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曾說：於一名運動者而言"Anger is important." 確實，憤怒（即：對現狀的不平之氣）是非常重要的，但事實上，Anger is only a trigger，憤怒只是一名運動者誕生的催化劑。關鍵在於，憤怒究竟能不能推動一個人去思考：「我與運動的關係是什麼？」尤須指出的是，這是一個「關係本位」的問題，而不是一個「以我為本位」的問題。換句話說，問句的主詞是「我與運動」這組關係，而不是「我」這個個體。以「我與運動」為主詞，那要不要參加運動，就是個涉及我是誰，運動的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我如何貢獻己力推進運動的問題。這個問題作為一種道德選擇，其要求思考者具備是非觀、現實感與責任心。以「我」為主詞，則是否參加運動，就成了一個非常私人，無關大我，甚至非常功利的問題。舉例言之，按理講，島內政治大潮既然是仇共反中，基於台灣社會如當今世上絕大多數社會那樣對男性有較多的期待，男性被認為應該肩負更多的家庭責任與社會責任，可以想見，統運的參與者必然是以女性為主，而不是男性。然而，現在在大陸活躍的台青，男多女多？顯然是男性更多了。為什麼呢？原因就在於，他們之所以「參與運動」（實際上是高舉紅旗、自我標榜），是因為他們決定參與其中的「決定」本身，發源於「以我為本位」的問題，即：「我」參與「運動」能獲得什麼？儘管他們中絕大多數確實看出商機，找到門道，在「參與運動」中把權、錢、名都給掙了，但基於問錯問題，他們注定不能是真正的運動者，也注定只能是逐利的，而不是大公小私，以公為先的。大公無私更是不可能。

  說回到朋友所提的"Anger"。憤怒究竟重要，但它只是提出正確問題，並推動一個人以正確方式思考問題、得出答案，成為合格運動者的動力。換言之，憤怒只是一名合格運動者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一旦「以我為本」，問題提得不對，思考方式偏差，縱有再強烈的憤怒也無法讓此人轉變為合格的運動者。這樣徒有憤怒的人，只能是給運動添亂的盲動者，或者「嘴上都是主義，心裡都是生意」的利益派。更何況，憤怒作為一種情緒，必然隨著時間流逝、問題問錯、思考偏差而逐漸消散。當一個人開始逐利，把中國統一當成談資，把每一次露面、上台、握手、合影純當資本積累，還論的上什麼憤怒？對台灣社會的現狀能有什麼不平？

  根據上述邏輯，我們可以斷言：島內絕大多數所謂的統左，他們的意識形態是假的。馬列毛的思想做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是以「解決問題」為目標，而「解決問題」的前提是「理解客觀現狀」與「確定應然目標」。此所以「解決問題」即「路線規劃」，即連通「客觀現狀」與「應然目標」的工作。由此可知，島內多數統左既是「以我為本位」地思考統運，那麼他們對運動的由來與發展，必然是基於「自己」的想像或利益，而不是基於客觀事實（即：真實存在的島內認同矛盾）。畢竟對他們來講：怎麼樣「幻想」統運於「我」有利，怎麼想便是。至於「解決問題」與「路線規劃」，與（物質利益或精神高潮的）自我滿足相比，有何重要的呢？於是，島內統左圈子有個怪象，即從1950年代至今真正的運動者少之又少，多的是幻想家和利益派。

  假如幻想家、利益派與運動者之間的差異，涉及根本性的「義利之辨」，關乎長時間對價值選擇與自我定位的思考，那我們豈能癡信幻想家與利益派能輕易發生轉變？統一大業與統後和平又豈能交託於幻想家與利益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