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這本書係增充著者於前（編按：1941）年冬季和去（編按：1942）年春天在「論中國之國」之主題下，對中央政治學校和中央大學中國通史班學生所作之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等講述而成。當時抽著講，各篇彼此獨立。今日合起寫，差或可構成一個理論體系，成一本較有體系的書。
書成後，無以名之，就名它為「中國論」。
藉助於「中國論」這個書名以名本書，倒很利於我們來說明這本書的目的。這本書的目的是在發現中國國家、最好說〔是〕「中國之國」的本質。就在這本書中，我們以檢討「中國之國」的歷史所啟示的特性來解釋「中國之國」的本質，並根據各種特性所昭示之「中國之國」的本質，來建設起一個接近歷史事實之「中國之國」之「自我認識」和「自我介紹」。
這是一個嘗試，也或者這是一個企圖，這是一個野心。這個嘗試，這個企圖，或這個野心，自希望它之能夠成功，促成一個真理的發現。（然也許會遭遇嚴重的失敗，或全面的失敗。但失敗也或者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萬一失敗了，也或不會是全面的勞而無功。我們的失敗，或正可呼喚起後繼之人的出現，並為他們的成功鋪開一條坦平的大道。）時至今日，在這個「送往開來」的大時代的啟示之中，我們緬懷著「中國之國」之古昔歷史的豪華與光榮，展望著她未來使命之偉大，並面對著她現時處境的非常，以及其被人誤解之嚴重，自不能不起而作此嘗試，作此企圖，或抱此野心。而時至今日，也惟有在中國學術思想水準之驚人的提高下，我們才有可能出而作此嘗試，作此企圖，或抱此野心。自然，著者之起而作此嘗試，作此企圖，或抱此野心，也不是出之於突如其來，而是有其歷史之漸。
約在七年之前（編按：1936年）的一個春天，我開始孕育著這本書的主要概念。那時，正是七七抗戰爆發前的一年，也正是著者居留英國的第二年。為了嚴重的世界危機和民族大難的威迫，每每地使著者於無言的沈默中，或無名的鄉愁中，時將有關中國的一切問題向無盡極的涯底窮索。加之，自居異國作異客，飽嘗異國情調，亦大嚼西方書史。偶從異國情調的飽嘗裡和西方書史之咀嚼中回首東顧，卻每每地覺得對於中國國家和中國歷史另獲不少別有會心的新認識。或可說，對於所謂「中國之謎」，時有頓悟似地識破。
這種會心，這種頓悟，或可說這種發現，在其初，只不過是一點一滴，或一線一面的發現，但積累既久，漸次成形。雖不應誇大的說「一旦豁然貫通」，但它確曾漸次地構成了一種對於中國之所以為中國，或「中國之國」之所以為「中國之國」的認識。根據這種認識，也就漸次地產生了一種可以說明中國之所以為中國，或「中國之國」之所以為「中國之國」的理論和理論體系。此類理論，在當時，只不過是於倫敦大霧或大風雪之夜，旅寓寂寞之時，偶向一二好友一吐，作為漫談消寒的資料，雖曾屢屢地博得他們真摯的讚賞，然而這讚賞自不過是一夕的爐邊讚賞而已。但國難日深，吾人對於國家和民族之自我認識或自我再認識的要求，卻日益急迫。待到大前年（編按：1940年）東歸故國之後，目觀「抗戰建國」大業之艱鉅，以及其被國人和世人誤解的嚴重，已不容不把前此英京寒夜的漫談，加以深澈的提鍊，鎔鑄為較為具體的論文，藉和國人交換意見。
這期間，除為《東方雜誌》撰寫國際政治論文，並從事於反「戰國派學者們」之「戰國時代重演論」的思想戰爭外，亦曾或先或後的為《東方雜誌》和《三民主義週刊》寫了幾篇題為「中國勝利就是東方歷史和文化的勝利」、「中國歷史走到了西洋歷史的前頭」，和「論中國之國」等論文。港渝等地雖曾為之波動一時，但此等論文的寫作，實不過為臨時呼應各該當時之個別的世局而發，各篇分立，彼此之間談不到有什麼聯繫。以執教於中央政校並兼課中大之便，才於教授與此有關的學科之時，較有系統的將本書所論之主要的論旨摘要對學生一講。聽者所表現之熱烈，歡欣和向往的情緒，加強著者著手撰寫本書的勇氣和興趣不少。
當著者於去暑（編按：1942年）的溽暑中開始撰寫本書的時候，正是日本在東方侵占了全部的南洋，拆斷了滇緬路，而希特勒在南俄開始了夏季攻勢，直奔斯太林格勒（編按：即史達林格勒，1961年改名「伏爾加格勒」）之時。當時，全世界的景色殊覺黯淡，而我們的處境亦更見困難。正如長夜之未盡，又來了一陣更黑的黑暗。因而，不少的人又頗為中國的前途悲觀。本書之匆匆地於彼時著筆，期能早日出現，除課堂的要求外，亦自不無有意藉本書的出現，權作為一面破曉時分的鼓角，稍助我中華民族之能更勇毅地衝破那一刻黎明之前的黑暗。然而最有意趣的，待本書行將脫稿之時，世界形勢已另以截然不同的新容色呈現於吾人的眼前。惟其如此，在同盟國的自己世界內，也就很迅速地開始了一個新國際政治的新時代。隨著去年中國國慶日的來臨，英美兩國曾採取了重大的步驟，正式宣告放棄各該國在中國之治外法權（編按：實指不平等條約的領事裁判權）及其他有關權益。經了兩個月的接洽和商酌，中英和中美間的新約，即於本年（編按：1943年）元月十一號在重慶和華府同時簽訂。這樣一來，本書的出現，亦正可作為一份慶賀中國解脫百年桎梏、重復自由的賀儀了。
英美之宣告放棄在華特權，而願同中國另訂平等互惠的新約，表面看，固只在承認並尊重中國之國際新地位的既成事實，以滿足必須滿足之中國民族願望，然實亦藉以表示她們已在對整個亞洲作巨大的政治讓步。企望藉助於這種讓步，能達到對日本來一個政治反攻，至少是遏阻著日本之政治攻勢。世界戰爭到了現階段，英美已開始認識，要想同盟國、最好說〔是〕要想英美之能在世界，尤其是在東方獲得勝利，是非先獲得亞洲人民之同情的支持和積極的參加不可。而此同情的支持和積極的參加的獲得，卻以通過中國的號召和保證為最有力。基於這種機敏的認識，威爾基編按：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1892－1944），美國政治人物，曾代表共和黨在1940年參選總統落敗。第三次當選總統的民主黨羅斯褔派威爾基為特使，於1942年訪問中國。1 才肯前於訪華之便，把重慶當作為唯一無二之適宜講壇，對亞洲放播慰問之聲，而英美政府也就採取了重大步驟，對中國先作巨大的政治讓步，承認並尊重中國之國際新地位。然亦惟其如此，緊隨著中國國際新地位的確立，以及橫陳在自由平等的新中國面前之偉大的亞洲前途和世界前途的光芒之已在遠遙的天際閃現，卻已使得英美人士中之神經過敏者，或可說英美人士中之深懷民族偏見者，為之惶惑而恐懼。在他們看，他人之自由、復興、與繁榮，似即是世界和平之威脅或危機。所以他們於束縛中國百年之不平等條約剛剛廢除之後，即隨之發出告警的呼聲。不是說，「戰後的中國要稱霸亞洲」；便是說若讓中國民族主義之自由發展，或會構成未來世界之新危機。甚至還會有人更荒妙地從中國之獲得自由平等幻想到中世紀之蒙古式的世界帝國之重演。
為了要遏止此等濃含毒氣的流言的發展，中國的朝野人士們，尤其是報紙界，似已盡了相當的努力。但除中國最高當局所發表之嚴正的聲明外，一般的論旨，大都是側重於申述中國已開始踏上了「民主」之道，正在努力於「民主化」。他們的意思是在告訴英美的友人說，目下的中國正在建設一個「民主主義」的新國家，不會走上反「民主主義」之道，請英美的朋友們放心吧！
這樣的申述、或可說這樣的自白，或會獲得英美人士之同情，亦或會為英美人士所接受？（如拉鐵莫爾和賽珍珠兩先生所報導於我們者。）然這樣的申述和自白，只是一個極籠統的申述和自白，而所能獲致盟邦的同情和接受，亦自只是一個極籠統的同情或接受。盡其量，這只是盡了消極的祛疑。如欲使盟邦、使世界之能明確的了解中國，了解中國之將永不會走向帝國主義──任何形式的帝國主義，以及戰後新中國之應有之自然的與合理的亞洲前途和世界前途，則我們卻認為亦應從「中國之國」的國家本質上來說明來保證。此類的說明和保證，不但莊嚴有力，而且更真切可靠。
榮幸的很，也可以說是巧遇的很，當本書出生之初，就適逢其會地參加了「中國之國」之重獲自由的慶祝，也適值其時地對「中國之國」稍盡「自我認識」與「自我介紹」之責。我們自然是很希望國人和世人之能有機會一閱本書，賜予指教。如果他們或她們有機會閱讀之後，想他們或她們或不會再關懷「中國之國」之「民主」或「不民主」，更不會再擔心「中國之國」會不會建造為一個好戰嗜殺之龐大可怕的全能國家、或中世紀之蒙古式的世界帝國。而同時，也或者不會再為「中國之國」之在未來之亞洲的政治、經濟、文化諸生活中和未來之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諸生活中，所應居之自然而合理的地位，而惶惑，而恐懼。
〔民國〕三十二年（編按：1943年），元月，二十六日，
羅夢冊序於重慶，南溫泉，中央政治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