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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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五月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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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逼利誘、坑矇拐騙的美式外交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自白(下)

作者 | 編輯部 譯者 | 張菀庭
編輯部:《遠望》雜誌
張菀庭:
【編按】

上一期,本刊介紹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於今(2019)年4月在德州農工大學以〈外交對美國人日常生活的影響〉(The Impact of Diplomacy on Daily Life)為題進行的一場演講。這一期,本文繼續介紹演講後面的問答環節;問題開放由聽眾提問,由蓬佩奧作答。本刊刪去其中較不重要的問題與寒暄,僅節選與美國外交政策和情報系統有關的部分。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於一百多年前曾說:「對於一個手持木槌的人,他所看到的問題都是釘子。」今日大家都知道,在國際秩序裡,美國就是手持「特大榔頭」的人。「美國優先」,向為美國基本國策;善用地緣政治,向為美國重要戰略與戰術。但從蓬佩奧這位先後出任了中情局局長、國務卿等美國政府要職的重量級人物口中,更可具體窺見其操作方式。

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這個拿著「特大榔頭」的美國將軍事、外交、情報、經濟等各層面整合為可相互為用的組合手段;而信息的經營、信息空間的占領,對美國主動進攻的行動來說又具有關鍵重要性。對照之下,則我們自不可將美國操作並利用臺獨、港獨的手法,僅視作單獨事件、美國對華策略枝節!

問:展望未來,(美國)國務院如何因應21世紀的科技挑戰呢?

答:在我們的展望中,有兩件事我認為絕對至關重要。再過兩週,我出任國務卿就滿一年了,有兩件事我一直盯著國務院進行,以確保我們為21世紀做好了準備。其一,就是你指出的這個科技挑戰。我們需要有能力以對手的速度來行動。他們動作很快;無論是蓋達基地組織(al-Qaida)、伊斯蘭國(ISIS),還是俄羅斯人或者古巴人,都能迅速做出決定。他們無一屬於民主體制,也就免於民主程序的繁文縟節。當然,我不會要拿民主去換取決策效率什麼的,別會錯意。但我們必須確保美國外交能以那樣的速度運作。這就包括信息方面的要件,科技方面的要件,還有一些領域我們須有作為。

第二件是……先順帶提一下「信息操作空間」(information management space)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可從俄羅斯曾企圖影響2016年美國大選一事中看到;我們也可在今天的伊朗,看到信息空間的經營操作。(編按:蓬佩奧所舉兩例,皆指外力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信息操作,並皆指向美國的對手俄羅斯。前者,即是川普所涉「通俄門」的主要事件。據4月美國司法部公布的400多頁《穆勒報告》顯示,俄羅斯確曾企圖以通過社群網路、駭入民主黨電腦、公布民主黨的機要文件等方式,做出一系列不利於希拉蕊的行動,以支持川普當選。在伊朗,則是鑑於近年伊朗所領導的伊斯蘭什葉派反美勢力在中東復甦、擴張,並日益掌控了石油報價、波斯灣進出,2015年美國遂決定直接介入敘利亞內戰,以期削弱伊朗側翼;還於2017、18年之交,將伊朗社會內部因為物價騰飛所引起的民怨,藉助網路社群媒體的組織,引導為反政府反體制的示威;2018年5月,美國又片面宣布退出2015年由8方共同簽署的《伊朗核協議》、威脅重啟制裁,加大對伊施壓。但總部位於莫斯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多語言新聞網「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簡稱RT),及其旗下的「俄羅斯衛星新聞通訊社」(Sputnik),近年屢在國際輿論中發出有別於美歐主流媒體的聲音,放大俄、中反對聲量,對粉碎美式謠言、緩和伊朗政府面臨的內外壓力,發揮了重要影響。對美而言,俄土伊結成中東反美聯盟、中俄頻頻聯手聲援伊朗,以及歐洲對伊態度鬆動、北約拒絕對敘派兵,不能不說是美國媒體戰的挫折。)

信息空間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它能夠以二、三十年前無法做到的方式,在世界各地傳遞美國信息。只用手機,不花什麼成本簡單地就能隨時取得信息,這很不同於以往,而這也給我們帶來了不同於以往的信息挑戰。我們必須確保,凡是在對手想要分享信息的那些國家裡,我們就能在人們的手機上以同樣方式分享美國的信息。

第二件,是一個機構內部的文化。我曾經領導一個戰車排;曾在裝甲部隊裡擔任執行官;我負責過兩個小業務,然後出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現在我在國務院負責管理工作。每個組織都必須有某種精神信念,(國務院一樣也需要)設定一個能明確理解的中心任務,以便國務院官員每一位都能了解到指揮官的意圖。

因此,我們正在努力建立全生命週期的培訓計畫,確保21世紀外交人員的精神信念、也就是過去我在談話中說到的承諾,會是每一位官員心裡的重中之重。這樣,當你在某時某地必須做出決定時,儘管指示也許不夠詳細,你還是會有遵循的原則,還是能了解到對美國外交人員的期望最重要的是什麼,然後你就可以做出真正正確的決策。我相信,目前我們在那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不過總還有能夠精進之處。

 

問:政府將「伊朗革命衛隊」指稱為「外國恐怖組織」。我想知道,美國會對與該組織進行交易的公司,執行多大程度的制裁?(編按:伊朗革命衛隊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正式武裝力量之一,與伊朗正規軍地位平行、互不隸屬。在國安分工上,革命衛隊與正規軍一樣分有陸、海、空部隊,但功能更偏向特種部隊而與正規軍有所區隔;此外,革命衛隊的第四支部隊──聖城部隊,負責在海外執行滲透、顛覆作戰、指導國外什葉派民兵等特殊任務。其第五支部隊則是伊朗民兵。其實伊朗革命衛隊的功能,在美軍都能看到;美國還有CIA等其他單位也負有類似職能。)

答:制裁會很猛烈。所以,在我們達到可以做出決定的地步之前,我們不會去談任何具體的制裁。但你必須後退一步想。我們的任務,是努力在中東創造和平與穩定;這是宏觀目標。於是,我們為此構建起一個強大的聯盟來擊敗伊斯蘭國組織。目前我們還在努力清除伊斯蘭國的殘餘勢力。根據不同的估計,現在還有5,000、到12,000、到21,000名的伊斯蘭國組織成員,遊走在伊拉克、敘利亞以及土耳其一帶。我們繼續防止其在全球四處攻擊的努力,是真實而嚴肅的,並將持續下去。

我們第二個是要指出,中東和平穩定的另一巨大威脅,就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它支持黎巴嫩真主黨,支持真主黨在敘利亞的行動,它仍然是恐怖主義的最大支持者。伊拉克在阿亞圖拉(編按:伊朗什葉派宗教領袖的稱號)控制下工作的什葉派民兵,並非在為伊拉克人民的最大利益服務。你看葉門發生了什麼──一場巨大的人道危機!聯合國在斯德哥爾摩的工作進行得很好,達成了協議,但是伊朗不會讓「胡塞武裝組織」成員真的去執行斯德哥爾摩協議。因此,(為在中東創造和平與穩定)我們第二個就是要讓伊朗相信,它在整個中東地區持續煽動恐怖主義、進行邪惡活動,並不符合伊朗的最佳利益。(編按:黎巴嫩真主黨是黎巴嫩什葉派政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間成立。胡塞武裝組織為葉門什葉派叛軍組織。二者均與伊朗關係密切。2018年12月葉門政府與葉門叛軍首領在聯合國斡旋下,於斯德哥爾摩達成了停火協議。)

於是下一步就是怎麼讓伊朗相信?其中一個辦法,是我們的制裁措施。此外我們還有很多辦法。至於選定的制裁對象,這個本週才剛剛生效,就是:伊拉克經濟裡,公開的就有20%左右掌握在伊朗革命衛隊手中。所以,如果與你有關的公司可能在和他們做生意,或者,如果你是一家歐洲銀行的法律總顧問,而該銀行往來的一家公司股東裡,可能就有那個「20%股份的持股人」──伊朗革命衛隊,那麼我會建議:你該檢查自己的工作內容了。

 

問:以您也當過中情局局長的經驗,能否請您詳細闡釋美國情報部門和美國外交部門之間的關聯性,以及二者之間是如何合作或衝突的?

答:確實很不可思議,我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個相繼擔任了這兩項工作的人。我們以後會知道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史書會有所記載。

這很有意思。於我這是個很好的準備,因為讓我在接任現在這份工作時有了幾項優勢。此前我已在政府行政體系中,有機會從不同視角對幾乎每個同樣的問題都面對過了,而這讓我在接任國務卿時,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外交和情報這兩個機構,任務設定非常不同。中情局的任務簡潔、明了,就是:向世界上最重要的領導人傳遞最好的資料,並以一種及時和可消耗的方式交付。中情局局長每時每刻都在擔心還沒取得美國總統、國務卿或是國防部長所需的資訊,讓他們能在艱難局勢中,做出真正世界級的決策。這就是中情局的任務。

中情局和國務院之間不會經常發生衝突。事實上,我今早才和中情局現任局長吉娜.哈斯佩爾(Gina Haspel)談過話。我對自己正在設想的某個難題有些疑問。我要她去確保明天只要我一有空,就能去看看他們最新最好的情報信息。所以,中情局一直會為我們提供工具。但美國這個幹得不錯的情報體系,範圍不是只有中情局,還包括許多其他的組成;我們還有很多人在大量蒐集其他情報。這整個情報體系會為國務院提供基礎的支持。

例如,我先前談到敘利亞化武襲擊。情報體系中第一個對此作出回應的,就是中情局。總統想立刻知道是否真有化學武器發射了,我們都看過YouTube視頻,後來證實都不是真的。化武真是阿薩德政府發射的嗎?真的襲擊了平民嗎?這些化武系統的規模、範圍、性質又是如何?總統在他能做個決定、甚或只是去考慮國務卿提供如何回應的建言之前,都需要掌握到同類資料中最最一流的資訊。(編按:實際上中情局並非總將正確情報遞交美國總統。如美國新聞工作者Jonathan Landay 和Warren Strobel就曾調查出中情局在911事件後,編造了「伊拉克握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假信息,故意誤導小布希政府對伊出兵。2018年上映的電影《震撼真相》(Shock and Awe)即改編自兩位記者揭露真相的事蹟和過程。而且美國情報體系在美國國內和海外都一直從事著許多違法違憲的齷齪勾當。詳見《遠望》2018年6至8月號連載文〈誰統治美國?──CIA特工揭發「影子政府」〉。)

但我們迫在眉睫。中情局、整個情報體系並非每次都能把事情辦好。它確實是犯過錯;它也和我們其他人一樣並不完美。當時我們迫在眉睫。總統只給了我們幾個小時,我們部署了一個了不起的團隊,由化學家、物理學家、工程師、戰地專家、爆破裝置專家,以及一些畢生專注路面坑洼以確定怎樣才能真正製造出巨坑的人才所組成。那真是一段精彩時光。

結果我們花了比我預期還多幾個小時的時間;但幾個小時後,我就能夠對非常明確地回應總統,指出哪些是有風險的地方,以及我們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但這已給了總統足夠的資訊,讓他接著能去找當時的國務卿,尋求對於美國應採行的外交政策提供建議;然後,在這個案例中,總統接著轉向國防部,參考他們的意見。這個實例,完美展現了美國軍事、外交以及情報部門如何一同合作,向美國總統交出一套以真實資訊為基礎的清楚選單。

 

問:關於最近美國在外與朝鮮、敘利亞等國進行的外交舉措,您先前提到過一些,我想請問,您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們有可能對這些國家解除制裁嗎?

答:我希望如此。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對北韓解除制裁,真的,因為那代表我們成功了。那代表北韓不再有核武計畫或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計畫,也代表我們已有機會核實了這件事,而不是只聽信片面之言。那會是一件很光榮的事。川普總統時常談到、也經常發推特提到北韓能有更光明的未來,不是嗎?

我們迫切希望事情是這樣發展。史帝夫.比根(編按:Stephen Biegun,美國對朝特別代表)所做的、以及我們團隊所做的工作,都非常出色。我們今天對北韓實施的是有史以來最嚴厲的制裁。而且,坦白說,那是聯合國做出的制裁,不是美國;是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是全世界對朝鮮制裁。然而,縱有這史上最嚴厲的制裁,我們也還是在與北韓領導人的談判協商上,取得了更多的進展,讓他可能進行戰略性的調整,讓北韓以前「核武系統是唯一有效的防禦,是我們國防安全上唯一可用的槓桿」的說法,可能成為過去,轉而說:「不,核武發展實際上正是我們國家最大的威脅」。

目前我們還沒進展到那。不過,金正恩委員長去年6月在新加坡簽署了一份文件,而且他至少跟我說了6次他在準備去核化。(編按:2018年6月第一次川金會在新加坡舉行。蓬佩奧此次演講,介於今年2月底第二次川金會在越南河內不歡而散,以及6月底雙方於板門店「即興會見」之間。)我和金委員長在一起的時間,已經比丹尼斯.羅德曼還要多了,我為此感到無比自豪。(編按:羅德曼Dennis Rodman,前美國職籃運動員,也是金正恩最欣賞的籃球球員。羅德曼在2013年與美國哈林籃球隊受邀赴朝表演,與金正恩建立了私誼。此後羅德曼多次前往北韓會見金正恩,除了協助北韓訓練籃球隊,也身兼替美國政府向北韓傳話的任務。雖然羅德曼與金稱兄道弟,還因稱金是「偉大的領袖」而遭美國輿論嚴厲批判,但羅德曼仍然認為自己在美朝關係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將自己的做法稱為「籃球外交」。)雖然我們還沒達到目標,但我祈禱有一天川普總統能夠宣布:我們將撤銷對北韓的制裁。

我對敘利亞也是一樣的看法。有些人認為阿薩德(編按:即敘利亞總統)獲勝了。我是不知道有什麼必要去宣布誰贏誰輸,但明擺的事實是,今天阿薩德統治的是一個殘破不堪的國家,有600萬人流離失所。他掌握了敘利亞三分之一到40%的房地產,看是用什麼方式算。但石油帶來的財富,長久以來一直是帶動敘利亞經濟的主力,則大部分不在阿薩德政府掌控之中。而且,他還面對著一個堅定的聯盟。這個聯盟,部分是由我有幸領導的機構所促成;他們不論是歐洲國家、波斯灣國家、甚或是非洲國家一致都認識到,除非能形成一個新的政治解決方案來,否則我們無法重建敘利亞。

因此,在這些制裁解除之前──不只是聯合國,還有美國、歐盟的制裁都解除之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2254號決議必須獲得履行。亦即,針對該決議結論必須形成一個政治解決方案來,以讓那些離開敘利亞前往土耳其、黎巴嫩和約旦的移民可以返家,讓政治進程可開始推進。(編按:2015年12月18日,聯合國一致通過有關敘利亞和平進程的決議。決議呼籲敘利亞內戰停火,以及由聯合國展開、由敘利亞主導政治轉型進程,並預計於6個月內在敘建立一個「可靠、包容和非宗派的治理」、制訂憲法,18個月內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選舉。)這些制裁從來不是我們所樂見,我們只把它當作一種手段,以期獲致一個對美國、對世界有利的結果。

 

問:想請問,您如何平衡在外交上對有爭議性的政府讓步所受到的譴責,譬如說,對沙烏地阿拉伯?

答:我總會從一個深刻的認識開始,即:任何一個美國國務卿在其上任的第一天,都不會不認知到外面是個艱難的世界。我們並非每個人都抱持一致的心態、同樣的熱情,體會到今天我們能生在美國是多麼光榮。也許在德州農工大學的你們有這般心懷,但我相信有太多太多的美國人並不知道我們何其幸運。美國之外,還有很多很多艱困之地。

不過,話雖這麼說,艱困之地也並非都是一模一樣。它們各有其不同的挑戰。這提醒了我一件事,你也許會覺得有點離題;但就怎麼看待問題的話,可以說一下。在我還是一名軍校學員時,西點軍校首重的、學生的座右銘是什麼?絕不撒謊、欺騙、偷竊,你也不會容忍有人這麼做。等到我當了中情局局長時,我們撒謊,我們作弊,我們偷東西。我們有著完整的培訓課程教這些伎倆。這會讓你想起「美國實驗」(The American Experiment)的榮耀。(編按:在美國獨立之前,許多美國人認為對抗歐洲君主專制,在美洲創建共和、民主自由體制的國家,是一場偉大的「美國實驗」。美國獨立建國後,美國人民依然認為這個國家不只是西方文明最璀璨的希望,更是引領全人類從君主專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偉大示範。)

所以,在跟這些國家打交道時,你就必須認知到它們並非全都一樣。艱苦、髒亂的地區當中,有些是有心成為美國的夥伴,只是還沒發展到合適的地步、還無法改動到體制。還有些,也許是只做了它們該做的一半而已,但在努力朝正確的方向前進。這個差異,給我們對於美國究應如何解決問題,帶來了一種非常不同的思考方式。譬如對以上的例子,我們應去協助他們。

我們不應迴避去喚起這些國家;我們必須始終如一。國務院每年都發布一份《人權報告》。報告僅只是對過去12個月世界各地不良行為所做的概要,距離成為一本書還太遠。但你應該看看。我們號召朋友,號召對手,號召介於敵友之間的每個國家。但我們必須找出那些未臻我們人權標準的國家究竟問題何在,然後鎖定它、想辦法解決它,我們盡可能讓它們可追究到責任,然後想辦法確保那些壞事不再發生。

還有些壞傢伙,就希望看你儘快從地球上消失。這就要求美國採取不同的回應了。於是,把它們分門別類,準確找到美國可用的組合手段──外交手段、經濟手段、政治手段以及軍事手段,精準找出怎樣正確組合,就是我們在國務院努力從事的工作。不過,我們也和國安機構所有夥伴一起來做。白宮領導層、國防部、情報體系、財政部(我們前面在談制裁),所有部門對我們準確找出正確的組合手段來說,個個都是其中一個重要部分。

所以說,就兩件事:第一,我們必須不斷評估我們是否對每一個國家地區都有這種權利。我們取得良好平衡了嗎?他們仍原地踏步?他們還在進步?他們是否仍在認真改進我們所指出的缺點?第二,不論是對朋友還是敵人,我們都須嚴苛無情,確保當一個國家不符標準時,美國不會迴避去喚醒他們,告訴他們該行為不符我們希望每個國家應達的標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