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大陸還是臺灣，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和歐陽修的〈醉翁亭記〉都是中學生語文課的必讀文章；而這兩篇於意向和風格上截然不同的散文，顯然全都體現了一定的儒家氣象，甚且是完整呈現了中國獨有而崇高的人文精神。

我們之所以如此肯定，一因這種「亭台樓閣體」的散文當為古中國所獨有；二為這般「文如其人」的自許性詩文亦罕見於古西方，更別提今日西方文壇習以「作者已死」來取消文責。

只不過，我們不免要遺憾地指出，傳統上國人習於分別閱讀兩文，而忽略了併讀尤能相較出更深厚的人文意表。如是，為能順利進行相關解讀，先附錄兩文於下：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 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 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眾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我們以為併讀兩文而較之，實有其客觀條件上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首先，兩文皆完成於北宋慶曆六年；其次，兩人有相似的政治境遇，他們不但身處同一政治團體，還且先後因新政朋黨案被貶至地方；最後，兩位作者明顯地是在為文唱和，於互道近事之餘而各舒其志。

這種唱和實情，得由兩文分段起興之處明白見之：首先，兩文第一段起頭句都在引入全景最盛處，如〈岳陽樓記〉是「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醉翁亭記〉則為「環滁皆山也」。然後，還能將兩文二、三、四段的首句依次對照，從而看出每段前兩字出現了驚人的相似：

〈岳陽樓記〉／〈醉翁亭記〉

第二段：「若夫霪雨霏霏」／「若夫日出而林霏開」

第三段：「至若春和景明」／「至於負者歌於塗」

第四段：「嗟夫」／「已而」

我們建議從三個方向來較讀兩文。如是不妨借用〈遊龍戲鳳〉戲詞──皇帝自謂「住在那個大圈圈裡的小圈圈，小圈圈裡套著黃圈圈」，戲中像是影射大中國裡的北京城及紫禁城，於此則不妨依次借喻為「大社會的時代如北宋（大圈圈），小社會的業界如儒家（小圈圈），以及做為基礎文本的兩文（黃圈圈）」。換句話說，儘管北宋或儒家皆容有無限龐大的內含，若一旦深度掌握住兩文，當即能以為基礎而了解到：北宋為何又如何會出現這樣的文章？當時或後世儒家會如何評價兩文？再換從現代文學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只有深度掌握了文本分析，才能確定學界或業界評論的合理程度，也才能確定整個社會起了哪些作用；並從而得以理解，這兩篇文章如何能以中國特有的人文精神而昂立於世界文明之中。

壹、黃圈圈：做為研析基礎的范歐兩文本身

為能深入研析范歐兩文，我們建議借用上世紀歐陸兩大哲學流派的文本分析法：一是英伽登（Roman Ingarden）從現象學出發的文學作品解讀方案；二是巴特（R. Barthes）從結構主義引出的「S/Z」符碼分析法。

英伽登將文學作品區隔出兩個解讀範疇：「語言學結構」及「深層結構」。第一個語言學結構可以再分出兩大層級：其一是「語詞─聲音層」：〈岳陽樓記〉寫景三段常為四字一疊，較易朗朗上口而通傳人際；〈醉翁亭記〉通篇出現21次「也」字，又22次「而」字，看似拗口於文，卻又自成韻腳，實則明白串出「醉翁」喃喃之情和「獨醒」理路之清。其二是「詞句意義層」（或稱為「意義群」）：〈岳陽樓記〉從洞庭湖晴雨情境大觀，進推至懷抱天下宏願；〈醉翁亭記〉則自旅途山景至賓歡主醉，盡現治政實情。

第二個深層結構亦能二分兩大層級： 一是「系統方向層」，是作者意向性的主題舖展：〈岳陽樓記〉從外界變遷到固守內心，再從民本得失到心志得償；〈醉翁亭記〉從欣遊山景到賓主盡歡，從禽鳥賓客的自知而無知，到太守有心的眾樂而獨樂。二是「圖式結構層」，是讀者意向得以揮發其成見的場合：這可以是負向的，老莊信徒或小確幸者只會覺得格格不入；也可以是正向的，或是直承孟子的獨樂眾樂之論，或是追溯《論語》裡的老問題：孔顏之樂，樂在何處？──很顯然，這「圖式結構層」已正式進入小圈圈和小社會（宋代儒家）的詮釋範疇。

巴特的文本分析法從五個符碼出發，是即文化、詮釋、行動、義素、象徵五項；但並未強制碰到詮釋對象時非得五碼並陳，而毋寧更看重讀者的解碼功力。這樣，我們且以「文化」符碼為例，它直涉大、小社會語境，既有助於確定文本本意，亦能回饋增益社會語境的解讀樂趣。比方一旦得知范仲淹實未去過岳陽樓，或即能倏然領悟：何以〈岳陽樓記〉的洞庭湖景可複製於一切大湖？又何以其四言寫景特易讓人了悟、熟悉而善誦？這裡涉及我個人的一次解讀經驗：我在上世紀曾遊三峽，特於城陵磯下船搭車轉赴岳陽，目的就是要看岳陽樓。孰料登樓一望卻是大吃一驚，因為〈岳陽樓記〉起頭所謂的「銜遠山，吞長江」並不存在，眼前只有一個矮小的君山島，而長江距此還有15公里！然而，這趟經驗卻讓我感悟到：原來該文中的洞庭湖景實能見諸所有大湖。而後領會〈醉翁亭記〉也有完全不同的如實寫景過程，從而逐步推引出比較兩文的可行性。₁ 再比方本文一開始提到中國獨有的人文精神時， 所論及的若干理由亦皆得屬於文化符碼。

然後來看「義素」符碼。它本來專指意義的最基本元素，巴特則以之為人物性格──畢竟影響事件進展的關鍵，常在乎參與者的性格特質，且常是這種特質最能逗引讀者的關注。惟須注意：個人性格或還能發展乃至昇華為某種人格。這樣，於〈岳陽樓記〉中，原來范仲淹傳記所示的嚴謹性格，得升至卓然不群的偉岸人格；再於〈醉翁亭記〉中，相傳歐陽修的寬和性格，得躍為人格上的達正：因為達觀，所以能於山水自然與人際交誼上得享如此歡樂；因為周正，所以能在醉醒之間調適得如此堂正而周到。

最後來看「象徵」符碼（或譯「徵象」符碼），巴特建議將之視為一系列二元對應的類聚關係對比，而我們當即能見出「〈岳陽樓記〉／〈醉翁亭記〉」這樣一組看似信手拈來的象徵符碼，其實可以推演出一張結構樹狀圖如下：

限於篇幅，我們在此不多作詮釋推衍，唯且以右下最後一組為例。做為最高格調的壯志「樂觀未來／樂起當下」，實則范仲淹樂觀未來之時，未必無視於當下治績，而其文中先述滕子京「政通人和」， 實如稱述自己的暗喻修辭；至於歐陽修之樂觀當下，實是於醉翁之意在乎山水之樂的當下，更期以太守之醒能兢業自守而終致進施治政大業。

貳、小圈圈：宋儒會如何評論兩文

我們讀北宋歷史可以推知，約莫就是在〈岳陽樓記〉發表那年前後，曾發生兩件有趣事件：一是歐陽修初見青年王安石，鼓勵其用功得成就如韓愈，而安石卻答以：「實願成如孟子」；二是少年兄弟程顥、程頤首訪周敦頤，臨別時後者鼓勵兩人回去當深思：「孔、顏之樂，樂在何處？」看來很顯然，就像漢唐讀書舊習那樣，《孟子》和《論語》仍為北宋士人熟讀對象；從而很自然，我們得由這兩部書出發，以檢視宋初士人界小社會對兩文的解讀傾向和評價依據。

針對兩文基點「何時而樂」與「眾樂獨樂」，再配合上提兩樁事件，我們先擷取《孟》、《論》幾段引文，以為論述小社會的評價依據。

1、孟子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王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

孟子曰：「今王鼓樂於此，⋯⋯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ㄨㄤヽ）矣。」《孟子．梁惠王第八章》

2、孟子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ㄨㄤヽ）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第十一章》

3、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第七》

4、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點，爾何如？」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先進第十一》

5、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第十二》

我們先來看《孟子》的兩段引文。第一段先要確悉君王亦肯定獨樂不如眾樂，然後即強調君王施政若傷民則難有眾樂，唯利民始能享眾樂。換句話說，不是君王想要眾樂就能眾樂，而是端賴能否行仁政於前。顯然，這裡是借獨樂不如眾樂之說， 以助成君王行仁政而後樂的儒家之道，亦即從仁政到眾樂有個時間差。於是如果輔佐君主的條件不變，范歐兩人皆樂有仁政之後的眾樂──唯此時即碰到空間差的問題，而這就來到第二段引文。

在後者中，孟子直言「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肯定仁政施行須以天下格局為準； 於是可以看到，當范仲淹自問「何時而樂？」再自答「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時，他顯然更近於孟子之言。然而，一則全天下皆行王道的時間遙不可期，二則決定權操於君王而更遠不可待， 從而范仲淹的「樂以天下」實屬儒士們的千古悲情。或即因此〈岳陽樓記〉得為千古至文，且名聲常大於〈醉翁亭記〉。

相形之下，歐陽修的正當性則有賴第四段的《論語》引文。其中可以看到，處理好小城或宗廟之事，亦能算是邦國大事。於是，歐陽修無待於天下大治，只要滁州得治即可；無恃於君王遙控，只需太守親持即可；於是在〈醉翁亭記〉中，我們看到歐陽修小小善治之後的即時行樂，而且是得享眾樂之餘的獨樂。

換句話說，同樣都持有「眾樂vs. 獨樂」的念頭，范仲淹執著於君王天下的時空距離，像是自匿於悲劇英雄的恆常之「憂」；歐陽修則自足於太守治州的小小格局，也就成就了討喜角色的即時行「樂」。

我們接著來看《論語》的三段引文。第三段猶如起了個頭，也就是周敦頤就此提醒程氏兄弟的「孔顏之樂，樂在何處？」第四段孔子之言「吾與點也」的暮春之遊，嘗由宋儒讚為「道家氣象」，像是稱頌其行樂境界，亦即對周敦頤的問題做出了解答。如此這般的春遊即景與享樂隨意，豈非正合乎〈醉翁亭記〉裡的敘事語境？然而一旦聯繫起該引文後續的為政之言，卻更吻合了中國傳統士人為官則儒、休致則道的生活態度。

只不過「吾與點也」畢竟是孔子喟嘆之言，是他一時的感慨，而非他平素汲求之行。事實上，如果我們了解到《論語》編輯理路，知道其篇章聯繫的巧思性，當即能看到第四、五段分別為〈先進第十一〉末章與〈顏淵第十二〉首章。換句話說，前篇末章才稍作春遊之嘆，隔篇首章即正言歸仁四目的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後者是最嚴格的剛毅自制，是做為「天下歸仁」的前置修養，使范仲淹坦然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安身立命之道。

換句話說，范仲淹面對著「天下歸仁」的遙遙無期，仍能自持於「後天下之樂」的安身立命之道，這或許才是〈岳陽樓記〉使儒生歸心的主要原因。

參、大圈圈：北宋社會何以會產生兩文這樣的作品？

我們現在來到文學社會學的大社會範疇，也就是既要探索何以北宋會出現這樣的作品，還要了解何以這樣的人文精神會傲然於西方世界，且特別是對於整個文藝復興時代。

我們首先來看范歐兩人所處的北宋有何特質。

當然，我們絕不能輕忽周代以來兩千餘年的文化傳承：它先是周公取消殷人尚鬼政治而改奉「敬天保民」國策，且此後習為領有龐大疆域的君主封建政體；再是孔子建構起來的儒家士階層，他們於國家是依歷史經驗而行民本之治，於己身則踐行《論語．子罕篇》首章的「子罕言利， 與命，與仁」（儒者極少談個人利益，而是更多地履行立命行仁之道）。從而很顯然，范歐儒者本即有可能寫出〈岳〉、〈醉〉這樣的至文。

然而，如果反問何以在宋以前看不到這樣的至文，則可以北宋的時代特質現身說法。首先，北宋恰是中國第一個進入平民社會的朝代，而其歷史性原因有二：一是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使平民有機會大舉翻身，二是三國兩晉以來長期世襲的士族政治已結束於唐末。如是即出現第一個關鍵點：范歐兩人皆為平民出身，自易貼近平民苦樂。

其次，儘管北宋人有完整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基本上不採宗教信仰的宋儒，卻能一方面圓融地化掉了佛教和道家的中心義理，二方面依舊奉行修齊治平的倫理規範。如是，宋儒更易展現「民胞物與」的寬宏胸懷。

再次，北宋尤其是中期以前的大詞人皆為國之重臣，詞中深情如范仲淹的「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或歐陽修的「庭院深深深幾許，⋯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這樣的詞風與歷練自有助於寫出文情並茂和情景交融的〈岳〉、〈醉〉兩文。

又次，宋太祖於立國之初即宣稱要「以文化成天下 」，而採「佑士」政策：一則明令「不欲以言罪人」，繼則改用文臣充當武將，三則由皇帝親定殿試名次， 從此進士皆為天子門生，且一中進士即授官，不需再經吏部選試。這是《論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理想實踐。正是在此儒家君臣大義氛圍中，范仲淹遭貶仍於〈岳陽樓記〉說「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歐陽修被貶，則在藉〈醉翁亭記〉抒己治績樂事之餘，終亦於同年的〈豐樂亭記〉稱頌地方長年安定全賴皇恩浩蕩。

最後，正是上述多重因素的組合，宋儒更能堅持《論語》所謂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於是他們一則堅守其道德修養，范仲淹一生清心做官， 清廉自守，歐陽修自詡為「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二則關注王道理想及現實問題，還將之落實到具體行動： 既有范仲淹、歐陽修等鼓吹慶曆新政， 又有士大夫的上諫成風，乃至於貶官仍能持志續求善治；三則必能不耿耿於得失、不汲汲於目前，而要展現其為政濟世的人生藝術於人品文章之中──這就是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以及歐陽修的〈醉翁亭記〉。

肆、圈外：為何西方人文主義者寫不出這樣的作品？

我們接下來看： 何以〈岳〉、〈醉〉兩文不會出現在文藝復興時代？我們之所以要做此比較，原因首在現代史學界已習於稱北宋為「中國的文藝復興」，與之相比更顯師出有名；其次則因西方歷史過長，自難照顧周全，而四百年的文藝復興恰恰在西方文明中承先啟後，因而最具代表性。

但再進一步分析前，有必要先突出文藝復興與北宋的基本差異。首先就是時間差：西方文藝復興從14到17世紀，橫跨400年；北宋從西元960年至1127年則只有167年，只占西方文藝復興不到一半的時間。

這樣的時間差呈現出兩個現象：一是北宋的結束幾乎要比文藝復興的開始還更早300年，而兩者之間的銜接者則為蒙古帝國，其中關鍵在三次西征將北宋的火藥、羅盤、造紙術和印刷術等科技傳到西方，影響到文藝復興時期幾個重大進程。

第二個時間差現象在於內含重大進程的數量差異：北宋在徽宗以前可說安定地處於儒家主導之下，只在經學上出現理學，在政治上發生變法。文藝復興400年則先是出現人文主義運動，16世紀開始宗教革命、海外擴張與科學發展，17世紀中出現了現代主權國家。

進而言之，首先是14、15世紀的人文主義運動，這兩世紀大部分仍重疊著中世紀後期，知識界開始重尋古希臘的人文著作，但鄙視世俗財富幸福的天主教仍據主導地位。事實上，當時著名的人文主義作家仍以宣教作品為主，而這也可能涉及令人無助而只能求告上帝的天災：黑死病侵襲歐洲一百多年，而1451年甚至害死了1/3的歐洲人口。

其次是16世紀開始的宗教革命與殖民主義。1517年路德（Ｍ. Luther）貼示《九十五條論綱》，批判羅馬公教的腐敗及傳道的專橫，從而要求改革教會傳統，導致新教革命及未來百餘年的宗教戰爭。我們須注意：人文主義運動只觸及一小群文化人士，而宗教改革則涉及到所有上、下層人口。至於殖民主義，是由葡、西開始，其後歐洲國家紛紛加入並持續了好幾百年，同時並因航海和軍事科技引發了即將來到的科技革命。

最後是17世紀中出現了現代主權國家，亦即於30年戰爭後，歐洲諸邦於1648年締結《西伐利亞合約》，確認了主權的原則，誕生了現代國家。它們仍然繼續著歐陸與海外的爭霸戰爭：戰爭需要集權，長期戰爭需要專制，於是新生現代國家多行君主專制政體，以建立常備軍，連帶需要配有財政力量、司法秩序及奉行中央號令的公務團隊。

在整個歷時400年的文藝復興時期裡，我們首先看到回望希臘而相當薄弱的人文主義運動，其整個人文精神的重現力量遠不如宋儒。然後，16世紀開始的宗教革命與儒家民胞物與的志氣距離很遠，野蠻的海外殖民帝國主義完全無涉國家善治；航海引發的科技發展還要到 18世紀才能帶出工業革命。最後，17世紀中出現了現代國家，其備戰為主的君主政體更是遠離了民本為重的北宋。很顯然，范、歐兩人的鴻文絕不可能出現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而其中道理多少已被韋柏（Ｍ. Weber）聞到一些端倪：

「中國的官大人在出身上，和我們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學者相似，⋯⋯中國這個階層挾其取法中國古代而發展出來的規矩，決定了中國的整個命運。如果當時的人文主義學者也曾稍有機會取得同樣的影響力，我們的命運也許是一樣。」（韋伯，〈學術做為一種志業〉）

因此，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和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終究只能出現於北宋時期的中國，而不可能出現於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