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爆發在45年前，其真相如何，一直成為爭議的焦點。最近幾年來雖討論較多，但也相當程度地流於泛政治化及情緒化，很易被扣上政治的帽子。在這樣的情況下，行政院研究小組的諸位學者專家毅然運用嚴格的學術態度，撰擬此一研究報告，真非常令人欽敬。現不遺孤陋，要我就此報告表示一點淺見，因平素對這一事件並無深入的研究，恐只能泛談而已。研究報告的篇幅浩繁，資料充實，行文立論皆非常精細，用心尤見良苦。這些優點實顯而易見，無庸我多說，我所能說的大致是一些不同的感觸，姑逐點分述如下：

背景──認同對立

一、「二二八事件」的背景十分複雜，報告的第一章列出若干項，大都是陳儀接收時的錯失，包括對日人、日產處理的不當、官員的貪污、軍紀的不整、經濟的失策等等，但在我的心中不禁有一個疑問：如拿陳儀接收的情況與政府在大陸接收敵偽地區相比，陳儀可能較好，至少不比大陸為惡，但大陸為什麼沒有產生省籍的大衝突呢？為什麼在臺灣卻「形成臺人對外省人的仇視與反感」呢？（報告頁14）我個人的感覺是：臺灣同胞經歷日本五十餘年的殖民統冶，在心態上對「中國」的認同已發生嚴重的危機。

我說此語絕無好壞的價值判斷，但也不能不強調：如在心理認同上產生隔閡，就很易把陳儀及外省人看成來自「中國」的殖民統治者，而不僅是政府的優劣與否了。美人馬若孟（Ramon H. Myers）即指出：「然而被日本統治半世紀的臺灣經驗，的確使他們形成了一個與當時日本人一致的世界觀，使臺灣民眾與1945年後來臺的大陸人士之間發生衝突。」（見：〈「二二八」悲劇的歷史背景〉，《中國時報》民80年2月27日）中研院院長吳大猷亦說：「以臺灣言，50年的日本統治，無容諱言的，自然有其極深的影響。」（見：〈編著一部中國近代史芻議〉，《傳記文學》59卷5期，民80年11月，頁46）我現再舉二二八時已來臺的兩位外省知識分子的觀察：

（一）沈雲龍：「在這裡，可以看出近代帝國主義國家統治殖民地的許多成果，不由你不觸目驚心，詫為奇蹟。……臺胞在日本50年悠久歲月的統治中，不僅使其『日本化』，並且在投降之前，還曾進一步的企圖其『皇民化』，如今我們要想在最短期間，使之根本改正，這不免是一種奢望。」（見：〈臺灣光復後的青年再教育問題〉，《耘農七十文存》，汲古書屋，民68年，頁1）；

（二）汪彝定：「日本人……後來又推行『國語家庭制度』，……戰時再推動『皇民化』運動，許多臺灣知識分子改了日本姓名。很顯然，如果再經過一代人，許多皇民化的知識分子會完全認同於輸入的強勢文化，就像琉球人一樣。」（見：《走過關鍵年代》，商周文化公司，民80年，頁62）

至於當時主持軍政人士的看法，可不贅舉。

日本的皇民化運動不僅是更改姓名，甚至要焚毀祖宗牌位，另在廳堂置「神棚」，奉祀「神宮大麻」（日本皇室祖先神天照大神之神位），以達到「振作國民精神與徹底同化」。值得注意的是：皇民化運動是隨著「生活改善運動」和「打破陋習」一併推行的。一般學者皆認為臺灣民眾在生活運動方面確實有了進展，那麼做為整體生活一部分的皇民化運動也總會發生一些效果罷！（參見：蔡錦堂〈日據末期臺灣人宗教信仰變遷：以「家庭正廳改善運動」為中心〉，《思與言》29卷4期，頁65-84；洪秋芬〈臺禮保甲和「生活改善」運動：1937-1945〉，《思與言》29卷4期，頁115-154）

假如我在上面的析述尚非無理，則研究報告的第一章似應對這種「認同危機」及「省籍情結」多做些探究，不必迴避，也不要輕輕放過。實際上，今日的獨統之爭，就是來自同一個問題。汪彝定先生也同此看法，他說的很透闢，值得再加轉錄：「近來臺灣的政治問題，毫無問題是統獨之爭。但事實上這個獨統之爭的背後，卻隱藏著比獨統爭執更深刻的政治和社會問題，那就是省籍情結。假如沒有省籍情結的話，獨立根本是臺灣40年來的政治現實，用不著爭的。事實上已經獨立，卻還要這麼轟轟烈烈地搞獨立運動，除了省籍因素以外，實在很難解釋。」（見：〈痛論省籍情結與臺獨〉，《聯合報》民80年10月10日）

肇事──臺籍皇民

二、前引美人馬若孟認為：只有城市和大的城鎮捲入暴動；大部民眾或將近80%的鄉民甚少參與，無足輕重（見：同前引）。這一看法實際與陳儀相似（見：〈致吳鼎昌電〉，《自立早報》民80年2月28日）。換句話說，「二二八事件」只有少數民眾參加，而非全體「臺人」，但研究報告中常提到「臺人」、「人民」不滿，或反應不佳等等，似嫌籠統。如能在文中酌加說明參加者只是少數，可能較符實況。

至於這些少數人究竟是怎樣的人士？他們的想法與目的又究竟為何？這些就值得深究。陳儀、柯遠芬、彭孟輯、楊亮功及白崇禧等人都一致指認：這些少數人是日人統治期間的御用士紳，海南島、南洋等地遣送回臺的臺籍日軍，以及學生、浪人、流氓等。他們的指認是否正確？這些人究竟為了怎樣的共同理想與目的，而能在數日之間集合於全省各大城市發動攻擊？此是否與省籍情結及認同問題有關呢？

從各種報導、回憶文字看來，臺籍日軍曾受日軍嚴格訓練，皇民化的程度也最深，「對祖國觀念極為薄弱」（見：楊亮功、何漢文〈臺灣善後辦法建議案〉，《自立早晚》民80年2月28日）。在校的年輕學生也相當受過皇民化的訓練，具有「國民精神涵養」，他們高唱日本軍歌、國歌，出擊「支那軍」，不能不說與中國認同的剝落有關。吳新榮先生也認為這些軍人，軍屬「傾向日本」（見：〈吳新榮的回憶〉，載張炎憲、李筱峰編《二二八事件回憶集》，稻香出版杜，民78年，頁8）。我在前面已經強調，我所做的有關認定並無好壞的價值判斷，只是就事論事，提供參考而已。

爆發──抗日vs反華

三、近百年來，日本累次侵略中國，八年抗戰更是在浴血中進行，中國人對日本人的仇恨已深不可解，陳儀等來臺的接收人士也不能例外。這一種「日本情結」使得陳儀等對若干親日的士紳，特別是參加推動「皇民奉公會」者，具有相當的惡感，甚至視為為虎作倀的漢奸。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也的確有這類士紳（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簡朗山等），結合在臺日軍要求日本駐臺總督安藤利吉不要投降，宣布獨立。陳儀接管臺灣後，曾將辜、許等人逮捕、判刑。由此可知，他對親日臺籍士紳心存疑慮、甚至惡感，當然不能予以高位，加以重用。

葉明勳先生葉明勳，福建浦城縣人，福建協和大學外文系畢業，記者出身，資深報人。1945年10月，葉明勳即以中央通訊社臺灣特派員的身分，隨國民政府首批負責接收臺灣的前進指揮所人員由重慶抵臺。從此定居臺北，1946年並出任中央通訊社臺北分社主任。1949年（時36歲）娶本名嚴停雲的作家華嚴為妻，因此與辜振甫有連襟關係（華嚴與辜振甫妻辜嚴卓雲是姊妹，與李敖臺中一中的老師嚴僑同是中國近代翻譯家嚴復之孫、板橋林家林維讓外孫）。1956年，葉並應成舍我之邀，共同倡議籌辦「世界新聞學院」（成立後，稱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葉明勳為人溫和，加上因其姻親以及新聞與媒體資歷所成就的人脈，使其社會接觸面極廣。₁ 認為：「政府與民間領袖之間的隔閡，癥結在對臺灣光復以前實際情形缺乏完整的資料與深入的了解，如果認為曾受日本重視或任用的人，都是視為漢奸，這是有失公允。……日本統治50年，這是清廷喪權辱國的結果，與臺灣同胞何尤。臺灣同胞生於此、長於此，不可能不與日本政府接觸，這是無法避免的事。」（參見〈聞道長安似奕棋〉，《中國時報》，1989年10月25日。）研究報告的觀點與葉先生相似（見：頁15）。我對此也不做價值判斷，但覺得不妨將陳儀等的中國情結與日本情結，做一些解說，以明問題的究竟。

政策──寬嚴失當

四、上述的中國情結與日本情結，相當影響到光復後臺灣社會資源分配及政府對臺的政策。在資源分配方面，陳儀則加意培植由大陸來臺，且具中國情操的臺籍菁英，亦即所謂的「半山」，如「厚植黃朝琴」；但這些「半山」在臺並無根基，「一片空白」，而「臺灣同胞當時不免因當地碩宿未被重視而產生失落感」（以上引語，皆見：葉明勳，同前引）。「半山」及外省人士不僅分配到重要的政治資源，而且也掌握到日產的控制及社會的地位。本土菁英雖在臺具有厚實的根基，但相形之下，總覺得受到壓抑，成為被統治者。他們的批評、抗議更增加陳儀等的厭惡，終於造成衝突。

再看政府的對臺政策。陳儀等特別著重清除「日本化」，加強對中國的認同，於是嚴禁日文、日語，推行國語運動，甚至在公共場所禁用閩南語。楊亮功及何漢文的觀點與陳儀等也並無差異，曾建議「切實推行國語、國文並加重本國歷史、地理及公民教學」；「防止皇民奉公會會員、流氓滲入民意機構」等等（見：同前引）。這種敵視「日本化」的態度及強迫性的作法，當然有損本省同胞的自尊心，而產生強烈的反感。林茂生先生即曾指出：「在中日戰爭，以及1930年代日本侵略中國以後，中國對日本的仇視更加強。這些負面的情緒，現在就轉嫁到臺灣人身上，而臺灣人被日本人統治50年的事實，更使這種情緒加倍升高。」（見：林宗義〈林茂生與二二八──他的處境與苦悶〉，《民眾日報》民79年3月5日）汪彝定先生則說：「當時若不許臺灣人說日語、用日文，甚至不許說臺灣話，就差不多等於剝奪了他們在公眾場合發表意見，接受資訊，甚至討論問題的權利。……其招致知識分子的怨懟，毋寧是十分自然的事。」（見：前引，頁48）

研究報告中都曾討論這些不滿對「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但我仍覺得，如能就資源分配不均及清除「日本化」政策的立場，做一點分析，可能有助於真相的探究。

究責──功過是非

五、研究報告中曾採用若干報導及回憶文字，相當程度地將「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歸於陳儀一身。但這些資料具有多少可靠性，似應慎重斟酌。

葉明勳先生即曾指出：「此中不負責任的報紙言論與報導，為害最烈。對於缺乏判斷的基層群眾，最具有蠱惑性及破壞力。當時那種幾近潑婦罵街的評論，風格極為低劣，從無出於肺腑的真誠之言。有人認為這種潛意識的反抗，是殖民旗幟下久遭壓迫之後，失去理性的變態行為。」（見：同引）沈雲龍先生則為文駁斥一些「據說」、「據談」的報紙通訊與社論。丁名楠先生也曾指出：「有的報紙對臺灣接管工作橫加非議，惡意指責。」（參見〈臺灣二二八事件親歷、見聞雜記〉，《民眾日報》，1990年5月2日。）

我毫無為陳儀掩飾之意。不過，如某些報導、評論確實是出於「潛意識的反抗」，惡意而無具體根據的指責，那麼站在學術的嚴格立場，就不能盡信，至少也要參考不同的報導、評論，再作判斷。

研究報告中對陳儀若干失策及軍政欠當的說明，雖有相當的根據，但我也有一些感觸：

（一）根據葉明勳先生的看法，陳儀對言論缺乏輔導，而流於放縱，任其所為。（見：同前引）陳儀自己也說：「報紙惡性詆毀，未予嚴格取締。」（見：同引）由此看來，陳儀對言論及出版的自由似還尊重，未做嚴格的限制。此與報告所言（頁14），似乎有些距離，不知何者為正確？

（二）研究報告中曾提到陳儀不重視本省人才，尤其不給予政府中較高的位置。但實際上，日本的殖民統治確實較少訓練及培植省籍的高級人才。在醫學及自然科學方面還算放寬，文法兩科則嚴格限制。

日本人在教育上的歧視，主要目的即在愚民政策，這才是本省人才最大的傷害。不久之前，司法院院長林洋港即指出：「臺灣光復以後，大學畢業的不到八百人，也沒有什麼政治人物、政治制度。假如沒有大陸來的師資，相信臺灣教育不會發展得這麼快，科技方面，更是如此。」（參見〈先喊統獨不下田，一塊土都翻不過來〉，《聯合報》，1991年11月21日。）

丁名楠則說，在日本統治時期，日人掌握行政及企業大權，嚴格排斥本省人，不使擔任「稍微較重要的工作」，以致工作能力無以提高和累積。陳儀除儘量延攬在大陸具有工作能力的臺籍人員擔任重要職務以外，不得不羅致大批外省人才到臺任職。他將這種原因歸因於歷史，認為「暫時無法避免。但有人利用地方觀念，硬說陳儀與日本人一樣，歧視和排斥本地人，這是一種惡毒的挑撥離間的方法，容易引起臺灣同胞對陳儀的反感。」丁先生指出，臺灣在陳儀接管後，半年光景，就成立了省議會，在全國各省中是第一個。另一方面，陳儀也寬籌文教經費，成立省訓練團輪訓臺籍人員，以提高工作能力等等。（以上見：同前引）

我感覺丁先生所指說的，皆還算平實，似乎也可在研究報告中列出一些，使正反意見可以對照，否則，會給人一個印象：對日本人的惡毒可視而不見，對陳儀則過分挑剔。

（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時，大陸經濟瀕臨崩潰，臺灣的情況也相當破損、衰退。換句話說，兩地的經濟大環境皆非常艱困。在這樣的環境下，如要求陳儀在短期內「使臺灣經濟恢復正規，人民不受失業及通貨膨脹之苦」（見：研究報告，頁23），似乎也有點過望。

陳儀所實施的統制經濟政策，在臺並為時不久，可能會產生許多錯失，但我非經濟專家，不敢評斷。但他堅持將臺幣與法幣分開，使得臺灣的經濟未隨大陸一起陷入經濟崩潰的谷底，縱從常識判斷，也還是有一些貢獻。

研究報告說，臺灣當時的失業人數，在比率上為全國最多的一省（頁25），我看要再考證一下。我非常同意物價上漲，招致民眾對政府的失望與不滿，不過想指出的是：除掉人為的原因外，其中必然還有非人為的經濟因素。

（四）陳儀是否帶來了一大批貪官污吏，橫行霸道，經常「花天酒地」呢？我想總會有一些人行為不軌，欠缺現代知識，但是否非常普遍？有無如葉明勳先生所說的出於非真誠而不負責任的報導？沈雲龍先生曾為文質疑一些誇大不實的傳聞。（參見〈質上海僑聲報〉，同前引，頁28-30。）

但不管如何，我覺得貪瀆無能的形象一經造成，當然易引起民眾的對抗，而如汪彝定先生所說的：「日本人在各階層培植了這麼多的親日分子，一旦對大陸新來的人的失望湧現出來，這一份親日情緒便勃然不可遏止的爆裂開來。」（見：同前引）這樣一來，又會回到省籍及認同的衝突上去，造成惡性的循環，不易化解。

總之，我認為陳儀等對臺灣光復後的特殊情況，未有深入的了解，致未能掌握問題，妥善解決，確實如研究報告所指出的「只知接收土地，不知接收人心」（見：頁14）。不過，我也要強調，人心的接收在當時是非常複雜而困難的，其中牽涉到歷史的、文化的、環境的種種因素，所以，我不太能同意研究報告所說的：「二二八事件是很多因素造成的，這些因素大多是人為的錯誤。」（見：頁27）

餘論──歷史教訓

六、現要為朱文伯先生說幾句話。朱先生是二二八事件時的新竹縣長，當時他因公去臺北，家中則受民眾攻擊。研究報告中則指出：「在朱文伯縣長家中搜出臺幣三百多萬元。……群情激憤乃將現金盡焚之；……朱氏任職未滿兩個月，竟積聚如此多之財富，民眾認係貪污的結果。」（頁77）朱先生出身日本士官砲科，是青年黨黨員，為人剛正不阿，畢生倡導民主憲政，發為文字，不遣餘力，是我極為欽佩的長者。他雖去世多年，但就我所知，絕非富於私蓄而貪污之徒。研究報告對所引用的報導資料，似應嚴格地查證一下，以免影響這樣一位正人君子的令譽。還有，根據朱先生自己的回憶（參見《七十回憶》，臺北：民主潮社，1973年。），他在臺北市近郊雖受到群眾阻攔，被迫下車時扭傷腿部，但並未提起如研究報告所說的遭到痛毆（頁57）。

最後，我要表達的是：若干對中國政情、法律皆甚隔閡的本省菁英知識分子，竟在事件爆發後的亂局中遭到殺害，這實在是歷史上的大不幸，令人傷痛。但望今後徹底解消省籍情結，永不產生如此手足相殘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