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統派人士劉建修、毛鑄倫、王曉波、曾健民等人，最近先後病逝。親見國家統一、民族復興，是所有統派人士的共同心願。可惜在他們逐一凋零的過程中，臺灣的民心卻離大陸越來越遠，臺灣問題變得比以前更加棘手。這些畢生以反獨促統為職志的統派前輩們，面對此景，得無憾乎？

2020年兩岸未統一，王曉波期待落空

王曉波在1996年寫了〈願再也不需要統一運動了〉一文，他判斷：「中國民族主義當會發憤圖強，抓緊歷史時機建設國家，待2020年中國大陸總生產毛額（GDP）達20兆40億美元，美國只有13兆4,700億美元時{{按：王曉波是根據該年美國中央情報局之估計，應是所謂「購買力平價GDP」，即GD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美國勢力將再也沒有能力干預中國的統一。屆時就是我們排除外國勢力，和平統一自己祖國的時候了。」他接著說：「現在距離2020年還有24年，……，我們一定要努力的活到那一天，親眼看到祖國統一，親手把我們一手所締造的『中國統一聯盟』解散，屆時我們再也不需要統一運動了。」

王曉波確實努力活到了2020年，而且中國的經濟體量若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也早已超過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4年12月就公布：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中國GDP（PPP）已超過美國。若根據2019年10月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國際比較計畫」（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ICP）重新估算，中國的GDP（PPP）更早在2013年就已超過美國。₂ 。即便以美國戰略決策所重視的傳統名目GDP做為經濟體量之衡量，原先各方預測中國名目GDP會在2030年前後超越美國，現由於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發之後，中國的防疫比美國成功，經濟提早復甦，中國名目GDP超越美國的時間應會早於2030年真正影響一個國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影響力的，是按照匯率計算的名目（Nominal）GDP。在這一方面，中國的名目GDP在2019年（COVID-19疫情爆發前）已經達到美國的67%，占全球經濟總量15.7%。今（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美國第1季已出現-4.8%的衰退，第2季萎縮幅度更達到-32.9%，全年預估衰退幅度大約在-6%左右。反之，中國在今年首季出現-6.8%的衰退後，第2季就恢復3.2%的正成長，全年預測可以實現1～2%的成長率。如以第2季單季而言，中國第2季的名目GDP甚至超過同期的美國，暫時當了一季的「全球最大經濟體」。這就表示哪一個國家能夠先從疫情衝擊中恢復經濟成長，就能在未來幾年占據優勢，而中國在防疫方面顯然比美國成功，殆無疑問。₃ 。但是，王曉波不但未能目睹兩岸走向統一，在他有生之年，臺灣反而離中國越來越遠。

1996年的王曉波，或許沒將西方霸權思想的產物「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納入考慮。他當然知道美國不願見到中國的統一與復興，他也知道二蔣搞反共白恐以及李登輝推動臺獨，都是在美國支持下進行的。然而，他以為只要中國經濟體量超過美國，後者就不得不容許前者分庭抗禮，美國勢力只好退出臺灣，臺灣人心自然復歸中國，兩岸統一就水到渠成。所以，中國所需要的，只是持續和平發展的「時間」。他沒有預料到：就在2010年中國的名目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前一年，美國新任總統歐巴馬就提出針對中國的「重返亞洲」政策，展開了美國霸權地位保衛戰。從此，中國邊境及周邊地區永無寧日，各種反中勢力此起彼落，繼長增高。2017年川普上任後再提出明白針對中國、俄國、北韓、伊朗的「印太戰略」，升高了歐巴馬啟動的霸權保衛戰。

中國人認為太平洋夠大，容得下兩個大國；但美國人卻認為地球太小，只容得下一個霸權。於是，為了保住其世界霸主地位，美國絕不接受中國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反而不擇手段地扼殺中國復興，以維持「舊式霸主地位」。為了防阻中國和平發展到超越美國，美國使出各種陰謀詭計想要推翻中共、裂解中國、「干預中國的統一」。正是在美國卵翼、策動之下，中國各種分離主義勢力相繼而起。先有疆獨在大陸各地犯下恐怖主義罪行，港獨又在香港打砸搶一年多，民進黨則在臺灣穩握政權，建立臺獨法西斯統治。王曉波所預期的「我們排除外國勢力，和平統一自己祖國的時候」，不但沒有隨著中國經濟體量逼近美國而到來，兩岸局勢在美國煽風點火之下，反而更加波譎雲詭、險象環生。

在2020年的當下，臺灣不僅不是「不需要統一運動」，反而是需要改弦更張、更有運動性、更有效率的統一運動。王曉波過世前的兩岸距離，顯然比24年前他許願時還更遙遠。王教授抱撼而終，僅僅是因他當年誤信美、中國力此消彼長的影響，導致對統一的時程錯誤期待？還是這24年來北京的對臺政策思維和臺灣的統運本身也出了問題？

「時間」並不只站在中國這邊

首先我們要指出：中國大陸固然需要「時間」和平發展，才能走向復興。但是，「時間」並不只對中國有利，也對臺獨有利。如果僅只「坐等統一」，結果可能是「坐視臺獨」。

根據政治大學選研中心1996年和2020年的民調，在國族認同方面，自認是臺灣人（但不是中國人）的比率，從24.1%上升到67%；自認是（非臺灣人的）中國人的比率，從17.6%降到2.4%；自認是廣義中國人（包含自認「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率，從66.9%降到29.9%。該機構在1996年和2020年的統獨立場民調顯示，主張臺獨者（含「儘快獨立」和「偏向獨立」）從13.6%上升到35.1%；主張獨臺者（含「維持現狀」和「永遠維持現狀」）從45.8%上升到52.3%；主張統一者（含「儘快統一」和「偏向統一」）從22%降為5.8%。當全臺灣的民眾只剩5.8%期待統一，「和平統一」如何水到渠成？當67%的臺灣民眾自認不是中國人，又如何從島內「排除外國勢力」？

（資料擷取自：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資料擷取自：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與上述民調相呼應的是，1996年到2020年間臺灣藍綠版圖產生了急遽的變化。1996年，在李登輝領導下雖虛情假意但仍宣稱支持「九二共識」的國民黨主掌臺灣政局。到了2020年，國民黨分崩離析，不僅已經無力挑戰民進黨，全黨甚至全面「綠化」，拿香跟拜。反之，綠營完全執政，蔡英文明白否認「九二共識」存在，對於北京的苦口婆心嗤之以鼻。更嚴重的是：面對5月29日北京高規格舉行的「《反分裂國家法》15週年座談會」以及最近不斷舉行的軍演，和8月10日馬英九警告的大陸攻臺「首戰即終戰」、美軍不會來救援，臺灣民眾卻極為「淡定」。8月24日臺灣民意基金會發表民調指出：臺灣民眾57.8%不擔心兩岸爆發戰爭，58.3%不同意「首戰即終戰」。這表示民進黨不但坐大到完全宰制臺灣政局，還對臺灣人民進行了非常成功的「洗腦」工程，使他們不僅反中求獨，而且根本無視、無懼大陸（及馬英九）的警告。這就使民進黨繼續推動臺獨、挑釁中國大陸更有民意基礎。

民心趨獨反統且不可逆，在在顯示臺灣問題比24年前王曉波許願時還更棘手。顯然，中國統一與復興需要的不只是「時間」，更需要有所作為。而且這些「作為」不能只是「為大陸爭取時間」，更需要積極改變島內現狀──因為「時間」不只站在中國這邊，也站在臺獨那邊。

總之，王曉波未能在生前目睹兩岸走向統一，臺灣反而越漂越遠，並不是因為前述有關中美GDP對比的預測出了差錯，使中國的硬實力落後美國越來越多所致。事實上，中國的經濟體量早已逼近美國，已經引起美國的危機感。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等智庫也屢次明白指出，具有地緣優勢的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有限戰爭中已能擊敗美國。換言之，24年來中國的國力與軍力確實有長足進步，大陸確實已具有解決臺灣問題所需的硬實力，並沒有辜負王曉波的期望。

那麼，我們錯過了什麼？

據2020年8月24日臺灣民意基金會發表的民調，57.8%的臺灣民眾不擔心兩岸爆發戰爭（含「不太擔心」和「一點也不擔心」），58.3%的臺灣民眾不同意「首戰即終戰」（含「不太同意」和「一點也不同意」）。（資料擷取自：臺灣民調基金會）

影響民心首要因素不是GDP與軍力

關鍵在於：解決臺灣問題並不只是拿下一座島，還要取得臺灣的民心。經濟產值與硬實力從來不是影響民心的首要因素，否則如何解釋24年來（甚至更早從1979年以來）中國越來越強大，臺灣經濟對大陸依賴越來越深，但臺灣人卻越來越反中、拒統？北京以及臺灣主流統派過度重視解決臺灣問題所需的物質、硬體條件，反而輕忽心理、精神條件，導致長期以來許多反獨促統工作的「該為而不為」以及「不該為而為」，這才是兩岸蹉跎數十年，臺灣越漂越遠，王曉波等統派抱憾而終的主要原因。

許多人誤以為民眾內心的國家認同，取決於物質條件與政治局勢。一位已故左統派老前輩常以閩南諺語說：「到那個時，抬那支旗」。他舉的實例就是：1945年日本一投降，臺民立即丟下日本旗，改拿中華民國國旗，表面上毫無心理障礙。根據這種思維，「臺獨」只是假議題，一旦臺灣易幟，臺民必然見風轉舵，馬上改變認同，藍、綠都會臣服於祖國。於是，如何厚植大陸的硬實力，逼美國放手，才是唯一的真問題。

臺灣民眾的國家認同確實可能隨政權的更迭而改變，但前提是：前政權、前殖民者和其他反中勢力不再對臺見縫插針，他們都甘心坐視中國逐步改正臺民的認同。如果這個條件不存在，臺灣民眾的國家認同就未必會隨著政權易手而改變。香港的前車之鑒，歷歷在目，怎能視而不見？

回顧1945年光復初期，表面看來，臺灣人似乎都變回了中國人，如前面左統派耆老所述。但隨後不久卻爆發了被一般人誤解為「官逼民反」、日後被臺獨派大肆炒作的「二二八」悲劇。當時以陳儀為首的國府官員，即或實施了某些讓臺民不滿的政策，但對照於同一時期國府在大陸各光復區的官員與施政，臺省官員相對是廉潔的，政治上相對是寬鬆的，何以「二二八」悲劇只發生在曾被日本殖民半世紀的臺灣？這個事件並非中共地下黨所發起，亦非其所主導，因此不能僅因中共黨員亦參與其中就將整個事件全部定性為「起義」，而忽視了臺灣社會內外的其他複雜因素。日據50年殖民教育對臺灣人國家認同之嚴重扭曲、日本雖已投降仍心有未甘、美國情治人員（如駐臺北副領事葛超智）從中煽動、已被日本「皇民化」的部分臺籍菁英基於己身利益和對日本的迷戀等因素，都必須慎重看待，才能完整解釋何以查緝私菸的星星之火，竟然在全島燎原為對中國政權的怒火。

發生「二二八」的深層原因，提醒我們不能認為「民眾的國家認同」會理所當然地「隨政權更迭而改變」，因為美、日等懷有惡意的外力，以及已經認同日本的臺籍菁英和臺籍日本兵，並不會袖手旁觀或「善意期待」百廢待舉的國府，好整以暇地矯正臺民的國家認同。

基於同理，從1949年兩岸分裂分治迄今超過七十年的臺灣，內受兩蔣反共教育和獨派去中國化運動的影響，外有美、日為了「以臺制中」大肆向臺灣人散播精緻、惡毒的反中崇洋、「再皇民化」思維，浸淫在這種氛圍時間超過日本殖民時期的臺民，即便兩岸統一，他們的國家認同豈會如同一張白紙，任由北京盡情揮灑？

再看從1997年至今，港人認同中國的比率竟然遞減；回歸之後出生、成長的香港年輕人，反而比出生、成長於港英時代的人更反中。由此可見僅僅政權易手並不能保證認同的導正。香港回歸以來，美、中國力彼消此漲的態勢日益明顯，大英帝國的衰敗則早在二戰之前就已開始，香港年輕人的中國認同並未因為中國復興而增強，他們對西方偽善的「普世價值」的迷信也沒因為英、美國力的下降而醒悟。此更可見物質條件實不足以決定認同。更別說回歸以來，北京對香港的百般維護（如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時的扶持援助），這些物質、經濟的援助，對於國家認同幾乎起不了正面效果。直到《港區國安法》頒布施行以後，早在1996年就已取得英國國籍的「禍港四人幫」首惡黎智英被捕，竟然導致其《蘋果日報》大賣、旗下股票大漲，可見許多港民對大陸逆反心理之嚴重。以港觀臺，我們豈能相信物質條件必然決定臺民的國家認同，或臺民的認同會自動隨政權更迭而風行草偃？

偏重硬實力 造成對臺政策思維盲點

從大陸方面來說，厚植足以逼美國收手的硬實力，確實是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而且硬實力只能對付外患或嚇阻內亂，不能促進心靈契合。反之，若錯誤地過於偏重物質、硬體條件，就會誤以為除了「利誘」與「威脅」之外，無可作為。但是，兵凶戰危，豈能輕易用武？於是在未能取得壓倒性優勢之前，大陸很容易走上一條只能「以利誘之」、「以退避戰」，且「利」越讓越多、「退」的底線卻越來越模糊的惡性循環之路。最後，反而可能無法避免一戰。

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和平」與「發展」兩個主題，形成「戰略機遇期」概念，主導了此後中國的發展路線。鄧強調：「發展是硬道理」，要在發展中解決問題。他還說：「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但是，「路線」是有「方向」的，必須始終朝既定目標走去。基本路線之所以動搖不得，是因為目標動搖不得。所謂「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是以「國家統一與復興」為目標的。中國選擇以「和平發展」來達成國家的統一與復興，迥異於西方國家與日本用擴張侵略、以鄰為壑的惡行來發展國力，這是符合兩岸同胞與全球人類福祉的。但是，中國是朝向「統一與復興」（總目標）而「發展」，並為了「發展」而維護「和平」。如果失去了明確的方向感，僅只堅持「和平發展」，甚或僅堅持「和平」，這樣爭取到的「戰略機遇期」就未必有利於最終的總目標。並且，如果要「在發展中解決問題」，就必須正視「問題是否解決」，而當「問題」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障礙時，就必須在「解決問題」中開創繼續發展的出路。

過去數十年來，為了爭取「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大陸竭盡全力避免在兩岸關係上攤牌。就在此過程中，臺獨伺機坐大，已經演變成中國繼續朝向統一與復興而發展的嚴重障礙。可惜大陸長期未正視「臺獨也在發展壯大」的事實，繼續以掩耳盜鈴心態延長「戰略機遇期」，容忍獨勢擴大。茲依時序，舉犖犖大事如下，以為佐證。

李登輝、陳水扁從1994年以後十餘年間不斷挑釁「一中」原則，北京都極力克制。直到陳水扁在2004年靠著「兩顆子彈」險勝對手當選連任後，大陸才於2005年3月制訂《反分裂國家法》。該法事實上還是以維護「和平統一」的可能性為目的，不得不訂出「武力反分裂」的前提條件做為「紅線」。因此，該法規定的所謂「武統」條件相當模糊，並且實際上放棄了「統一時間表」。《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規定：「『臺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此條中，「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都很含混，而且即使發生，大陸也是「得」（而非「應」）採取「非和平方式」應對。此外，該法也不像今年頒布的《港區國安法》，並未規定罰則。這些特徵都使得該法所定的「臺獨」紅線和法律後果模糊不清，目的都是為和平統一保留餘地，盡可能不要動武。₄ 

僅靠北京一道模糊的「紅線」，阻止不了切香腸式的臺獨進程。2006年2月，陳水扁宣布「終止運作」「國家統一委員會」和《國家統一綱領》（即所謂「終統」），正式廢棄「統一」目標；3月，他再把大陸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的3月14日納入內政部制訂的《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定為「反侵略日」，等於把大陸視為外來侵略者；2007年，為了配合所謂「入聯公投」，他更進而把10月24日定為「臺灣聯合國日」。對於這些臺獨作為，大陸除了透過美國施壓之外，別無他法。

馬英九於2008年當選後，大陸以為迎來了兩岸間「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對馬當局極盡容忍。馬英九許多「該為而不為」以及「不該為而為」，北京從未置一詞。由於對臺政策思維的盲點，大陸忽視馬8年任內所製造出來的問題，決不下於李、扁。馬英九的慵弱與不能擇善固執，使他成為幫助綠營走過低潮、反敗為勝的大功臣。大陸是否因馬在位獲取「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尚難論斷，但臺灣則很明確丟了「反獨促統的戰略機遇期」，和平統一在馬下台後已不可能。（有關馬英九的詳細評論，請見後述。）

大陸過度重視硬實力的發展，寧可容忍臺獨的後果，在2020年的今天已清楚浮現。當中美關係在美方升高對立、面臨對決的現在，北京卻要面對一個數典忘祖、認賊作父的臺灣──不但自願擔任美國遏制中國大陸的馬前卒，而且還積極支持各種分離主義裂解中國。此時的美國不但不再願意為大陸向臺獨施壓，反而正要利用臺獨向大陸施壓。於是，臺灣極有可能成為美國用來消耗中國國力的棄子，兩岸鷸蚌相爭，美日漁翁得利。

何以臺灣淪落至此，兩岸兇險如斯？此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北京和部分臺灣統派受限於上述對臺思維的盲點，一再坐視臺獨綠營對民心的鯨吞蠶食，一再縱容獨臺藍營對大陸的虛與委蛇。在此過程中，北京的「紅線」一退再退，導致臺民看扁大陸求統的決心與能力，甚至發現「會吵的小孩有糖吃」，反中拒統才是威脅北京讓利及退讓底線的有效方法，結果連藍營也跟著綠化。與此同時，國家統一的道德正當性則被北京看似心虛的一再退讓而打入谷底，造成島內統運底氣不足，奄奄一息；獨派則得意洋洋，公然與反中外力掛勾。這樣的臺灣，已經成為大陸繼續「發展」的絆腳石、兩岸「和平」的破壞者。北京與臺灣統派不能不正視此一現實。

為求統一，王曉波真誠挺馬

在島內統派中，動見觀瞻的王曉波生前強力支持馬英九，這也可能助長甚至誤導北京及其他統派對馬執政的錯誤期待。

與其他統派人士相比，王曉波擁有一大「優勢」，就是他與馬英九熟識，可「上達天聽」，使他以為可以藉由說服、影響馬來實踐自己反獨促統的抱負。在連戰提名馬英九接任國民黨副主席之後，王曉波曾寫信向馬道賀。王在2007年11月4日給友人的信提及：「我期望老友〔指馬〕能將來接班總統，若有能力在總統任內完成祖國和平統一，他將成為中華民族歷史的民族英雄；若無能力和平統一，能維持現狀，不搞臺獨，消弭兩岸統獨內戰亦萬家生佛；能到2015年中國和平建設有成，臺獨成為不可能，統一也不是兩岸的主要矛盾了。接到信後，他還回我電話，我則告之，『將來若你背叛國家民族立場，不必懷疑，第一個反對你的，就是我。』在電話中，他直說：『不會，不會啦。』」

當時王曉波寫此信的目的，是勸友人支持馬英九競逐大位。他的邏輯與心態如下：「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為中國爭取和平建設的歷史時間。……今天臺獨執政（按：當時陳水扁在位），國民黨即使是明日的敵人，我們也得聯合明日的敵人打擊今日的敵人。臺獨執政太危險了，……一旦兩岸爆發統獨內戰，提供帝國主義介入的機會，臺灣二千三百萬人盡為〔無〕噍類矣，中國經濟建設必倒退數十年，這是今天中國愛國主義者萬萬所不願目睹的。……今天利用馬英九推翻臺獨政權並非完全沒有機會，我們又怎能以個人的好惡放棄機會？」但是當時馬英九「維持現狀」的主張卻引來許多人的疑慮，懷疑他求統的誠意。王曉波為馬解釋說：「今天他的選舉訴求即『維持現狀』，又有何不對？我們能不支持以『維持現狀』來消弭統獨內戰和爭取中國和平建設的歷史時間嗎？」

顯然，王曉波對馬英九的要求極低，只要能以「維持現狀」為中國爭取「和平建設的歷史時間」就好。他不知道：馬要維持的「現狀」包括「不統」（因此他不積極推動「兩岸和平協議」），甚至包括從李、扁以來一直在進行的「臺獨教改」（因此他也不積極推動改正課綱）。所以，「提供帝國主義介入機會」的不是「兩岸統獨內戰」，而是主張先「親美、友日」然後才「和中」、並且多次表示歡迎美國「重返亞洲」的馬英九；然後，正是因為馬讓「帝國主義介入」，才使得「兩岸統獨內戰」在今天越來越難以避免。

一來基於私人情誼，二來基於「挺馬=維持現狀=爭取時間=促統」的錯誤信念，自始至終，王曉波對馬英九的支持不但真誠，甚至已是偏袒。如今馬已下台，王已逝去。我們不得不說：王曉波誤信了馬英九，馬英九辜負了王曉波。臺灣今日成為中國的心腹大患，正與馬英九下列諸項「政績」有關。

2012年王曉波與馬英九於總統府合影。

馬推「返聯公投」助長獨勢

遠在馬登大位之前，民進黨為了贏取2008年3月的大選，刻意從2007年中起炒作「公投綁大選」，也就是在大選投票同日舉行「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民投票（簡稱「入聯公投」）。當時已經由馬領導的國民黨，不但不敢對民眾曉以大義，竟然有樣學樣，另提出「返聯公投」，推波助瀾，附和綠營的「一邊一國」思維。我們深以為憂，曾投書2007年9月號《海峽評論》痛批此事曰：「如今馬英九偏離國民黨傳統的『一中』立場，向綠營靠攏，實際上也是向美國爭寵，表現他是個『更易掌控的臺灣領導人』。……馬英九一貫『以順為正』，隨人俯仰，令人懷疑他撥亂反治的能力與決心。如果國民黨不能懸崖勒『馬』，繼續幫助民進黨炒熱『假入聯、真臺獨』戲碼，則臺灣的未來實不容樂觀。」。可惜這段文字，被總編輯王曉波給刪了。他說：「需刪冤枉小馬的部分，……批馬點到為止即可。」

還未掌權的馬英九就已偏離王曉波的期待，也偏離撥亂反正至少必須不助紂為虐的「有所不為」起碼條件。其實王曉波並非不知道「返聯公投」違反「一中憲法」，且助長獨焰。但他和許多統派一樣，總以為馬贏取大位就可為中國爭得和平發展的機遇期。殊不知馬英九只想當個被美國接受、被臺獨認可的「新臺灣人」總統，對於憲法《增修條文》及《中國國民黨黨章》規定的統一目標並無誠意。

早在2006年2月13日，時任臺北市長、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在倫敦政經學院演說，將事先分發的文字稿上的「以兩岸的終極統一做為選項」略去不提。第二天，國民黨中央在獨媒《自由時報》頭版刊登廣告〈臺灣的務實道路〉，提出「臺灣未來有很多可能的選項，不論是統一、獨立或維持現狀，都必須由人民決定」，這是該黨第一次公開宣示「臺獨」也是未來選項。2007年5月22日國民黨高層會議再通過黨章修正草案，不但將「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做為黨的信念，並在黨員目標條次中刪除「統一」字眼，改以「和平發展」代替。2008年3月18日，大選投票前4天，馬英九更公開向臺獨表態，說：「臺灣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治理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以上這些事例都可以看出馬英九為了當總統，對臺獨拿香跟拜的「積極性」。支持這樣的馬英九，究竟是為誰爭取到「時間」？

 2011年12月3日，馬英九在2012年總統選舉電視辯論會直言：「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臺灣也是我們的國家。」對此，蔡英文在辯論會後的記者會上表示：「那很好，我們就歡迎他跟進」，並激問道：「臺灣是我們的國家的話，那他還不統不獨不武嗎？」（畫面截取自YOUTUBE@民視新聞網 Formosa TV News network，〈辯論會突改口　馬：台灣是國家－民視新聞〉，2011年12月4日，0'30''。）

馬與綠營共創更獨新現狀

北京及臺灣統派支持藍營和馬的另一理由是：藍營至少不喊臺獨，不讓大陸難堪，不會阻礙大陸發展的步調。事實是：藍營雖不喊臺獨，但卻以潤物無聲、暗度陳倉的方式，做盡反中、拒統之事。只因為藍營不如綠營明目張膽，遂吃定北京必會容忍它。但王曉波所稱的這個「明日的敵人」對於兩岸關係的破壞，決不下於「今日的敵人」。

馬一上台就任命臺獨分子賴幸媛、鄭瑞城分掌陸委會及教育部，向臺獨表態不會促統並將繼續推動臺獨教改；馬不但在撥亂反正上無所作為（包括延續「終統」、「反侵略日」、「臺灣聯合國日」），更不敢積極追究李登輝、陳水扁任內的違憲違法作為；馬從無誠意推動他競選政見中的「兩岸和平協議」，連依法應該自動生效的《服貿協議》都因一場「太陽花」學亂而胎死腹中；對「太陽花」學亂應對失據，更是馬英九終結國民黨並導致臺灣多數人否定大陸對臺善意的關鍵敗筆。

「九二共識」原是兩岸關係定海神針，馬英九以及（洪秀柱以外的）整體國民黨，自始至終都在曲解它，使企圖固化分治分裂現狀的「各表」，凌駕以兩岸共議統一為目標的「一中」原則之上。大權在握的馬英九，不但放棄闡述、宣揚「九二共識」的真義，他根本就是扭曲、踐踏「九二共識」的功臣。影響所及，現在全臺已經沒有幾人重視、認識「九二共識」，連宣稱支持「九二共識」的韓國瑜，竟然誓死反對「一國兩制」──但他當然更反對「一國一制」，所以實際上根本是反對「一國」（一中）。被藍營踐踏、變造至此的「九二共識」，綠營如果明白否認它，也不過是順水推舟、恰如其分，難怪此事只會牽動北京神經，全臺卻是風平浪靜。

馬英九大權在握、民氣可用的期間，卻縱容臺獨教科書繼續危害學子，直到任期將滿，才利用王曉波在課綱委員會裡當砲灰，敷衍統派及大陸，不僅未對教科書大綱做必要的大幅刪改，只是微幅調整幾個字詞。馬下台之前，他的「課綱微調」還來不及落實，蔡英文一上台就把它歸零作廢，還創造了臺獨教改更大的反彈聲勢與正當性。

2015年7月19日國民黨全代會通過提名該黨碩果僅存的唯一統派洪秀柱為總統候選人，卻因洪主張「一中同表」，違反馬英九的「不統」原則，馬就支持黨主席朱立倫於10月17日臨時全代會上「換柱」，使得藍營軍心潰散，最後導致2016年大選慘敗。以上種種作為，在在證明馬英九對反獨促統毫無誠意，一心只想被臺獨接納，成為李登輝期勉他的「新臺灣人」。

回顧馬8年任期的表現，他不但沒有誠意邁向統一，也沒有做到王曉波的最低標準「維持現狀」，而是坐視綠營綁架藍營，共同打造更獨的新現狀，使得臺灣「現狀」越來越綠。馬在位8年，形同為民進黨爭取「時間」，助綠營走過扁朝貪腐的低潮期，最後一併終結國民黨、臺灣統派和兩岸關係。這是王曉波所期待的馬英九嗎？

2015年10月17日，國民黨舉手表決洪秀柱提名廢止案。當天出席人數共891人，其中812人贊成廢止洪秀柱在2016總統大選的提名資格，包括馬英九、連戰、吳伯雄與王金平均舉手贊成。（畫面截取自YOUTUBE@東森新聞 CH51，〈黨代表9成1舉手「換柱」　洪：可不要我　我絕不棄黨－東森新聞HD〉，2015年10月17日，1'52''。）

錯失「反獨促統戰略機遇期」

北京與臺灣統派另有一盲點，他們都只注意到要避免與美國正面衝突，才能為中國爭取「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但卻忽略了臺灣島內另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反獨促統戰略機遇期」。（黃智賢稱之為「最後改變臺獨之路的機會」，見下）。

臺灣人民的分離意識固然肇始於蔣介石的反共教育與蔣經國的偏安政策，但明目張膽地宣揚臺獨，透過公權力以及教科書洗腦臺民，則是從1994年李登輝對司馬遼太郎談〈生為臺灣人的悲哀〉開始。李在2000年保送陳水扁當選，加速臺灣「綠化」。未料扁家貪腐引起滔天民怨，在2008年護送馬英九上台。馬剛上台時，氣勢如虹，民氣可用。他如藉勢行使公權力拆除扁朝所有反中促獨且違憲違法的相關措施，主導臺灣以健康、正面的態度與大陸交往；積極與大陸協商簽署他競選政見所提到的《和平協議》，將「終極統一」落於文字；甚至根據憲法《增修條文》「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申請司法院解散違憲違法罄竹難書的民進黨，則不出幾年，就可撥亂反正，不但大有功於中國，也將使國民黨得以堂堂正正立足於臺灣，何至於今日被民進黨追殺，瀕臨潰散？

黃智賢近日在〈統一才可能融一〉文中指出：「最後改變臺獨之路的機會，是馬英九的第一個任期，2008-2012。現在，已經時不我予。」誠如其言。馬英九當政期間，中美權力平衡正在逐漸向中方傾斜，本該是兩岸走向和平統一的「戰略機遇期」，結果卻成為掩護島內臺獨走出扁朝貪腐陰影、起死回生、轉敗為勝，直至全面執政的「戰略機遇期」。馬英九浪費了寶貴的8年，鞏固了李、扁當政20年的臺獨「成果」，最後還把一個更加綠化的臺灣完整地交到蔡英文手上。然而，大陸受限於對臺政策思維的盲點，除了「威脅」（《反分裂國家法》）與「利誘」（惠臺讓利）之外束手無策，於是只能對口頭上承認「九二共識」的馬英九「百般呵護」，不僅容忍他對臺獨退讓討好，為了減少他的壓力，在他第一任上，大陸一度僅提「和平發展」，幾乎不提「統一」。最後，大陸甚至還接受馬英九的條件，於2015年11月7日，在「國際場合」新加坡舉行兩岸現任領導人的「習馬會」，等於承認兩岸是「對等政治實體」。但即使如此抬高馬當局的地位，也挽救不了喪失道德自信與中心思想的國民黨，當然更阻止不了蔡英文「騎『馬』進京城」。一旦綠營再度執政，臺獨思維當然橫掃一切，繼而固化，此後臺灣就沒有任何反獨促統的空間。

總之，如果馬心懷統一或北京成功引導馬邁向統一，馬的8年就是島內「反獨促統的戰略機遇期」。可惜這兩個要件都未發生，於是臺灣局勢就再無挽回可能。可以說，正是統派王曉波大力支持、北京極力呵護的馬英九一手斷送了臺灣統運的生機，順帶終結了「中國」國民黨。

即便馬落選未必引來臺海兵燹

北京和統派忽視「反獨促統戰略機遇期」，已如前述。我們回頭再看大家重視的大陸「和平發展戰略機遇期」，試問：王曉波和北京當年若是明白設定挺馬條件，甚至因為不願無條件挺馬而導致馬落選，當時就會引來綠營執政、臺海兵燹，扼殺大陸和平發展的機遇嗎？非也。

2008年即便馬未勝選，大陸發展建設的腳步也不必然被臺獨派的當選而打斷。第一，當時臺灣社會對陳水扁民怨極高，民進黨的聲勢與今天相比，相差甚遠；美國對於陳水扁「麻煩製造者」的反感猶存，他們對臺獨的支持不會比今天川普對蔡英文的支持更具體。現在蔡英文尚不敢正名制憲，當時的民進黨豈敢造次？第二，即便獨派膽敢跨越紅線，被迫以武相向也不是北京的唯一選擇。大陸大可切斷兩岸的所有經貿、交流，此舉對大陸影響不大，不至打斷大陸的發展步調，但對臺灣的壓力不下於真槍實彈、兵臨城下，又可表明北京不會坐視臺獨分裂國土。經貿制裁的效果雖不如以武止獨那樣快刀斬亂麻，但卻是以穩定、有效的壓力逼使臺獨逐步就範。不幸的是，大陸與統派一向迷信兩岸經貿交流對統一的正面效果，對臺讓利即便所費不貲又效果可疑尚且樂此不疲，他們當然從未考慮對經貿交流設定條件，更別說把經貿交流當做防獨促統的武器。

進而言之，如果當年北京與統派設定挺馬條件，更可能的結果是：由於當時臺灣民間對陳水扁反感極深，馬英九還是會當選（只是減少了淺綠的票）。但是北京及統派對馬英九的壓力會使他不至於一當選就急於討好綠營選民，反而可能及早有些作為，大陸的「和平發展略機遇期」和臺灣的「反獨促統戰略機遇期」因此都可兼顧。而今，俱往矣！

王誤信馬，馬辜負王，延誤統一

解決臺灣問題必須靠兩條腿走路，改變臺灣民心和厚植大陸硬實力同樣重要，缺一不可。何況可以改變民心的正確對臺政策，既無礙於大陸的和平發展，也比錯誤的交流讓利更省人力、物力。

《遠望》2019年10月號刊登林金源〈擺平外敵不足以解決臺獨港獨〉一文，明白指出：擺平美、日是解決臺獨的必要但非充分條件。「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對付外敵靠的是硬實力，解決蕭牆之禍則必先掌控話語權，也就是建立統一的道德正當性。由於北京與臺灣統派偏重前者、忽略後者，導致該為（如對臺獨、獨臺的不假顏色）而不為，不該為（如無條件的交流讓利、妄想支持藍營制衡綠營，甚至錯誤寄望馬英九）而為，不但白白浪費三十餘年，結果只是借寇兵、齎盜糧，養癰遺患。

對照北京與王曉波只滿足於、也以為在美日臺獨裏應外合之下馬英九有能力、有意願維持「現狀」，黃智賢的看法顯然更為深刻，她認為馬英九在第一任期不應只是消極「維持現狀」，而要積極「改變現狀」，否則就會錯失最後改變臺獨之路的機會。可惜可以左右馬英九的是北京與王曉波，不是黃智賢。於是臺灣的「現狀」不斷朝向臺獨滑去，最後輪到蔡英文來主張「維持（新）現狀」，並且在中美正面對決、最需要全體中國人團結一致的當下，臺灣不但為虎作倀、引狼入室，還主動為港獨、疆獨、藏獨提供後勤支援，成為中國的心腹大患，也讓臺灣人民面臨兵燹之災。

王曉波誤信了馬英九，馬英九辜負了王曉波。我們希望，兩岸中國人能從王曉波的錯誤和遺憾中獲取教訓，理解到對獨臺無盡寬容及對臺獨的「戰略模糊」都只會增加兩岸兵戎相見的風險。唯有一條清楚明白堅定嚴格的紅線，才能保證中國的統一與復興，從而保障兩岸人民的安全與福祉，庶幾仍可悼慰王曉波等統派前輩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