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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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十月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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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大業的輕重緩急與對症下藥

作者 | 林金源
林金源: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遠望》雜誌社社長。

1925年3月,留學異國飽受民族歧視的聞一多,寫下一組七首的愛國詩歌《七子之歌》,他把當時中國被列強割據的七塊殖民地(或租借地)澳門、香港、臺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旅順及大連,比喻為被迫離開母親懷抱的七個孩子。長期以來,中國大家庭的骨肉分離,帶給全體國人莫大的痛苦與傷害。凡是有血有肉的中國人,無不和聞氏一樣,希望七子早日回家。唯有全家團圓,同心協力,中國人才能重拾應有的尊嚴與福祉。

自鴉片戰爭以來,國人歷經無數的犧牲、奮鬥,如今七個孩子當中的六個總算回家,中國的統一與復興也接近完成。但遺憾的是,七子之一的臺灣竟然一再拒絕回家,甚至還認賊作父,援引外力與自己的祖國為敵。臺灣的拒統,給予強權勒索、牽制中國的機會,使中國無法成為有尊嚴的正常國家。兩岸的分裂,造成臺民認同錯亂、是非顛倒,使臺灣無法成為健康、正常的社會。

 

臺灣認同錯亂,顛覆夷夏之防

與港、澳等六地相比,臺灣問題格外棘手。因為前六者回歸之前,都被外族統治,「夷夏之防」讓六地的絕大多數民眾仍自認是中國人,都以回歸祖國為念。但臺灣自從1945年光復以來,明明一直是被中國的政權統治,然而這個政權僅在短暫的1945-1949四年間不曾刻意離間兩岸。在此之後70年,國民黨於島內精心培育的內戰仇恨及其遺緒,讓臺灣民眾敵視對岸同胞甚於把臺灣當棋子、當禁臠的美、日。「夷夏之防」的內涵在臺灣被徹底顛覆:對岸是「夷」,臺美日是「夏」。如果散播反中、拒統理念的是外人,島上國人較易生戒心;但引領臺民走上反中、拒統歧路的,竟是背棄1912年立國理念的中華民國政府!當「中華民國」以冠冕堂皇、似是而非的理由拒絕「中國」時,不但極易混淆、誤導臺民理念,更讓不願視臺民為敵的北京投鼠忌器、束手無策。

由於孤懸海外,又因地理位置重要,成為列強制中第一島鏈的一環,臺灣極易遭受外力操控,也極易產生對內地的疏離感。臺灣統治者的認同與立場,遂深刻影響臺民的思維。日據50年的負面影響,毋庸贅言。蔣介石治臺早期為了強調中華文化、道統在臺灣而非大陸,還曾教導學童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但與此同時,他更大力推行反共、仇共教育,疏於清除皇民史觀與媚日思想,並且主動把臺灣融入以美國為首的冷戰集團,使西化思想長驅直入。蔣的首項作為有助於臺民對中國的認同,但後三項(可簡稱為反共、媚日、親美)卻造成重建中國認同的極大障礙。蔣逝後,首項作為無疾而終,後三項的負面作用變本加厲,不但醞釀出臺獨勢力,也徹底改變臺民對中國的認同。

臺灣領導人的國家意識、民族情懷,從蔣介石以降每況愈下。在可預見的未來,民粹政治產生的領導人必然不會主動引導臺灣邁向統一,反而會以拖延、抗拒統一來騙取選票。若要冀望藍綠政客改變教科書與反中社會氛圍,亦屬緣木求魚。另一方面,基於本國利益,美、日對臺灣反中勢力的勾結、滲透及對臺民的洗腦,必定也不會鬆手。如果島內政治氛圍及外國勢力是使臺灣遠離中國的離心力,那麼大陸的進步及臺灣統派的努力若能化解臺獨、獨臺心態,則是把臺灣拉近中國的向心力。長期的事實表明,後者是杯水,前者是車薪。臺灣問題越拖延,統一的代價就越大,統一之後的治理也越難。

但是,要終局解決臺灣問題,必須站穩大國腳步、化解美國阻力。如果中國大陸自身的發展尚未成功,國力還不足逼使美國放棄聯臺制中,卻貿然解決臺灣問題,可能功敗垂成、欲速不達,甚至嚴重折損國力,延後民族復興。基於此考量,許多人遂主張:只要臺獨不「跨越紅線」,則先擱置臺灣問題,全力推動大陸內部發展,等國力逼近或超越美國之後,臺灣問題自然迎刃而解。此說有幾分道理,但仍有待商榷。

 

統一問題是「重」,發展問題是「急」

若以「輕重」與「緩急」來分,臺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儘管它不一定急於一時,但追求兩岸統一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不容打折、妥協;反之,解決大陸內部矛盾、應付外部挑戰、發展軍經實力屬於急務,必須立即進行,刻不容緩。總之,統一問題是「重」,發展問題是「急」,所以北京儘量延後就臺灣問題與美國攤牌,以求萬全,並爭取時間推動發展。北京延緩處理臺灣問題的苦衷,可以理解,唯須注意下面兩項前提:第一,臺灣問題即便不得不延後解決,但目前的對臺政策必須能生實效,而非只是表面上的「業績」,以免增加日後復臺、治臺的困難。第二,樹欲靜而風不止,臺灣問題的解決時機並非完全操之在我,如果事先沒有萬全準備,一旦情勢逼迫,將會措手不及。就此兩點,闡述如下。

第一,無效或錯誤的對臺政策猶如在茫茫大海餵魚,不但耗費財力、人力,更助長臺民的錯誤認知和分離勢力的擴張。正確的對臺政策猶如在魚塭內餵魚,可把有限資源花在刀口上,讓每一項對臺措施都產生具體的反獨促統效果。對臺的錯誤作為,遠比不作為更糟糕。對臺工作如果一時找不到合適著力點,寧可等待,暫時不做。

 

對臺工作盲點:誤信交流必可促統

目前對臺工作的偏誤,主要來自下列四項盲點。其一,誤信兩岸交流總比不交流好,交流必然有益促統。(請參看《遠望》2018年1月號林金源的〈促統必須交流,交流未必促統〉。)實際上,一個沒去過大陸的臺灣人,只要打開心眼,仍可以客觀、正確認識中國;只要他正視歷史真相,仍會成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反之,一個不願打開心眼、不願正視歷史的臺灣人,再多的交流、讓利都無法買到他的認同。

 

對臺工作盲點:誤信經濟決定一切

其二,誤信經濟因素決定一切,以為只要大陸經濟更進步、國力更強大,臺民自然會棄獨轉統。君不見大陸貧窮落後的時代,臺灣人自認是中國人(或主張統一)的比率,都比現在高;而今大陸讓利越多、臺灣對陸順差越大,臺民對大陸的疏離感越強烈。顯然,決定國家認同的情感因素重於物質因素,在臺民心中中國長期被醜化所累積的負面情感效果,遠大於歷年臺陸貿易累積的順差金額。北京如果不直接、主動破解臺民反中、拒統的心理障礙,內地再多的物質建設、對臺再多的經濟讓利,都無法反獨促統。

 

對臺工作盲點:低估西方話語權造成的阻礙

其三,低估西方話語權對兩岸統一造成的阻礙。前文提及,冷戰時期臺灣主動融入美國為首的集團,並且全盤接收美式的價值觀,此後民主、自由、人權就成為臺灣社會普遍接受的普世價值。大陸國力騰飛之後,雖然清除部分臺民認定中國貧窮落後的印象,但臺民惑於西方觀點,認定大陸專制、不自由、沒人權,仍以此堅定拒統。這也部分說明了經濟讓利買不到國家認同的原因──臺民認為生活在大陸的政治體制之下,必定不安全、沒保障、沒尊嚴;「一國兩制」也只是中共的空頭支票,兩岸統一後終究會走向一國一制,這是臺民萬萬不能接受的夢魘。另外,西方話語權也挾制部分大陸人民,讓他們覺得臺灣制度優於大陸,於是一來大陸沒有資格強逼統一,二來留著臺灣的「民主」政體有助於刺激、引導大陸進步。他們因此對於促統作為嗤之以鼻,或者心存觀望。(請參看《遠望》2019年1月號吳啟訥的〈為什麼大陸總看不懂臺灣?〉。)

 

對臺工作盲點:低估反共教育的嚴重效果

其四,輕估(甚至不了解)反共教育扭曲臺民國家認同的嚴重效果。現在絕大多數臺灣民眾的內心觀念與用字遣詞,都把兩岸當成兩個互不相屬的國家,例如說「玉山是我國的最高峰」。年輕人有此思維或可歸為臺獨教育的成功,但即使蔣經國時代就開始任職政府或媒體的一群中壯年,在他們心中、口中的「我國」,也僅指臺灣,頂多是等於臺灣的「中華民國」。影響他們國家認同的,不是他們幼時未能躬逢其盛的臺獨教育,而是從1949年開始貫穿全臺的反共教育。「錯把政權當國家」是內戰恩怨與反共教育對臺灣人最大的誤導。(請參見《遠望》2019年4月號社論。)陳水扁的「一邊一國」就是一般臺灣人的普遍心態。臺民先已決定不和大陸休戚與共,然後大陸的讓利自然成為別有居心,大陸的求統(包含「一國兩制」主張)就成為侵略、併吞。

這四項盲點促使大陸對臺系統某些人士先對柯文哲抱有幻想,現又對韓國瑜寄予厚望。蔡英文上台以來中斷的陸客、官方往來、赴臺採購,原本已對臺灣造成壓力,開始逼迫臺灣人進行省思,但北京對韓國瑜開了綠燈,送給韓(實即臺灣)鉅額訂單與陸客,臺灣人的省思便提早結束,並且更加深了以下認定:「臺獨只能做,不能說;九二共識必須說,不必做。」口頭承認空洞化的「九二共識」好處多多,即便心口不一也無妨────反對一國兩制的韓國瑜就是典範。

 

北京對韓、柯的錯誤期待

一般人多認為韓、柯是「超越藍綠」的第三勢力,可為臺灣政局以及兩岸關係帶來新希望。如果從權力來源、組織型態來說,依靠個人魅力、未受黨組織庇蔭的韓、柯,確實是藍、綠之外的第三勢力。他們證明接地氣的個人,遠比老舊的黨機器更有戰鬥力。

但若考察韓、柯的國家認同,他們與國、民兩黨並無不同。韓、柯國家認同的差異,甚至遠小於韓和北京之間的差異。

2017年韓國瑜參選國民黨主席時曾說:美、日、中國大陸都在追求臺灣這位美少女,臺灣可跟任何一人約會,拿到最大好處,但就是不要隨便結婚。2018年韓當選高雄市長之後,大陸對他禮遇有加,但至今他卻仍公然拒絕一國兩制。2019年4月訪美時,他再重申:國防靠美國,科技靠日本,市場靠大陸。靠著承認九二共識而當選並獲大陸禮遇的韓,顯然只把「九二共識」當做「必須說,不必做」的政治口號,否則如何解釋他前述各項明顯違背「九二共識」的獨臺思維?拒絕「一國兩制」的韓國瑜,當然不可能主張「一國一制」,於是「把兩岸分裂分治的現狀永遠維持下去」就成為他沒有道破的真心意。

至於從未接受「九二共識」的柯文哲,為了辦成滬臺雙城論壇,心口不一說了「兩岸一家親」,但事後又為此話向綠營道歉,他的國家認同、意識形態根本與綠營無異。柯被稱為白色力量只因為他不是民進黨員,且與綠營具有競爭選票的矛盾,但他們都信仰、支持臺獨。所以,柯、韓的「第三勢力」並沒為臺灣帶來臺獨、獨臺之外的第三選項。

總之,韓、柯的個人魅力及興起只是臺灣政局的兩段插曲,主旋律仍是由「拒絕九二共識」的綠營和「敷衍九二共識」的藍營聯手譜成。這首樂章可名為「反中拒統」,算是臺灣的第一條路。臺灣的第二條路則是真誠「支持九二共識」的一些邊緣政治人物(如洪秀柱)和邊緣政黨(如勞動黨、統促黨、新黨)所演奏的「雜音」。請參見表一。

根據表一的分析,冀望韓、柯帶來新局者(包含北京),顯然沒有看清臺灣問題及兩岸關係的本質,才會對於「第三勢力」有不當期待。

 

北京應精挑交流對象

北京對韓、柯的作為可以檢討如下:首先,正因誤信交流必定有益,交流可以促統,所以在對藍、綠失望之餘,大陸仍急於尋找交流對象,表面看來「非藍非綠」的韓、柯遂成為最佳選擇。其實兩岸都急於交流,只是目的不同。臺灣急於交流,是為了激活經濟;北京急於交流,則是誤以為交流必然促統。實際上,拯救臺灣經濟有其急迫性,且交流確實有利臺灣經濟;但促統不急於一時,且錯誤的交流(例如對統一不誠者讓利)無助於促統。如果破除交流迷信,又看清彼急我緩,北京就應氣定神閒地精挑交流對象。

 

不當交流使分裂狀態固化

其次,柯主張臺獨、韓反對一國兩制的共同理由是:大陸不民主、不自由、沒人權。在「人進來,貨出去,臺灣發大財」的交流過程中,兩方只談經貿、商務,絕對不會碰觸政治議題。這種只經不政的互動,美其名曰「尊重對方體制」,它的實質效果是:臺灣賺了大陸錢,卻仍拒統,但臺方不會明說;大陸一再讓利討好臺灣,仍說服不了臺灣放下偏見、改變認同,可是陸方為了維持交流,所以也絕不會給「第三勢力」難堪。在雙方互相「尊重」的情況下,大陸等於在實質上,促使兩岸分裂分治的不正常狀態進一步固化、正常化。

 

北京應堅守自畫紅線

再次,如果臺獨派(柯)和獨臺派(韓)都可被大陸奉為上賓,北京所畫的紅線形同已自行抹去(至少高度模糊化),臺民眼中就沒有不可做之事(只是有些事不可明說罷了),他們更不會警覺到臺獨、獨臺最終必須付出嚴重代價。於是,臺灣更會以反中、拒統做為與北京討價還價的籌碼,尤其「法不責眾」,北京對於八成五反對統一者豈能奈何?如果有朝一日北京不得不動手對付分離主義者(他們只是做了韓、柯想做而未做之事),屆時北京豈不犯了前後不一致及「不教而殺」的罪名?

總之,2016年臺灣選民選了拒絕「九二共識」的蔡英文做為領導人之後,北京將兩岸交流降溫甚至中斷,是合情、合理、合宜的。這不是鬧脾氣,也不是小心眼,而是展現對於大是大非的堅持,以及主導統一大業的自信。大陸若不迷信「交流必可促統」,則它的不作為,其實就是最佳作為。可惜北京卻轉而與對「九二共識」毫無誠意的韓和根本拒絕「九二共識」的柯交流,並對他們有過度期待,此策失矣。

 

統一時機稍縱即逝

第二,臺灣問題的解決時機並非可由北京全然決定,大國博弈中隨時可能出現意外,恃「美」而驕的臺獨也可能擦槍走火。北京或將被形勢所逼,不得不提早解決臺灣問題。也可能天賜良機,讓北京以小於預期的代價,提早解決臺灣問題。不論是被迫還是天助,統一的時機稍縱即逝,北京如果事先沒有準備,將會措手不及,徒呼負負。

所謂準備,不只是掌控統一過程而已,更重要的是統一之後如何治臺。一旦統一,北京立即接手的,是比香港更棘手的燙手山芋。「一國兩制,臺人治臺」應是北京的大方針,但是此八字說來容易,做來很難。

1982年9月,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問中國,中、英兩國政府開始就解決香港問題進行接觸。直到1997年7月香港回歸,中國政府至少有長達15年的時間規劃如何收復香港、治理香港,但今天港獨氣焰的囂張,證明收復容易治理難。臺灣的情況遠比香港複雜,統一之後「臺人治臺」的後果必然比「港人治港」更難料。中國當年收回香港的時程,早已排定,幾乎不受外力干擾,北京因此好整以暇,可以15年的時間謀劃治港細節。臺灣的情況完全不同,因為回歸的時機可能只在旦夕之間,中國不會再有15年時間規劃如何「臺人治臺」。如此說來,臺灣問題不只是重,其準備工作實在也緩不得、拖不得。

 

應為「臺人治臺」預鋪正軌

香港回歸之前,港人大多自認是中國人,大多接受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因此有了可用之兵,特區政府可以找到很多認同中國的香港人參與治港。但臺灣情形則相反。最近民調顯示,八成五的臺民反對一國兩制,他們基本上就是臺獨與獨臺的支持者。一旦統一時機來臨,這些人將成為「臺人治臺」的主體。因為其他一成五的統派臺民,扣除老弱、不堪大任者之後所剩無幾。而這一群治臺新貴屆時固然可能見風轉舵,但更可能陽奉陰違。決定他們向背的,是中國與反中外力的較勁。屆時如果港獨、臺獨在外力策動之下聯手,兩地將更難有寧日。

明乎此,今後對臺工作的首務,就應是精準反獨、有效促統,並且為「臺人治臺」預鋪正軌,而不是送往迎來、開會剪綵、採購臺產,更不是迷惑於臺灣茶壺內的風暴,急於拉攏雖可牽制綠營選票但卻對統一毫無誠意的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