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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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焦點下的中國歷史現代轉型

「『中國式現代化』是真實的議題嗎?」系列之四

作者 | 吳啟訥
吳啟訥:臺灣大學歷史系兼任副教授


中國近代史的核心議題,是中國的現代轉型。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受到西方世界的擠壓,中國的歷史車輪脫離自身軌道,走上建構現代民族與現代化國家的道路,但這條道路對於中國人而言是一條陌生而險峻的道路,正如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說,這時的中國走進了歷史的三峽,方向和前景都陷入迷茫,挫折和災禍接踵而至。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展示了中國共產黨政治目標的聚焦,即「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和「全過程人民民主」。

中國共產黨一向自命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它把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同時列為黨在實現共產主義之前的目標,二十大報告將這個目標重新聚焦在中華民族的復興,著重強調共產黨作為民族先鋒隊的性質,讓中國人和全世界看清中共的近期政治目標。

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放棄了它的最高理想,相反它將這個最高理想重新表述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如馬克思在十九世紀看到人類前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從中國傳統大同理想當中汲取文化養料,將這個前景定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很難期待短視近利的資本主義政治理念看到人類脫離金錢宰制的遠景,同樣,在外星智慧生物襲擊地球之前,我們也無法期待當代西方「發達」世界看清人類命運生死與共的真實面貌。

符合這個目標的政治─經濟解決方案乃是「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在痛切體認到西式現代化在為人類帶來物質進步的同時,也讓人類付出了多數人被壓迫、被剝削、被侵略、被殖民、被掠奪、階層分化、貧富不均的代價;讓自然界付出生態失衡、疫病叢生、天人關係對立的代價。中國式現代化首先追求多數人的物質進步,避免造成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工業國家與農業國家之間的結構性衝突。

 

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

中國式現代化,在形式上是西歐北美市場模式與蘇聯計畫經濟模式的妥協型態,但在實踐中,這是後發現代化的優勢。歷史把最初的機會交給西歐北美,再給德國、俄─蘇、日本第二次機會,藉以修正最初的草率,錯過兩次機會的中國,則是從二者當中吸收成功與失敗的經驗。

西歐北美模式現代化的最大缺失,在於少數人占據多數資源,少數人壟斷利益分配,不僅在它們建立的民族國家內部製造階級差異,更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工業國家對非工業國家的壓迫和剝削。這種型態的現代化,也帶來政治與社會的重大弊端。工業化帶來社會化的生產和經濟,資本成為政治的真實基礎,企業家的意志在極大程度上決定政治。社會化經濟分解傳統家庭結構,將大部分的家庭職能轉移到社會。市場決定社會和經濟運轉,而市場化的成本也極為高昂,政府監護市場,但政治往往淪為市場的工具。家庭規模縮小,帶來婚姻與家庭的商業契約化傾向。台灣的現代化模式有一個重要背景,即對西方的政治依賴,迫使台灣與西方利益接軌,因而必須實施西方制度,方便西方從台灣獲取利益,由此,西方現代化的缺失感染到台灣的現代化過程。

蘇聯模式是對西歐北美模式的反動,但它的最大缺失,在於其訴求反抗殖民強權剝削體制的動員型工業化,缺少市場化經濟的內生動力。

中國式現代化,無疑必須包含建立在現代技術基礎之上的現代經濟,也包含現代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但這一模式下的技術─經濟與民主,都是揚棄西歐北美經濟和民主制度缺失的產物。

 

人類命運共同體

如前所述,西歐北美國家的形成過程和西歐北美現代化的底層邏輯,始終受到叢林法則的制約,它的至高狀態,只限於特定民族國家的排他性利益,而傳統「中國」形成的動力並不源自政治體之間的競爭,而在於一種政治理想和價值──即「天人合一」世界秩序──的認知和追求,「中國」形成的過程與此後演變的過程,一直貫穿這一價值和理想。這樣的國家形成模式和世界秩序理想,已經構成目前中國所揭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願景的基礎。

幾個世紀來,明清中國在「天下」秩序的理想下,於國際社會奉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儒家理想,長期維護東亞國際社會的公平正義。這一秩序為西歐列強和日本打破後,中國人為自救而建立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依舊奉行扶弱抑強、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支持亞洲及非洲、美洲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獨立、解放的理想,並竭盡全力實行。作為1930年代世界反納粹反軍國主義戰爭的先導,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的戰爭為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去殖民化建立典範;冷戰時期中國支援朝鮮和越南人民的反美抗爭,也直接維護著冷戰期間的國際秩序和國際正義。

現代中國將工業化及現代化經驗推展到亞、非、拉美,意味著第三世界掙脫西方工業國的長期壓榨,最求自身經濟自主和經濟解放的前景。「一帶一路」包含「大同」的價值,為人類個人及民族的平等,為人類共同利益提供了一個值得期待的選擇。

 

中國式現代經濟體系

中國經濟的現代性,建立在解構宗法制度和家庭經濟,確立公民個人權利本位,再構築由國家宏觀控制市場運行的現代社會經濟架構的基礎之上;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經濟也不輕視家庭、家族所組成的民間自治社會的價值和動力,它搭建出核心家庭與傳統家族之間的融合機制,保存村莊的社會功能,讓家族與村莊參與現代中國社會公共空間的建構。

中國式的現代經濟體系結合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要素和市場經濟的運行動力,由國家宏觀調控,利用市場機制配置社會資源、引導經濟運行。

面對現代經濟的實際,單一的市場經濟體系和單一的計畫經濟體系已呈現出單調、傳統和僵硬的窘態,在現實中,世界各經濟體逐漸趨向採用混合經濟體制來應對複雜的經濟議題。新中國建立後,設想以蘇聯經濟制度為藍本實行計畫經濟,政府透過政策和政令干預市場。自1953年起,國家每5年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作一次長期規劃,但在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畫中,仍保留相當比例的市場元素,由此構築起初期工業化的基礎。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個國民經濟五年計畫,在國家擁有全部生產資源、國家對經濟的控制不斷強化、盡力排除市場因素的情形下,出現效率降低、資源配置效能低下等現象,而遭遇挫敗;此後的五年計畫、五年規劃,都不同程度地容納乃至主動運用市場經濟原理。1970年代中國的外交轉向,形成對外開放的契機,中國的經濟體制遂由原本的計畫經濟轉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第三個五年計畫迄今,中國經濟見證了中國式現代經濟體係從構築到成熟、成功的過程。

 

全過程人民民主

中國政治的現代性,建立在解構傳統政治及傳統社會、重構保存傳統價值的現代政治與現代社會之上。但中國的協商式民主,又有意避開形式投票民主的缺失。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考量不同地域、不同族群民眾需求差異的設計;政治協商會議則是對應不同行業、專業領域技術內容的設計。這兩個設計的目標,在於有公平而有效地分配經濟、社會、財富資源,而最終必須經過績效考核與考驗。

投票民主的根本缺失有三:其一,由於競選過程受到資本和由此產生的資本化傳播網路及資本化政治狀況的根本制約,由投票產生的「民意代表」和政治職務當選人,必然,也只能代表大財團的意願和利益。

其二,由此產生的立法、行政乃至司法機構,必須繼續汲取普通民眾的利益以挹注資本利益,以確保下一次競選時得到資本的支持。資本與政治勢力之間為了維持交易結構的穩定與永續,通常會依市場原理自然形成以「政黨」為名的複數──在實際中通常是兩個──政治集團,資本藉由操控與不同政治集團間合作程度的槓桿,有效調試、平衡自身的最大利益組合。當一個政治集團與資本的合作呈現彈性疲勞,資本會將民怨引導到該集團身上,轉而與另一集團合作,同時保留與前合作集團的連結。在這個過程中,表面上,民怨和民意可以透過「政黨輪替」得到宣洩與體現,實際上,不同政治集團的輪替,只是資本以利益最佳化為導向的重新組合。

其三,不需負責。理想中的民主政治應當是責任政治,但在投票民主制度下,競選承諾並不是義務性的,在任期內的施政成敗也不影響當選者的政治利益。

為避免投票民主──形式上的民主的缺失,全過程民主的焦點放在資源分配與再分配之上。全過程民主的前提是「家國同構」,個人將一部分權利讓渡給群體,群體決定公共產品的公共性。國家為扶持落後地區的經濟和貧困民眾的生活,透國投資偏遠落後區域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將富庶及經濟發展的成果再分配到弱勢群體之中。如果採用單純的投票民主則話語權掌握在富庶區域菁英階層當中,國家的公平政治和遠見政治勢必無法推行。面對新冠疫情,中國奉行以人民生命安全為中心的防疫政策,動員的規模和影響,也與投票式民主的規則相背,但生命的價值得到有效的尊重。

 

中國歷史現代轉型的技術面與制度面

在世界史上,西歐和北美率先工業化,並藉此塑造出目前被認定為典範的全球化、現代化樣貌,這種現代化帶來的現代性當然絕不是一無是處。在日常生活層面,它的技術內容基本適應我們身處的工業化、都市化和資訊化世界;或者換句話說,身處的工業化、都市化、資訊化世界的人們,在很大程度上,「舒適地」享受著這種現代性和現代化的技術內容。與此相較,中國工業化和都市化的起步晚於西歐、北美,只有在資訊化方面與「已開發」區域大致同步,中國社會日常生活的技術內容層面有諸多不能順利適應業已由「已開發」地區定義的「現代化」模式與現代性內容之處,就普通人生活的具體感受而言,社會運作與個人權益的保障並不十分順暢。從現代化的技術面看,可以說,「已開發」區域的社會運作更多呈現順暢、平衡、可控的一面;而中國在這方面還是一個跛腳的系統,它的社會運作往往在不同時段、不同空間、不同領域呈現不順暢、失衡、失控的一面。

然而,目前的全球化、現代化典範之中,明顯存在著倫理、階級、區域、種族、人與自然關係方面的結構性缺陷。伴隨「已開發」區域的經濟衰退和政治混亂,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尤其是三年多來疫情的考驗,這種結構性缺陷所凸顯出來的制度危機,已經到了人類不得不認真面對的地步。面對西歐、北美、日本等地出現的危機,中國的歷史傳統與中國人的現代化實踐,呈現出制度方面的潛在優勢和可持續的遠景。面對西歐模式現代化的結構性缺陷,中國式的現代化以及它所潛在的現代性,都提供出針對性的解決方案。

中國的知識菁英中,多數人是在對西方現代性的既有認知中建立自身的思維和理論基礎,他們對中國式現代化和中國歷史的現代性缺少認知與信心。跳脫這個已被「常識化」的思維體系,才能看清貫穿二十世紀中國人的奮鬥與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復興過程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這樣的實踐,其實得到中國歷史和中國現代政治中現代性因素的背書。檢視中國人的現代性,可以確認中國的近代轉型正在走出歷史三峽,人類的命運也面臨劃時代的轉機。

 

「現代性」的再思考

中國歷史上,委實並沒有與「現代化」對應的概念,但以西方「現代化」為指標所勾摹的「現代性」的內容,有很多卻已出現在中國的傳統之中,只是它們誕生的脈絡與西方歷史的軌跡不同。

在二十一世紀到來之前,知識界所談論的「現代性」,事實上都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特性」,它的內涵是以「西方理性」作為核心的。近代西方文明中的制度、組織、文化以及秩序等特質大致起源於歐洲中古末期,發展於西歐近代史,隨著西歐勢力的擴張傳播到全球。因此,知識界談論的以全球為範圍的「現代性」,其內容還是「西方現代性」。伴隨西方在世界政治經濟生態之中主導地位的確立,「西方現代性」在全球高度發展,形成了一套龐大的秩序和體系,這一套體系當中的一個面向,大概也包含布林肯(Antony Blinken)所說的「基於規則──亦即由強權設定並可隨時更改──的國際秩序」。從這套邏輯看,基於這一套秩序和體系所建立的現代世界的形成過程,就是「現代化」;「全球化」也是「現代化」的一部分。迄今為止,絕大多數的國家或地區都自願或者被迫整合到這個「現代世界秩序」中,整合的過程也就是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過程,而由此形成的「現代世界」,基本上就是由西方強權形塑和主導的秩序。這裡的「現代性」,由西方定義,也形塑出西方和非西方之間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非西方世界的命運。

中國在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對於從歷史的角度檢視「現代性」這個概念的定義,對於我們重新思考「現代性」這個大議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這並不是說中國完整改寫了「現代性」的定義,也不是說中國改寫了此前幾個世紀「現代化」的歷史,而是說,中國與眾不同的現代化模式和現代化過程,讓我們有機會延長歷史關照的時段,放寬歷史關照的視野;反過來,也會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理解現代中國國家型態的形成。

毫無疑問,資本主義社會在西歐的獨特發展和對全球性的主導,曾使得很多歷史學家和未來學家相信,西歐北美模式將是「歷史的終結」。其中,很多有學問、有見地的人認為,中國雖然大致與西歐同步,在15世紀前後出現諸多「現代」現象,但在社會結構、政治制度和歷史演變方面存在本質的差異。這種思維邏輯的前提,是首先認定西歐模式定義了現代社會政治、經濟、科學和文化的現代性的樣貌,是所有西歐以外的地球其他部分「現代性」的原型與「對照表」。

當我們將這個前提先放在一邊,觀察世人認定的「現代性」的具體內容──包含「政治參與」、「世俗化」、「個性化」、「市場化」、「工業化」、「都市化」、「高度分工化」等等──拿到眼前檢視,會發現,二十一世紀中國在這些指標方面的表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複製西歐模式,而是延續了中國歷史自身的脈絡。

在歐洲中世紀結束之前,傳統中國社會的階級流動、文化多樣性──就是我們在系列之二中提及的「開放與封閉」議題──,還有普通中國人對社會和政治的參與程度、世俗化、市場化乃至於個性化的程度,都遠高於同時期的歐洲。傳統中國儒家與法家理念結合之下,非血緣化、理性化的政治體系、管理體系,受到西歐傳教士的欽佩和羨慕;同時,也正如我們在系列之三中講到的,中國社會甚至透過道家和中國佛教這兩個頗有「後現代」色彩的文化體系,在儒法國家中扮演約束與平衡的角色。換言之,是中國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實踐,讓「現代性」的定義更加完整,中國在此前幾個世紀「現代化」的歷史後面,增加了新的、劃時代的、不可或缺的一頁。

這一切都匯集到「民」。「民本」政治和「民本」社會的傳統,是中國式現代化繼承的核心內容。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跳脫思想史教科書的對立書寫,將會發現在王夫之、黃宗羲與《大義覺迷錄》、「三民主義」,以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幾項思想財富所分享的共同價值,以及它們之間的連續性線索。與中國式現代化對應的「現代性」的具體指標,無一不涉及「民」和以「民」為「本」的核心。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正是在人類社會步入「現代」的議題上,對西歐北美版本「現代化」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