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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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六月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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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危機與二二八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意見書

作者 | 胡佛
胡佛: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2018年過世。
【編按】

「二二八」是在臺灣光復後不久發生的不幸事件,多年來被政治人物用作攻防之具,不斷撕裂臺灣社會。李登輝接任總統後,指示行政院於1991年初組成「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並於一年後(1992年2月)公布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中央研究院胡佛院士做為該報告的審議委員之一,曾就該報告初稿向主稿的賴澤涵等人提出意見書,對其中幾個重大偏頗不實之處提出了質疑。但是,胡院士的意見基本上未受採納,以致於無法挽回該報告最終版本公布後對此後相關討論與研究的負面影響。在此二二八事件70週年之際,《遠望》將此從未公開的意見書公諸於世,以助讀者對這一事件有更全面而深入的理解。編者除另定標題、校正文字、適當分段、加小標題,並對文中屢次提及的資深報人葉明勳加註以利閱讀之外,別無增刪。文中所引頁數亦為胡院士意見書所依據之該報告初稿之頁數。

此外,臺獨向來將「二二八」解釋成「中國政府屠殺臺灣人民」,以正當化其臺獨主張。為了加強此種作用,臺獨傾向於誇大在事件中死亡的本省籍民眾數字。胡院士在2009年出席《亞洲週刊》主辦之座談,再針對此問題提出他的分析。(參見童清峰,〈二二八死亡人數謎團之爭〉,《亞洲週刊》,2009年3月22日。)《遠望》另將胡院士對「二二八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的見解附於本文之後,供讀者參考。

「二二八事件」爆發在45年前,其真相如何,一直成為爭議的焦點。最近幾年來雖討論較多,但也相當程度地流於泛政治化及情緒化,很易被扣上政治的帽子。在這樣的情況下,行政院研究小組的諸位學者專家毅然運用嚴格的學術態度,撰擬此一研究報告,真非常令人欽敬。現不遺孤陋,要我就此報告表示一點淺見,因平素對這一事件並無深入的研究,恐只能泛談而已。研究報告的篇幅浩繁,資料充實,行文立論皆非常精細,用心尤見良苦。這些優點實顯而易見,無庸我多說,我所能說的大致是一些不同的感觸,姑逐點分述如下:

 

背景──認同對立

一、「二二八事件」的背景十分複雜,報告的第一章列出若干項,大都是陳儀接收時的錯失,包括對日人、日產處理的不當、官員的貪污、軍紀的不整、經濟的失策等等,但在我的心中不禁有一個疑問:如拿陳儀接收的情況與政府在大陸接收敵偽地區相比,陳儀可能較好,至少不比大陸為惡,但大陸為什麼沒有產生省籍的大衝突呢?為什麼在臺灣卻「形成臺人對外省人的仇視與反感」呢?(報告頁14)我個人的感覺是:臺灣同胞經歷日本五十餘年的殖民統冶,在心態上對「中國」的認同已發生嚴重的危機。

我說此語絕無好壞的價值判斷,但也不能不強調:如在心理認同上產生隔閡,就很易把陳儀及外省人看成來自「中國」的殖民統治者,而不僅是政府的優劣與否了。美人馬若孟(Ramon H. Myers)即指出:「然而被日本統治半世紀的臺灣經驗,的確使他們形成了一個與當時日本人一致的世界觀,使臺灣民眾與1945年後來臺的大陸人士之間發生衝突。」(見:〈「二二八」悲劇的歷史背景〉,《中國時報》民80年2月27日)中研院院長吳大猷亦說:「以臺灣言,50年的日本統治,無容諱言的,自然有其極深的影響。」(見:〈編著一部中國近代史芻議〉,《傳記文學》59卷5期,民80年11月,頁46)我現再舉二二八時已來臺的兩位外省知識分子的觀察:

(一)沈雲龍:「在這裡,可以看出近代帝國主義國家統治殖民地的許多成果,不由你不觸目驚心,詫為奇蹟。……臺胞在日本50年悠久歲月的統治中,不僅使其『日本化』,並且在投降之前,還曾進一步的企圖其『皇民化』,如今我們要想在最短期間,使之根本改正,這不免是一種奢望。」(見:〈臺灣光復後的青年再教育問題〉,《耘農七十文存》,汲古書屋,民68年,頁1);

(二)汪彝定:「日本人……後來又推行『國語家庭制度』,……戰時再推動『皇民化』運動,許多臺灣知識分子改了日本姓名。很顯然,如果再經過一代人,許多皇民化的知識分子會完全認同於輸入的強勢文化,就像琉球人一樣。」(見:《走過關鍵年代》,商周文化公司,民80年,頁62)

至於當時主持軍政人士的看法,可不贅舉。

日本的皇民化運動不僅是更改姓名,甚至要焚毀祖宗牌位,另在廳堂置「神棚」,奉祀「神宮大麻」(日本皇室祖先神天照大神之神位),以達到「振作國民精神與徹底同化」。值得注意的是:皇民化運動是隨著「生活改善運動」和「打破陋習」一併推行的。一般學者皆認為臺灣民眾在生活運動方面確實有了進展,那麼做為整體生活一部分的皇民化運動也總會發生一些效果罷!(參見:蔡錦堂〈日據末期臺灣人宗教信仰變遷:以「家庭正廳改善運動」為中心〉,《思與言》29卷4期,頁65-84;洪秋芬〈臺禮保甲和「生活改善」運動:1937-1945〉,《思與言》29卷4期,頁115-154)

假如我在上面的析述尚非無理,則研究報告的第一章似應對這種「認同危機」及「省籍情結」多做些探究,不必迴避,也不要輕輕放過。實際上,今日的獨統之爭,就是來自同一個問題。汪彝定先生也同此看法,他說的很透闢,值得再加轉錄:「近來臺灣的政治問題,毫無問題是統獨之爭。但事實上這個獨統之爭的背後,卻隱藏著比獨統爭執更深刻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那就是省籍情結。假如沒有省籍情結的話,獨立根本是臺灣40年來的政治現實,用不著爭的。事實上已經獨立,卻還要這麼轟轟烈烈地搞獨立運動,除了省籍因素以外,實在很難解釋。」(見:〈痛論省籍情結與臺獨〉,《聯合報》民80年10月10日)

 

肇事──臺籍皇民

二、前引美人馬若孟認為:只有城市和大的城鎮捲入暴動;大部民眾或將近80%的鄉民甚少參與,無足輕重(見:同前引)。這一看法實際與陳儀相似(見:〈致吳鼎昌電〉,《自立早報》民80年2月28日)。換句話說,「二二八事件」只有少數民眾參加,而非全體「臺人」,但研究報告中常提到「臺人」、「人民」不滿,或反應不佳等等,似嫌籠統。如能在文中酌加說明參加者只是少數,可能較符實況。

至於這些少數人究竟是怎樣的人士?他們的想法與目的又究竟為何?這些就值得深究。陳儀、柯遠芬、彭孟輯、楊亮功及白崇禧等人都一致指認:這些少數人是日人統治期間的御用士紳,海南島、南洋等地遣送回臺的臺籍日軍,以及學生、浪人、流氓等。他們的指認是否正確?這些人究竟為了怎樣的共同理想與目的,而能在數日之間集合於全省各大城市發動攻擊?此是否與省籍情結及認同問題有關呢?

從各種報導、回憶文字看來,臺籍日軍曾受日軍嚴格訓練,皇民化的程度也最深,「對祖國觀念極為薄弱」(見:楊亮功、何漢文〈臺灣善後辦法建議案〉,《自立早晚》民80年2月28日)。在校的年輕學生也相當受過皇民化的訓練,具有「國民精神涵養」,他們高唱日本軍歌、國歌,出擊「支那軍」,不能不說與中國認同的剝落有關。吳新榮先生也認為這些軍人,軍屬「傾向日本」(見:〈吳新榮的回憶〉,載張炎憲、李筱峰編《二二八事件回憶集》,稻香出版杜,民78年,頁8)。我在前面已經強調,我所做的有關認定並無好壞的價值判斷,只是就事論事,提供參考而已。

 

爆發──抗日vs反華

三、近百年來,日本累次侵略中國,八年抗戰更是在浴血中進行,中國人對日本人的仇恨已深不可解,陳儀等來臺的接收人士也不能例外。這一種「日本情結」使得陳儀等對若干親日的士紳,特別是參加推動「皇民奉公會」者,具有相當的惡感,甚至視為為虎作倀的漢奸。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也的確有這類士紳(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簡朗山等),結合在臺日軍要求日本駐臺總督安藤利吉不要投降,宣布獨立。陳儀接管臺灣後,曾將辜、許等人逮捕、判刑。由此可知,他對親日臺籍士紳心存疑慮、甚至惡感,當然不能予以高位,加以重用。

葉明勳先生葉明勳,福建浦城縣人,福建協和大學外文系畢業,記者出身,資深報人。1945年10月,葉明勳即以中央通訊社臺灣特派員的身分,隨國民政府首批負責接收臺灣的前進指揮所人員由重慶抵臺。從此定居臺北,1946年並出任中央通訊社臺北分社主任。1949年(時36歲)娶本名嚴停雲的作家華嚴為妻,因此與辜振甫有連襟關係(華嚴與辜振甫妻辜嚴卓雲是姊妹,與李敖臺中一中的老師嚴僑同是中國近代翻譯家嚴復之孫、板橋林家林維讓外孫)。1956年,葉並應成舍我之邀,共同倡議籌辦「世界新聞學院」(成立後,稱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葉明勳為人溫和,加上因其姻親以及新聞與媒體資歷所成就的人脈,使其社會接觸面極廣。認為:「政府與民間領袖之間的隔閡,癥結在對臺灣光復以前實際情形缺乏完整的資料與深入的了解,如果認為曾受日本重視或任用的人,都是視為漢奸,這是有失公允。……日本統治50年,這是清廷喪權辱國的結果,與臺灣同胞何尤。臺灣同胞生於此、長於此,不可能不與日本政府接觸,這是無法避免的事。」(參見〈聞道長安似奕棋〉,《中國時報》,1989年10月25日。)研究報告的觀點與葉先生相似(見:頁15)。我對此也不做價值判斷,但覺得不妨將陳儀等的中國情結與日本情結,做一些解說,以明問題的究竟。

 

政策──寬嚴失當

四、上述的中國情結與日本情結,相當影響到光復後臺灣社會資源分配及政府對臺的政策。在資源分配方面,陳儀則加意培植由大陸來臺,且具中國情操的臺籍菁英,亦即所謂的「半山」,如「厚植黃朝琴」;但這些「半山」在臺並無根基,「一片空白」,而「臺灣同胞當時不免因當地碩宿未被重視而產生失落感」(以上引語,皆見:葉明勳,同前引)。「半山」及外省人士不僅分配到重要的政治資源,而且也掌握到日產的控制及社會的地位。本土菁英雖在臺具有厚實的根基,但相形之下,總覺得受到壓抑,成為被統治者。他們的批評、抗議更增加陳儀等的厭惡,終於造成衝突。

再看政府的對臺政策。陳儀等特別著重清除「日本化」,加強對中國的認同,於是嚴禁日文、日語,推行國語運動,甚至在公共場所禁用閩南語。楊亮功及何漢文的觀點與陳儀等也並無差異,曾建議「切實推行國語、國文並加重本國歷史、地理及公民教學」;「防止皇民奉公會會員、流氓滲入民意機構」等等(見:同前引)。這種敵視「日本化」的態度及強迫性的作法,當然有損本省同胞的自尊心,而產生強烈的反感。林茂生先生即曾指出:「在中日戰爭,以及1930年代日本侵略中國以後,中國對日本的仇視更加強。這些負面的情緒,現在就轉嫁到臺灣人身上,而臺灣人被日本人統治50年的事實,更使這種情緒加倍升高。」(見:林宗義〈林茂生與二二八──他的處境與苦悶〉,《民眾日報》民79年3月5日)汪彝定先生則說:「當時若不許臺灣人說日語、用日文,甚至不許說臺灣話,就差不多等於剝奪了他們在公眾場合發表意見,接受資訊,甚至討論問題的權利。……其招致知識分子的怨懟,毋寧是十分自然的事。」(見:前引,頁48)

研究報告中都曾討論這些不滿對「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但我仍覺得,如能就資源分配不均及清除「日本化」政策的立場,做一點分析,可能有助於真相的探究。

 

究責──功過是非

五、研究報告中曾採用若干報導及回憶文字,相當程度地將「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於陳儀一身。但這些資料具有多少可靠性,似應慎重斟酌。

葉明勳先生即曾指出:「此中不負責任的報紙言論與報導,為害最烈。對於缺乏判斷的基層群眾,最具有蠱惑性及破壞力。當時那種幾近潑婦罵街的評論,風格極為低劣,從無出於肺腑的真誠之言。有人認為這種潛意識的反抗,是殖民旗幟下久遭壓迫之後,失去理性的變態行為。」(見:同引)沈雲龍先生則為文駁斥一些「據說」、「據談」的報紙通訊與社論。丁名楠先生也曾指出:「有的報紙對臺灣接管工作橫加非議,惡意指責。」(參見〈臺灣二二八事件親歷、見聞雜記〉,《民眾日報》,1990年5月2日。)

我毫無為陳儀掩飾之意。不過,如某些報導、評論確實是出於「潛意識的反抗」,惡意而無具體根據的指責,那麼站在學術的嚴格立場,就不能盡信,至少也要參考不同的報導、評論,再作判斷。

研究報告中對陳儀若干失策及軍政欠當的說明,雖有相當的根據,但我也有一些感觸:

(一)根據葉明勳先生的看法,陳儀對言論缺乏輔導,而流於放縱,任其所為。(見:同前引)陳儀自己也說:「報紙惡性詆毀,未予嚴格取締。」(見:同引)由此看來,陳儀對言論及出版的自由似還尊重,未做嚴格的限制。此與報告所言(頁14),似乎有些距離,不知何者為正確?

(二)研究報告中曾提到陳儀不重視本省人才,尤其不給予政府中較高的位置。但實際上,日本的殖民統治確實較少訓練及培植省籍的高級人才。在醫學及自然科學方面還算放寬,文法兩科則嚴格限制。

日本人在教育上的歧視,主要目的即在愚民政策,這才是本省人才最大的傷害。不久之前,司法院院長林洋港即指出:「臺灣光復以後,大學畢業的不到八百人,也沒有什麼政治人物、政治制度。假如沒有大陸來的師資,相信臺灣教育不會發展得這麼快,科技方面,更是如此。」(參見〈先喊統獨不下田,一塊土都翻不過來〉,《聯合報》,1991年11月21日。)

丁名楠則說,在日本統治時期,日人掌握行政及企業大權,嚴格排斥本省人,不使擔任「稍微較重要的工作」,以致工作能力無以提高和累積。陳儀除儘量延攬在大陸具有工作能力的臺籍人員擔任重要職務以外,不得不羅致大批外省人才到臺任職。他將這種原因歸因於歷史,認為「暫時無法避免。但有人利用地方觀念,硬說陳儀與日本人一樣,歧視和排斥本地人,這是一種惡毒的挑撥離間的方法,容易引起臺灣同胞對陳儀的反感。」丁先生指出,臺灣在陳儀接管後,半年光景,就成立了省議會,在全國各省中是第一個。另一方面,陳儀也寬籌文教經費,成立省訓練團輪訓臺籍人員,以提高工作能力等等。(以上見:同前引)

我感覺丁先生所指說的,皆還算平實,似乎也可在研究報告中列出一些,使正反意見可以對照,否則,會給人一個印象:對日本人的惡毒可視而不見,對陳儀則過分挑剔。

(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時,大陸經濟瀕臨崩潰,臺灣的情況也相當破損、衰退。換句話說,兩地的經濟大環境皆非常艱困。在這樣的環境下,如要求陳儀在短期內「使臺灣經濟恢復正規,人民不受失業及通貨膨脹之苦」(見:研究報告,頁23),似乎也有點過望。

陳儀所實施的統制經濟政策,在臺並為時不久,可能會產生許多錯失,但我非經濟專家,不敢評斷。但他堅持將臺幣與法幣分開,使得臺灣的經濟未隨大陸一起陷入經濟崩潰的谷底,縱從常識判斷,也還是有一些貢獻。

研究報告說,臺灣當時的失業人數,在比率上為全國最多的一省(頁25),我看要再考證一下。我非常同意物價上漲,招致民眾對政府的失望與不滿,不過想指出的是:除掉人為的原因外,其中必然還有非人為的經濟因素。

(四)陳儀是否帶來了一大批貪官污吏,橫行霸道,經常「花天酒地」呢?我想總會有一些人行為不軌,欠缺現代知識,但是否非常普遍?有無如葉明勳先生所說的出於非真誠而不負責任的報導?沈雲龍先生曾為文質疑一些誇大不實的傳聞。(參見〈質上海僑聲報〉,同前引,頁28-30

但不管如何,我覺得貪瀆無能的形象一經造成,當然易引起民眾的對抗,而如汪彝定先生所說的:「日本人在各階層培植了這麼多的親日分子,一旦對大陸新來的人的失望湧現出來,這一份親日情緒便勃然不可遏止的爆裂開來。」(見:同前引)這樣一來,又會回到省籍及認同的衝突上去,造成惡性的循環,不易化解。

總之,我認為陳儀等對臺灣光復後的特殊情況,未有深入的了解,致未能掌握問題,妥善解決,確實如研究報告所指出的「只知接收土地,不知接收人心」(見:頁14)。不過,我也要強調,人心的接收在當時是非常複雜而困難的,其中牽涉到歷史的、文化的、環境的種種因素,所以,我不太能同意研究報告所說的:「二二八事件是很多因素造成的,這些因素大多是人為的錯誤。」(見:頁27)


餘論──歷史教訓

六、現要為朱文伯先生說幾句話。朱先生是二二八事件時的新竹縣長,當時他因公去臺北,家中則受民眾攻擊。研究報告中則指出:「在朱文伯縣長家中搜出臺幣三百多萬元。……群情激憤乃將現金盡焚之;……朱氏任職未滿兩個月,竟積聚如此多之財富,民眾認係貪污的結果。」(頁77)朱先生出身日本士官砲科,是青年黨黨員,為人剛正不阿,畢生倡導民主憲政,發為文字,不遣餘力,是我極為欽佩的長者。他雖去世多年,但就我所知,絕非富於私蓄而貪污之徒。研究報告對所引用的報導資料,似應嚴格地查證一下,以免影響這樣一位正人君子的令譽。還有,根據朱先生自己的回憶(參見《七十回憶》,臺北:民主潮社,1973年。),他在臺北市近郊雖受到群眾阻攔,被迫下車時扭傷腿部,但並未提起如研究報告所說的遭到痛毆(頁57)。

最後,我要表達的是:若干對中國政情、法律皆甚隔閡的本省菁英知識分子,竟在事件爆發後的亂局中遭到殺害,這實在是歷史上的大不幸,令人傷痛。但望今後徹底解消省籍情結,永不產生如此手足相殘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