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一個事實描述，也是一份責任契約。「他堅持抗戰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立了敵後根據地，他實行了民主好處多。」這句歌詞道出了契約的主要內容，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已經在做而且必須繼續做的幾件大事。

毛澤東極高明地闡發了新民主主義理論，一方面承接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一方面引入了蘇聯的社會主義，讓兩者相生相克。這種創造性結合成就了毛澤東思想，其一大特色就是用通俗的語言闡述主義結合的精髓，使之成為朗朗上口的與民之約，進而成為新中國的立國之約。

為什麼要改革開放？不是要重新立約，而是要更好地履約。改革開放後的思想與毛澤東思想的一脈相承，不是政治上的說辭，而是立約履約的邏輯一致性。

履約的好壞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由，而好壞的評判權掌握在人民手中。所以說，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是一勞永逸的，要時刻不忘民心向背。「民心」與「民意」不同，前者是准客觀的東西，表現為立國之約的履行效果，具體說來，就是實現國家的獨立和統一以及民生和民主的發展。

改革開放在促進經濟發展上功不可沒，也是必由之路，但經濟發展不等同於民生發展，前者注重效率，後者注重公平。沒有公平的發展決不是民生發展，也決不是社會主義。在講了很多年「效率優先」之後，產生了嚴重的貧富差距，儘管這些年來越來越強調公平，但貧富差距的指數仍超過了很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很有意思是，為這種不公平辯護的西方資本理論竟然大行其道，甚至主導了公共輿論，這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很悲哀的。互聯網時代儘管不一定讓老百姓變得更加聰明，但的確讓他們接觸到更豐富的信息。他們了解到相鄰的日本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實現了公平與效率的雙豐收，至今仍然處於世界最公平國家之列，他們也了解到華人之國的新加坡也同樣實現了比較公平的民生發展，還有一些發展不那麼快的發展中國家，其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則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中國大陸企業家階層在財富積累的過程中，對勞動者的剝削以及對公共資源的掠奪都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比很多西方和非西方國家更加嚴重。然而，奇怪的是，這個階層普遍認為自己的財富是靠自己努力所得，是完全正當的，不僅不覺得虧欠國家和社會，而且覺得後者虧欠他們。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貫徹新發展理念，不僅要讓發展上新的層次，而且要讓發展成果更好地惠及普通民眾，這個方向是對的。無論是反腐敗、搞環保，還是扶貧攻堅，都得到人民的廣泛擁護。這些措施取得的成效是明顯的，但貧富差距的縮小總體上進展不大。

大陸這些年反腐敗力度很大，很多腐敗是官商勾結的，官員被抓了起來，但商人則輕輕放下。這說明，企業家階層已擁有影響經濟發展的較大籌碼。

除了剝削勞動和掠奪資源外，大陸商人賺錢的奧秘還在於龐大的市場。今年春節檔的兩部電影收獲了幾十億的票房，儘管有些看點，但水平實在一般，如果擱在一人口少的國家或地區，如何能賺錢？這跟大陸很多企業賺錢的道理一樣，尤其是房地產企業，那麼多的人要買房子，喂肥了多少地產老板？這些人對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沒什麼貢獻，但面對社會的質疑，還趾高氣揚地用一些歪理邪說為自己辨護。一些互聯網企業，尤其是互聯網平台有些技術含量，但其所獲收益是遠遠超過了那點技術的，這是其他國家的類似企業望塵莫及的。占據著某種網路空間，持續地收取費用，就相當於大地主收租子，如果不受某種限制，就會一勞永逸地收下去。面對這麼大體量的人口，其「地租」收入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發達國家如美國也存在類似問題，尤其是其經濟過度依賴高科技和金融收割機之後更是如此。川普主義就是貧富差距導致中下階層的某些群體憤怒的歪曲反映。美國不像歐洲，沒有多少社會主義因素，普通民眾也不懂多少馬克思的東西，只好把川普主義當救命稻草了。

川普主義增加了中國大陸發展的外部風險，但也增強了中國大陸內部的凝聚力。那些在改革開放中受益更少的人反而表現出更強的愛國熱情，這種熱情轉化成對中國共產黨的更大支持，同時也讓中國大陸企業更多獲益於國內龐大的市場。

然而，這一切對於療救貧富差距並沒有實際的好處。隨著脫貧攻堅戰的勝利，最底層的部分擺脫了絕對貧困，廣大中下階層的相對貧困問題就更加突出了。不只是月收入不足一千元的六億人，再往上走的三、四億人也處於相對貧困的大軍之中。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是必須走的道路，但不一定能讓這個大軍受益。如果不想出好的辦法，未來階段的發展有可能進一步加劇階層裂痕，至少是貧富差距很難進一步改善。

受益多的階層不僅缺乏先富帶後富的責任感，而且歧視受益少的階層，甚至阻斷他們向上流動的道路，而且因沒有得到其想要的政治支配力或影響力而憤憤不平，對這個國家離心離德。相反，倒是受益少的階層在發牢騷的同時，對這個國家表現出了更強的忠誠。

這種忠誠是國家大局穩定的重要保障，但要認識到，這種保障並非那麼的牢固，它是建立在執政黨能夠持續改善他們境遇的期望之上的，這也是立國之約所意味著的期望。

民生改善與國家統一本是兩種很不相間的期望，但它們又是相互補充的。陷入生存焦慮的中下階層對國家統一有某種更強烈的期望。世界各國的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總是相伴而行，其背後有相同的政治心理互補規律。今天的美國表現得尤為明顯。中國普通民眾不是另類的人，其政治心理也與其他各國普通民眾類似，普遍的生存焦慮需要找到一個民族主義突破口。

對於中國廣大普通民眾來說，臺灣問題的解決就是這種突破口。對於執政者來說，一方面，這是履行立國之約，具有歷史的神聖性，另一方面，這是滿足民之所欲，具有現實的必需性。國外某些智庫認為中國大陸強統臺灣會導致內部的政治危機，這是不理解中國，也不懂得政治規律的結論。實際上恰恰相反，如果中國共產黨能夠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那就可以帶來三十年乃至半個世紀的政治穩定。現在黨內正式提出黨的生存力問題，這個問題與國家統一是密切相關的，而不只是大陸內部的經濟社會問題。

由於臺灣局勢的變化，尤其是臺獨勢力的發展到了一個關鍵點，大陸人普遍認識到過去和統努力難以為繼，官方的對臺政策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不管言語上怎麼講，實際上已轉到以武統為基調的軌道上來。

這並不是說和統真的變得不可能，而是在武統的預設下，大陸改變了過去的和統套路。大陸不相信民進黨，也很難相信國民黨，對於臺灣人民，嘴上不說放棄希望，但內心中已不做什麼指望。因此，大陸在不得不武統之前，會採取一波強硬和統的攻勢。和攻的工具有很多，二十大之後會一樣一樣地拿出來。所以說，未來幾年，不是武統的窗口期，而是和統的窗口期，或者說是和攻的窗口期。

在這個窗口期，大陸也許有以下政策措施。

一是告訴美國，在美國政府的縱容甚至支持下，「臺獨」勢力已發展到忍無可忍的地步，臺海現狀已經改變，美國需要理解和配合中國大陸的促統行為，否則，就是對「臺獨」勢力分裂中國的支持，就是對建交承諾的違背。

二是告訴臺灣各黨派，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臺獨」政黨和組織是非法的，必須取締，如果還有所謂臺灣大選的話，大陸會旗幟鮮明地支持統派，反對獨派，不再像以前那樣擔心「干預選舉」之說。

三是在「國家統一」的前提下，督促臺灣諸政治力量提出統一方案，兩岸可進行廣泛協商，如果臺灣主要政治力量強烈抗拒，那麼大陸會主動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促使臺灣接受。

四是在大陸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後，如果臺灣方面拒不接受，並繼續讓「臺獨」政黨執政，那麼大陸會採取准軍事行動逼其改變態度，如果不能奏效，就會採取正式的軍事行動，口號是「消滅『臺獨』黨，統一全中國。」

如此之後，履行立國承諾的中國共產黨將更加自信地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偉大夢想。

（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比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