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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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十月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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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救不了中天電視

兼論中天關台事件對北京的啟示

作者 | 主筆室
主筆室:《遠望》雜誌

自詡「民主、自由」的臺灣,竟容不下一個合法經營的有線電視頻道。掌管全島衛星電視生殺大權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磨刀霍霍,7位委員一致通過決議:不准中天電視新聞頻道換照、營運。今(2020)年12月12日中天新聞台被迫關閉,這是臺灣史上的頭一遭。NCC羅列中天的「罪狀」包括:在選戰過程中偏袒特定人物(韓國瑜、柯文哲);蔡衍明老闆干預、主導新聞處理;中天背後有中資挹注;內控機制失靈等等。儘管中天極力反駁,臺灣各界也聲援中天,但以民進黨對臺灣政局的絕對掌控,以及蔡衍明「反獨促統」的政治不正確,中天關台臺早成定局。

中天不服NCC的決議,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下簡稱北高行)聲請假處分。可惜中天即使在申請假處分時,還是固守「言論自由」及「程序」爭議的立場,而不是NCC本身「濫權」打壓正確、合憲(一中)言論問題。於是北高行果然以NCC本有定期審查執照之權(而不問NCC是否濫權)駁回中天。北高行駁斥中天的另一重大理由則是:「新聞媒體……應受國家政策與主管機關依法監督」,這與一般人「媒體監督政府,非政府監督媒體」的認知明顯牴觸,包含部分統派人士在內的諸多民眾,除了以更悲憤的心情,指控綠營政府的不民主、沒人權、違法亂紀之外,竟然束手無策。中天事件的本質是民進黨當局藉NCC打壓正當、合憲言論,但是中天及其支持者竟然看不出這個關鍵,持續只在低層次的言論/新聞自由上,做無謂、無效的抗爭。

對蔡政府來說,存在一個持續挖民進黨瘡疤、多次支持在野黨挑戰執政者、不時散布反獨促統言論的媒體,是「動搖國本」的國安問題。為了「長治久安」,這種媒體務必去之而後快,正如為了確保國民黨不再具有挑戰綠營的能力,民進黨不惜橫柴入灶,清算該黨黨產,更把疑似支持國民黨的團體貼上「隨扈組織」標籤,關閉或掠奪文復會、中央通訊社、婦聯會、救國團、國語日報、華航、臺苯等。最近為了徹底瓦解國民黨的地方派系,連民間的水利會都被充公、收編。區區一本大陸童書,日前也以「美化中國防疫成就」之名被查禁。所有「依法論法」向蔡政府討公道的聲音與壓力,最後都無疾而終。因為所有的「法治」、「民主」程序都設定為臺獨「建國」服務,能真正阻止綠營違法亂紀的,只有直接質疑臺獨的正當性、合憲性。

中天有線電視新聞台被關之後,馬上移師網路平台,準備以新媒體型態繼續發聲。果不其然,NCC馬上高調地公布早在今年7月就已草擬的《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辦法》,該法規定「一定經營規模以上之網際網路視聽業者」必須向政府登記,而且業者提供服務的內容,不得有主管機關認定「妨害國家安全」者。換言之,綠營早就把可能阻礙臺獨「建國」的言論視同國安問題,而且他們防堵的方式可謂滴水不漏。中天即便繞道網際網路,也避不開NCC。中天、蔡衍明以及所有反獨促統人士,如果缺乏「中國認同」的「正當性自信」,逃避挑戰民進黨的「國家」是否正當、合憲,只在言論、新聞自由的層次哀號,絕對無法有效反擊臺獨的種種迫害。

 

中天老闆蔡衍明來自「臺獨」家庭

蔡衍明出生於臺北的殷實家庭。遠在威權統治時代,蔡父曾因一樁生意被國民黨誣為匪諜,被警總關了兩週,無法回家過年,從此蔡家走上反國民黨、支持「黨外運動」之路。與當年許多支持黨外、反國民黨的臺灣人一樣,蔡家的原始動機應只為一吐怨氣、追求公平合理待遇,與統獨認同無關。但黨外的訴求後來從「反威權,要民主」轉為臺獨,當時主張「反攻大陸」的國民黨,則成為殘暴、蠻橫中國政權的代表,黨外支持者遂被帶上臺獨、反中之路。這是蔡衍明自稱來自臺獨家庭的背景。

1971年臺北在聯合國的席次為北京取代,許多臺人成驚弓之鳥。蔡家此時決定避離臺灣,忍痛留下未服兵役不能離境的蔡衍明。儘管父母給予他財務上的絕對支持,並且安慰他很快就可團圓,但被拋棄的不愉快經驗,以及全臺風雨欲來的恐懼,讓蔡衍明終生難忘。直到1992年前往大陸經商,對岸的進步景象,才讓蔡氏開始以客觀、理性的態度,認識、對待中國大陸。總之,1992年之前,蔡衍明對中國大陸的陌生與疏離感,與所有綠營人士大略相同。1992到2008年之間,儘管蔡的心態已有改變,但他在大陸經商、致富、接受當地政府補貼的過程,則與所有臺商(含獨派臺商)並無二致。

蔡衍明(1957年1月15日-)生於臺北市,祖籍福建泉州府石獅,出身臺北望族。其為旺旺集團創辦人,亦是中國時報集團與中天電視的最大股東。

蔡衍明(1957年1月15日-)生於臺北市,祖籍福建泉州府石獅,出身臺北望族。其為旺旺集團創辦人,亦是中國時報集團與中天電視的最大股東。

 

反獨促統,三中媒體成眾矢之的

2008年蔡衍明買下三中媒體(中國時報、中天電視、中國電視)之後,開始展現其反獨促統思維,此後他就成為綠營的眼中釘和臺灣的異類。其實宣揚反獨促統的臺灣人士當中,表達更激烈、論述更明確、立場更堅定者大有人在,可惜他們的聲音都被侷限在小眾媒體,對綠營的殺傷力十分有限,蔡衍明因此成了出頭鳥和眾矢之的。

2011年蔡氏購買中嘉有線系統的計畫,被「反媒體怪獸」運動硬生生攔下。此時臺獨聲浪已成為臺灣主流,反獨促統的旺中集團因為政治不正確,早已淪為主流媒體中的弱勢,怎麼說也沒資格稱為「媒體怪獸」。但是此時反中、拒統意識已經占據臺灣社會的道德高地,「反旺中」成為年輕人最熱血、最時髦的活動。連「美國良心」杭士基(Noam Chomsky)教授也被來自臺灣的獨派青年誤導,短暫成為「反媒體怪獸」運動的重量級支持者。2012年1月21日《華盛頓郵報》刊出蔡衍明受訪內容,他表示1989年的事件未如外界渲染,「沒死這麼多人」。此言一出,惹來軒然大波,引發各界拒買、拒看《中國時報》,許多學者及意見領袖拒絕投書中時,三中媒體的處境再度受挫。2019年6月23日,數萬人上臺北街頭遊行,高喊「拒絕紅色媒體、守護臺灣民主」,所謂紅色媒體就是指旺中集團。

總之,本土味十足、出身獨派家庭的蔡衍明,竟能逃脫反共、臺獨思維的綁架,投身反獨促統大業,確屬難能可貴。但由於樹大招風,而且反中、拒統已成臺灣島上的「政治正確」,蔡氏因緣際會,以一介商人竟成為反獨促統的標竿人物,局面的發展實在令人唏噓。

反媒體壟斷運動(又稱反媒體巨獸運動)的通用標語模板。

反媒體壟斷運動(又稱反媒體巨獸運動)的通用標語模板。

 

統獨是敵我鬥爭,無關言論自由

媒體具有政治立場毋寧是自然、正常之事,各國知名媒體莫不如此。但臺灣媒體必須面對他國媒體無須面對的另一難題,亦即國家認同的選擇。統獨立場的差異,是區隔臺灣政論節目、新聞媒體的首要特質,也是影響其生存空間的重要因素。

正常、先進國家,早已完成國家之統一與國民意識之凝聚(此即民族問題),才能在此基礎上摸索合理、有效的政治運作方式(民權問題),進而執行有益人民福祉的各項民生政策(民生問題)。西方所推崇的言論自由,其實是以國家的統一為前提,個人、政黨、媒體才能在民權、民生議題上暢所欲言,各擁立場。前述「各國知名媒體都具有政治立場」,是指他們對於民權、民生議題各擁立場,至於分裂國家、塑造新的國家認同之主張,等於鼓吹革命、製造仇恨,不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也不見容於任何正常國家。

此外,媒體又被稱為第四權,西方社會認為「媒體監督政府」乃天經地義。北高行以「媒體應受政府監督」駁回中天不服NCC裁決聲請假處分案時,所有支持中天者,都鄙視此理由。他們認為應受媒體監督的政府,豈可監督媒體?如前所述,西方推崇的言論自由,是以國家的統一為前提;「媒體監督政府」的正當性,亦以國家的統一為前提。在正常情況下,國家認同與政府一致的媒體,猶如忠誠反對黨,當然應由它監督各項政府施政。但在國家認同混亂的社會(如臺灣、香港),媒體的統獨立場不但各異,他們更是影響民眾國家認同的利器。負責任的政府不但不能容許媒體各吹各調,還應取締、懲罰所有誤導國家認同的媒體。在無關國家認同的層面,確實應由媒體監督政府,但在攸關國家認同層面,政府必須約束媒體,以免國家分裂、社會紛亂,波及民眾福祉。

如果臺獨是臺灣主流社會的國家認同,認同不正確的中天,被政府監督、取締乃是必然。中天有何資格監督政府?如果兩岸統一是臺灣主流社會的國家認同,所有獨媒不但沒資格監督政府,他們被政府解散、處罰乃是罪有應得。(同理,具港獨立場的港媒不但沒資格監督港府,港府更不可縱容它們。)

言論自由(包含媒體監督政府的權柄)只給我群,「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沒有人會給敵人言論自由,縱容其言論瓦解我方民心士氣。臺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與尊嚴,中國當然不容許臺獨。反之,臺獨若要「建國」,必得引用外力反中、仇中才可能成功。擁有水火不容國家認同的兩岸,怎能容忍對方假「言論自由」之名,改造己方轄下民眾的認同,進而危及社會的安定與發展,最後顛覆統(或獨)的神聖使命?臺獨當局不給中天反獨促統的言論自由,正如大陸不容許獨派人士李明哲在對岸宣揚臺獨、反共理念一樣。兩案唯一的差別是:大陸清楚明白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李明哲;臺灣地區仍供著一塊支持反獨促統的神主牌──《中華民國憲法》,讓綠營即使在內心早已認定「主張跟中國統一是叛國」參見2020年1月2日《德國之聲》專訪蔡英文陣營發言人林靜儀(https://p.dw.com/p/3VYNz)。,但在現階段還不敢公然把反獨促統的主張,直接以叛國、叛亂罪論處。所以,民進黨必須拐彎抹角地以其他名義夾殺主張反獨促統的組織與媒體。NCC批評蔡衍明董事長干預中天的新聞處理,就是綠營撲殺中天的藉口之一。但是隨著分離意識的普及與固化,中華民國「一中」憲法對民眾的影響力幾近於零,何況綠營政府不但已掌控釋憲的權柄,可以架空「一中」憲法,他們更修訂許多針對統派人士的新法律(如《反滲透法》),反獨促統被直接入罪大概為期不遠。屆時臺獨政府掃蕩統派團體和統媒,連藉口都不必找。

中天電視換照風波以來,包括陳水扁、呂秀蓮、施正鋒、張俊宏等獨派人士,以及獨臺派《聯合報》、臺獨派《蘋果日報》,都公開反對NCC打壓中天,「爭取言論自由」成為他們共同標榜的價值。連為爭取臺獨言論自由自焚而死的鄭南榕,也被拱為支持中天的要角。一時之間,支持中天好像成為超越統獨的主流聲音,蔡政府似乎成為獨夫。但是這些以「言論自由」為後盾的脆弱聲勢,終究保護不了中天。

 

能護中天的是統一的道德正當性,不是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保護不了中天的原因如下:第一,言論自由只給我群,不給敵人,已如上述。目前許多反對統一但仍支持「中天應有言論、新聞自由」者,是因為旺中媒體集團反獨促統言論的殺傷力並未充分發揮(詳如下述),全臺贊同統一者長期遞減,統媒聲音猶如狗吠火車,旺中還未具備「全民公敵」的分量,所以中天換照風波尚被(蔡政府以外的)各界視為言論、新聞自由問題。但是掌權的蔡政府,口雖未言,心中已認定旺中集團是敵人,不可能給他言論自由。旺中集團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以更堅定、更清楚、更積極、更有效的方式,闡述、宣揚反獨促統的道德正當性,讓臺灣人不把旺中當敵人,旺中才有活路,才有言論自由。

以2020年臺灣大選為例,旺中媒體為了避免綠營勝選,全力支持「誓死反對一國兩制」的韓國瑜,此舉一方面觸怒蔡政府,惹來秋後算帳,另一方面更錯失引導民眾正確認識一國兩制的機會。由於「反對一國兩制」確實是臺灣共識,所以旺中挺韓至少符合藍營選民的願望,不會視它為敵。但如果旺中的目標不只是消極反獨(反對蔡英文連任),而是積極促統,他們就應該闡述:一國兩制是對臺灣最有利的制度安排、韓國瑜支持九二共識又反一國兩制實屬自相矛盾、積極與北京商討一國兩制的臺灣方案才是長治久安之道等等。果真如此,旺中才算是真「統媒」,才可能徹底扭正臺灣人的錯誤思維。反獨促統的道理沒有講透、講明,臺民的錯誤思維沒有徹底導正,即便藍營(藉由旺中媒體之助)暫時打敗綠營取得政權,全臺九成反對統一者終究不會把支持統一的旺中當自己人。冀望操之於(敵)人的「言論自由」來保護旺中者,顯然錯估了統獨對峙有你無我的本質。

第二,凡以言論自由(而不是統一的道德正當性)支持中天的人士或媒體,絕大多數都具反共、反中意識,他們雖容忍中天發表反獨促統言論,自己卻繼續發表、發揮更積極有效的反統促獨言論,足以壓倒中天的狗吠火車,讓臺灣繼續倒向反統促獨的方向,此時保留無力扭轉局面的中天做為樣板,反可誇耀臺灣的自由、民主。

以獨派的《蘋果日報》為例,該報2020年10月16日社論〈勿忘新聞自由是臺灣的驕傲〉,看似支持中天電視,其實棉裡藏針,文內暗含反中、分離主義思維。該文說:「新聞與言論自由是臺灣人民最驕傲的臺灣價值,也是臺灣與中國最具體且最巨大的不同。……放棄了言論與新聞自由,將形同放棄臺灣對抗中國最強而有力的武器。」這段話擺明要和(不含臺灣的)「中國」對抗,此處攻擊的對象不是蔡政府或NCC,而是正在香港法辦《蘋果》大老闆黎智英的中國大陸。該文又說:「曾得到社會廣大迴響的『反旺中』運動(按:發生於2019年6月23日),10萬人聚集凱道的『反紅媒』,對於特定媒體的影響,遠遠大過政府或NCC出手。……一個背離新聞專業,自甘淪為政黨、政客傳聲筒、化妝師、打手的媒體(按:指旺中),影響力消逝的速度遠超過想像。」《蘋果日報》表面上大度地支持旺中媒體的言論自由,實質上卻極端藐視旺中,甚且巧妙地以各種罪名,左批旺中,右打北京。

早在2019年6月24日,《蘋果日報》以〈認真處理臺灣內部的「紅媒」〉為題的社論,讚揚前一天10萬人參與的「反紅媒大遊行」,又說此遊行剛好呼應立法院修訂懲罰共諜的《國家安全法》。但該文又嫌此法不夠細膩,臺灣應增訂《外國代理人登記法》、《反中國統戰法》以及《反外國勢力干預法》等。此社論呼籲蔡英文「不要像以前那樣說說就算了,必須立法從嚴,執法認真,從法治面嚴管親共的紅色媒體。」同年7月5日,該報社論以〈看透紅色媒體煙幕彈〉為題,抨擊中共「在臺灣內部支持紅媒主要的目的首先是洗腦臺灣人民,……把他們的民族主義價值替換臺灣的民主自由價值,……為最終兩岸統一做出貢獻。」因此,「臺灣獨立自主媒體對抗紅媒的鬥爭是話語權(論述權)爭奪的生死鬥爭。」

這兩篇社論表明,想要「洗腦臺灣人民」的「紅媒」旺中和其背後的中共,都是《蘋果日報》要鬥爭的「非我族類」。沒錯,話語權的爭奪確實就是統獨之戰的前哨戰。統派組織和統媒的首要任務,就是把被洗過的臺灣人民的腦再洗回來,讓他們明白:他們被洗腦而灌輸的所謂「臺灣民主自由價值」實際上只是「臺獨民族主義價值」,既違反歷史正義(美化殖民侵略、歌頌美日霸權),也陷臺民於危亡(為美國抗中而犧牲)。《蘋果日報》已經點明統媒能否在臺灣存活、發聲,是敵我的殘酷鬥爭,不是我群之內的「言論自由」問題。中天換照風波以來,以「言論自由」為中天辯護者,不是緣木求魚(如中天自己),就屬別有用心或口是心非(如《蘋果日報》及其他獨派人士)。更荒謬的是,聲援中天的某些臺灣統派團體,過去認爲自己的言論自由被打壓,現在竟然還向他們認定的加害者爭取言論自由。莫非他們都忘了反獨促統既具有道德正當性且合乎憲法,只好尾隨一般人也以言論自由為訴求?

刊載於《遠望》2020年9月-10月號的「老培有畫說」漫畫截圖

「言論自由」的爭取無法挽救中天新聞關台的命運,訴諸道德正當性才能正中臺獨不義政權的要害。圖為刊載於《遠望》2020年9-10月號「老培有畫說」漫畫之局部圖。

 

蔡衍明的小手,不敵綠色恐怖的巨手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民調,臺灣人口組成當中,目前主張統一者約不到一成,臺獨與獨臺者合佔九成。這種比率約略也反映在各行各業之中。主張臺獨的媒體(如三立、民視、《蘋果日報》),旗下聘用者大約都是主張臺獨者;主張獨臺的媒體如《聯合報》),其員工大致都是獨臺的支持者。換言之,這兩類媒體招募符合自己統獨立場的員工,毫無難處。員工的立場既與媒體一致,上下一心,老闆自然無需過問媒體之言論與方向。但是旺中媒體的情況完全不同。蔡衍明以辦食品工廠的經驗來辦媒體,以為人的立場會跟著利益(利潤或薪水)走,(這與大陸誤以為讓利可以促統的思維類似),於是他接手三中以後,並未在機構內部按照自己的政治思維重整幹部隊伍。結果,蔡董事長幾乎是全集團唯一積極支持統一者,少數幹部接受老闆部分感召者亦有,但大多數員工都深受反中、反共、西化思潮的長期薰陶。他們或者陽奉陰違,或者由於認識不清,無法正確闡述反獨促統思維。如果說蔡衍明比其他媒體老闆更積極主導統獨立場,那是事實,也是無奈。因為大環境為臺獨、獨臺媒體製造了忠於媒體立場的員工,其老闆當然不必介入;但同一大環境讓蔡衍明必須不斷對屬下耳提面命,才讓旺中媒體相對傾向統一的立場。如此一來,蔡董就被坐實了「干預新聞處理」的罪名,但冤枉的是:旺中並未因蔡董的「干預」而充分發揮反獨促統功能,真是事倍功半,徒呼負負。

NCC指控蔡衍明干預新聞處理,旺中看似是千夫所指的唯一有罪羔羊,但真相並非如此。

美國大選之前,拜登投書在美國《世界日報》,一來向華裔選民示好,二來表明自己有別於川普的激烈反中態度,希望當選之後能修補中美關係。《世界日報》是《聯合報》的姐妹報,拜登的投稿又極具新聞價值,照說島內《聯合報》應大事宣揚並全文轉載,但他們卻低調處理,沒引起臺灣社會的關注。合理的猜測是:蔡政府一面倒向川普(這與川、蔡互相援引抗中有關),臺灣社會已經不理性地過度表達對美國兩黨的偏好,在此氛圍之下,《聯合報》自我設限,不願得罪「主流民意」,自動刪除可能糾正臺灣非理性挺川普的另一種聲音。《聯合報》處理此事的本質,與蔡衍明主導中天新聞相似。不同的是,蔡氏只動用他個人一隻小手,綠營政府表面上雖沒出手干預《聯合報》,但那隻巨手卻籠罩全島,無所不在。

無獨有偶,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報導,選前被共和黨大作文章,誣指拜登父子與中國大陸有商業利益的「文件」,是香港壹傳媒主席、《蘋果日報》大老闆黎智英私人助理花錢請人撰寫的。

總之,「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文人辦報時代已經過去,媒體具有政治立場乃是常態。媒體老闆關注新聞處理,亦屬自然。《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生前每天坐鎮編輯台的時間,遠遠超過蔡衍明。對綠營來說,中天真正的「罪狀」,不是蔡衍明干預新聞處理,也不是中天具有「明顯政治立場」,而是中天和蔡董的「政治立場不正確」。綠營在反中謀獨的道路上,必然要掃除反獨促統的「雜音」。

根據政大選研中心2020年6月的民調,臺灣人口組成中,主張統一者僅有5.8%(包含「儘快統一」的0.7%和「偏向統一」的5.1%)。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2020年6月所發布之「臺灣民眾統獨立場趨勢」民調,臺灣民眾中,主張統一者僅有5.8%(包含「儘快統一」的0.7%和「偏向統一」的5.1%)。

 

獨媒與綠營互為幫襯,統論已無空間

在正常社會裡,媒體應與政權保持距離,善盡第四權職責。但在國家認同尚未解決的臺灣,政權與媒體的關係迥然不同於正常社會。媒體(與教育)是政權打造人民統獨思維的利器。媒體可以塑造支持或反對某政權的民意與態勢;政權則可制定政策並以各種手段,培植或打擊某媒體。在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控制三大報。《中央日報》貫徹國民黨的反共國策,但解嚴之後該報首先出局,無人聞問,已成歷史。反共又反臺獨的《聯合報》,在李登輝掌權、傾獨之後,成為批判臺獨的急先鋒。該報因此成為李政府及獨派團體抵制的對象,但也成為凝聚反共、反獨的泛藍輿論陣地。《聯合報》的立場可稱為獨臺派,或「中華民國派」,他們不排斥統一,但為統一設定永難達成的條件,也就是對岸必須「正視」中華民國(在中國大陸之外)的存在,而且兩岸必須統一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之下。臺獨興起之後,臺灣陸續冒出許多主張臺獨的各式媒體。但因為反共又反獨的民意始終占有一席之地,《聯合報》一直都有極大的影響力。

創辦、主持《中國時報》數十載的余紀忠,當然富有中國情懷,該報對臺灣亦影響深遠。但李登輝掌權之後,余氏體察社會民心的改變,為了鞏固《中時》的市場,開始引進強調民主、自由的所謂多元聲音,淡化追求兩岸統一的遠景。直到余的晚年,他才警覺《中國時報》已經遠離中國,當他找來王作榮、胡佛等老友商議,如何把《中國時報》帶回中國時,已經時不我予,大勢已去。余先生過世前兩年在《中時》寫下一篇苦口婆心的長文之後,便撒手人寰,留下在十字路口徘迴的《中國時報》。

積極主張臺獨的《自由時報》,在蔣經國過世的前半年問世。此報開始無人聞問,必須以免費贈報吸引讀者。獨派掌權之後,政府以公權力為該報促銷。獨派政治實力的增長,與《自由時報》的茁壯互為幫襯。此報30年磨一劍,終於打造出全臺的謀獨、反中氛圍。2003年由香港來臺發行的《蘋果日報》亦為獨報,其發行量曾為各報之冠,更助長獨勢。

2008年蔡衍明買下三中媒體時,臺灣輿論不歸楊(臺獨派看《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即歸墨(獨臺派看《聯合報》)。當時的中國時報、中國電視空有中國之名,並無中國之心。

 

被誣為「紅媒」背後黑手,北京失敗失算

從蔡氏入主三中媒體以來,大環境對他是不利、不友善的,而且越來越不利、越不友善。2008年到2016年雖是藍營主政,但對反獨促統毫無誠意的馬英九,一再對綠營退讓、妥協,平白喪失「反獨促統的戰略機遇期」,讓獨派平安度過扁朝貪腐的低潮期,反而浴火重生,不可一世。(參見《遠望》2020年7-8月合刊本之社論〈馬英九辜負了王曉波:兼論北京對臺思維與臺灣統運的盲點〉。)馬政府如果擇善固執,善用公權力,大可撥亂反正,扶持遵守一中憲法的媒體轉弱為強,成為導正臺灣民心、風氣的利器。但馬卻逆向而行,親痛仇快,多次讓蔡衍明感覺孤軍奮戰。這種情況與馬政府修改教科書的為德不卒,反而激出獨派青年反課綱微調的正當性,如出一轍。

屢被誣指為旺中集團背後黑手的北京,如果真想透過臺媒影響臺灣輿論,它的最佳管道應該是在對馬政府交流、讓利的同時,向馬提出要求,讓他以臺灣領導人的身分,依《憲法》、《國民教育法》等處理臺灣內部事務,使臺灣回到兩岸一中及民族精神教育之正軌。可惜俱往矣,北京當年顯然對馬毫無要求。他們一來誤信交流、讓利足可改變民心,二來忽視教育和輿論陣地被獨派掌控的嚴重後果。以統一為己任的北京,竟然坐視島內輿論及青年學子的思維快速向獨傾斜而束手無策,今天中天電視的窘境則是這個惡化大趨勢下的一小段插曲。

早期大陸對臺系統還犯了另一個嚴重錯誤,就是對臺灣各界一視同仁,甚至不分統獨。堅持獨臺立場的《聯合報》某前總主筆,屢屢受邀去大陸開會、演講,返臺後再把他的獨臺言論以無人能及的超大篇幅,刊載在報紙上,繼續讓臺民知道他對大陸人士發表的「宏言讜論」。某段期間,內地甚至容許發行地區版的《聯合報》,其中不乏可議內容。大陸如此善待獨臺媒體,立場純正的統媒情何以堪?

對照全臺支持統一者逐漸減少至約有一成的事實,以及中天電視今天的下場,北京如果真如《蘋果日報》所言,「在臺灣內部支持紅媒……洗腦臺灣人民,……為最終兩岸統一做出貢獻」,那麼北京的「操作」(?)顯然徹底失敗。但如果北京其實認為兩岸一旦統一,臺民自然風行草偃,因此忽視統一前的島內教改與輿論傾向,卻反被誣指為「紅媒」背後的黑手,這又是何等失算?

無論是失敗還是失算,北京都應該從中學到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