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健民醫師1992年年底從日本遷回臺灣居住，1993年4月和陳映真共同成立「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一起探討當時陳映真最重視的一個問題，即「臺灣社會性質論」，其後十多年曾醫師一直是陳映真最重要的工作伙伴。後來，陳映真對陳芳明所提出的「戰後臺灣再殖民論」（主張國民黨來臺灣，相對於日本的殖民統治，是對臺灣的二度殖民）展開批判，曾醫師也寫文章呼應。龍應台發表〈請用文明說服我〉，批評大陸「不文明」，陳映真又對龍應台發起批判，曾醫師又為文響應。這就造成一個印象，以為曾醫師只是陳映真的「助手」。這樣的印象讓很多人對曾醫師產生誤解，以為他的工作沒有獨立性。長期以來，我對他也有類似的看法。在這種印象的誤導之下，很多人不了解曾醫師真正的貢獻，這對曾醫師來說，是非常不公平的。

翻譯、清算「皇民文學」

其實，曾醫師有其獨特的關懷點，這種關懷點有其獨立性，並不是陳映真的「臺灣社會性質論」所能全部涵括的。就以他和陳映真共同創辦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前4輯的內容來看，就能了解這一點。《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的第一輯《清理與批判》（1998年12月）和第二輯《噤啞的論爭》（1999年9月），其重點之一就是對「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在《清理與批判》中，曾醫師撰寫了〈臺灣「皇民文學」的總清算〉這一長文，談到西川滿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曾極力抨擊當時臺灣最重要的兩位小說家，張文環和呂赫若。張文環和呂赫若不願意配合日本殖民當局的南進政策，不寫這種題材的作品，西川滿批評他們的小說毫無價值，只是「狗屎現實主義」（日文原文「糞的現實主義」）。有一個臺灣作家，筆名「世外民」的（即後來的邱永漢），為文反駁西川滿，當時還年輕的葉石濤配合西川滿，寫了另一篇文章〈給世外民的公開信〉，這就讓我們知道，那時候的葉石濤正是西川滿要培養的皇民化的臺灣人。曾醫師還提到，當時有另兩位臺灣作家吳新榮和尹東亮（即楊逵）呼應「世外民」，為張文環和呂赫若辯護。在《噤啞的論爭》中，曾醫師把這篇長文所提到的5篇文章，全部翻成中文，讓我們能完整的看到關於「狗屎現實主義」論爭的全部文獻。後來我和大陸學者趙遐秋共同主編的《臺灣新文學思潮史綱》（人間出版社，2002），其中第三章，由大陸學者曾慶瑞所負責的〈在「皇民文學」的壓迫下的現實主義思潮〉，主要就是根據曾健民翻譯的文獻和他那一篇長文撰寫而成的。

《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第一、二輯的出版，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批判張良澤，因為張良澤正著力為皇民文學平反。曾醫師的論述與翻譯，讓我們了解，西川滿代表日本殖民當局要求臺灣作家寫作「戰爭協力」的作品，以宣傳日本「南進」的神聖性。這兩個專輯讓我產生深刻的印象，我才知道，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殖民當局如何壓迫臺灣作家，讓臺灣作家喪失了創作的自由；同時也讓我們理解，臺灣作家如何努力保持臺灣文學的自主性。

揭穿光復初期文學論戰本質

在《噤啞的論爭》和另一冊獨立的專刊《1947-1949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這兩冊於1999年9月同時出版）中，曾醫師又讓我們對光復前4年（1946-1949）臺灣文壇的真面目產生全新的理解。在這之前，臺獨派的葉石濤（見《臺灣文學史綱》，1991，文學界雜誌社）已經注意到，1947年《新生報．橋副刊》上，有一連串的關於臺灣文學性質的論戰。但葉石濤卻只擷取其中觀點完全對立的彭明敏和錢歌川，以前者代表臺灣人，以後者代表外省人，由此推論：當時的臺灣作家正努力追求臺灣文學的主體性，不願意讓臺灣文學附從於中國文學。葉石濤的推論，完全不符合論戰的實情。當時論戰的主調，主要是想探討，光復後臺灣文學應如何重新融入中國文學之中來發展。葉石濤把彭明敏和錢歌川的論述片面化，又沒有說明這兩人的文章在全部的論戰文章中是極特殊的，就這樣完全扭曲了這場論戰的性質。葉石濤的書，對臺獨派的臺灣文學論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成為其後臺獨派臺灣文學論的主流論述。但從來沒有人從當時《新生報．橋副刊》的原始資料中，去查證葉石濤的論述是否可靠。

是曾醫師憑著一個人的努力，把《橋副刊》的論戰文章全部複印出來，加以整理，重新出版。看了這本書，我們就能立即了解葉石濤的論調是如何片面扭曲的──從論戰文章中根本看不出，當時的臺灣作家想要脫離中國文學，而追求臺灣文學的主體性。看了這本論議集之後，我曾經跟我的一個臺獨派學生說，從這些論戰資料，根本得不出葉石濤的結論。他的回答非常奇妙，他說，我們只擷取我們需要的，只要不合乎我們需要的，我們就會捨棄不用。這就是臺獨派扭曲資料的論證方式。在這本《1947-1949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的前面，石家駒（陳映真）和曾健民各寫了一篇序，讀了這兩篇序就可以理解，這場論爭，完全被臺獨派極其片面地扭曲了。雖然曾醫師花了很多功夫整理出這本論議集，但臺獨派仍然我行我素，繼續鼓吹他們的臺灣文學主體論，好像這本論議集根本不存在一樣。

曾醫師同時還挖掘出1947-49之間一位非常重要的小說家，歐坦生。歐坦生是福州人，暨南大學福建建陽分校畢業，1947年到臺灣任教。在學期間受到著名小說家和文學理論家許杰的鼓勵，開始寫小說。許杰把他的第一篇小說〈泥坑〉推薦給上海《文藝春秋》的主編范泉發表。其後，歐坦生自己投稿到《文藝春秋》，又連續發表了5篇（以上6篇小說刊載於1946年至1948年間的《文藝春秋》）。曾醫師把這6篇小說彙編在一起，成為《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第三輯的增刊《鵝仔──歐坦生作品集》（2000年秋）的主要內容，此集同時還刊登了呂正惠、朱雙一、曾健民3人的論述文章。

歐坦生到臺灣任教後，恰逢二二八事件，在危難中碰到一對善良的本省老年夫婦收留，因此逃過一劫。他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寫了兩篇小說〈沈醉〉與〈鵝仔〉，都非常精采，可以從側面反映出國民黨接收初期的種種怪現象。之後，歐坦生改以「丁樹南」的筆名發表小說和評論，頗有名氣，幾乎沒有人記得他的「歐坦生時期」。歐坦生的發現，彌補了戰後初期臺灣文學的一個重要的缺漏，對於了解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國民黨接收人員種種惡劣行為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和吳濁流的短篇小說集《波茨坦科長》和呂赫若著名的短篇小說《冬夜》並列。

收集整理光復初期報刊雜誌

大約就在編輯《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這幾期的同一時間，曾醫師跟我講，他搜集、影印了兩大箱光復初期臺灣的報刊、雜誌資料（大部分都是從大陸和日本影印的），問我能不能找一位博士生，利用這些資料寫一本博士論文。當時徐秀慧剛剛考上我的博士生，正在尋找論文題目，我就表示希望她利用這些資料來寫博士論文，後來徐秀慧接受了。徐秀慧花了很多時間閱讀、整理這些資料，她感到很痛苦，因為她發現，她從臺灣文化界所得到的關於光復初期臺灣社會的一些流行說法，和她所閱讀的、曾醫師送給她的資料，兩者之間差距極大，她完全不知如何調和。我跟她說，你只能不斷地閱讀這些資料，從中得出你自己的看法；如果你不能擺脫現代流行的說法，就很難寫出你自己的論文。徐秀慧並不是獨派，當然那時候她還不是統派，但她已經先天接受了由獨派散布出來的一些看法，她很難完全擺脫。經過幾年的努力，她終於寫出了博士論文《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這本論文讓很多人（包括臺獨派和國民黨派）都很驚訝，因為資料極其完整，所有論述都是根據資料而來，不能說她的論述邏輯完全合理，但你找不到明顯不合理的地方。她的論文得到很高的評價，很快就找到教職，讓我都感到意外（這本論文後來還申請到「國立編譯館」的補助，於2007年由稻鄉出版社出版）。我必須說，主要的幕後功臣是曾醫師，而不是指導教授呂正惠。後來我和趙遐秋主編《臺灣新文學思潮史綱》時，第四章〈建設人民的現實主義的臺灣文學〉就由曾醫師主稿。可以說，以後要撰寫臺灣文學史時，1945-1949年這一段極關鍵的轉換時期，一定要參考徐秀慧的論文和曾醫師所撰寫的這一章。

曾醫師發掘很多備受忽視的資料，發掘這些資料需要有獨到的眼光，你要是臺獨派，你就不可能看到這些資料。閱讀這些資料，也需要非常細心的功夫，並且要時時體察這些資料和你早已接收的既成觀念是否有矛盾。因為徐秀慧不是臺獨派，她只是不小心受到臺獨派的影響，所以才容易發現她的先在觀念和曾醫師提供的資料有矛盾，這已經不容易了。我曾經讀過兩本我的臺獨派同仁指導的碩士論文，他們都很認真搜集資料，但是他們必須得到他們的老師所需要的結論，於是他們的結論和他們的資料常常互不相容。我跟他們說，我現在應用你們所搜集的資料，來寫出結論完全跟你們相反的文章，你們看看誰有道理。我真的這樣做了，他們看了我的文章，都很驚訝，他們沒想到我的推論更好，結論好像更有道理。從前臺獨派的學生都比較樸實，不會故意隱藏資料，所以我才能加以利用。曾醫師的貢獻就在於，他提供的資料很準確，你只要夠用心，就能得出流行觀念絕對得不出的一些結論。這就是曾醫師的資料和徐秀慧的功夫相加所得出的論文，讓臺獨派學者也不得不大吃一驚的原因。現在臺獨派的學生就非常惡劣了，他們既不努力搜集資料，又不願意仔細閱讀反對派所提出的有力反證，並加以反駁，他們只按照自己所需要結論，然後再隨便從別人的論文或網上找一些有利於自己的資料，再編輯一下，就成為自己的論文了。這樣的論文有什麼價值呢？連起碼的學術要求都沒有做到。

整理出戰後臺灣史的真面目

很多人可能會認為，曾醫師主要的工作是和陳映真一起策劃、編輯《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這種想法不能說錯，但忽略了在這之外，曾醫師自己獨力完成的一些著作。前文談到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的前三期《清理與批判》、《噤啞的論爭》、《復現的星圖》，和專輯《1947-1949臺灣文學問題論議集》、《鵝仔──歐坦生作品集》，主要是要批判張良澤的皇民文學論，和重新梳理1947年《新生報．橋副刊》上關於臺灣文學未來應如何發展的論爭，這是陳映真和曾健民共同關心的主題，其中最重要的資料都是曾醫師重新處理的。第三輯還集錄了白色恐怖犧牲者藍明谷早期的文學作品，這也是兩人共同關心的。以後的第五─七輯（2001年8月-2003年12月），在我看來，其主導者應該是陳映真。第七二二八史像：最新出土事件小說詩報導評論》（2003年4月）和《文學二二八》（2004年2月），其目的就如《噤啞的論爭》一樣，在於重新搜集、整理二二八前後臺灣文學的一些資料。沒有曾醫師的整理、出版，這些資料恐怕很少人會去注意。但是，後面所出的這2本書，就遠遠沒有像《噤啞的論爭》那樣受到重視。

從2004年10月到2005年9月，《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又出了八─十輯，但同時曾醫師又獨立的編撰了一本書《1945破曉時刻的臺灣》（聯經出版公司，2005年8月）和一本資料集《1945光復新聲：臺灣光復詩文集》（印刻，2005年11月）。第一本《1945破曉時刻的臺灣》尤其值得注意，因為這已經不是純粹的資料集。從1945年8月15日到1946年1月，短短的一百多天，是臺灣的戰前和戰後的交接時期，在這一段時間，人心激動，變化複雜。然而這一段歷史，後來卻只剩下光復節的一個簡略的剪影；再後來，連光復節也被取消了。這一段最為激動人心而又混亂不堪的一百多天，其豐富多采的形象，已經從人們的記憶中完全消失了。曾醫師根據當時的報章雜誌，把當時的種種現象，包括「歷史現場的歡呼與嘆息，告誡與啟發」，經過整理，全部呈現在我們面前，希望讓我們看到歷史的真相。我認為，一直到這個時候，曾醫師才有時間利用他辛苦搜集的資料，開始整理出戰後臺灣史的真面目。

曾醫師在他所撰述的《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的序言〈打開新的歷史視野〉中說，「臺灣戰後歷史，深受中國、東亞和世界歷史的影響，也受到島內多重政治經濟力量左右，道路十分崎嶇而複雜。這使得一般人的生活中，或者一般知識分子的觀念中，充滿了片面和迷思的歷史形象，我20年來的歷史研究和評論，主要致力於撥開這些歷史迷思，揭露歷史的真實面貌。」這才是曾醫師回臺之後最重要的工作目標，而《1945破曉時刻的臺灣》就是曾醫師根據原始資料，處理戰後臺灣史的第一部著作。這一部著作的價值，可以從陳逸松的家屬主動連繫曾醫師，授權曾醫師整理《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的這一決定看得出來。《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早在1994年就由林忠勝先生處理完畢，並由前衛出版社出版。但戰後篇因為涉及到陳逸松後來的「投共」，以及前後擔任大陸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共20年，其整理出版遇到種種困難。陳逸松家屬讀過《1945破曉時刻的臺灣》，看到曾醫師所寫的關於陳逸松在那個時候的各種行事，認為十分忠實，所以才會找到曾醫師，希望他能夠整理戰後篇。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曾醫師的戰後臺灣史撰述，相對於臺獨派和國民黨派來說，都要更為忠實可靠。

曾醫師撰述的第二本戰後臺灣史著作，是2007年3月由人間出版社出版的《臺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這本書內容非常豐富，涉及二二八前夕臺灣社會內部的各種問題，從政治、社會、經濟到文化、語言、文學，舉凡臺灣內部種種的衝突與矛盾，無不包括在內。這是曾醫師仔細閱讀過當時的報刊、雜誌，從中歸納出來的臺灣內部問題的總體相。《1945破曉時刻的臺灣》只描述臺灣光復後的前一百天天，只有到了1947年二二八前夕，臺灣社會的所有問題才完全曝露出來，對此曾醫師有非常詳盡的歸納與分析，極其深入。任何人要研究戰後臺灣社會，這本書絕對是不可或缺的基礎。

曾醫師第三本臺灣史著作，是2009年11月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的《1949．國共內戰與臺灣》。這本書受到相當的重視，因為此書共印了二版九刷。在我看來，這本書的價值似乎不如《臺灣一九四六》那一本。《1949》這一本關於大陸的部分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而這一部分大陸已經有很好的論述，其實只要稍加簡述即可。因為大陸部分過於詳盡，反而排擠了臺灣部分的內容，特別是臺灣文化和經濟的變動，完全付之闕如。曾醫師寫作此書期間，正逢父親病危、去世，親情與寫作交相逼煎，恐怕也影響了他的寫作心情。另外，曾醫師為何從1946直接跳到1949，暫時略過1947與1948，我就無法推測其原因了（也許這本書是聯經出版公司特別約他編寫的，也有這種可能？）

曾醫師編撰的另一本有關臺灣歷史的重要著作，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11月）。陳逸松13歲到日本岡山讀書，後來進入東京帝大法學部政治科就讀，1931年畢業，同時考取律師資格。1933年返臺開設律師事務所，1935年當選臺北市會議員。臺灣光復後，於1945年10月獨資創辦《政經報》，1946年8月當選第四屆國民參政會臺灣省參議員，同時參加「臺灣光復致敬團」到陝西遙祭黃陵。後來還被推薦為行憲後第一屆考試院考試委員，不久又被指名擔任中央銀行常務董事。1964年參選臺北市長失利，1971年因臺北市美國花旗銀行爆炸案，誤遭警總拘押，經歷過三日夜疲勞審訊。事後陳逸松對臺灣當局非常失望，準備退休長居美國。路經日本時，因日本中國僑領的鼓勵，上書周恩來，因此周恩來邀其訪問大陸，並熱情留他擔任兩屆人大代表，其後又擔任兩屆政協委員。擔任政協委員期間，主要留居美國（只有一次短暫回大陸參加政協會議），2007年病逝，享年93。

以強烈歷史責任感完成《陳逸松回憶錄》

陳逸松在日據時代及光復初期，一直是臺灣政治界、文化界的重要人物。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取得中國代表權，不久（1973年）陳逸松即「投共」，後來又參加人民代表大會，成為人大常委，此事在當時非常轟動。雖然陳逸松在1983年後主要居住在美國，1997年曾經短暫回臺灣，但他的「不循常規」的行為在臺灣有極大的爭議性，臺灣大部分人都不願意加以談論。前面已經說過，《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早在1994年就由林忠勝先生處理完畢，並由前衛出版社出版。但戰後篇就因為涉及到陳逸松的「投共」，以及前後擔任大陸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共20年，其整理出版遇到種種困難，原因就在於此。曾醫師為陳逸松感到不平，所以當他受到陳逸松家屬委託，接續這一工作時，他即不遺餘力投入工作。

陳逸松回憶錄的戰後篇，原來也由林忠勝和吳君瑩夫婦錄音，並由吳君瑩整理出部分文字稿，但由於陳逸松口述時沒有按照時間順序一直講下來，時有跳動，而且年紀已大，講話又快，有時候不很清楚他在說什麼。如果不根據一些客觀資料和他的日記，很難對照整理。曾醫師說，他整理這本書時，根據「陳逸松先生的訪談、日記、雜記和發表的文章編寫而成。為保留陳先生的原敘述、原口氣，本書採取第一人稱的方式撰述。」應該說，曾醫師參考各種資料，把它們融入陳逸松的口述之中，使之成為首尾完整的口述體，確實花了很多心血。曾醫師說，「我不忖固陋，以個人的力量，不計酬勞答應接下這項重大的付託；不只為了整理陳逸松個人的生命史，還為了彰顯其個人史所代表的重大的時代史意義；後者 ，觸動了我不計名利不計毀譽投入這項工作。為此，我花費了兩年時間，自掏腰包整理和蒐集資料，特別在最近半年，我推辭一切雜務和活動，終日與陳逸松先生進行對話，閉關寫作下才完成了這本書稿。」

陳逸松身處兩岸面對國際局勢巨變的關鍵時刻，深切理解彌縫兩岸關係的重要性，不計個人毀譽，毅然投身大陸，是兩岸關係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曾醫師完全了解陳逸松的重要性，所以才願意付出時間與財力，努力整理《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沒有曾醫師的付出，這本書不可能像目前這麼完整，這麼容易閱讀。從曾醫師整理這本書，可以看出曾醫師具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

從2009年到2018年之間，除了上面提到的《1949．國共內戰與臺灣》和《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兩書之外，曾醫師還編撰了2本書：《臺灣光復史春秋：去殖民、祖國化和民主化的大合唱》（2010年7月）、《臺灣意識形態批判》（2012年4月）（兩書均由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同時還編輯了3冊《方向叢刊》：《東亞後殖民與批判》（2012年11月）、《歌唱黎明》（2014年2月）（以上均由臺灣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以及《東亞的憂患：日本的歷史翻案和右傾化批判集》（2018年9月，獵海人出版社）。以上共計7本，做為一個業餘學術工作者（專業牙醫），其分量絕不下於一個專業學者，勤奮令人印象深刻。

同時，我們還要知道，曾醫師這些業餘研究，所有資料的搜集全部自費，沒有申請任何公家補助。1992年曾醫師從日本回臺灣，到他去世，前後28年；如果我們總計他的工作成果，可以說，在臺灣史的研究上，他的貢獻是難以估量的。據跟他比較親近的友人說，在他去世前幾天，他們去看他時，他的書桌上已然放著兩部幾乎接近完稿的著作，《臺灣1947》和《臺灣1948》。這兩部書如果出版，和《1945破曉時刻的臺灣》、《臺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及《1949．國共內戰與臺灣》合成一套五部曲，我們一定會對曾醫師油然升起敬意。他默默工作近三十年，但他一生的信念與貢獻，卻至今尚未得到承認，真是令人遺憾。

2020年10月13日

補記：曾醫師去世後，有一群朋友籌備舉辦「追思紀念會」。籌備小組的李中跟我連絡，希望人間出版社和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一起掛名主辦，我當然同意。李中還跟我講，希望我在追思會上講幾句話，我也同意了。在那之前，有人告訴我，網上流傳，我不讓《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繼續辦下去，所以曾醫師才自己創辦《方向》叢刊。其實這一傳言在《方向》叢刊創辦時（2012年）就有人公開講過，但我從來沒有講過話，沒想到曾醫師去世時，又有人舊話重提。這就讓我很為難，不知道追思會要如何講話。我還是做了準備，打好腹稿，講題也決定了，就是這篇文章的題目。到了追思會現場，拿到紀念手冊《為了前進的回顧》，在等待追思會開始的時間，我翻讀了其中《為了前進的回顧──曾健民訪談》（原刊交通大學亞太研究室的《人間思想》22期，也是剛出版不久。）我在其中赫然發現，是曾醫師在訪談中親口說，「呂正惠突然說要停刊」（指《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所以這一次不能說是傳言，因為是曾醫師親口說的。但我又不能不上台，上台也只簡單講了幾句話，老實說，我那時候心裡很不舒服。追思會結束後，《遠望》的同仁希望我把我的講話寫出來，他們打算刊登。我當時是答應了，但回家後頗為猶疑。曾醫師已經不在了，我不能反駁，你不能批評一個已經離開人世的朋友批評你的話，這好像不合乎做人的基本原則。最後，我還是把會前準備要講的話原原本本的寫了出來。曾醫師對我的批評，涉及到我接掌「人間」初期的一些具體的人事問題，我一直在回憶那一段時間的事情，我只能說我的記憶和曾醫師的記憶有蠻大的差距。如果要把所有的事講清楚，就要說出一些現在最好不要說的事情。所以我決定什麼都不說，只講「曾醫師的工作與貢獻」。

10月16日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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