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者接受人民的監督，這不是所謂西方現代的政治特徵，而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特徵。在如何監督問題上，中國正在發展出一些具體的制度安排，但總體來說，這些安排〔目前〕還比較薄弱，無論在地方層次，還是在中央層次，都是如此。且不說這種監督離社會主義民主的目標有多遠，就現實政治的穩定性來說，它也遠遠不能滿足要求。〔大陸〕執政隊伍中的很多人身在廬山之中，迷幻於太平盛世，對繁華背後的危機表現得很冷漠，甚至很麻木。

臺灣問題就是危機當中的一種。危機的嚴重性可能超出很多執政者的預料。改開後，為了改革開放這一核心目標，在臺灣問題上，大陸採取了戰略寬鬆的方針，具體說來，就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在確定這個方針時，大陸有關方面和人士內心中的想法就是不急於統一，這與國民黨追求長時期的分治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合拍的。但是，大陸方方面面沒有預見到戰略寬鬆會鼓勵「臺獨」的發展，更沒預見到「臺獨」勢力發展如此之快，直至今天主導了臺灣政壇。

歷年來，大陸有關部門在總結對臺工作時，一方面大談和統工作的成績，一方面嚴詞譴責「臺獨」的發展。這種總結是很奇怪的，存在顯而易見的邏輯矛盾：如果和統工作是有效的，那麼何來「臺獨」的發展？

在總結和統工作經驗時，有關部門總是講些經貿和人文交流方面的一些數據。這些交流當然是必要的，但它們是「和」的經驗，而不是「統」的經驗，因為兩個國家之間也可以有這些交流。也就是說，改開後相當長的時間裡，所謂和統的工作，實際上是「和而不統」的工作，至少是「和而欠統」的工作。

人民的眼睛不一定是雪亮的，政治中的很多事情他們並不清楚。在臺灣問題上，有關部門做了哪些事，有什麼樣的過程，廣大人民的確不甚了了，但是他們可以從結果倒推過程：從「臺獨」勢力不斷發展壯大的結果，可以倒推和統工作不力的過程。這個已經是最溫和的評價了；更進一步的批評就不只是「和而欠統」、「和而不統」，而是「和而養獨」了。網民將有關部門稱為「養獨辦」，就可見對過去和統工作的失望、不滿，甚至憤怒。

有關方面和人士對臺灣民意的變化了然於胸，對大陸民意的變化則缺乏敏感。他們以為在臺灣問題上，無論怎麼說，怎麼做，大陸人民總是支持的，至少是默認的。對於媒體和民間的批評，他們仍然保持居高臨下的姿態，忘記甚至顛倒了監督者和被監督者的關係。

有關人士動不動就拿出「中央」的大帽子，要中央為其工作不力背鍋，指批評者為「妄議」。他們不是不知道，長期以來，廣大人民對和統政策是支持的，但因和統工作不力，「臺獨」勢力猖獗，他們才質疑和批評有關部門的工作。有關部門和人士如果真為「中央」著想，減輕中央壓力，應該主動站出來承擔責任。這種責任邏輯是清楚的：和統工作不力助長「臺獨」勢力發展，有關部門的責任不等於中央的責任。

有關人士要拿出共產黨員的擔當精神，不能把烏紗帽的安全置於國家安全之上。要求有關部門和人士承擔責任，主要不是為了讓責任有個著落，而是為了進行有效的政策檢討，以為探索更加完善的決策和執行機制。就臺灣問題來說，大陸現在面臨某種「政策模糊性危機」，也就是有點首鼠兩端，結果兩頭皆失。

承認過去的和統工作不力之後，接下來就要討論還有沒有更好的和統辦法，如果有，那就切實推進，並公之於眾。兩岸「秘密溝通」方式已不再有效，也非常危險。有關人士也許設想過在避談統獨問題的前提下，與民進黨私下溝通，談出兩岸和平發展新路徑。如果真的走出這一步，就會進一步鼓勵「臺獨」勢力，並嚴重地失信於民。在一些聲音的反對下，有關人士收回了這種冒險的想法。在民進黨廢除「臺獨」黨綱之前，大陸有關方面要切斷與民進黨的各種交流。

大陸主動切斷交流會帶來很多反對的聲音，尤其是那些與臺灣有各種利益瓜葛的人。這裡要弄清兩個問題：一是切斷與民進黨的交流並非切斷與臺灣的交流，但這二者之間有很多扯不清的關係，需要把握好幾個原則〔：一〕，凡是有利於民進黨的交流，都要首先考慮切斷，即使對臺灣人民有利，也要慎之又慎。二，是要用國家安全的標準去檢討經濟文化交流，有利於國家安全的交流可以繼續推進；反之，則要縮減或停止。這裡面的評估是個模糊的變量，需要成立專門的機構以著手這方面的工作。大陸不少人不講原則地談和平、談交流，而閉口不談統一問題，其實他們內心已不在乎統一與否，只看到交流所帶來的眼前好處。有一些大陸人甚至不關心兩岸未來是否會統一，而是想就這麼「和平」地拖下去，等到大陸真正發達了，臺灣即使獨立了，似乎也沒什麼。

且不說兩岸統一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意義，只就大陸內部的政治穩定而言，臺灣問題已經成了〔北京當局〕繼續執政的危機性問題。中國共產黨的生存力是與兩岸統一問題緊緊綁在一起的，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是其歷史合道性之一，如果放棄統一，就等同於放棄執政。這就是「必須統一」的最高政治邏輯。

至於「必然統一」，則與實力和形勢的變化有關。外交和對臺系統的「兩必」說法主要是講給大陸人民聽的，後者已經變得越來越不耐煩，之所以還沒有生出什麼事情，主要是人民中的絕大部分是相信執政者的，相信他們會兌現自己的諾言。他們更多地是關心什麼時候兌現，以什麼方式兌現。

過去，在這個問題上，執政者有很大的彈性空間，現在這種空間則非常小了。這一方面要歸功於民進黨，一方面要歸功於特朗普，他們讓大陸人民對和統的希望趨近於零。大陸執政者的應對也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民意的變化。大陸的民意不同於臺灣的民意，後者在選舉政治的操弄下，可變性更大。大陸民眾對強力統一的期待一旦形成，就不會輕易地發生改變。大陸執政者如果不繼續順應這種民意，兌現自己的承諾，那麼執政危機就有可能變得難以應對。

大陸政制出現的一些變化也與這個問題有關。現在沒有必要去猜測執政者當時是否主要考慮的是臺灣問題，形勢的發展導致這種變化的合道性必須與兩岸統一聯繫起來。也就是說，如果不在某個確定的時間內實現統一或在這方面取得重大進展，那種政制變化的合道性就會出現重大問題。

大陸執政者面臨著來自官僚階層和新興階層的一些壓力，這些階層對強力統一的反對聲音是很大的，而且他們的聲音也能夠以各種方式傳遞上去。然而，他們占中國總人口的比例並不大，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下階層是支持執政者採取強力方式的。這裡面的政治邏輯很多人想不明白。我們在媒體上看到很多批評執政者的言論，多數出於自由主義傾向。其實，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大多不會跟執政者過於較真，不會給中國帶來大的危險。真正的危機還是在沉默的大多數那裡，他們是改開後的利益相對受損者。很多人鬧不明白的是：為什麼越是利益受損的人越愛國？

其實全球的中下階層有這種共同的特點，處於政治弱勢的他們更加將自己的命運與政治共同體的命運綁在一起，這是平民主義總是與民族主義相伴而行的政治邏輯。這兩種主義都不是空洞的意識形態，而是有具體的政治指向。執政者出於政治安全考慮，也幾乎一致地用民族主義來化解平民主義的危機。

大陸沒有出現平民主義的潮流，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很好地抓住了工業化的機遇，尤其是製造業大發展的良機，讓中下階層的人民有就業的機會，另一方面則是中國自身的政治理念和體制，具有較強的包容平民主義的因素。然而，即使如此，潛在的危機依然是存在的，要在某段時間內有效地化解這種危機，把統一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就是一個很好的，也幾乎是必然的選項。

相反，如果時勢發展到某個地步，執政者猶豫不決，首鼠兩端，那麼潛在危機就有可能發展為難以收拾的顯在危機，中國共產黨的生存力就會面臨真正的考驗。

建國後成長起來的一兩代人要做一些非常規的事，或者說要解決父輩們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尤其是國家統一問題。改開後成長起來的一兩代人受西方影響太深，對這種歷史問題認識不深刻，也沒有解決這種問題的非常規魄力。現時代恰好處於建國前浪向改開後浪交棒的時期，前者要將一個什麼樣的中國交給後者？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問題。

是否仍然要將一個分裂的中國交給後者，現在還沒有確定的答案。歷史的發展充滿變數，那些高喊和平的大陸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反而是不負責任的。因為現在喊和平，其幾乎唯一的功效就是給「臺獨」勢力壯膽，也就將兩岸矛盾變得更加不可調和。他們也許幻想後代們會有更好的辦法保持和平，但其實，越到後來，非和平的可能性越大，出現大規模傷亡的可能性也越大。改開後成長起來的幾代人，其執掌政權的歷史合道性更加地不充足，而其他合道性的建設短期內也難以跟上。這就存在這樣一個問題：越來越多的人會越來越不接受那些跟自己差不多的人高高在上地發號施令。

無論實行何種體制，變革中的中國領導人必須具備某種超常的因素，這種因素或者是創造出來的，或者是繼承而來的。鄧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是想將自己的超常權威能夠延續兩代人，以保證自己開創的事業能再順利發展個二三十年。他的願望的確實現了，這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很難做到的事。

習近平有膽有識，自己創造超常因素；但能否做到鄧小平那樣，讓中國在其之後的兩代人沿著既定的路線順利發展，還是很難預測的事。一個比較妥當的辦法，就是在中國統一進程中培養接班人。

既然做出「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的承諾，那就要充分認識到國家統一是非常艱巨、非常複雜的偉大鬥爭。外部敵對勢力，就是要利用這個問題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途夭折。中國的發展，進入到一個比建立新中國和改革開放還要艱難的時期。這也是培養新一代領導人的大好時期。國家必須統一，但也必須以盡可能小的代價實現統一，更有必要將國家統一作為中華文明走向更大輝煌的新起點。所培養的年輕一代領導人，需要有更深遠的國家和文明發展的眼光，和更強大的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對「三大規律」此處「三大規律」是指：
　　（1）共產黨執政規律，即，中國共產黨必須從執政黨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努力探索和揭示黨的活動和建設的规律。
　　（2）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即，中國共產黨必須在總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上，尤其是在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努力探索和揭示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特定社會型態的運行規律以及該社會型態的活動主體的實踐規律。
　　（3）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即，中國共產黨必須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現實和未來的宏大時空和廣闊視野方面，努力探索和揭示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和總體趨勢。
　　為因應新的時代發展與要求，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2002年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首先要求深化對以上三大規律的認識，而提出「三個代表」的思想（要求中共始終要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3年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接著於2004年8月鄧小平誕辰百年紀念大會，強調必須高度重视在實踐中探索和認識三大規律；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進一步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對完善黨的領導和執政方式，明確要求結合中國實際，不斷探索和遵循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以科學的思想、科學的制度、科學的方法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即以對「三大規律」的認識，作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科學依據。十八大（2012年11月）以來，習近平強調堅持黨的領導，亦要求不斷深化對三大規律的探索與認識，以形成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從而，以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安全等理念，完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等等。₁ 的認識要上一個新的臺階。

（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比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