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5年生的，今年正好65歲。編按：關於作者的生平，可參見其餘《人間思想》2019年春季號（第19期）至2020年春季號（第21期）連載的〈實事研習社與我──一九七〇年代的淡江大學〉一文。₁ 到了65歲，這個臺灣法律所界定的老年的起點，我覺得自己心理上應有準備：在無法預期的某一時日，我就要從這個世界「退場」了。為了紀念這人生的門檻，我想做一件「儀式性」的事情，幾番盤算，決定寫篇文章，記錄我當下的感受。如果我在什麼時候突然就羽化成仙，掰掰了，這些文字也可以留給我女兒，讓她知道她爸爸究竟心裡裝的是什麼。

一直以來，我喜歡思考歷史，也關注世界的局勢。大約在十年前，逐漸有一幅意象在我心裡浮現出來，竟然是，我生在一個偉大的民族之中，也出生於一個偉大的時代。這讓我相當意外。開始察覺到這個現象，並沒有叫我「喜出望外」，反而我是主動去找相反觀點的文章來讀（臺灣本土派的、藏獨疆獨的、自由主義西化派的，甚至是基督教的），想要弄清哪方面的論述才是最接近於真相。我一向不欣賞自嗨、自我欺騙的人，自然我也不容許自己成為那樣的人。到了現在，我更加確定，我看到的圖像不僅僅是願景，更逐漸地變成現實，而且此一事實不但改變了歷史軌跡，也很可能，為這個灰暗的人類世界注入了希望。

從前的中國

我是中國近代史上，沒有遭受苦難的第一代人。在我出生的前十年，抗日戰爭才以「慘勝」結束，之後就是全面性的國共內戰，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大決鬥，也就是說，在我出生前不太久，中華民族經過不斷的沉淪再沉淪，來到歷史的最低點。孩童時期聽來的種種災難的故事，讓我至今還能感受到深陷在困境裡，一步步走向滅亡方向的舊中國。

在我的兒童時期，因父親是國民黨幹部，我們家住在臺灣省黨部宿舍，小學、初中也是念國民黨氣息十分強烈的學校，所以我完全是在那種文化氛圍裡長大的。我的記憶裡，十二、三歲之前，很多次從同伴、老師、鄰居口中聽到一種笑話，有時也在報紙雜誌上看到，大致的套路是這樣：一個美國人、一個英國人、法國人……，還有中國人，他們一起搭乘飛機，但不幸飛機故障，要墜毀了，這時才發現救命用的降落傘少了一個，不夠分配，於是，每個人都做出他的行為：美國人說了什麼、日本人又做了什麼……。故事要表現的就是：美國人最富裕、大方、有幽默感，英國人最嚴肅，法國人最浪漫，義大利人天性樂觀不在乎，德國人嚴謹守紀律，俄國人有侵略性，日本人對天皇愚忠；最後出場的一定是中國人，他表現得最猥瑣、狹隘、自私自利。

就如同某些小說被稱為「類型小說」，這種笑話也可以叫「類型笑話」，故事的情節也可能是：眾人經過一棵蘋果樹，枝頭上只有一個果子，但每個人都很想吃；或是眾人去商店買東西，卻發現每個人都沒帶錢；或是大家去體育場看籃球賽，可是只剩最後一張門票……，不一而足，但邏輯是同樣的，中國人必定是最沒出息的那樣的素質。

我很幸運的是，我的父母從未拿這類笑話來說笑，我聽這種故事，也從未覺得好笑，但它會在民眾間流傳，一定是有社會基礎的。與這類笑話相對應的，就是對美國的無限崇拜；例子太多了，我輕易就能說出十個、二十個。

大約小學四年級時，那時臺灣有美國駐軍，我們經常看到高頭大馬的美軍，當時臺北還沒有計程車，公共汽車也少，人們出行是用走路，或坐人力三輪車。某天老師在課堂上提到，新聞報導說：有個美軍開車，撞死了一個三輪車夫。我記得很清楚，原本教室裡的輕微的吵雜聲立刻消失，一片沉默，我能察覺同學們是一樣的心思：偉大的美國，讓人仰望的美國人，代表的是多麼的真善美、高大上，可是好人怎麼會撞死人呢？老天爺不能這樣安排吧。這個矛盾對孩童是嚴重的，大家不知要如何處理內心的不安。

教室安靜了一會兒，可能半分鐘，我左邊座位的男生說話了：「美國人在美國，每個人都開汽車，他在臺北開車，看到前面的三輪車，以為也是汽車。三輪車自己走太慢，所以就被撞到。」還是這男孩聰明：美國人是不會犯錯的，一定是中國人做得不好。我也記得周圍的幾個同學點頭稱是，附和他；眾人的焦慮解除了，教室又恢復常態，再度出現輕微的聒噪聲。

中國與世界

我近來很容易回想起這些圖像，它們鮮活地標記了那個時代。大陸時期的國民黨的社會基礎在於地主階級，又依附外國勢力，它沒有能力領導民族的復興。如果中國在1949年不發生改朝換代，中國必將延續那種沉淪的狀態，無法自救。

過去的中華大地，與非洲、阿拉伯、南亞、拉美處於同一水平，現在的中國如何呢？不妨拿印度作為對照物，因為二者具有可比性。

印度建國於1947年，新中國在1949年成立，幾乎是同一時候當時印度還優於中國；鐵路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指標，那時印度已形成鐵路網，中國卻十分落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也比中國好得多。₂ 。印度採用西方制度，中國走自己的路，而且它的處境比印度要來得艱困凶險，到了今天，中國的生產力大幅度領先，甚至引起美國的極度不安，季辛吉也承認：今天的中國，比當年的蘇聯還要強大。

四十年前有位作家，我記得是白樺，說過以下的話：「我們這個民族，以江河那樣的鮮血沖開了一條民族生存的路。」誠然，這是中國近代史、革命史的真實寫照。在數百年帝國主義肆虐之下，全球眾多弱小民族深陷於苦難，中國的成功也為他們提供了奮發圖強的典範。

帝國主義發展到今天，其本質上的殘忍性依舊，而且更加偽善，更懂得用民主、人權、普世價值來忽悠平庸大眾。全世界已形成一個幾近牢不可破的剝削體系，美國居於這個金字塔的最高層，而掌控美國的，又是少數的大資產階級。不妨用這樣直白的、略帶驚悚的方式來描述：他們每隔一段時日，就要找個地方大規模地殺人（數十年來，被設定的最「理想」的區域，就是西亞、北非的阿拉伯諸國。）──製造戰爭、死亡、災難以攫取更多財富，並測試新式武器的殺人效率，為下一次行動作準備；這就是資本帝國主義的本質。

對於上述眾多民族而言，他們被強權剝奪了發展的權益，中國是他們盼望改變、實現公義的唯一希望；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從來沒有這麼重要過。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曾經講述，他在獄中二十多年間，每年到了十月一日，政治犯們會自動聚集起來，慶祝新中國的誕生。委內瑞拉前總統查維斯也說：「感謝上帝，這個世界有中國共產黨。」

曾經好幾次，我和朋友在聚會的人群裡，有人向大家介紹我：「龍紹瑞是統派」。當時我都是笑一笑，沒多說話。我當然贊成中國統一，但我不會自我介紹說「我是統派」，這不是我最根本的東西。為什麼中國應該統一和強大，簡要地說，因為這個世界需要中國，如果沒有中國的制衡，帝國主義就會逐漸把數十億被壓迫者，推向更可怕的境地；美國想要營建的，是一個新型的奴隸制的世界。

一百多年來，我國追求真理的愛國者，或多或少都帶著魯迅式的痛苦和茫然；現在不需要了。當今的中國年輕人，由於前輩的努力，他們可以用自信的態度面對挑戰。中國儘管缺點仍然不少，有些還不好處理，但在整體上是欣欣向榮，人民安居樂業，它的某些成就真是令人驚異。我常常想，如果我的父母親和幾位長輩能活到今日，看到目前的中國，那會是多好啊，他們的不幸就有所補償了。

應該感謝誰

我只是很普通的人，是中華民族傳承中的滄海一粟，卻在我存活的這個時間點，見證到重大事件的發生。我不僅是普通，而且是不勞而獲，今日祖國的成就，是無數人付出的結果，我並不屬於其中。所以我曾經想過，我如今的慶幸之感、欣慰之感，應該歸功於誰呢？

有兩個群體是我應該要致謝的，一是中國共產黨。中共黨內的確混入了許多的動機不純者，黨史上也出現過像康生、江青等十分卑劣之人，這一部份在此不討論；我要說及的是正常的黨員幹部。

在中國這樣龐大、複雜、落後的國度裡，它的勞動階級和全民族，不能沒有中共這個先鋒隊。我對中共黨史相當熟悉。西晉歷史家陳壽評論曹操，說是「非常之人，超世之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中共隊伍裡的非常之人在各個戰線中湧現，前仆後繼，可說是歷史的奇跡。二戰後的臺灣本土也有中共地下黨，我對其中一些人是熟識的，例如林書揚、許金玉、劉建修等，他們是世界左翼運動中的臺灣之光。沒有中共革命者的卓越貢獻，中國如今的命運是不可想像的。

第二個要感謝的群體，是中國的勞動者，主要指農民，他們承擔了最多的災難，換來的補償就是中華民族的重生。

我關注中國革命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原本認同不少人對農民的觀點。農民是被拘束在土地上的人們，這個階級雖受到嚴酷的壓迫，但因處於小生產、小私有的狀態，具有保守習性，所以革命必須依靠工人階級，農民只是工人隊伍的同路人，而不是同盟軍。後來我有機會和幾位朋友交流，才認識到了另一個視角。

中國農民的奉獻不僅是在戰爭年代（上述白樺所說的「江河那樣的鮮血」），在和平建設年代亦然。新中國建政後的三十年裡，農民忍受「工農產品剪刀差」編按：剪刀差是指工農業產品進行交換時，工業品價格高於其實際價值，並呈上漲趨勢，而農產品價格低於其實際價值，並呈下降趨勢；而且隨著工業資本家對經濟及政治優勢地位的日益壟斷，這個價格背離價值的差額會擴大。意即，工業資本對小農經濟的掠奪會持續擴大。畫成趨勢圖，則二者猶如張開的剪刀形狀一樣，故稱。「剪刀差」一詞，原是1920年代蘇俄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經濟掠奪的分析與論述。但在開發中國家，政府以農業扶植起工業基礎則可能是其工業發展所必要的階段性策略。₃ 的損失，物質利益幾乎被壓縮到極致，以此來挹注國家建設所需的資金。中國不像美日英法等國，靠著對外殺戮掠奪以進行積累，而是用委屈農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建成了完整的工業體系。網路上有人說道：「億萬農民救中國」，我猜他可能也是這個意思。

我看了有關農村、農民的書籍和視頻，對於中國（大陸和臺灣）農民的刻苦耐勞，真讓我嘆為觀止，對這個群體充滿敬意。他們的侷限性，是任何人都能察覺的；毛澤東對農民十分了解，他在救國找不到出路的情況下，卻能獨具慧眼，看到農民階級潛在的能量，並引導此一力量贏得戰爭、達成初步的工業化。毛澤東改變了全球板塊，確實是歷史巨人、世界級的戰略家（人無完人，毛的錯誤面也是令人扼腕）。

回看臺灣

先說說我的家世。我是所謂的「外省第二代」，父親在大陸時，是國立大學畢業生，這批人是被國民黨重點培養的青年才俊，他曾擔任立法院長的秘書。我的外公是軍統局少將，外婆未嫁給外公時，曾有一段婚姻，她前夫是蔣經國的親戚。我才四歲左右，還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國人，鄰居們（他們是國民黨職業黨工）就教導我們這群小孩：「我們是國民黨」。在臺灣有一群人被稱為「深藍」，即傳統國民黨的死忠者。我的這種背景，相較於韓國瑜、龍應台這些標準深藍，應該說是「比深藍更深藍」吧。

但我15歲就對國民黨厭惡了，我發現它是騙子──比方說，國民黨有個順口溜：「一二三，到臺灣，臺灣有個阿里山，阿里山上有神木，明年一定回大陸。」我唸高二時是1971年，聯合國通過《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承認北京政權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並把蔣介石的代表驅逐出去。消息傳來，我們正要上數學課，那位老師走進教室卻沒講課，而是在黑板中央寫下兩個很大的字「國恥」，接著他說了很長時間的話，十分悲憤，內容是諸多國家怎樣對不起中華民國。可是坐在台下的我非常高興：「國民黨終於有報應了。」全班同學都是靜默，很沉重的樣子，我必須努力掩飾內心的負罪感，在外表上假裝同他們一致。

唸中學時，我在思想上是個叛徒，真實的我是異常的，疏離於眾人之外，上了大學才結識十幾位同志。現在我偶而遇到少數年輕人，他們在反中、親美媚日的潮流中感覺孤獨，我總是鼓勵他們：與大多數人觀點不同，這很正常，不要因畏怯而否定自己；這種觀念上的尖銳對立，不正好顯示當前是個偉大時代嗎？一般民眾的認識是庸俗的，「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很多人其實就是飼料雞，別人餵給他什麼，他認定的就是什麼。

雖然國民黨在臺灣也做了一些好事，但它仍屬於不義的政權。從高中時起，我一路看著它靠著詐術和白色恐怖統治臺灣，逐漸衰敗，被民進黨打趴。民進黨是在抗爭中成長的，在公平正義方面，理應比國民黨要更有體會；頗為意外的是，目前的臺灣局勢讓我又是鄙夷，又覺悲哀。日據時期、二戰後的臺灣諸多志士是何等英雄，現在臺灣卻這樣的沒出息，彷彿是個歷史荒謬劇。

中國屢屢受到美國的打擊誣陷，從本質上講，就是中國與改頭換面的殖民主義的鬥爭；民進黨面對到處作惡的美國帝國主義，全然是奴僕、幫凶的角色，這太可恥了。臺獨勢力在大是大非上，站在壓迫者的一邊，這不僅是有無左翼觀點的問題，更是有無良知的問題。臺灣許多人的表現，真是使我羞愧（就像大陸許多人在文革中的表現，叫我羞愧一樣）。

1917年俄國列寧的革命，曾被譽為人類歷史的新篇章，可是蘇聯迅速墮落為社會帝國主義，這個期望落空了。今後中國的復興如果成功，則必會改變長久以來白種人宰制全球的格局，矯正他們的謊言體系，到了那時，受壓迫者才有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公正的世界史論才會出現；這是讓人期待的真正的新篇章。中華民族是世界諸民族中平等的一員，歷史又賦予它特殊使命，這個難得的榮耀，中國人應勇於承擔。我也相信，臺灣人的後代也會以中國人的身分為榮，並唾棄他們2020年代的某些長輩們。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恩格斯在1845年寫下的一段文字，我覺得剛好可以送給當今的中國人：「繼續前進吧！還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要堅定，要大膽。你們前進的每一步，都將有助於我們共同的事業，全人類的事業。」

2020年11月25日稿

本文作者龍紹瑞著作《綠島老同學檔案》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