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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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年冬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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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忠誠的愛國主義者王曉波

作者 | 張海鵬
張海鵬: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國史學會會長,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主任
【編按】

本文刪節版原刊於《觀察》2020年9月號。經作者授權《遠望》將完整版全文發表於此。


曉波兄已然在7月30日仙逝。按照我的慣例,得稱他為曉波先生。

我知道王曉波大名在1992年5月前,讀過他的文章。與他謀面,在1992年5月中旬。1979年元旦,葉劍英委員長發表《告臺灣同胞書》。1981年10月,中國史學會與湖北省社聯在武漢舉辦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都來與會,盛況空前。會議主持者在會前給臺灣學者發出邀請函,竟無一人前來,可見海峽兩岸的關係是緊張的。1987年,迫於老兵探親要求,臺灣當局開放老兵大陸探親。1988年起,有一批臺灣來的歷史學教授來近代史所,我曾接待他們。

我與王曉波先生的見面是在臺北一種特殊的氛圍下。1992年5月10日,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我率團應邀赴會。這是大陸學者第一次走進臺北,走上政治大學講壇。在開幕式上致辭的政治大學校長張京育、國史館館長瞿韶華都很興奮,表示希望這次會議能成為兩岸文化交流的起點。主辦者胡春惠所長在論文集裡說這次會議是「大陸學者正式受到邀請集體到臺北出席會議的記錄開創者。……這次『黃興與近代中國』的討論會,不僅是一次成功地討論歷史的會議,也是一次成功地創造歷史的會議。它的意義,對中國近現代史學界的激勵與影響,應是深遠而廣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也很高興,此次到臺北出席會議實現了大陸學者海峽兩岸雙向交流。國臺辦也很支持。這次臺灣之旅故事很多,我在別的文章已經講過,這裡不重複了。

會議第一天茶歇時,來自日本的戴國輝教授(此前在北京已經見過)來問我,想不想與王曉波見面?我說沒有機會。他說他來安排,只是要我向會議主辦方提出爭取一點自由活動時間。我同意了。但會議主辦方告訴我,時間已經安排滿了,沒有我的自由活動時間。晚飯後,有一年輕人敲開我的房間門,要我跟他走,我有點猶豫,問他去哪裡,他不說,要我跟著走。我跟著他到了政大中文系尉天聰教授家裡,那是宿舍樓的頂層,屬違規房。進門後發現戴國輝夫婦、陳映真、王曉波、尉天聰等人都在。這次見面才知道,王曉波家的電話被竊聽了。曉波問我,張教授怕不怕坐牢?我答覆他,在1949年前我當然怕,今天我不怕。曉波說,我們找個立法委員到立法院裡去質詢,為什麼不讓我們接待張教授?我表示不要採取這種辦法,這樣會惡化兩岸關係,使剛剛開啟的兩岸文化交流中止。曉波說,你請主辦方買下午返回機票,上午我們以臺灣史研究會名義歡迎你。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但這個主意也未實現。主辦方安排了上午的機票,凌晨4點就起床,當然無法與王曉波再見面。

這次首訪臺灣,本計劃兩週,一週在政大,一週在南港。政大一週結束了,我們被通知離開。我猜想,這大概與戴國輝給王曉波家裡打電話被竊聽有關係。我就是一個普通學者,手無寸鐵,國民黨當局怎麼對我這麼警惕啊。

初次見面,對王曉波先生印象很好,坦率、善辯,是一個可交的朋友。第二年在北京出席海峽兩岸關係論壇,又與王曉波見面,發現他的戰鬥力極強,對與會的國民黨一派學者質疑「一國兩制」駁斥甚力。我在會上提交的論文〈歷史和現實:「一國一制」和「一國兩制」研究〉很快被他擔任總編輯的《海峽評論》(1993年第2期)刊用了。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在臺灣刊物上發表。從1992年起,王曉波先生主編的《海峽評論》雜誌每期都送給我。不久,我還被列名在雜誌的大陸顧問裡。我拿到雜誌,看到封面上的通欄標題《繼承臺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 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很高興,這句話把《海峽評論》的編輯宗旨講透徹了。此後,我成為這本雜誌的忠實讀者,從中獲得了有關臺灣的大量知識。

1993年以後,我的文章大約有近20篇在這個刊物上刊出,大多數都是曉波先生約稿,少數是轉載,個別是我主動投稿。1993年12期發表的〈中國歷史將要良性運轉——毛澤東與近代中國歷史的隨想〉,是我主動投稿。這篇文章是我對未來中國歷史的預測,我擔心臺灣的刊物不會發表這樣的文字,不過還是發表了。這表現了曉波先生與我有相同的認識,我很感謝。1994年第3期刊出的〈一個蹩腳的文字遊戲——與王曉波教授商榷「不完全繼承的理論」〉,勉強算是我的投稿。其實不是投稿,是我寫給曉波兄的一封信。我想這封信的手稿應該還在《海峽評論》編輯部存檔。我看到《海峽評論》刊出的王曉波在紐約僑界座談會上的講話報導,他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華民國「不完全繼承」的理論,我以為欠妥。出於對朋友的關心,當晚提筆給他寫了一封信。他收到信後,未經我同意,以現在的題目在刊物上發表了。我收到刊物才知道。其實我並不希望這封信公開發表,因為這封信的觀點暴露了我與王曉波先生在兩岸關係重大問題上的分歧。曉波先生胸懷坦蕩,用了〈一個蹩腳的文字遊戲〉的題目來批評「不完全繼承」理論,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曉波先生還發了編者按語,希望引起讀者討論。我也一直在關注是否有讀者討論。過了多年,除了張方遠關於這問題的學術綜述外,未見討論文章。我想這個題目有點敏感,在讀者中是難以展開深入討論的。

1995年第1期的〈中國的統一要靠中國人自己——書生議政:年終看兩岸關係〉的文章,是1994年末曉波先生的約稿,他在紙上寫了幾句話,要我對兩岸關係、中國前途和國際形勢發表看法,用傳真機發給我。我覺得1994年初以前的兩岸關係發展很順暢,臺灣當局召開了「國是」座談會,成立了「國統會」,國民黨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1992年兩會在香港就兩岸事務性交涉的談判(後來概括為「九二共識」),1993年在新加坡的汪辜會談的成功,等等,看來局勢向好。不料,1994年3月因為千島湖事件,引發了兩岸關係的倒退,暴露了李登輝「臺獨」的內心。千島湖事件後,臺灣當局和李登輝的一系列表演,讓我很是氣憤。收到王曉波的約稿函後冷靜下來,寫了這篇文章。文章分為三個題目:1994年的兩岸關係、「一個中國」的定義、「一國兩制」使臺灣人民失去什麼?曉波收到文章後,立即安排在1995年第1期發表了。通過千島湖事件,我指出了兩岸關係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很快就在1995年康奈爾大學的演講、1996年導彈事件、民進黨陳水扁上台等一系列事件證明了。這篇文章打頭一句話說《海峽評論》總編輯王曉波教授來函,徵詢我對兩岸關係、中國前途和國際形勢的看法,最後一句話說「奉命放言,思慮不周,書生議政,難免偏頗,庶幾乎言哉!」這本來是文人做文章的作法,表示前後呼應。臺南有一位大學教授反覆打電話來,糾纏不休,非要我說「奉命放言」是奉中共之命而放言,他要在他的書裡引用。解釋不通,也就由他了。這是題外話。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一文本來是2006年3月1日在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發表的。這是由袁偉時在該欄目發表〈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引起的。袁的文章和我的文章之間的一系列事件被稱為冰點事件,曾在國際新聞界引起廣泛關注。這年3月下旬,我應美國胡佛研究所邀請前往出席蔣氏父子日記揭幕儀式。忽然接到王曉波先生打來的越洋電話,告訴我看到了我在中國青年報發表的文章,他說怎麼在意識形態上搞成這個樣子?他要在《海峽評論》轉載我的文章,表示對我的聲援。我很感謝。這篇文章在《海峽評論》5月號上轉載了。另外,臺北的《世界論壇報》和《遠望》以及香港的雜誌也轉載了。

冰點事件不單純是中國大陸的新聞事件。它把臺灣也扯進來了。中國青年報冰點欄目主編李大同在互聯網上公布了關於冰點停刊整頓的消息後,臺北市前文化局長、作家龍應台也參乎進來。1月26日,龍應台在臺北《中國時報》、香港《明報》、美國《世界日報》、馬來西亞《星洲日報》同時發表了專文〈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藉口冰點事件攻擊中國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攻擊中國新聞不自由,說什麼「我們不關心團團圓圓(指大陸贈送的熊貓)來不來臺北……我這樣的臺灣人可真關心『冰點』的安危」,她還攻擊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造成「貧富不均」,「多少人物欲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1月27日,臺灣當局陸委會副主委就「冰點」事件發表談話,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發表談話,支持了龍應台的文章。臺港和外國新聞媒體普遍刊登「冰點」停刊事件消息。美國紐約的「保護新聞記者委員會」也就此發表聲明。我發表評論袁偉時文章是用來救火的。冰點事件不僅牽扯到我個人,也牽扯到兩岸關係,甚至牽扯到中美關係。因為4月,國家主席胡錦濤要訪問美國,3月互聯網上有關冰點的話題必須轉移。《海峽評論》不僅轉載了我的文章,還發表了陳映真先生等各位先生駁斥龍應台的多篇文章。我認為,王曉波以及《海峽評論》在冰點事件中的表現是極好的。王曉波先生在《海峽評論》組織了一場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戰鬥。這是一場捍衛新聞自由的戰鬥,也是一場捍衛海峽兩岸關係發展的戰鬥,是一場捍衛一個中國的戰鬥。我與王曉波先生的心是相通的。

關於新聞自由,日本共同社記者採訪時要我談談中國的新聞自由。我反問了日本記者一句話。我說,貴國(日本)的大報是否可以發表學者已經在刊物上發表過的文章?日本記者回答不可以。我說中國青年報發表袁偉時的文章,是三年前這位袁先生在廣東的學術刊物上發表過的,你說中國新聞不自由嗎?日本記者啞口無言。日本記者的這場採訪在日本也未見報。

我與王曉波先生還有機會在臺北、北京等地就海峽兩岸關係、就中國統一前途和未來發展、就臺灣史學術研究、就中國哲學史等交換意見,認識大同小異。2002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臺灣史研究中心,也請他來北京指導我們。我們的臺灣史研究中心每隔一年會在大陸各地召開有關臺灣史學術討論會,大多數場合他都出席了。在所有這些場合裡,他的發言,都明確地表達了反對臺灣獨立、主張國家統一的見解。他的反獨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他的反獨立場中貫穿了他的愛國主義。王曉波先生是一個忠誠的愛國主義者!

王曉波1943年出生於南昌,1949年來臺灣,求學、成長、工作於臺灣。他的母親受中共委派到臺灣工作,白色恐怖中殉難。我認識他以後,他多次給我講過他的母親,他的家庭。他聽他的外祖母講過,有機會去大陸,就找賈亦斌。他第一次到北京找到了賈亦斌,跪在地上抱著賈亦斌先生的大腿痛哭不已,賈先生給他講了派他母親去臺灣的經過。我每聽到這些,對那個時代中國人的付出深受感動。

王曉波先生嗜酒,我不喝酒。我失去了在酒場上聽他高談闊論、橫議天下的機會。先生去矣!8月8日他的女兒在淡水外海上灑上金門高粱為他祭奠。我今以茅台(我與他在臺北見面時總贈他茅台)為他送行。君去矣!此後海峽兩岸關係,我向誰請教呢!君去矣!君去矣!奈何!奈何!

先生已矣!臺灣的「臺獨」勢力仍在囂張,反獨的地火也在運行。王曉波先生的反獨精神永垂不朽!祖國統一的那一天,我們將告慰曉波先生!

張海鵬

2020年8月9日於北京東廠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