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在臺海兩岸分別發生過離奇、弔詭的悲劇。這兩個事件都造成人員死傷、社會撕裂，當然是悲劇。但這兩起悲劇所以離奇、弔詭，是因為事件明明已經平息，但很多臺灣人（他們幾乎都非事件受害者）卻不肯讓歷史翻頁，每年固定要藉機炒作，刻意讓傷痕再度撕裂、淌血。還有，這兩起事件的死傷數目明明已有定論，但有心人卻巴不得死傷越多越好，所有「死傷不多」的意見，幾乎都會遭受圍剿、攻擊。這兩起悲劇就是臺灣的「二二八」和大陸的「六四」。

多年以來，綠營用這兩個事件在島內撕裂藍綠、醜詆中國；藍營則拿香跟拜，如馬英九每逢「二二八」必道歉、每逢「六四」必抗議，還說「六四」不平反，兩岸就不能統一。但是，「真相」卻似乎越飄越遠。

針對「六四」，以往每年在香港、臺灣都會有「紀念」活動。但自從去年《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警方已連續兩年禁止公開的紀念活動，港民對此事件的態度也因經歷了2019-20年的反修例暴亂及《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的撥亂反正而逐漸反轉參見：〈「民主社區互助共融」計畫〉，香港民意研究所，2021年6月1日，頁16。關於「民意」與「民心」的區分，參見《遠望》2017年5月號，石佳音〈一國兩制的檢討與改善──一國兩制與港人治港〉一文。₁ 。但是在臺灣島內，「民運人士」、臺獨、藏獨等27個團體不顧疫情升溫，仍舉辦一系列「六四32週年」紀念活動，繼續炒作這個連香港民眾都已逐漸放下的一頁歷史。

反共、仇中分子炒作「六四」的手法跟炒作「二二八」一樣，都是從一面倒地誇大反政府民眾的死傷人數下手，但他們向來卻都忽視「六四」中被暴亂群眾打死的解放軍，以及「二二八」中被臺籍暴民打死的外省人。那麼，真相究竟如何？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於2021年6月1日發布的「六四事件週年調查」報告，香港市民「認為北京學生做法正確比率」、「認為中國政府處理錯誤比率」及「支持平反六四比率」均降至有紀錄以來歷史新低；此外，「認為應該解散支聯會的被訪者比率」亦為1993年5月有紀錄新高。

六四死傷人數之商榷

人馬雜沓、萬頭攢動之下，最有條件統計死傷人數的，是掌控戶口資料、醫院、軍警資訊的當地政府。1989年6月6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告訴記者，估計有300人喪生，包括「部隊、暴徒和旁觀者」。他說受傷的不僅包括兩千名平民，也有五千多名士兵。

袁木告訴NBC 新聞（NBC News）的湯姆·布羅考（Tom Brokaw），在清除廣場上抗議人士那天，「沒有一個人」在廣場上死亡。此言一出，眾皆譁然。曾為美聯社報導天安門廣場衝突的美國記者潘文（John Pomfret）表示，這一說法可能是準確的——因為死傷發生在廣場外。參見：MIKE IVES，〈中共宣傳官員袁木去世，曾為「六四」鎮壓辯護〉，《紐約時報》，2018年12月26日。₂ 

當時身處北京的加拿大學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六四」之後曾到北京所有13家醫院搜集資料，統計出送至醫院後證實死亡者479人，受傷者920人。

張萬舒寫的《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引述6月5日紐約的華文報紙《世界日報》曾刊登外國媒體對於死亡人數的估計，估計範圍從300人至3,000人不等，大部分媒體均估計「過千」。（外國媒體大多對北京不友善，不會偏袒北京。）

反共的港獨人士許偉恒在2019年出版《六四十問》，他只敢肯定「死亡人數不止727人」，但是他所提供的資料不可能比此數多很多。至於「天安門廣場」上有沒有死人？此書也只說「五人」。

對照「二二八」之後，國軍在全島「清鄉」、鎮暴好幾天，也沒死到一千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受理申請賠償金26年間（1995-2021），總計「死亡」686件、「失蹤」181件，二者相加為867件。六四鎮壓只在北京一地、一晚，不可能死一、兩萬人。

臺民曾誤信中共要血洗臺灣

「六四」和「二二八」的過程類似，政府宣布戒嚴、出動軍隊，是為了驅散群眾、恢復秩序。只要烏合之眾散去，就可收兵，解放軍不是在和敵國軍隊作戰，不必你死我活。試問，如果死百人、千人就足以嚇唬、驅散群眾的話，政府需要殺死一萬、兩萬嗎？（別忘記，事件平息後，中共還要執政，還要概括承受民間所有的不平與憤怒。）再問，手無寸鐵的烏合之眾，死數百人之後，還不抱頭鼠竄，離開廣場，非得等死掉一萬、兩萬之後，才醒悟、逃跑嗎？

「二二八」後，國軍從基隆登陸，直驅臺北。有人說這一路上國軍殺了幾千、幾百，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群眾早已聞風而逃、鳥獸散，不會螳臂擋車、當烈士。國軍想在路上找這麼多人殺，都很難。

1950年代因為白色恐怖被抓的高雄人陳明忠，他說獄中來自全臺各地的難友談起各人的二二八經驗和死傷情況，估計死亡人數合起來應該不到千人。日後有次他在海外如此說，有人駁他，說在高雄就死了30萬人。陳說：「當時高雄只有15萬人，難道還從外地運15萬人來殺？」那人氣極竟然質疑陳明忠：「你是不是臺灣人？」參見：《遠望》2018年4-5月號合刊本，陳明忠〈國家先統一  才能實現左派理想〉。₃ 

被臺獨洗腦的臺灣人，非理性、不實、惡意地汙衊早年國民黨在臺的作為；被國民黨反共教育洗腦的臺灣人，則高估了中共的野蠻、殘暴，低估了中共的EQ與IQ。早年臺灣人接受國民黨的反共宣傳，都相信中共要「血洗臺灣」，連蔣介石也在1960年雷震被捕後於內部講話中提到中共要「血洗臺灣」，但稍懂兵法的人，都知這是國民黨捏造出來恐嚇臺民、要堅定臺民抗共決心的謊言。中共的檔案資料中，從未出現這四個字或這種戰略思維。臺灣情治單位在1980年代戒嚴時期出版的反共宣傳品《認識敵人：共匪叛亂史實及大陸現況圖表》（新店：法務部調查局，1984年5月）也沒有列入這一項；任職於調查局的郭瑞華在2009年於「匪情研究」重鎮政大東亞研究所提交的博士論文《中共對臺工作機制研究：政府過程的觀點》中，詳盡地梳理了從毛澤東到胡錦濤時期的大陸對臺政策與執行機制，但他也絲毫未提「血洗臺灣」。理由很簡單：因爲根本舉不出證據。何況「血洗臺灣」的戰略，會逼出臺灣軍民的同仇敵愾，增加中共取臺的成本，善於用兵的毛澤東會如此愚蠢？國共內戰中，大家都知道國民黨的兵越打越少，許多都投共去了。如此善於收服人心的中共，為什麼要喊出「血洗臺灣」？

熊玠教授的親身見聞

紐約大學政治學系終身教授熊玠，在「六四」期間正住宿「北京飯店」，距天安門僅咫尺之遙，居高臨下，目睹一切。他在2009年7月號《海峽評論》223期，寫了〈一個天安門事件「變相受害者」的「含冤」回憶〉一文。此處引述幾段如下，有助我們拼湊真相。

「我在北京飯店中座的七樓翻越一個廁所窗戶爬到外面屋頂上居高臨下觀看，見到解放軍部隊由長安街東邊跑步朝向天安門而來。手中沒有帶槍支，頭上沒有戴鋼盔。沒有穿制服，只穿汗衫長褲。他們的任務究竟是什麼，為什麼這般裝扮？這是我第一個疑惑。等到他們跑到了天安門廣場東邊邊緣時，已經氣喘如牛。頓時，學生（其中還夾雜有工人）將他們早在路邊堆積成山的石子與磚頭，扔向這些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士兵。解放軍一聲令下回頭撤退，往來的方向跑去。

等到兩、三個小時以後，解放軍再回來時，他們是開坦克車沿著原先道路進來的。可是這時，學生已將長安街上原來用作隔離腳踏車（大陸叫自行車）與汽車的鐵欄桿，挪用作路障。只見一個坦克車被這樣的路障卡住。該坦克車在利用先後進退辦法試圖脫身之際，不幸撞到人群。於是學生們將手持的汽油潑向該坦克車，再點著熊熊大火燃燒。數分鐘後，坦克車火燒的溫度太高。裡面的三位士兵打開車蓋企圖爬出來時，四周群情激昂。遠遠就可聽到大家呼叫『打死他』﹗『打死他』﹗三個士兵活活被打死。自此以後，別的坦克車才開始橫衝直撞的奔向人群……」

「解放軍部隊由長安街西邊奔向天安門。正如我在東邊看到的一樣，這些部隊也是沒有帶武器。按照這位分社主任在當場所見，解放軍的武器均放在軍車隨後載運進來。可是半途中卻被學生攔截了。學生把槍支搶來，對著徒手的士兵開槍。據他估計打死了一百多士兵。然後其他士兵再從學生手中奪回槍支。繼而打死學生約二、三百人。」

「我曾與天安門學生對話。因為我稱讚他們有組織，他們坦陳他們已策劃近兩年。他們下課後，就參加所謂的『民主沙龍』。這次大遊行的一切籌劃與分工等等，都是他們『民主沙龍』所殷切談論的。他們還有『導師』指導他們。導師是（北京大學的）李淑賢教授和她丈夫（安徽科技大學校長編按：應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₄ ）方勵之教授。另外，就是這一切籌劃準備，都脫離不了需要大筆經費。那麼他們的經費是那裡來的，這也是我第四個疑惑的另一部分。不過對於這一點，有同學告訴我他們的導師『自然有辦法』。」

學運背後影武者　呼之欲出

天安門事件掩蓋了當時發生的另一件大事。1989年5月16至18日戈巴契夫訪華，會見鄧小平，這是中蘇交惡30年來的大變局。中國從以前權力不對等的「小老弟」，轉為與蘇聯平起平坐的強國，甚至讓蘇聯願意對中國所提的「三大障礙」（蘇聯駐軍外蒙古、蘇聯占領阿富汗、蘇聯支持越南占領柬埔寨）作出實質讓步。這是中共對蘇聯外交的一大勝利，但卻完全被天安門事件所掩蓋。示威學生不顧大局，堅持留在天安門廣場，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因此被迫改在首都機場進行。

對照於1970年代初期，中、蘇交惡促使尼克森興起「聯中制蘇」的大戰略，美國並且因此獲益；1989年中、蘇的和解與正面互動，怎不令美國寢食難安？天安門事件從該年4月中旬開始發酵，到6月4日爆發慘劇，對中國產生嚴重打擊，此一期間不但正好涵蓋戈巴契夫訪華的全程，天安門事件也把中國對蘇聯外交勝利的喜氣與士氣完全沖銷。學生運動背後的影武者豈非呼之欲出？

「六四」是失敗的學生運動

30年來，「六四學運」雖被西方與港、臺拱上道德高地，但其實它是失敗的學運，並不足取。下面再引文化大學政治系石佳音教授在《遠望》雜誌2020年11-12月號〈群眾為何走上街頭〉一文以做說明。

「群眾運動若不失控就能反應問題，失控則會製造新問題，也可能模糊掉原來的問題。總之，烏合之眾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把問題反映完畢，它的功能就已達成。烏合之眾不斷上街是無法解決問題的，群眾也許可逼迫能解決問題的人出面解決問題，但負責平息群眾不滿並解決問題的是當政者，不是群眾本身。」

「由於烏合之眾的群眾運動經常氣氛激昂，如果領導組織由烏合之眾內產生，這些領導者往往是『激進者』，因為愈激進的人才愈能夠領導現場。……在1989年的『北京民運』中，當時天安門廣場上主張見好就收的人沒辦法當領導者，他們甚至連話語權都掌握不到；而主張群眾繼續抗爭到底的人，就可能成為大家擁護的對象。所以在群眾運動現場的群眾之內產生的領導者，常使得群眾運動難以控制，最終可能玉石俱焚，『北京民運』就是這樣。」

「利用街頭群眾運動來達成政治目標的做法共有三原則，即毛澤東提出的『有理』、『有利』、『有節』。『有理』就是師出有名，……沒有道理就沒有道德正當性，正當性過低會使訴求不易引起共鳴，群眾難以擴大。……運動者應選擇對達成政治目標『有利』的時間與角度發起群眾運動。……最後且最重要的原則是『有節』，即見好就收，不為已甚。即便任何一場群眾運動大獲全勝，如果『運動者』不見好就收，還想繼續擴大運動規模或提升訴求，對當政者步步緊逼，可能導致『有理變無理』，……甚至可能把已爭取到的目標全盤摧毀，『北京民運』就發生過這樣的情況。當時中共中央已大幅退讓，派遣國務院總理接見天安門廣場的『民運領袖』。吾爾開希做為學生代表，衣著隨便，神氣十足地警告共產黨官員，甚至不斷提高訴求、威逼政府，使談判演變為僵局。『北京民運』一開始是『有理』的，共產黨退讓後也『有利』了，卻因為沒有做到『有節』，導致整場運動無法收拾。除此之外，學生代表柴玲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接受西方記者訪問時，公開表示群眾運動收不了手，不知該如何達成其政治目標，最後只能『期待流血』。柴玲沒講出口的是，她期待流血之後能引起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制裁，或者對民運的聲援。『北京民運』過後，流亡國外的柴玲向當時身處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R. Lilley）提問，為何『北京民運』流血後美國仍未介入？李潔明表示：我們（美國）本來就無意支持廣場上的民眾。此例說明如果領導組織或聲援的力量來自國外，那麼國內民眾大概只是純粹的工具，隨時可能被國外勢力策動、犧牲。群眾的一切善良目的與美好動機，最終都會變成國外勢力掀起國內動亂的工具。」

1989年「六四」的前一週，學生代表柴玲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接受西方媒體採訪時，大言不慚地說：「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而當記者問柴玲：「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柴玲答道：「我想我不會的。我不甘心，我要求生！」20年後，柴玲成功地在美國「求生」了。當年柴玲自己不願堅持運動卻將其他人推向險境，後來自己獨自在美國繼續享受安逸的生活，足見柴玲的虛偽。（柴玲在美國成功「求生」的畫面擷取自：YOUTUBE@中時新聞網，中天新聞報導之〈「六四」20週年不一樣〉，2009年6月3日，1'40''）

如此慘劇　熟令致之？

2009年11月號《海峽評論》刊出旅美評論家史威對熊玠一文的讀後感，其中一段意味深長，值得深思。

「海外一些『民運』人士在總結『六．四』的經驗教訓時，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矢口否認其率先奪槍打死解放軍戰士的血腥暴力行為；二、避而不談如果他們得逞了結果會怎樣，拒絕把中國和蘇聯解體後的實際加以比對，不敢涉及它將給中國人民造成怎樣的災難。前者是因為說了實話，他們就喪失了全部道義根據。後者說明了他們根本沒有為中國人民的利益著想，而是站在西方的立場上看問題，想事情。」

當年坦克確實開進天安門廣場，但是如此悲劇，熟令致之？前面的分析已經提出了答案。我們不能僅憑軍隊以武力驅趕群眾的最後一幕（卻忽視、縱容前面更長、更複雜的過程），就論斷學運的「正確」與「無辜」、政府的「蠻橫」與「不民主」。

川普任內的最後一年，美國到處都有抗議黑人被警察踩斷脖子的群眾運動，它們並不像天安門的群眾聚集了四、五十天，也沒對首都治安造成長期威脅，更未見外國勢力的搧風點火，但美國軍警在第一時間立刻就開槍驅離他們。世人未對美國政府的強勢作為置一詞，卻對被迫驅趕群眾以免國家分裂的北京持續醜化至今。這是何等明顯的雙重標準？

2020年5月25日，美國明尼蘇達州發生警方懷疑美國非裔男子佛洛伊德使用假鈔遭，在盤查的過程中，警方因單膝跪在佛洛伊德脖子上長達八分鐘而其導致其死亡，此舉引發眾怒和示威，並發生多起暴力亂象。對此，川普於5月29日表示：「一旦發生搶劫就開槍」（畫面擷取自Facebook@CNN，Trump tweets on protests: 'When the looting starts, the shooting starts'，2020年5月29日，5'29''）。

邁向未來　先讀懂中國

如果中共真是如此殘暴、冷血，幾與全民為敵，為何「六四」過後不久，大陸立即恢復穩定、成長，國力蒸蒸日上，眼見即將成為舉世第一經濟體？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歷年對各國民調，民眾對自己國家發展前景最樂觀的總是中國，高達八成以上，歐美國家僅三、四成。大陸政府若真如此不堪，八成以上中國公民都是笨蛋？

「六四」死亡人數的問題，已經成為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無解、無聊問題。但是我們在拼圖的過程中，如果已經拚出大象耳朵了，就別把豬尾巴強往大象身上拚。拼圖就是認識中國、了解中國，象耳朵類似中國的優秀表現，豬尾巴類似殘暴、不堪的政府。個別每一片拼圖確實代表某一動物的一部分，但所有碎片拼成一隻動物時必須合情、合理（make sense）。

如果暴政必亡，在天安門「大屠殺」的這個「暴政」和中國長達40年持續進步的事實，該如何放在一起解釋？

不論邁向未來，還是為臺灣找出路，我們都得先讀懂中國。但是，要讀懂中國，首先請停止自欺欺人的「裝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