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與中國的民族／族群概念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當今中國的民族議題？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習以為常地使用西文翻譯過來的詞彙「民族」來描述中國內部不同文化群體的現象，然而在現實中造成了相當多混淆，並且與中國的傳統以及現實也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使用「族群」（也就是西人所謂「ethnic group」）來界定也許更為恰當。而要準確理解這兩個詞彙，則必須回歸傳統中國與西方的族群政治的差異上。

族群的議題，在亞洲與歐洲的傳統世界中從來都不是重要的政治話語，直到文藝復興與資本主義發展時代，西方開始建立「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西方民族國家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西方在羅馬帝國崩解後，即進入長期的封建社會時代，直到近代世俗的貴族興起與教會產生利益、權益爭奪；其二，主張宗教改革的新教結合新興的政治、商業勢力，對抗教會的存在。而其重要的動力來源，即同時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透過殖民擴張，資本主義秩序鞏固的同時，民族國家的界線也愈發清晰。₁ ，才將人群與國家主權的概念連接在一起。當民族國家的概念出現，歐洲人努力朝建設民族國家的方向去奮鬥時，同時期的中國也發生了自己的歷史轉型，從傳統的天下國家逐漸轉變成為有確定界線、確定人民的領土國家依照作者的研究，中國向領土國家轉變始於元朝時期。蒙古帝國橫跨歐亞大陸，分為四個蒙古汗國，彼此間存在著差異與利益衝突，於是開始界定各自的利益界線。此外，元朝開始實行「行省制度」，負責地方事務的行政官員都由中央機構派出，中央掌握政治、經濟、稅收等最高權威，為確立稅收所及範圍也須擬定較為清晰的邊界。由此，中國傳統天下秩序中不存在邊界的概念，在現實政治實踐中遂逐步演變為有邊界的國家型態。可參考吳啟訥，〈族群政治形態的流變與中國歷史的近代轉型〉，刊於《新史學》（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第13卷，2021年1月。₂ 。然而到了19世紀中期，亞洲面臨源自西歐資本主義、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挑戰，發現西方人所奉行的民族主義概念可以成為動員民眾維護國家的一種力量時，中國被迫中斷了自身的歷史演進進程，轉向民族國家的建構方向。舉個淺顯生動的例子，如果把中、西想像成兩個星球，原本兩個星球沒有往來，彼此文化差異巨大，但當太空技術發達之後，兩個星球接觸了，他們面臨極大的衝擊，被侵略的星球被迫去接受發動侵略的星球上的一些制度與文化，這就可以說明19世紀中國所面臨的情形。

在傳統中國裡，漢人與非漢人的諸多語言、文化同存共處，儒家文化與佛教兩大平行的意識形態在相互影響下並行不悖，當時中國的內部人群從未被定義成「民族」。直到西方民族概念進來後，中國人被迫重新審視內部人群之間的關係，才開始用「民族」去描述、定位內部的群體差異。這種定位後來卻被日本以及西歐北美等外來勢力利用，認為由於中國內部存在諸多「民族」，因而傳統中國是一個帝國或者偽裝成國家的文明，並不具備統治非漢人的合法性。在語言上，西方用「Chinese」來代替中文裡的「中國人」，事實上，這兩個概念並不相等，西人認為只有漢人才是「Chinese」，非漢人以外的滿、蒙、回、藏以及西南苗、瑤等族群全部都是「Non-Chinese」。在這種描述下，西人跟日本人很自然地認為非漢人族群被中國統治乃是傳統帝國體制壓迫下的被壓迫者。當然，這並不符合傳統中國的真實樣貌。傳統中國不僅本質上是多元的，在多元當中漢人也並非一直是統治者。非漢人在歷史上曾多次征服過漢人，成為漢人以及非漢人區域的共同統治者，諸如元朝的蒙古人與清朝的滿人。但無論是漢人還是非漢人主導下的朝代，內部的多元對於統治者而言都是一種常態。與此相反，西方則視中國內部的多元為其漏洞、缺陷，以此為基礎煽動中國內部的非漢人族群發展自身的民族主義，同時也鼓動漢人發展漢人民族主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民黨的前身革命派曾高調地聲稱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作為革命目標，主張把傳統中國拆散，讓各個族群各自建立民族國家，實際上就是漢人民族主義。1911年10月10日，推翻清朝統治的辛亥革命爆發；同年11、12月蒙古也爆發了一場革命，蒙古人主張要脫離中國統治，建立獨立國家，並把辛亥革命的這一年叫作「豬年革命」依據蒙曆，1911年係白陰豬兒年。₃ ，藉口其雖為清朝的臣屬，但漢人既然要建立一個純然的漢人國家，蒙古人自然沒有義務要繼續待在漢人國家裡。

辛亥革命一結束，執政的革命派立憲派聯盟立刻發現「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荒謬，於是改弦易轍地接受了原來立憲派主張的「五族共和」。事實上，「五族共和」就是清朝族群政治裡的現實，也是建立共和中國所必須要走的道路。清朝的政治體系依靠滿、漢聯盟，加上滿、蒙聯盟，再加上西藏宗教因素的加入而建立，滿、漢聯盟作為其中最重要的基礎共同防範蒙古人，同時滿、蒙也對漢人做一定的牽制。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沒有漢人的人口資源與經濟資源支持，由滿人建立的朝廷是沒有辦法統治比今天中國面積還大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領土。

革命派發現族群共存的現實即使在中華民國建立後仍然不能完全改變，於是在1912年將「五族共和」作為中華民國族群政治的基本政策，塑造中華民族的基礎。但一開始國民黨還是抱持一些漢人中心主義觀點，希望可以同化非漢人少數族群，以漢人為核心來建立中華民族。抗戰之前，蔣介石進一步推動中華民族的塑造，包含兩個理論：其一，漢、滿、蒙、回、藏等在中國境內的族群，都擁有共同的祖先，彼此血緣上一致；其二，這些族群在近代擁有共同的歷史經驗，一起抗擊過列強入侵。蔣介石著名的代表作《中國之命運》裡寫入了「同血緣，共命運」的論述，這個主張在當時受到了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質疑，宋美齡對於蔣介石出版這本書也感到很焦慮，擔心可能得罪盟邦，但是蔣介石作為一個中華民族主義者，仍然堅持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強調其抗戰和統治中國的正當性。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則主張中國族群是多元的，內部除了中華民族外尚且存在其他民族。這個主張實際上受到蘇聯民族論述的影響，我們若是將其放回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中，會發現存在一些盲點，並不能完全解釋中國歷史。蘇聯的民族史相對簡單，蘇聯的前身沙皇俄國是透過「征服」。沙俄在大約兩個世紀的時間裡征服了很多原來的前民族國家，將它們整合到一個大帝國之內，這個帝國大致完整地被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繼承，並採取加盟共和國體制，讓那些前民族國家轉型成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下的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這些加盟國各自擁有國家主權，比如烏克蘭、白俄羅斯能以會員國身分參加聯合國，唯一的差異在於它所有的公民只能是「蘇聯公民」。這種情形跟中國歷史不一樣，中國各個族群相處的時間都在兩千年以上，長期的相處使彼此間有非常密切的來往，而這種來往並不以國家對國家的形式進行，各族群長期交流融合最明顯的階段在於元朝。

元朝雖是由蒙古人建立的朝代，但元朝要切實統治中國需要很多人的輔助，首先是管理農業社會、工商社會的人才，由於蒙古人一開始不太相信漢人，決定從今天新疆、以及新疆以西大概到伊朗範圍內的地區，引進穆斯林和突厥人，讓這些名目上的「色目人」擔任管理階層工作，由此引進了很多非漢人的技術官員以及普通人。再者，蒙古與西藏結盟，邀請其加入統治漢人的行列，西藏利用藏傳佛教融入中國，使得藏傳佛教在元朝之後擁有了非常高的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成為國教。蒙古人加上西域各族群的加入，成為聯合起來共同統治整個中國以及漢人的統治階層。不可避免的，元朝在中後期也必須借助漢人龐大的經濟與文化資源，漢人從而加入蒙古人建立的朝代。現在教科書裡一般都寫元朝有四個等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與南人），而新的研究告訴我們，這並非等級制，只是四種分類、四種圈子，圈子裡的階級大致是被打破的。舉個最明顯的例子，當後來漢人官僚增多，其中很多漢人是擁有蒙古人奴僕的。如果元朝是一個結構性的壓迫體系，就完全不能想像漢人居然可以擁有統治民族的奴僕。

今天蒙古、新疆、西藏與中國的關係，並非西方人所描述的、以及很多臺灣人所想像的由漢人擴張所造成，恰恰相反，這是由於漢人被蒙古人、色目人、西藏與西域征服所造成的，這些族群加入了蒙古人共同統治中國的行列。而這種統治也並非所謂的「民族壓迫」，因為漢文化非但沒有被消滅，甚至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成為元朝境內最強勢、影響力最大的文化，元朝以儒家思想作為自己所尊奉的統治思想，同時帶來一個平行的文化體系──佛教，儒家與佛教的並行共同影響了近古與近代的中國，成為近代中國意識形態的基礎與常態。

元朝時期，蒙古人、漢人、色目人與西藏人的相處，造成中國歷史上一個巨大的轉變。我們如果比較今天中國及其鄰居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琉球，會發現中國的習俗跟這些地區有比較大的差異，比如日本、韓國常聲稱他們保留下來的傳統要比中國更道地，諸如席地而坐與分食制；語言方面，日文、韓文與越南文使用了很多中國中古的字彙與概念，現代漢語反而不使用這些概念，而是蘊含了大量的契丹、女真以及蒙古語字彙，比如今天臺灣經常說什麼東西很優秀叫作「很棒」，實際上這個詞彙就是從滿語來的。經過各族群融合後的中國文化，已然與韓國、日本、越南、琉球等移植的中國中古文化產生了巨大差異。

反過來，我們去聽現在的蒙古語、維吾爾語，其中也夾雜了非常多的漢語詞彙。理論上，廣西的壯語跟泰語屬於同一語族的語言，兩種語言非常相近，有一些群體甚至可以用口語互相溝通，但如果我們去聽壯語以及泰語的廣播，就會發現雖然可以聽懂一部分壯語，卻對泰語完全陌生，兩者間的根本差異在於壯語極大程度地吸收了漢語的字彙，使得擁有相同文化的壯與泰，後來發展成為兩個國家的不同族群。

這些都和元朝以來中國內部各族群的文化交流、高度交融有直接關係，這種關係在清朝時期被制度化，清朝將元朝以來各族群之間的融合，演變成完整的族群政治制度──「五族共和」。在「五族共和」的制度下，清朝的軍隊實際上規模很小，統治者認為優越的制度使其無須倚賴龐大的軍隊便可以控制邊疆，因此清朝的稅率也是極低的，大約3%的稅率只能養非常小的軍隊。這種規模的軍隊在控制內部方面不會產生問題，但卻無法有效應對列強的入侵，其組織化程度更是遠遠低於列強、以及後來居上的日本。「五族共和」制度被後來的中華民國以及中華民國的繼承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即使中華民國在建構中華民族時曾試圖做出改變，卻仍然無法從根本上轉化中國內部族群之間的生態與族群分布狀況。

中華民國統治期間，中國的人類學家們曾致力於研究中國境內非漢族族群之間在語言、文化與歷史上的差異，這一研究成為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族群分類時的學術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基本上改變了原來中華民國的兩項族群政策。其一，「民族的同化政策」，在蔣介石的中華民族論述裡，希望用漢文化來同化少數族群；其二，「行省化政策」，即行政一體化政策，在中國境內的所有區域進一步推動從元朝延續下來的政治和行政一體化。中華人民共和國首先回歸中國的傳統、甚至於元朝以前的傳統，承認文化的多元存在，開展民族識別工作，並且允諾在文化多元下的政治制度可以有巨大的彈性，由此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今天全世界在民族國家體系下所追求的是「單一民族國家」，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並且一個國家只承認一個民族、一個文化、一個語言。相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繼承傳統，從來不把自己定位為「單一民族國家」，而是承認內部有56個不同的族群，這56個族群所使用的可能超過一百多種的語言，都應加以保護。不同族群的政治可以實行與直接行政管理制度不同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省級自治區到地區級自治州到縣級自治縣到鄉級民族鄉，都有不同層級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各區域有制度上一致的一面，也有根據每一群人、每個地域因地制宜的一面。此外，民族的多元政策也進一步擴展到解決殖民地的問題，即原理上與之存在一定相近之處的「一國兩制」，香港方案、澳門方案以及設想中的臺灣方案各不相同。這種制度設計我們可以將其歸結為「多元一體」。198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最重要的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家費孝通以「多元一體」來形容中國的族群政治，其與整個西方民族國家的一元一體，形成了極為強烈的對比。

西方單一民族國家對中國多元制度的批評與利用

關於在內蒙古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教育議題，近來歐美、日本、臺灣等對此政策皆表示質疑。事實上，這些區域本身實行的卻是「單一國家語言制度」，即教育體系中只允許使用一種合法的教育語言，不允許使用其他族群的母語來教導學科。美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等雖然聲稱其為多元文化，但是它們的教學語言只有一種，加拿大魁北克省雖主張以法文教學，範圍卻相當有限；臺灣亦然，直到最近這些年才開始宣導多元的語言文化，但原住民的語言還有其他方言仍不能被作為教學語言來使用，事實上仍是單一化的。

相較之下，1949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體系長期存在雙語教育、多語教育，即少數民族的母語跟國家通用語言漢語普通話並行。其中「漢語普通話」跟臺灣所謂「國語」的概念不同，國語本身有國家唯一官方語言的定位，而漢語普通話只是中國境內百餘種不同語言中、漢語各種方言中的其中一種，跟其他語言的性質差異在於，漢語普通話被視為各族群、各語言、各方言之間通用的共同溝通工具。中國的語言政策強調的不是單一，而是「通用」，事實上，大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妥協，放棄母語，講一種共通的語言。漢語普通話作為「國家通用語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造語言，以北京的語音為標準音，同時採用各地方言以及某些少數民族語言的詞彙。

中國的族群政治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全世界族群政治的趨勢與走向，原來那些奉行單一語言、單一民族國家的西方國家以及日本，逐漸開始接受多元文化，逐漸承認單一語言之外還有其他語言存在，同時採取措施保留瀕臨滅絕的文化根源，只是尚未做到將其納入教學語言來使用。西方的改變實際上是在模仿中國的模式，只是他們不這樣講，反過來強調自己的所做所為是比較優越的、民主的、進步的。編按：關於內蒙古的「國家通用語言」政策，請參見《遠望》2020年11-12月號，吳啟訥，〈多樣、單一與「通用」──比較中國與西方國家語言政策的設計背景和理念〉。₄ 

回過頭看，西方是如何看待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這20年來中國的狀況。從20世紀末開始，中國基本上處於經濟高度成長、再度和平崛起的狀態中，這個狀態造成西方、以及與中國敵對的其他勢力的強烈焦慮，他們試著從各個角度尋找中國的弱點，與20世紀一樣，他們發現中國還是具有一個弱點——「多元」，包括中國的邊疆、特別行政區香港與澳門，也包括中國在法律上擁有但是現實中分裂的省分臺灣，這些地區都成為西方進入中國非常重要的切入點。族群政治方面，這些年西方一直在操縱西藏與新疆的議題，近來內蒙古的議題也被納入，西藏的議題主要是講所謂的「宗教迫害」，新疆的議題則是所謂的「宗教迫害」、「種族滅絕」、「集中營與再教育營」等，內蒙古的議題則是講所謂的「文化滅絕」。

實際上，西藏、新疆的情形跟西人的想像恐怕是相反的，西藏原來文革時期遭到破壞的寺院在改革開放之後不僅全面恢復，數量甚至超過了文革前，新疆穆斯林所擁有的清真寺的數量也早已超過文革以前的狀態。但是西藏跟新疆卻都出現了所謂的「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離主義」，這些民族主義運動甚至出現了極端狀態，即暴力狀態與恐怖活動狀態。西方一般否認恐怖活動的說法，但一些人跑到火車站不分青紅皂白看到漢人就用刀砍殺，這無疑是恐怖活動。至於恐怖活動背後有沒有理由？所有的恐怖活動背後都有理由，比如美國的「九一一」事件背後就有阿拉伯人非常強烈的、非常長期的、結構性的不滿；阿爾及利亞人在1960年代想脫離法國的殖民統治，無差別地殺害法國人的時候，背後也有一定的正當性與政治基礎，但這些事件仍然是恐怖活動。

自從新疆、西藏出現恐怖活動，當地漢人的安全與生存便受到嚴重的威脅。以新疆為例，過去的十幾年期間，新疆刑事犯罪的比例明顯增加。比如2009年發生的「七五」事件中大約兩百個漢人被殺，當時的土耳其依照自身的、西方的歷史經驗，認為一定是維吾爾人被殺，派人調查後才非常訝異地發現，居然是所謂的「中國主體民族」漢人被殺害，這是土耳其怎麼想都想不通的事，因為庫德人規模性殺害土耳其人這種現象是不可能出現的。在刑事犯罪中，還有比例相當高的性犯罪，主要針對漢人年輕女性，在追究源頭後，我們發現犯罪背後實際隱藏了民族分離主義的因素，即這種犯罪是專門針對漢人，目的在於引發漢人社區的恐懼。這種方式確實達到了很大效果，很多漢人早在大概十年前就紛紛離開新疆，以致於造成新疆的房價在整個中國房價暴漲的過程中，是屬於平穩的或下跌的一個區域。

漢人準備逃離新疆這件事造成北京的焦慮，北京以開辦職業技術教育體系作為其應對辦法，其中含括臺灣與西方皆不熟悉的思想政治教育，屬於中國共產黨政治傳統裡的一部分。但在改革開放與市場經濟的時代，其效果卻可能大打折扣，在執行上官僚主義一刀切的做法，甚至激發基層包括少數民族民眾的一些不滿。這些毛病都是存在的，但它仍然不是大規模屠殺、種族迫害，時間會告訴我們答案，再過五、十年這些事情都會呈現得非常清楚。

至於新疆有一、兩百萬人被關到集中營裡的說法，一直缺少著學術依據。其源自於一個學術圈外的德裔研究者，但該研究非但沒有依照任何學術方法，也缺乏任何事實依據，全靠憑空想像，卻由於契合西方的政治需求，很多國家直接引用這種不能夠引用的證據，如同寫論文隨便引用一個街談巷議的人亂講的話一樣，是非常荒謬的引證態度和方法。

西藏、新疆工作座談會的解讀

幾個月以前，北京召開了兩場重要會議——西藏工作座談會以及新疆工作座談會。兩場會議皆在相隔多年後再度召開編按：2020年8月28至29日，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於北京召開，與2015年的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相隔五年。2020年9月25至26日，中央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談會於北京召開，與2017年的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談會相隔逾三年。₅ ，一般輿論界的解讀是面對新疆與西藏的情勢挑戰，相關政策將進一步收緊。我則有比較不同的觀察，工作會議實際上強調了三個重點：第一，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的中國化議題；第二，加強民族團結，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第三，新疆與西藏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在上文的基礎上，我們將對這三個重點做些必要的解讀。

首先，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的中國化，很多不明就裡的人會解讀成民族同化的漢化政策，事實上，完全相反，其與另一種主張才是同一件事——恢復和保護中國傳統文化。1949年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共革命話語占優勢地位，為了革命所需，包括少數民族在內所有人的傳統文化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打擊，其中漢人傳統受到最大規模的壓制。漢人傳統從民間文化到儒家思想都受到強烈批判，「孔老二」被視作當時最大的敵人，代表沒落奴隸主階級的反動思想。在現實政治中，若有人與孔夫子連接在一起，就會被政治紀律視為非法，林彪即被加上這樣的定位。直到改革開放，中共的革命意識形態與革命話語同時衰退，需要尋找新的意識形態話語時，方才意識到必須從傳統中尋找能重新凝聚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

那麼中國傳統的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的樣貌是什麼樣子的？伊斯蘭教大約在7世紀末傳入中國，但規模非常小，真正比較大規模地傳入是在13世紀末期的元朝，伴隨色目人進入中國而來，並且立刻進入「中國化」的進程。伊斯蘭教為了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上傳播，必須吸收中國文化的元素，加入很多儒家的話語至伊斯蘭文化裡，調整宗教與國家的關係，使宗教服從國家的最高權威。就物質來說，伊斯蘭教的建築型態擁有明顯的中國式傳統，然而這並非最重要的，真正關鍵的還是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相結合。比如穆斯林教徒為了在漢人社區中生存，透過考科舉、中進士進入儒家體系，藉此保護伊斯蘭教裡特殊的葬俗以及祖先墓地。

藏傳佛教亦是如此，在9世紀吐蕃王朝解體後，後弘期藏傳佛教與西藏本土的巫術相結合，形成非常多教派，這些教派在不同的地方各自建立分裂割據政權，由於各自力量都很小，為了生存他們選擇與漢人地區的政權建立關係。大概從宋朝開始，西藏高原地區的諸多教派政權相繼主動與漢人建立關係，將漢人、蒙古人傳播藏傳佛教的宗教關係轉變為政治關係，藉此獲得漢人以及蒙古人的支持，確立他們在西藏高原區域的合法化統治。元朝時期，薩迦派的薩迦班智達與八思巴等皆與元朝建立宗教與政治互相交換的合作關係。因此，藏傳佛教不是簡單的宗教，它的本質是政治，只是以宗教的方式呈現，可以稱其為「宗教政治」。

西藏佛教對於中國的影響非常大，八思巴文傳進中國後，幾乎給漢語製造出一套拼音系統，元朝統治時期很多漢字是可以用八思巴文拼寫出來的。我們東邊的鄰邦韓國同樣受到八思巴文影響，韓國的「訓民正音」（諺文），原本用於拼寫非母語的漢文，後來轉變為國家文字，而這種文字的源頭即八思巴文。藏傳佛教的影響到了明朝仍然存在，明朝看似純粹的漢人朝代，事實上，其與西藏的關係也非常密切，今天西藏很多的宗教體系都是由明朝冊封的，比如藏傳佛教中最重要的派系格魯派與黃教，以及流傳至臺灣的大寶法王。格魯派後人的兩個重要體系——達賴與班禪，在清朝時期也與清廷建立宗教政治聯繫。西藏透過獨特的宗教政治體系，在整個中國範圍內建立了一個與儒家政治空間平行的空間體系，山西的五台山、四川的峨眉山、杭州的靈隱寺等地，就是藏傳佛教在漢人區域境內的大本營。

若認為北京推動伊斯蘭教與藏傳佛教中國化是一種民族同化政策，那就是一個天大的誤解，因為這並非現在才在進行的事，而是中國歷史裡一直存在的傳統，也是中國在革命話語中斷後的1980年代，整體回歸傳統中國文化的現象。

第二點，西藏和新疆工作會議裡強調的維護民族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件事情所針對的其實是改革開放後由市場化、全球化帶來的現象，市場化、全球化使中國出現了非常大的社會變遷，從原來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計畫經濟體系」變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有、民營並行，市場經濟、計畫經濟並行，並以市場經濟為主體。在這個狀態下，大多數人獲益，但也有一些人遭受到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包括很多下層的漢人，他們覺得自己沒有毛澤東時代那麼有尊嚴，原來黨與國家組織可以決定的事情，現在必須聽命於資本家；另外則是少數族群，在市場化的過程中面臨著強烈競爭。部分企圖心較強的漢人在市場、原料等因素的吸引下，前往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少數族群區域開設公司進行商業貿易，在市場競爭中占據較大的優勢，少數族群則因為文化、習俗與宗教的緣故，在這種強烈的市場競爭面前需要較長的適應期。對於少數族群而言，很多人將他們所受到的相對剝奪感歸咎於漢人的經濟侵略、文化侵略乃至於政治侵略。但我們從整體來看，這些全部都是由市場化與全球化所帶來的，是整個中華民族以至於全體中國人皆面臨的共同挑戰，含括社會、經濟、意識形態等多個方面。

「漢人的政治、文化、經濟侵略」這種解讀當然不符合現實，但這種論述的前因卻可溯及1949年以來的中國族群政策，由於族群政策是分類化的，將中國人分為56個民族，每一個民族都擁有特殊的利益，獲得文化、政治以及制度上面的全面保障，包括「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准許實行不同於其他省分的特殊政治措施；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的少數民族比例代表制，給予少數民族的比例實際上超過其人口比例；以及考試加分、政治機會、工作升遷與加薪等基礎性的諸多保障少數民族的優待政策並非逆向歧視政策，因其居住於較為偏遠的區域，地方教育資源不足，在升學過程中需要犧牲自己的母語去學習國家通用語漢語，考試的加分政策是合理且必要的。不過也存在例外情形，若予從小住在大都市、教育資源上同普通漢人沒有任何差別的少數民族加分，就不一定合理。₆ 。

在市場化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的接觸極大地增加，改變傳統中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期的人口固定狀態，過去依靠嚴格的戶口制度、糧票以及單位，將所有人固定在一個地方，當時要出差、遷移都必須花非常大的功夫。可是在改革開放後，一切壁壘逐漸地消融，今天的中國成為全球移動最快的國家，內部的高鐵里程占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二接近四分之三，若我們將中國的移動速度當作一個指數，它可能是全世界走得最快的。這樣一個快速移動的國家，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前所未有的密切。我們可以想像，原來大家只認識生活周遭的鄰居，現在我們則不斷認識從來沒見過的人，包括過去只生活在一定區域的少數族群。漢人與少數族群的接觸，首先會面臨語言問題，接下來還有文化問題，人跟人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衝突。在1949年人群分類化的政策後，只要兩個不同族群的人發生任何衝突，都會被解釋成為民族矛盾，普通的治安糾紛或是刑事犯罪都會轉變成所謂的民族事務，立刻轉移至民族事務委員會處理。中國大陸的一個典型描述，即只要牽涉到少數民族都必須謹慎處理，以免引起民族問題。在這種情形下，由於少數民族受到優待，通常受到損害的反而是漢人普通人。

漢人覺得自己相對於少數民族有強烈的被剝奪感，長期累積後發展成為「漢民族主義」。中國歷史上，漢民族主義曾發生於南宋、明朝末期與清朝初期，漢人面對少數族群的軍事暴力威脅以及政治壓迫時，出現的原型反抗與民族意識。19世紀末期的漢人，也曾以漢民族主義來反對當時清朝的統治，訴求種族一體來推動革命。而當今的中國，漢民族主義意識再度崛起，呈現在漢服運動以及所謂的「皇漢論述」裡，並出現了非常多情緒性的種族歧視字眼。

這讓我們聯想到大概三十多年前，蘇聯發生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俄羅斯人覺得蘇聯在七十年的統治當中一直採取優待其他加盟共和國的政策，使得俄羅斯人的文化與東正教受到歧視與壓迫，以至於在後來蘇聯解體的過程中，最大的推動者並非高加索、中亞區域的加盟共和國，而是認為自己是被剝奪者的俄羅斯人。

漢民族主義跟俄羅斯民族主義非常像，它的興起很可能會導致漢人成為未來中國逆向整合中推動分離最重要的民族，比目前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分裂主義的危害要大得多。防範的辦法在於必須調整1949年以來的人群分類論述，朝向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治的發展方向調整，落實到每一個公民的平等權利上面，無論具有什麼樣的族群背景，個人公民權利都應完全平等。只有落實公民平等，才能壓抑住所有民族主義、分離主義的危機，將其消弭於無形。當然，在技術上很難做到消弭所有民族情緒、民族主義思想，但完全可以透過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治，將衝突的張力降至最低。

第三個議題，關於西藏和新疆的的擴大開放。西方認為西藏跟新疆一定發生了大規模的種族歧視與屠殺，所以中國不敢對外界開放。事實上，整個中國大陸對外開放的時間也並不長。我們可以回想大陸剛開放臺灣回鄉探親的那段期間，當地官員、書記都得出來陪同，先把人請到旅館招待大家一起吃飯敘舊，不能讓你直接回到家裡去，擔心在看到家鄉很窮困、又得知家裡有人去世的消息後，大家會抱頭痛哭，哭訴這些年過得很不好。當然，在改革開放十幾年後，這種情形已經不復存在了，現在臺灣人到大陸很難再產生像剛開放探親時那樣的錯愕以及優越感。

同理，邊疆也是一樣的，物質方面你會驚訝地發現呼和浩特、烏魯木齊、喀什、阿克蘇等區域似乎比高雄、臺南都來得進步。若再比照其他的指標，全臺灣含括印尼穆斯林大概有27萬人信仰伊斯蘭教，而臺灣只有四座清真寺，如果把兩座可以做禮拜的地方也加在裡面的話，共有六座；中國大陸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人口大約在兩千兩百萬人左右，這些人共同享有四萬多座清真寺。若我們依照相同的比例計算，臺灣現在的六座清真寺應該擴大為四百多座才合理。我們若以新疆清真寺、西藏藏傳佛教寺院的數量來衡量宗教自由的話，那麼臺灣看起來就像沒有宗教自由一般，不僅臺灣沒有，歐洲、美國同樣沒有，美國穆斯林的數量要比臺灣高很多，但他們的實際情況還不如臺灣。

北京完全沒有必要對邊疆不自信，經濟上來說，原來處於邊緣狀態的新疆、西藏、內蒙古，在整個一帶一路的計畫下，是交通線上的核心部分；就世界地理範圍來說，更是處於整個歐亞大陸的核心地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可以進行經濟開發合作。

舉個例子，曾經邊緣中的邊緣——寧夏回族自治區，最近這些年經濟成長得非常快，一開始開放穆斯林到麥加朝聖都是由政府編列預算，後來很多人有錢了就自己出資前往。穆斯林覺得一生當中最重要的功德就是去麥加朝聖，朝聖完身分就能轉變為「哈吉」（Hajii）。透過朝聖的過程，回民發現其實他們具有非常優秀的從事商業的能力，以及很多當地可供使用的資源，於是開始發展清真食品工業，今天全世界穆斯林使用的清真加工食品，大部分產地都是在寧夏回族自治區。這只是一個例子，新疆跟西藏實際上也擁有非常豐厚的經濟潛力。若大陸能夠自信地進一步擴大開放邊疆地區，只會對中國的少數族群權益、中國族群之間的正面互動，以及在全世界面前呈現中國族群政治的真實樣貌，都有正面助益。

我們從族群政治的角度放大看待中國的制度與政治，會發現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多年中，其實北京是缺乏自信的。因此，在面對香港與臺灣的議題上特別提出「一國兩制」的方案，前提即覺得大陸的制度尚且不如人，所以可以先給予緩衝期，等到將來大陸的制度發展完善後，再談一國一制。到了21世紀後，彼此間的種種差距在縮小，面對突如其來的新疫情，中國制度的優越性也被突顯出來，即便與歐美體制、日本體制相比較，仍然非常先進。大陸唯有看到中國制度本身優秀的一面，並且以開放的心態呈現在世人面前，才能建立對自己的文化制度產生真正的自信，逐漸改變當今中國沒有話語權的狀況。話語權若只依靠自身不斷論述，實際上效能相當有限，很多話語權是靠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達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