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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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六月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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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亟需掌握對臺對港的話語權

作者 | 林金源
林金源: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遠望》雜誌社社長。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綜合國力未曾有如今天這麼強大,中國政府對國家的治理未曾有如今天這麼有效,中國人民的經濟狀況不曾有如今天這麼豐裕,中國百姓所凝聚的國族意識也未曾有如今天這麼堅固。這些事實讓許多愛國人士以為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復興,似乎日趨水到渠成。

無奈中國這位巨人的身上,仍有兩處自1840年以來遲遲尚未痊癒的創傷,時時牽制他的一舉一動。即便如前所述,中國具有總體局面的優勢,但只要臺、港兩地一有風吹草動,立即引發新疆、西藏等地的分離主義,就暴露出巨人的致命傷。


今日香港確實可能是明日臺灣

凡對臺灣、香港局勢越有深刻體認者,就會為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前景越擔憂。臺灣問題綿亙70年,島內目前反對「一國兩制」者(也就是反對統一者)超過八成。在可預見的未來,臺灣局面轉好的機制、動能並不存在,臺灣問題的複雜、困難程度,不言可喻。至於形體已經回歸20年的香港,心靈並未回歸。近日的「反送中」暴動,顯示香港人的國家認同急遽惡化,且正在向臺灣「看齊」。分離、反中意識現在不只充滿臺灣島,更溢散到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腦海裡。臺獨、港獨的桴鼓相應、互為表裡,更是北京的棘手問題。

獨派常用「今天的香港,就是明天的臺灣」一語,恫嚇臺灣人切勿接受統一。此話雖然顛倒是非、用心狠毒,但卻具有警惕北京的極大正面意義。眾所周知,在回歸前夕,港人認同中國的比率遠高於臺灣;從回歸至今,香港歷任特首都不是分離主義者;從回歸至今,支持統一的建制派議員,一直多於敵視祖國的泛民主派議員。但即便香港擁有比臺灣更正面的上述條件,港獨勢力卻從1997年以來,在眾目睽睽之下「與時俱進」。反觀臺灣,日後兩岸一旦統一,根據北京以往的承諾,臺灣將比香港擁有更大的自主空間。不幸的是,臺灣目前具實力的政治人物非獨臺就是臺獨,議會裡對北京友善的議員,屈指可數。無論以何種方式統一之後,除非北京從香港學得教訓,堅持臺灣必須謹守「一國」才能享有「兩制」,否則在寬鬆的「臺人治臺」框架下,臺灣政客挑撥反中情緒騙取選票的情況,以及民眾無由對北京孳生的敵意,只會比今天的香港更嚴重。屆時面對有心人的任何煽動,臺灣社會將無任何反制、糾正的力量,這和統一之前的今日臺灣,如出一轍。「明天的臺灣」只會比「今天的香港」更混亂、更反中。

果真如此,那麼對付臺獨、港獨之道何在?


硬實力:反獨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

把大陸建設得更進步、對港臺更多的交流與讓利、使中國國力追上(甚至凌駕)美國,是最常被提及的解決之道。可惜這些做法並不管用。因為從改革開放迄今,前述三項方案都有長足的進展,但是臺灣的分離意識卻比40年前更強烈;以往不存在的港獨,也在大陸最進步、國力最強盛、北京對港最仁至義盡的今天,盎然發展。

中國的經濟、軍事、科技等硬實力必然會繼續進步,但這只是解決臺獨、港獨問題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從獨派與反中外國勢力手中搶回話語權,才能反獨促統,也是北京的當務之急。中國必須掌握話語權,才能收復民心,讓大眾相信自己的國家所宣傳的「事實」,且臣服於北京設定的價值觀與道德正當性。如果掌握話語權,中國反獨促統的努力就能事半功倍。如果喪失話語權,中國就只能在敵人搧風點火的陣地裡,被動挨打、左支右絀。

爭奪話語權是一場沒有煙硝味的戰爭。以往有些大陸官員以為「事實勝於雄辯」,中國體制的良窳、中國發展的成就,日久漸明,不必浪費口舌去與別有用心或腦筋不清的反中勢力辯駁。此話在昔日或有幾分道理,但在網路科技、自媒體流竄,且極易積非成是的今天,則大大不然。這場沒有煙硝味的戰爭,所要捍衛的陣地,絕不是實體戰爭捍衛得了的。西方人取笑中國大量出口電視機,卻無法出口電視節目。中國有熊貓,也有功夫,卻沒拍出「功夫熊貓」這種影片。製造業顯示的是硬實力,但左右人心的卻得靠影片、話語權。

又有人說,中國的發展尚未與西方並駕齊驅,更別說超越西方,所以很難掌握話語權。此說不然。在網路科技尚不發達、中國仍然貧窮落後的年代裡,中國的一些話語在國際上反而有著超乎自己實力的影響力。例如1950年代北京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成為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1955年萬隆的亞非會議上,中國說服大會把「求同存異」定為各方相互關係的原則並寫進會議公報;1960年代毛澤東思想深刻影響西方學生運動,毛的著作成為顯學;當時中國的反殖、反帝、反霸主張在第三世界得到普遍響應。以上往例說明:話語權是塑造有利於己的道德正當性,與國家的貧富強弱無必然關係。


反中勢力掌控話語權 臺港天翻地覆

反中勢力掌控話語權以來,不費一槍一彈,就已把臺、港攪得天翻地覆,且拖住中國的發展腳步。北京即便有再強的軍力與經濟力,也無從制敵,無處反擊。反中勢力設定的話語權極為綿密,茲舉其犖犖大者如下:

一、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人民應享有充分的(不是條件式的)自由、民主。

二、儘管經濟快速提升,但中國仍是不文明國家,中共仍是專制獨裁政權,中國人民無法享有自由、民主、人權。

三、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是落伍思想,一國是否可愛,取決於該國國民是否享有(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人權。

四、先進國家講求自由、民主、人權,他們的政府不需要(也不會)推動意欲左右人民意識的「愛國教育」。

五、鞏固國家安定、追求國家統一是中共專制、獨裁的藉口。

六、拒絕專制政權是香港人民的權利,拒絕被中共統一才能保有臺灣價值與生活方式。

凡是熟稔中國近代滄桑史、稍具國族意識、未被西方話語權挾制,且對於中華民族如何復興曾用心鑽研者而言,都知上述論述每段都犯了嚴重謬誤。中國人為了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也為了提供人類另一種異於西方的發展模式,不但不能接受上述謬論,更應奮力闡述下列事實與理念。


破解反中勢力話語權

壹之一、自由是一種秩序,必須有其前提條件及界限,人類社會並不存在絕對的自由。再說,國家有了自由,人民才可能享有個體的最大自由。

壹之二、民主只是一種政治程序(如何產生政府),並不能保證由此程序產生的政府的能力與品質,且若將「民主」等同於「普選」,則更有可能陷於民粹陷阱,因此不應該、不值得把它奉為普世價值。自古以來中國政治體制所秉持的民本思想(政府如何造福人民),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

貳、中國近40年來的快速發展,證明它的政治體制必有其優點,並非如外人所指控的那麼不堪。評斷中國人民是否享有自由、民主、人權,不該引用西方標準。若以中國的標準衡量西方,西方亦不及格。至於中國不文明的偏頗印象,主要來自外界對中國異於西方的政治體制的歧視與曲解,以及14億人中不可避免尚有未受教育、未具現代化觀念國民的言行。如果考量西方自18世紀以來興起過程中的以鄰為壑,對照於歷代中國所主導的天下秩序,以及近年中國崛起完全來自胼手胝足、不折騰他人的過程,誰文明、誰不文明就一目了然。

參、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經百餘年被外人蹂躪的悲慘歲月,至今傷痛仍未撫平,就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帝力於我何有哉」的鬆散文明國,人民缺少現代國家的觀念。反之,西方自1648年的《西伐利亞條約》以來,就逐漸形成凝聚國家民族意識的現代型國家,他們用這種有組織、有效率的力量東征西討、富國強兵。現在中國強調愛國主義、追求國家統一,已經比列強晚了數百年,如今為了擺脫外人欺凌,為了後世子孫永享自由、民主、人權,當然必須效法西方曾藉國家主義圖強的歷史經驗。西方豈可過河拆橋,得了便宜又賣乖?

肆、如前所述,先進國家已經完成國族意識的凝聚工程,故可好整以暇講究小我的自由、民主、人權。他們並非不講究愛國教育,但因為他們雄立世界已久,沒有立即威脅國家生存、統合的因素作祟,並且長期掌握「普世價值」的話語權,因此可以優雅、迂迴、不著痕跡地推行愛國教育。這和中國所面臨的險峻局面完全不同,無法相比擬。臺灣、香港強大的反中、分離意識,不但威脅中國的統一,甚且嚴重影響中國的國防安全與經濟發展。由於治權尚不及於臺灣,北京坐視臺獨意識蔓延乃是不得已,但怎可再讓已經回歸祖國的香港繼續孳生分離意識?香港政府推行公民教育、進行國安立法、修改逃犯條例,完全合理、合法、合宜,但這些計畫卻被汙名化且被徹底推翻。另外,愛國與自由、民主、人權並不衝突,它們處於不同層面,但有心人卻把前者醜化為後者的對立面。北京與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竟然受制於反中勢力的謬論,有志難伸,就是因為沒有掌握話語權。

伍、鞏固國家安定、追求國家統一是1840年以來中國的最高國家目標。百餘年來,最具使命感也最有能力達成此目標的是中共政權。凡是以國家、民族為念,不被黨派之私綑綁、不為西方理念迷惑的中國人,都應支持最能帶領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政權。中共是否專制、獨裁的問題,很大部分是反中勢力炒作出來的錯誤印象。論者更不應忽略大國治理與發展的不易,動輒拿治理小國或已開發國家的標準要求幅員廣闊、族群複雜的中國。何況美國研究機構PEW歷年來所做的調查,各國公民對自己國家發展方向的滿意程度向來都以中國最高,且遠高於所謂民主國家公民的滿意度,可見中共專制獨裁、西方自由民主的簡單比對並無意義。

陸、臺港反中勢力先已決定不與大陸同「一國」,不與中國休戚與共,「兩制」的善意自然被他們嗤之以鼻,中共的「專制」遂成為他們反中的最佳藉口。北京應該主動大聲闡明:「統一是最高的道德」(胡佛教授語),中共是否專制和中國應否統一是不同層次的問題,不該混為一談。以低層次的問題干擾高層次目標的追求,本身就是不誠與不道德。何況反中勢力一再有意(或無知)地把一國兩制曲解為「北京對臺、港事務一概不得干預」,只要北京或香港特區政府推行些微與「一國」相關的政策(包括「一地兩檢」和這次打算修改逃犯條例),就被敵對者抹黑為破壞一國兩制。須知「一國」是「兩制」的底線,如果任何聯繫港、陸的政策都不能推行,中國收回香港究竟有何意義?再者,「中共專制」乃是不實、過於簡化的指控。北京承諾港、臺在回歸之後沿用既有(但不准反中)的制度,這種寬容就與專制的指控相矛盾。又,基於「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原則,北京原本不必也不宜指稱、批評「中華民國」,但為了拆穿臺獨、獨臺假借「中華民國」招牌拒統的虛偽,北京應該主動明白指出:「做為中國分治政權之一的『中華民國』已被偷樑換柱」、「拒統有違『中華民國』立國精神」、「『中華民國』不該淪為中國的對立面」等事實與道理,讓更多世人看清毀滅「中華民國」的是臺灣的藍綠政客,不是北京。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之因

與反中勢力散播的謬論相比,「中國論述」雖然義正詞嚴,但相對複雜,很難一言以蔽之。原本「勸人和好」就比「見縫插針」困難,挑撥「兄弟鬩牆」就比「化干戈為玉帛」容易。另外,反中論述多訴諸市井小民能體會(但不見得被正確解讀)的生活經驗(如自由、民主、人權),中國論述卻必須先有許多歷史鋪陳,以及國際政治經濟背景的分析,才能說明白。反中論述只從小我出發,無限擴大小我的意義與重要性,這正與百年來流行的西方個人主義文化契合,故容易說中人心。中國論述兼顧大我(國家民族)與小我(個人),為了長遠的大我利益,有時必須犧牲小我的短暫利益。再加上自媒體與社交網路平台的風行,非常有益於輕薄簡短論述的流傳。在聳動性重於正確性、風趣活潑重於言之成理、錯誤資訊可輕易掩蓋正確資訊等現代網路特性之下,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劣幣驅逐良幣,反中論述原本就比中國論述易於傳播,中國想要搶回話語權注定難上加難。

臺灣少數統派人士以及大陸某些專家、學者確實一直努力於建立中國的話語權,但是效果不彰,因為臺灣與西方的大眾傳媒非他們所能主導,他們要闡釋的道理又比反中勢力的信口雌黃更深奧難懂。在現有惡劣環境之下,大陸官方(及官媒)遂成為可以扳回話語權的唯一希望。大陸官方的言行必然引起各國及港臺媒體的矚目,他們具有創造、主導議題的有利地位,官方打頭陣之後,兩岸民間人士可以接續新聞熱度,呼應、闡述、擴展官方的論述,逼使媒體進一步討論官方原創的議題。

今後大陸官方應該善用每一新聞事件,改變四平八穩的立場宣示,不做被動性防禦,多多主動出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接地氣、老嫗能解的詞彙,愷陳中國論述。2008年12月,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的大會上,以平民化的語言提出「不折騰」一說,引起國際社會媒體的熱烈迴響。2012年2月習近平訪美時,曾說「太平洋夠大,可容下中美兩國」,這是闡述共存共榮的「天下觀」時,極恰當、極通俗的比喻。前述二例就是公眾傳媒用語的楷模,比起「套話」、「空話」或「官話」更能引起共鳴。

北京也必須正視、瞭解自己與各類分離分子之間最尖銳的矛盾點,針對此關鍵迎頭痛擊,揭穿對方的虛假與不義,塑造自己促統的正當性;切忌「與人為善」,誤以為各種獨派也是中國人,終會回心轉意;也切忌各自表述立場,各說各話,留下「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局面,這對於扭轉目前北京在臺、港的負面形象毫無助益,對於壓縮獨派在臺、港的版圖也不見功效。


北京老生常談 臺港民眾反感

歷年來,北京一再宣示九二共識是兩岸互動的基礎,一國兩制是統一之後的最好制度安排,臺獨是走不通的路,大陸願意和臺灣共享經濟發展的機遇,兩岸血濃於水等等。對於已經認同中國者而言,這些話都屬天經地義。但對於臺獨與獨臺信仰者而言,這些話則是老生常談、馬耳東風,北京一說再說,民眾不但無感,只有反感。北京如果無法塑造「統一」、「一國」的道德正當性,「九二共識」就成為藍營敷衍北京、北京自欺欺人的道具;「一國兩制」就成為北京自以為善意但卻被港臺民眾揶揄、排斥的笑柄。北京如果無法掌控話語權,無法改變人心,就只能坐視分離勢力不斷擴張,最終恐難避免訴諸「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統一問題。

請以下列最近發生的新聞為例,說明臺灣社會(以及國際社會)早被反中話語權綁架的嚴重情況。在這些事例中,北京與分離主義者形同各說各話,北京平白喪失改變人心的時間與機會,分離主義者的謬論卻積沙成塔、橫行霸道。


反中話語權綁架臺灣的實例

今(2019)年4月底宋楚瑜赴大陸,新華社刊出專訪指宋同意習近平提議,兩岸應進行「一國兩制」政治協商,引發軒然大波。宋的親信幕僚相繼離去,宋於5月2日辭去資政,並否認自己在大陸提及「一國兩制」。宋為親民黨主席,該黨被歸為「統派政黨」,宋的「一國兩制」疑雲竟導致眾叛親離,臺灣對「一國兩制」的嫌惡可想而知。

5月23日韓國瑜受訪時說,中美是兩個大齒輪,他希望臺灣成為像瑞士一樣的永久中立國,否則一不小心就會被絞碎。被北京以及臺灣非綠陣營賦予厚望的韓國瑜,從不遮掩其獨臺立場。宣稱支持九二共識的韓,現在又向永久中立國邁進一步。被北京奉為兩岸關係定海神針的九二共識,綠營嗤之以鼻,藍營則視為欺騙大陸讓利的敲門磚。

6月4日被視為「統派媒體」聯合報以「『六四』卅年:民主應成為中國夢的制度堡壘」為題,發表社論。該文說:「六四民主傷痕至今無法平撫,讓兩岸裂隙愈來愈大……,『一國兩制』無法成為『和平統一』的要件,『民主』才是兩岸融合的長城。已回歸廿多年的香港,『兩制』仍不時衝撞『一國』,緣由莫不在此。」

6月15日韓國瑜針對香港「反送中」運動發表談話,他高喊「拒絕一國兩制,熱愛中華民國,堅持自由民主,堅持和平繁榮」。他承諾如當選總統,保證一國兩制絕不會在臺灣出現,「除非Over my dead body(跨過我的屍體)」。

先前,韓國瑜未在「反送中」遊行的第一時間發表支持意見,慘遭議論。參加國民黨黨內初選的郭台銘(不知是想為韓緩頰或是落井下石),說他曾在上次韓訪香港時勸韓別進中聯辦。安排韓國瑜訪港行程的葉匡時說,訪中聯辦是當天臨時決定,郭台銘應該不知道。靠大陸賺大錢的郭某,為了與韓競爭,竟然不惜表態疏離中聯辦。此舉固然令人不齒,但韓營不敢為訪中聯辦一事辯護,反以取笑郭的信口雌黃來轉移、淡化韓進中聯辦的心虛。韓郭相比,實屬一丘之貉。

6月19日聯合報刊出「抵抗一國兩制要靠中華民國」文章,指出一國兩制在香港是失敗的,中華民國在抵抗「一國兩制」和「中國統戰」中扮演關鍵角色。


西方話語權下 中國得不到公平待遇

美國著名作家德瑞勒(David Von Drehle)8月20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習近平的選擇:毀滅川普或拯救川普但削弱美國」一文,認為川普發動的中美貿易戰,只是為了操控民粹、贏取連任的伎倆。川普的伎倆使美國利益(理性治國、厚植國力)與川普利益(成功連任)分道揚鑣。中國如果與川普怒目相對,固然會毀了川普的連任美夢,但也會逼使民眾拋棄、檢討川普的民粹治國,讓美國步回正軌。反之,中國如果忍一時之痛,佯裝敗北,助川普連任,卻可以坐等川普繼續拖垮美國國力。美國的國運,竟然繫於習近平的一念之間。

說過「太平洋夠大,可以容下中美兩國」的習近平,何曾想要操控、凌駕美國?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只想尋回自己應有的尊榮與地位,與各國共存共榮。如果中國真對美國回擊,也是被迫防禦、自保。可惜西方人士大多不理解中國的王道文化與天下觀,德瑞勒因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錯把習主席面對的艱難挑戰,歸諸於「他為中國設定了成為全球最強國家的目標。」

德瑞勒犯的第二個錯誤,是用不同標準看待中、美兩國。美國政治體制的問題,已經因為川普的恣意妄為昭諸於世。但是包括德瑞勒在內的大多數西方人士,並沒有因此虛心檢討西方政治體制,並且改以善意、客觀心態看待迥異於西方的中國體制。德瑞勒此文仍對中國政府有許多不實指控,諸如他說:1989年北京學運以「屠殺」告終;中共在新疆製造了「集中營式的群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受苦的總是人民」等。德瑞勒對香港問題的偏頗態度,更令人無法苟同。他反對北京以強硬方式處理「鄰居」香港的問題,但他卻寫過一本暢銷書頌揚以南北戰爭統一美國的林肯。德瑞勒雖然批評川普發動中美貿易戰的不智與不以國為重,但同一個川普卻支持香港分離主義者,而港獨分子也屢向川普「求救」。根據德瑞勒對中國不友善的言論和對港獨的支持,可以想見他應會支持被他批評的川普「拯救」香港。在西方強勢的話語權之下,中國永遠得不到公平待遇與尊重。


爭話語權必先具備文化與制度自信

前述幾件新聞與言論,不約而同顯示下列幾項特性:一、分離主義者深受反中謬論鼓舞,已經判了「中國」、「統一」死刑。二、既然不願與中國同「一國」,不管「兩制」如何寬待臺、港,都被解釋為居心叵測。反中分子認定北京以「兩制」請君入甕,日後再用「一國」關門打人。(這就是韓國瑜抵死不從的原因。)三、歷來北京為了反獨促統所做的制式立場宣示,雖然義正辭嚴、苦口婆心,但毫無效果,並未打動人心,急需改弦更張。北京爭奪話語權之戰的對象,不只是臺獨、港獨,更包含西方反中勢力。

2015年12月11日習近平主席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說:「落後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我們黨帶領人民就是要不斷解決挨打、挨餓、挨罵這三大問題。經過幾代人不懈奮鬥,前兩個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挨罵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爭取國際話語權是我們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重大問題。」顯然中共中央早就注意到「挨罵」的問題,如何找到解決問題的突破口與著力點,仍有待努力。

臺灣問題的「硬」解決,當然取決於中美大國博弈的結果。北京今後能否掌握話語權,或許並不影響兩岸終歸統一的結局。但是統一之後的臺灣,是否成為更棘手的香港?目前紛亂的香港對祖國的認同將往哪一方向變化?它們都不取決於中國的「硬實力」,而是看北京是否掌握了話語權。

最後,話語權爭奪戰的本質固然主要是技術問題,但支撐話語權的基礎,則是真真實實的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這是中國大陸在面對臺獨、港獨問題之前,不能不扎實做好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