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留學異國飽受民族歧視的聞一多，寫下一組七首的愛國詩歌《七子之歌》，他把當時中國被列強割據的七塊殖民地（或租借地）澳門、香港、臺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旅順及大連，比喻為被迫離開母親懷抱的七個孩子。長期以來，中國大家庭的骨肉分離，帶給全體國人莫大的痛苦與傷害。凡是有血有肉的中國人，無不和聞氏一樣，希望七子早日回家。唯有全家團圓，同心協力，中國人才能重拾應有的尊嚴與福祉。

自鴉片戰爭以來，國人歷經無數的犧牲、奮鬥，如今七個孩子當中的六個總算回家，中國的統一與復興也接近完成。但遺憾的是，七子之一的臺灣竟然一再拒絕回家，甚至還認賊作父，援引外力與自己的祖國為敵。臺灣的拒統，給予強權勒索、牽制中國的機會，使中國無法成為有尊嚴的正常國家。兩岸的分裂，造成臺民認同錯亂、是非顛倒，使臺灣無法成為健康、正常的社會。

臺灣認同錯亂，顛覆夷夏之防

與港、澳等六地相比，臺灣問題格外棘手。因為前六者回歸之前，都被外族統治，「夷夏之防」讓六地的絕大多數民眾仍自認是中國人，都以回歸祖國為念。但臺灣自從1945年光復以來，明明一直是被中國的政權統治，然而這個政權僅在短暫的1945-1949四年間不曾刻意離間兩岸。在此之後70年，國民黨於島內精心培育的內戰仇恨及其遺緒，讓臺灣民眾敵視對岸同胞甚於把臺灣當棋子、當禁臠的美、日。「夷夏之防」的內涵在臺灣被徹底顛覆：對岸是「夷」，臺美日是「夏」。如果散播反中、拒統理念的是外人，島上國人較易生戒心；但引領臺民走上反中、拒統歧路的，竟是背棄1912年立國理念的中華民國政府！當「中華民國」以冠冕堂皇、似是而非的理由拒絕「中國」時，不但極易混淆、誤導臺民理念，更讓不願視臺民為敵的北京投鼠忌器、束手無策。

由於孤懸海外，又因地理位置重要，成為列強制中第一島鏈的一環，臺灣極易遭受外力操控，也極易產生對內地的疏離感。臺灣統治者的認同與立場，遂深刻影響臺民的思維。日據50年的負面影響，毋庸贅言。蔣介石治臺早期為了強調中華文化、道統在臺灣而非大陸，還曾教導學童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與此同時，他更大力推行反共、仇共教育，疏於清除皇民史觀與媚日思想，並且主動把臺灣融入以美國為首的冷戰集團，使西化思想長驅直入。蔣的首項作為有助於臺民對中國的認同，但後三項（可簡稱為反共、媚日、親美）卻造成重建中國認同的極大障礙。蔣逝後，首項作為無疾而終，後三項的負面作用變本加厲，不但醞釀出臺獨勢力，也徹底改變臺民對中國的認同。

臺灣領導人的國家意識、民族情懷，從蔣介石以降每況愈下。在可預見的未來，民粹政治產生的領導人必然不會主動引導臺灣邁向統一，反而會以拖延、抗拒統一來騙取選票。若要冀望藍綠政客改變教科書與反中社會氛圍，亦屬緣木求魚。另一方面，基於本國利益，美、日對臺灣反中勢力的勾結、滲透及對臺民的洗腦，必定也不會鬆手。如果島內政治氛圍及外國勢力是使臺灣遠離中國的離心力，那麼大陸的進步及臺灣統派的努力若能化解臺獨、獨臺心態，則是把臺灣拉近中國的向心力。長期的事實表明，後者是杯水，前者是車薪。臺灣問題越拖延，統一的代價就越大，統一之後的治理也越難。

但是，要終局解決臺灣問題，必須站穩大國腳步、化解美國阻力。如果中國大陸自身的發展尚未成功，國力還不足逼使美國放棄聯臺制中，卻貿然解決臺灣問題，可能功敗垂成、欲速不達，甚至嚴重折損國力，延後民族復興。基於此考量，許多人遂主張：只要臺獨不「跨越紅線」，則先擱置臺灣問題，全力推動大陸內部發展，等國力逼近或超越美國之後，臺灣問題自然迎刃而解。此說有幾分道理，但仍有待商榷。

統一問題是「重」，發展問題是「急」

若以「輕重」與「緩急」來分，臺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儘管它不一定急於一時，但追求兩岸統一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不容打折、妥協；反之，解決大陸內部矛盾、應付外部挑戰、發展軍經實力屬於急務，必須立即進行，刻不容緩。總之，統一問題是「重」，發展問題是「急」，所以北京儘量延後就臺灣問題與美國攤牌，以求萬全，並爭取時間推動發展。北京延緩處理臺灣問題的苦衷，可以理解，唯須注意下面兩項前提：第一，臺灣問題即便不得不延後解決，但目前的對臺政策必須能生實效，而非只是表面上的「業績」，以免增加日後復臺、治臺的困難。第二，樹欲靜而風不止，臺灣問題的解決時機並非完全操之在我，如果事先沒有萬全準備，一旦情勢逼迫，將會措手不及。就此兩點，闡述如下。

第一，無效或錯誤的對臺政策猶如在茫茫大海餵魚，不但耗費財力、人力，更助長臺民的錯誤認知和分離勢力的擴張。正確的對臺政策猶如在魚塭內餵魚，可把有限資源花在刀口上，讓每一項對臺措施都產生具體的反獨促統效果。對臺的錯誤作為，遠比不作為更糟糕。對臺工作如果一時找不到合適著力點，寧可等待，暫時不做。

對臺工作盲點：誤信交流必可促統

目前對臺工作的偏誤，主要來自下列四項盲點。其一，誤信兩岸交流總比不交流好，交流必然有益促統。（請參看《遠望》2018年1月號林金源的〈促統必須交流，交流未必促統〉。）實際上，一個沒去過大陸的臺灣人，只要打開心眼，仍可以客觀、正確認識中國；只要他正視歷史真相，仍會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反之，一個不願打開心眼、不願正視歷史的臺灣人，再多的交流、讓利都無法買到他的認同。

對臺工作盲點：誤信經濟決定一切

其二，誤信經濟因素決定一切，以為只要大陸經濟更進步、國力更強大，臺民自然會棄獨轉統。君不見大陸貧窮落後的時代，臺灣人自認是中國人（或主張統一）的比率，都比現在高；而今大陸讓利越多、臺灣對陸順差越大，臺民對大陸的疏離感越強烈。顯然，決定國家認同的情感因素重於物質因素，在臺民心中中國長期被醜化所累積的負面情感效果，遠大於歷年臺陸貿易累積的順差金額。北京如果不直接、主動破解臺民反中、拒統的心理障礙，內地再多的物質建設、對臺再多的經濟讓利，都無法反獨促統。

對臺工作盲點：低估西方話語權造成的阻礙

其三，低估西方話語權對兩岸統一造成的阻礙。前文提及，冷戰時期臺灣主動融入美國為首的集團，並且全盤接收美式的價值觀，此後民主、自由、人權就成為臺灣社會普遍接受的普世價值。大陸國力騰飛之後，雖然清除部分臺民認定中國貧窮落後的印象，但臺民惑於西方觀點，認定大陸專制、不自由、沒人權，仍以此堅定拒統。這也部分說明了經濟讓利買不到國家認同的原因──臺民認為生活在大陸的政治體制之下，必定不安全、沒保障、沒尊嚴；「一國兩制」也只是中共的空頭支票，兩岸統一後終究會走向一國一制，這是臺民萬萬不能接受的夢魘。另外，西方話語權也挾制部分大陸人民，讓他們覺得臺灣制度優於大陸，於是一來大陸沒有資格強逼統一，二來留著臺灣的「民主」政體有助於刺激、引導大陸進步。他們因此對於促統作為嗤之以鼻，或者心存觀望。（請參看《遠望》2019年1月號吳啟訥的〈為什麼大陸總看不懂臺灣？〉。）

對臺工作盲點：低估反共教育的嚴重效果

其四，輕估（甚至不了解）反共教育扭曲臺民國家認同的嚴重效果。現在絕大多數臺灣民眾的內心觀念與用字遣詞，都把兩岸當成兩個互不相屬的國家，例如說「玉山是我國的最高峰」。年輕人有此思維或可歸為臺獨教育的成功，但即使蔣經國時代就開始任職政府或媒體的一群中壯年，在他們心中、口中的「我國」，也僅指臺灣，頂多是等於臺灣的「中華民國」。影響他們國家認同的，不是他們幼時未能躬逢其盛的臺獨教育，而是從1949年開始貫穿全臺的反共教育。「錯把政權當國家」是內戰恩怨與反共教育對臺灣人最大的誤導。（請參見《遠望》2019年4月號社論。）陳水扁的「一邊一國」就是一般臺灣人的普遍心態。臺民先已決定不和大陸休戚與共，然後大陸的讓利自然成為別有居心，大陸的求統（包含「一國兩制」主張）就成為侵略、併吞。

這四項盲點促使大陸對臺系統某些人士先對柯文哲抱有幻想，現又對韓國瑜寄予厚望。蔡英文上台以來中斷的陸客、官方往來、赴臺採購，原本已對臺灣造成壓力，開始逼迫臺灣人進行省思，但北京對韓國瑜開了綠燈，送給韓（實即臺灣）鉅額訂單與陸客，臺灣人的省思便提早結束，並且更加深了以下認定：「臺獨只能做，不能說；九二共識必須說，不必做。」口頭承認空洞化的「九二共識」好處多多，即便心口不一也無妨────反對一國兩制的韓國瑜就是典範。

北京對韓、柯的錯誤期待

一般人多認為韓、柯是「超越藍綠」的第三勢力，可為臺灣政局以及兩岸關係帶來新希望。如果從權力來源、組織型態來說，依靠個人魅力、未受黨組織庇蔭的韓、柯，確實是藍、綠之外的第三勢力。他們證明接地氣的個人，遠比老舊的黨機器更有戰鬥力。

但若考察韓、柯的國家認同，他們與國、民兩黨並無不同。韓、柯國家認同的差異，甚至遠小於韓和北京之間的差異。

2017年韓國瑜參選國民黨主席時曾說：美、日、中國大陸都在追求臺灣這位美少女，臺灣可跟任何一人約會，拿到最大好處，但就是不要隨便結婚。2018年韓當選高雄市長之後，大陸對他禮遇有加，但至今他卻仍公然拒絕一國兩制。2019年4月訪美時，他再重申：國防靠美國，科技靠日本，市場靠大陸。靠著承認九二共識而當選並獲大陸禮遇的韓，顯然只把「九二共識」當做「必須說，不必做」的政治口號，否則如何解釋他前述各項明顯違背「九二共識」的獨臺思維？拒絕「一國兩制」的韓國瑜，當然不可能主張「一國一制」，於是「把兩岸分裂分治的現狀永遠維持下去」就成為他沒有道破的真心意。

至於從未接受「九二共識」的柯文哲，為了辦成滬臺雙城論壇，心口不一說了「兩岸一家親」，但事後又為此話向綠營道歉，他的國家認同、意識形態根本與綠營無異。柯被稱為白色力量只因為他不是民進黨員，且與綠營具有競爭選票的矛盾，但他們都信仰、支持臺獨。所以，柯、韓的「第三勢力」並沒為臺灣帶來臺獨、獨臺之外的第三選項。

總之，韓、柯的個人魅力及興起只是臺灣政局的兩段插曲，主旋律仍是由「拒絕九二共識」的綠營和「敷衍九二共識」的藍營聯手譜成。這首樂章可名為「反中拒統」，算是臺灣的第一條路。臺灣的第二條路則是真誠「支持九二共識」的一些邊緣政治人物（如洪秀柱）和邊緣政黨（如勞動黨、統促黨、新黨）所演奏的「雜音」。請參見表一。

根據表一的分析，冀望韓、柯帶來新局者（包含北京），顯然沒有看清臺灣問題及兩岸關係的本質，才會對於「第三勢力」有不當期待。

北京應精挑交流對象

北京對韓、柯的作為可以檢討如下：首先，正因誤信交流必定有益，交流可以促統，所以在對藍、綠失望之餘，大陸仍急於尋找交流對象，表面看來「非藍非綠」的韓、柯遂成為最佳選擇。其實兩岸都急於交流，只是目的不同。臺灣急於交流，是為了激活經濟；北京急於交流，則是誤以為交流必然促統。實際上，拯救臺灣經濟有其急迫性，且交流確實有利臺灣經濟；但促統不急於一時，且錯誤的交流（例如對統一不誠者讓利）無助於促統。如果破除交流迷信，又看清彼急我緩，北京就應氣定神閒地精挑交流對象。

不當交流使分裂狀態固化

其次，柯主張臺獨、韓反對一國兩制的共同理由是：大陸不民主、不自由、沒人權。在「人進來，貨出去，臺灣發大財」的交流過程中，兩方只談經貿、商務，絕對不會碰觸政治議題。這種只經不政的互動，美其名曰「尊重對方體制」，它的實質效果是：臺灣賺了大陸錢，卻仍拒統，但臺方不會明說；大陸一再讓利討好臺灣，仍說服不了臺灣放下偏見、改變認同，可是陸方為了維持交流，所以也絕不會給「第三勢力」難堪。在雙方互相「尊重」的情況下，大陸等於在實質上，促使兩岸分裂分治的不正常狀態進一步固化、正常化。

北京應堅守自畫紅線

再次，如果臺獨派（柯）和獨臺派（韓）都可被大陸奉為上賓，北京所畫的紅線形同已自行抹去（至少高度模糊化），臺民眼中就沒有不可做之事（只是有些事不可明說罷了），他們更不會警覺到臺獨、獨臺最終必須付出嚴重代價。於是，臺灣更會以反中、拒統做為與北京討價還價的籌碼，尤其「法不責眾」，北京對於八成五反對統一者豈能奈何？如果有朝一日北京不得不動手對付分離主義者（他們只是做了韓、柯想做而未做之事），屆時北京豈不犯了前後不一致及「不教而殺」的罪名？

總之，2016年臺灣選民選了拒絕「九二共識」的蔡英文做為領導人之後，北京將兩岸交流降溫甚至中斷，是合情、合理、合宜的。這不是鬧脾氣，也不是小心眼，而是展現對於大是大非的堅持，以及主導統一大業的自信。大陸若不迷信「交流必可促統」，則它的不作為，其實就是最佳作為。可惜北京卻轉而與對「九二共識」毫無誠意的韓和根本拒絕「九二共識」的柯交流，並對他們有過度期待，此策失矣。

統一時機稍縱即逝

第二，臺灣問題的解決時機並非可由北京全然決定，大國博弈中隨時可能出現意外，恃「美」而驕的臺獨也可能擦槍走火。北京或將被形勢所逼，不得不提早解決臺灣問題。也可能天賜良機，讓北京以小於預期的代價，提早解決臺灣問題。不論是被迫還是天助，統一的時機稍縱即逝，北京如果事先沒有準備，將會措手不及，徒呼負負。

所謂準備，不只是掌控統一過程而已，更重要的是統一之後如何治臺。一旦統一，北京立即接手的，是比香港更棘手的燙手山芋。「一國兩制，臺人治臺」應是北京的大方針，但是此八字說來容易，做來很難。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問中國，中、英兩國政府開始就解決香港問題進行接觸。直到1997年7月香港回歸，中國政府至少有長達15年的時間規劃如何收復香港、治理香港，但今天港獨氣焰的囂張，證明收復容易治理難。臺灣的情況遠比香港複雜，統一之後「臺人治臺」的後果必然比「港人治港」更難料。中國當年收回香港的時程，早已排定，幾乎不受外力干擾，北京因此好整以暇，可以15年的時間謀劃治港細節。臺灣的情況完全不同，因為回歸的時機可能只在旦夕之間，中國不會再有15年時間規劃如何「臺人治臺」。如此說來，臺灣問題不只是重，其準備工作實在也緩不得、拖不得。

應為「臺人治臺」預鋪正軌

香港回歸之前，港人大多自認是中國人，大多接受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因此有了可用之兵，特區政府可以找到很多認同中國的香港人參與治港。但臺灣情形則相反。最近民調顯示，八成五的臺民反對一國兩制，他們基本上就是臺獨與獨臺的支持者。一旦統一時機來臨，這些人將成為「臺人治臺」的主體。因為其他一成五的統派臺民，扣除老弱、不堪大任者之後所剩無幾。而這一群治臺新貴屆時固然可能見風轉舵，但更可能陽奉陰違。決定他們向背的，是中國與反中外力的較勁。屆時如果港獨、臺獨在外力策動之下聯手，兩地將更難有寧日。

明乎此，今後對臺工作的首務，就應是精準反獨、有效促統，並且為「臺人治臺」預鋪正軌，而不是送往迎來、開會剪綵、採購臺產，更不是迷惑於臺灣茶壺內的風暴，急於拉攏雖可牽制綠營選票但卻對統一毫無誠意的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