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君子」、「小人」之分，是儒家對人所做的最根本分類，而「義利之辨」就是分類標準。「義」是道德，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擴及人群與人群之間）的合理關係」，故《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等五種人際關係為「五達道」（參見《論語》〈子罕篇．三達德〉）；「利」是私利，關注的是「自己」。儒家先選擇要作個君子，決定從義而不從利，然後透過內省，在每一具體的人際情境中，依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君子愛人以德」來判斷何為義所當為。如果義、利發生衝突，君子必選擇從義。反之，不去辨別義、利，或從利不從義者，就是小人。此一「義利之辨」是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最根本的差異所在。

二

西方人認為「道德」的性質不外以下二者（或者二者間不同比例的混合）：

（一）道德是一種外在的客觀知識。

這種主張始於柏拉圖，認為「道德」（「善」）是外在的客觀存在。這類理論發展為各種哲學體系，由於所論被認為是「客觀」的知識，所以在理論上其目標是「普世」的（尤其是認為道德就是「神的命令」的各種神學），但弊病則是易流於專斷，成為部分人壓迫其他人的理論工具。換言之，這種道德實際上往往仍是部分人用來界定、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

此外，這種主張難以解決「知」與「行」的差距問題，無法回答：為何知道「道德」（或「善」）就能導致實踐它的動機？因為如果道德只是外在客觀的知識，完全有可能出現一位為了滿足其好奇心而研究「道德」的學者，對「道德」所知極多但人品極壞。事實上，我們可以討論「道德」，並獲得關於「道德」的某些知識（如我們現在在此所做的），但是道德在定義上（by definition）就與人的起心動念相關，因此不可能是外在於人的客觀知識。

（二）道德是發自內在的心理需求。

這類道德理論又分兩類，其一認為道德是基於人對他人的感情（同情或愛）；其二認為道德是基於人的「自利」（self-interest）動機。美國獨立宣言就乾脆將「追求幸福（happiness）」視為天賦人權之一。

但不論是基於感情或自利，這二者仍是出自一己的心理需求，因此其目標很難是普世性的，在實踐上充其量也只是屬於某一「我群」（we-group）的道德，對「非我族類」仍是不適用的。這在西方的民族主義中表現得特別明顯，以致於西方的民族國家通常「國強必霸」，一有機會就會發展成帝國主義。

西方哲學家中最接近儒家的是康德。他不但不把「道德」視為外在的知識，同時也不把幸福當作應當追求的道德目標。他認為一個有德之人會因其「道德的自我意識」（moral self-consciousness）而不得不（compelled）盡到自己的道德義務。但是他似乎把這種與幸福無必然關係的道德的「無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視為另一種因內省（包括邏輯思辯）而得到的「知識」。於是又把「道德」外在化了。

把道德視為外在的「知識」，是邏輯上自相矛盾之事，在此不再討論。把道德視為心理需求，則是將道德視為某種「利」，以為道德可用「利益」來界定。

三

中國的君子知道「道德」（義）與「私利」（利）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價值判斷基礎，不能互相轉換，我們只能從「義」中反思出道德；西方人則始終誤以為可從「利」中提煉出道德。

西方人基於自身群體生活經驗，瞭解「一群完全自私的人不能群居共處」，「社會」的存在必須以克制私心的「道德」為前提。但是，他們不知「道德」與「私利」性質互斥，於是不做根本性的義利之辨，總是試圖在「私利」之上建立「道德」。結果，他們犯了兩類錯誤：

（一）以為「愛」可做道德的基礎：

西方人特別推崇人類天性中的「愛」（尤其是男女間的「愛情」、親子間的「母愛」），以為這就是「無私」，就可作為「道德」的基礎。其實，「愛情」或「母愛」不過是「放大了的我」或「放大了的『一己之私』」，愛的對象還是「我的情人」或「我的子嗣」，不是真正的「別人」。

西方人不知真正的「道德」必須從出發點便放下「一己之私」，因此惑於「為『愛』而犧牲」的行為，以為這種足以使人犧牲自己的「私愛」（愛情、母愛）就很偉大，堪為發展「道德」的出發點，於是西方人便致力於擴大（即前述「提煉」，或稱「昇華」）「私愛」，進而去愛「我的家族」、「我的鄉里」、「我的民族」、「我的國家」；如果附加上某些條件（例如：信「我的上帝」、順服「我的國家」），他們還自以為能夠做到「愛全人類」。

他們以為：某人「愛」的對象範圍越大，道德性就越高。事實上，由於其「所愛」的範圍（圓周）再大也還是以「我」為圓心，所以仍然是「私愛」（愛一己之私），因此，他們不可能真正愛「別人／異教徒／異族／異文化」。

例如，他們會說「在（我所信仰的）上帝眼中，人人平等」，但不信上帝者（或信其他品牌的上帝者）即無資格享受這種平等，於是也就得不到信上帝者的「愛」；他們還將自己的價值觀（包括宗教信仰）視做普世價值，把非西方民族視為「白種人的負擔」，扮演「十字軍」，用船堅砲利強迫其他民族「認識真理」、「信仰唯一的真神」，使許多非西方民族、非西方文化若不被其奴化或同化，即亡國滅種。

說到底，作為西方文化中「道德」之基礎的「愛」不論對象範圍多大，始終是「私愛」，是以「利」或「一己之私」為核心、出發點，因此只是「放大了的自私自利」，不是真正的道德。西方之所以有這個倫理學上的盲點，就是源自於他們不知義利之辨。

（二）以為各個人的「快樂/幸福」相加，就是「善」：

英國哲學家邊沁（Bentham）放棄了傳統西方倫理學的道德觀，直接把個人的「快樂／幸福」之感覺視為「善」，並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視為最高的善，據此提出功效主義（utilitarianism）。這是西方人不知「義利之辨」而在哲學上最赤裸裸的產物。

然而，由於每個人的「快樂／幸福」感千差萬別，難以加總，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相互衝突，因此「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流於空話一句，最終導致功效主義的沒落。功效主義者試圖加總各個人的快樂感而從「私利」推導出「道德」，最後仍然失敗。

四

反之，整個中國儒家「道德」的基礎則是「義利之辨」。儒家先有意識地否定「『私利』可經過擴大、提煉、昇華、發展成為『道德』」，不認為「『利』可通於『義』」，於是便把「喻於義」和「喻於利」視作兩種迥然相異的價值思考方向，先把「別人」看做與「自己」在道德價值上平等（但未必在社會地位上平等）；不從自己，而是從「平等的人」的人際關係裡反思倫理道德。換言之，西方人是在源自一己之私的「愛」（或是各個人一己快樂之總和）裡尋找道德，中國人則直接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裡反思道德。

因此，孔子雖然也講「愛人」，但這是「汎愛眾」（不是「愛自己的某某」）之「愛」，是直接把別人當做「與自己平等的人」來對待，是「『人』愛『人』」、「『人人』愛『人人』」，而不是西方人那樣「『我』愛『我的某某』」。所以，中國道德的核心價值觀念「仁」字從「二」從「人」，就是直指人與人（二人）間的關係（精確言之，是君子與君子之間的關係）；而「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成了中國道德的金科玉律。

五

中國人思考道德問題既然不是從「我」出發，而是從「人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發，因此必然主張人人平等，不卑不亢。只是在實踐上，由於人對他人的理解力（同理心）、感受力（同情心）有限，故遠近親疏之別在所難免。因為「遠近親疏」無所不在，故費孝通說的「差序格局」也無所不在，但是最終道德目標永遠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子夏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孟子一言以蔽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是從「老吾老」、「幼吾幼」的差序格局出發，走向「及人之老」、「及人之幼」。此即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或張載所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銘〉）。

故中國人講的道德專注於「人人」（「仁」之本義），是真正「把人人都當人」的道德，緊扣住人與人間的「關係」；但西方人講的道德觀念則始終以「我」為核心，只是講求「如何把『一己之私』擴大」，甚至併吞其他人的「一己之私」。所以，西方人的道德基於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始於個人的權利（rights）；中國人的道德基於人人主義，始於每個君子對「人人」的責任（「以天下為己任」）。

所以，西方人的最高道德是基於「我群」意識的民族主義（包括征服全世界的「使命感」），中國人的最高道德是基於人人主義的天下主義（天下一家，協和萬邦）。其結果，中國（包括國家與個人）再強大，也不會認為強凌弱、眾暴寡是應該的；而西方國家一旦強大，就會以對外擴張作為其「道德使命」。

六

在社會內部，西方人以為人人尊重別人的權利就是道德，但中國人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才是道德。所以法國巴黎《查理週刊》以漫畫諷刺伊斯蘭教，自認為是其言論自由，但是卻違反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結果遭到恐怖攻擊報復，導致十二人死亡，十一人受傷。如果一個社會的秩序奠基於「權利」，除非維持某種程度的封閉性，否則這種群際衝突勢必發生。但如果一個社會的秩序是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基礎，就可以既開放而又和諧。

七

儒家知道「義」、「利」之不同，決定對其加以辨別，然後選擇「義」。他們自然會看到某些人（可能是大多數人）或者不知「義」、「利」有別，或者知道卻決定不加辨別，於是儒家提出「君子」、「小人」之分。這是儒家對人性最深刻、偉大的洞見之一：君子懂得「義」，於是只問是非；小人只懂「利」，因此只問得失。此與「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同義。

但一個人會成為君子還是小人，雖與家庭背景、成長環境、所受教育有關，說到底還是取決於個人內心道德性的選擇：若某人選擇認可「道德」的重要（也就是做出義利之辨），他就已決定要做個君子，然後他才會懂得道德與是非；若某人選擇不認可「道德」的重要（不做義利之辨），那他就始終是小人，人品不具道德性，只懂得利害得失。換言之，一個人先決定作君子（即決定分辨義利），然後才會聽懂「義」（「喻於義」）；反之，一個人先決定作小人（即決定不分辨義利），那就無法聽懂「義」，只會逐「利」（「喻於利」）。

八

「道德」必基於自由意志，只能由個人內心自做選擇，無法由外在施壓、迫使他人產生道德心。盧梭認為強制人民服從「公通意志」（general will）是「強迫使其自由」（forced to be free），而黑格爾認為「絕對服從國家」才是「真自由」，二人都認為可經由強制而提高人民的道德性，都是完全曲解了「道德」的本質。因此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面對自甘為小人者，不論如何講解「道」、灌輸「道」，也改變不了他的格局，無法把他從小人變成君子（「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