣著死者的皮靴、鴨嘴帽、內衣等，在馬路上到處奔跑。而在每一條馬路上，幾乎到處可以看到一攤攤的血跡。這正猶如在二二七事變發生以後，臺灣人毆打「阿山」時是一樣的情況。

今天是總理誕辰原文如此，應是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逝世紀念日之誤。孫中山生於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過世。₃ ，故臺北城中，均到處掛滿了國旗，無論大街小巷，均崗位森嚴，哨兵林立，每一支槍桿上，皆插著雪亮亮的刺刀，槍膛中並上好了子彈，每一個雄赳赳的憲兵，和一個氣昂昂的軍隊，都精神抖抖的注意著每一個行人。8日以前，在馬路上是看不到外省人的，但今天卻恰恰相反，很少有臺灣人在街上走動。偶而在街上走著或騎在腳踏車上的臺灣人，臂上也都纏著警備總司令部所發的特別通行證；從他們那種惶惑的形色中，我們可以猜測他們心中的疑懼。今天，我看到很多外省人和公務人員，都敢抬著頭在街上走路了。前幾天，他們是連看都不敢看臺灣人一下的。

最令我奇怪的，便是大多數臺灣的女人，他們自從國軍到了以後，均不敢穿著木屐再在街上徜徉，十有八九，都已換上了皮鞋。故木屐聲已經不像先前那樣的刺人耳朵。說句老實話，我對於臺灣同胞所穿的那種日本式的木屐，實在有點憎厭；不曉得是什麼緣故，只要一聽到那一陣陣滑泥滑踏的聲音，我便感到難受。也許那是因為過去痛恨日本人的關係罷？

我從博愛路一直走，便到了火車站。又從火車站向右拐，轉向太平町；未穿過鐵道，我即被哨兵擋駕。據說太平町一帶仍藏有「暴徒」，正在繼續搜捕。沒法，我便只好從臺北電信局營業處的門口折回來，又向長官公署那邊走去；但走到中山路與中正東路圓環附近時，又被哨兵擋駕。於是，我乃在衡陽街、懷寧街、沅陵街一帶漫步。只見在這一帶街道上的商店已大半開門，做生意的臺灣人，對於每一個外省人去買東西，都戰戰兢兢的特別客氣，一反以前那種傲慢的態度。對於國軍去時，更常常自動減價廉售，以博取國軍的歡心。各機關有的已局部辦公，但未開始辦公的仍占大多數。劫後的臺北街上，一切都顯得淒涼冷落。

後來，我更特別跑到中山堂去憑弔了一下。只見四周哨崗密布，裡面則靜悄悄的闃無一人，與我8日那天下午來看時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別。我在中山堂內外，徘徊良久，不禁頓生無限的滄桑之感。

臺北市區的範圍甚廣，比南京小，比蘇州大，但街道之建設，卻遠比南京、蘇州好。我們在臺北城中兜了大半個圈子，的確有些累；後來，我們在新臺公司附近一家糖菓店裡買點餅乾麵點等，便由泉州街龍口町一帶繞回植物園。於路過臺灣省參議會門口時，我們看到該會的窗口，忽然露出一大幅擁護蔣主席的白布。在前些日子，我們做夢也看不到那一大塊白布啊！而在臺北神社附近，我們又看到五六具屍體，東倒西歪的睡在路旁，雖然已經腐爛了，也無人聞問。由後門踏進植物園時，我們更看到在有些樹木的枝枒間，竟然掛著十幾塊炸碎的人肉。

這真是一種人類的慘痛，而也是一種民族的悲劇啊！

（四）新聞界空前的浩劫

自從國軍開到臺灣以後，新聞界便遭遇到空前的災難，和空前的浩劫。這責任不在國軍，因為，劉雨卿所部的二十一師，根本未曾逮捕任何記者。但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卻以在事變期間，臺灣大多數的報紙，均受異黨分子控制，散布謠言，煽動事變，挑撥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感情，深中日本奴化思想之遺毒等等為理由，於3月9日，首先將中山路的《民報》予以查封，搗毀該報之印刷廠，並逮捕一部分工作之人員。至11日，臺北所有之民間報紙如《人民導報》、《中外日報》、《大明報》、《重建日報》、《國是日報》等亦先後被封閉。各報之負責人與重要之工作人員，均以「叛國」或「異黨」、「暴徒」等罪名而紛紛加以逮捕。如《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自從教育處副處長被免職以後即被拘押；此外如《民報》社長吳春霖，《重建日報》社長蘇泰皆，《中外日報》董事長林宗賢，《大明報》社長艾璐生、總編輯馬銳籌、主筆王孚國、編輯陳遜桂、文野等新聞從業員，均一一被捕。即臺灣省黨部宣傳處長林紫貴所主辦之《國是日報》也不能倖免，林亦被禁閉一天始放出。至《重建日報》社長蘇泰皆，因中央有電到，後方釋放。即連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主辦之《新生報》社，社長李萬居亦被打得頭破血流，至該報總編輯暨主要負責人均以在於事變時該報不聽指揮，擅自刊載二二八事件處委會之新聞，而遭逮捕；事後並大事整飭內部，重換新人。此外，如《上海大公報》駐臺辦事處也曾被封閉幾天始開禁。至京滬一帶駐臺記者，均紛紛化裝易服，改名換姓，躲在朋友家裡不敢出來。稍一不慎，即行失蹤。故一時臺北新聞界皆風聲鶴唳，日夜不安，人人自危。

臺北一地如此，其他各處亦莫不皆然。如基隆《自強報》、高雄《國聲報》、花蓮《東臺日報》，均被封閉，各主要負責人之命運亦同臺北一樣，不是逮捕，便是拘押。

是以，那時在臺北出版之報紙，只有《新生報》與《和平日報》兩家。迨至3月20日左右，連國防部所主辦之臺灣版《和平日報》，因為刊載南京二中全會將陳儀撤職查辦的消息，亦被警備總司令部予以封閉，甚至於《和平日報》之文化服務部（書店性質）也遭查封，該報社長李上根及重要職員均被逮捕。警備部對外則說是奉國防部白部長崇禧的命令；但白部長於4月2日由臺返京在招待記者時，卻堅決否認此事，足見白部長未曾下令封閉報館。後來，《上海大公報》和《中央日報》的航空版，以及其他各地之報紙，如寄到臺灣時，均須受警備總司令部之檢查。凡不利於陳儀之新聞或言論，均一律被鏟版，故各報均常常開天窗，甚至於有些無關緊要之消息，亦被檢查員用油墨塗去或鏟掉。

直至我離開臺北時，臺北只剩下了一家官辦的《新生報》。至於中宣部所主辦之《中華日報》，僅能在臺南出版，臺北則不准發行。凡是被捕的新聞從業員，均下落不明，迄不知究拘何處？新聞界像這樣大規模的被逮捕，不僅世界罕聞，即在中國任何各地亦聞所未聞！（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