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屆「五中全會」重申「戰略機遇期」，一方面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國家」，意指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另一方面提出建軍100週年的目標，要求「全面備戰打仗」，意指統一的戰略機遇期。

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逐漸形成戰略機遇期的觀點，並一直堅持下來。近幾年來，全球出現百年未有大變局，猶如地質板塊出現大烈變。美國因國內外矛盾加劇，產生很強的戰略焦慮，在試圖擺脫焦慮的過程中，改變了對華戰略，採取越來越強硬的遏制態度。一些非理性的、甚至歇斯底里的行為竟然在當今的美國得到廣泛的支持。參見儲建國〈應對美國精英的集體非理性──守住底線，冷靜觀察〉₁ 政府的更替也許會減少一點歇斯底里裏，但改變不了總體上對華強硬的態勢。

在不少反華好戰分子那裡，這種強硬意味著不惜採取戰爭的方式對付中國，其最狠毒也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鼓動臺獨分裂勢力鋌而走險，將中國再次拉入內戰之中。

臺獨分裂勢力發展到今天這個局面，當然不完全是美國此屆政府的功勞。中美建交後，美國儘管不願意看到中國統一的局面，希望維持兩岸分治的狀態，但也不願意鼓勵臺獨發展而讓中美處於直接的對抗之中。只是在臺灣內生出的臺獨勢力越來越壯大之後，正在尋找遏制中國辦法的美國反華勢力發現了啟用臺灣這顆棋子的時機，於是就修正過去採取的平衡與模糊的策略，而越來越清晰地支持臺獨。如果臺灣獨立成功，那麼它就會名正言順地像日本一樣成為美國的正式盟友；如果獨立不成，也要讓中國為反獨促統付出巨大代價，從而達到遏制的目的。

自從《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後，大陸為了和平統一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不斷出台惠臺惠民措施，尤其是在貿易上主動讓臺灣獲利。自1980年以來，兩岸貿易中，臺灣一直是順差，到2019年，累計順差額達17.1413兆美元。但大陸的好心並沒有換來好報，大陸越是讓利，支持臺獨的聲音似乎就越大。民進黨執政後，著手進行「人心分裂」工程，尤其是通過修改教科書，對年輕人進行「去中國化」洗腦，培養了一代所謂「天然獨」的臺灣青年。大陸相應地採取了和統的「三入（入耳、入腦、入心）」策略，但沒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島內形勢發展到今天，輿論幾乎成一邊倒的態勢，兩岸同胞對和平統一的信心幾乎喪失殆盡。

不少大陸同胞對於過去的和統政策提出越來越多的批評，並把很多的怨氣發泄到國臺辦身上。其實，和平統一的方針本身沒有錯，即使在今天這個局面下，也要堅持這個方針。大陸過去採取諸多和統的政策也沒有錯，不能產生預期效果主要有2個原因：一是大陸硬實力沒有發展到讓臺灣人信服的程度，對臺獨動作的威懾被認為是虛張聲勢；二是在中美輿論舞台上，中國處於結構性的弱勢，大陸無論如何苦口婆心地講道理，臺灣人就是不聽。

現在，大陸的硬實力上來了，即使在美國深度介入的情況下，大陸也有把握取得攻臺戰役的勝利，只是代價不同而已。就輿論這一塊來說，大陸該講的道理還是在講，只是不會像以前那樣苦口婆心了。

2020年是大陸對臺政策的轉折年，大陸不只是提高了非和平方式的聲調，而且正式將「以武促和」作為政策的主基調，意味著從「和主武輔」模式轉到了「武主和輔」模式。尤其是十九屆「五中全會」比較明確地提出了一個時間表，也就是建軍100週年時要有決定性成果的呈現。

過去有一種類似學生考試答題的思維，那就是將容易的題目先做，困難的留在後面。「十八大」之後改變了這種思維，也就是不再將困難問題留給下一代解決，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以歷史擔當的精神去解決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中央以身作則，帶頭處理了歷史遺留下來的許多頑症痼疾。

對於臺灣問題，不再講下一代比我們更有智慧，也不再講越往後越有利於和平統一。傅高義正確地講到，兩岸問題不會留到下一代解決。大陸關注兩岸問題的學者也越來越確信，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有決心解決臺灣問題。

習近平同志說過，他如果關注一件事情，就會「扭住不放，一抓到底」。臺灣問題當然一直在中央的關注當中，但真正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來關注的關鍵點就是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會議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剛過去一年，大陸圍繞臺灣問題就已經出台一系列舉措，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後勤、作戰、占領、治理等各環節，都在「全面備戰打仗」的要求下緊張有序地展開。

自此以後，經過兩、三年的準備，大陸解決臺灣問題的體制、流程等方方面面都會宣告成熟，無論國際國內形勢如何變化，大陸都會主動提出解決臺灣問題的具體方案，將和與戰的選擇題交給臺灣來回答。這個時候就已經沒有多少迴旋的空間，臺灣主要政治力量必須明確表態放棄臺獨，並與大陸展開商談。如果最終的結果仍然是不免一戰，那麼大陸已經準備好所要付出的代價。臺灣的代價當然更為沉重，臺獨主謀者將會在大陸人的怒火中受到嚴厲的懲罰。大陸付出的代價越高，對臺獨主謀者的懲罰就越嚴厲。

對於美國，中國也準備了和平與非和平的兩手。美國國內陷入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中美合作有利於美國有效化解國內矛盾。如果美國仍然採取轉移國內矛盾的做法，甚至不惜用最強烈的手段對付中國，那麼中國也做好了包括非和平手段在內的一切準備。

當歷史來到一個非常規的節點時，就需要一個非常規的權威來度過這個節點，引導歷史通往一個更光明的未來。毛澤東運用非常規的權威領導了革命的勝利，鄧小平運用非常規的權威推動了改革開放的局面，習近平也正在運用非常規的權威來完成重大的歷史使命。

「領袖」就意味著一種非常規的權威，它的合道性是與「歷史使命」聯繫在一起的，不是簡單地由現有的規則賦予的。這種歷史使命也是現有規則不能自動實現的，而常常需要打破現有規則才能實現。這並不是說現有規則的合道性出了問題，而是作為有限性的規則為非黨規的問題讓出一個空間，當這個問題解決之後，規則又會正常運行。如果規則讓位後，這個非常規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那麼權威和規則的合道性都會面臨重大挑戰。

非常規權威也不是隨時可以產生的，它的出現有歷史的偶然性。如果出現了優質的非常規權威，其本身就是「戰略機遇」的重要組成部分。

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機遇期既然來了，中國就需要把它抓住，錯過了就會有更大的麻煩。非和平方式的決心越大，和平解決的可能性也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