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國文課本當中，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比率如何訂定，近日成為全臺矚目的焦點。很多人對課綱商定的程序以及文白比率發表高見，兩方人馬的對峙與叫陣，搞得沸沸揚揚。但依拙見，這些爭執都屬於茶壺裡的風暴。臺灣這艘船既然已經決定朝反中、文化臺獨的方向駛去，這個方向的海面是否安全平靜才是真問題。教育當局的手段是否拙劣、所有會議的過程是否符合議事規則、文言文究竟占幾成，對於大局而言已是無足輕重的小問題。
文化去中是為了政治反中
太陽花運動如火如荼之際，有人詢問獨派知名經濟學者張教授的意見。張說：「根據經濟學的訓練，我應支持《服貿協議》，但因為我不放心中國，所以我反《服貿》。」張的坦承，讓問題的討論較簡單、較易聚焦。如果所有綠營經濟學者都像張教授這麼坦白，我們就可以直接討論兩岸的政治認同問題，不必被一堆似是而非的經濟理論與數據，搞得團團轉。偏偏張教授是綠營裡的極少數，臺灣就免不了一番折騰與內耗。
在國文、歷史教科書的問題上，大概永遠都不會出現坦白的「張教授」。因為臺灣在經濟上脫中、反中的下場，都只是自殘，構不成對中國大陸的威脅，北京沒理由對臺下手。所以張教授可以明目張膽反《服貿》。但在臺灣搞文化臺獨不但引起島內有識之士的反彈，也已經讓北京吃足了苦頭，起了戒心。如果綠營政府還想在國文、歷史教科書上搞去中國化，他們只能蠶食，不能鯨吞；只能找些虛假藉口，不能堂而皇之。
所以刪文言文教材的假理由就應運而生，諸如：學生學習文言文很辛苦（學英文豈不更辛苦？）；文言文與現代生活脫節（蔡英文題字「厚德載物」、外文系讀莎士比亞，豈不與現代生活脫節？）；文言文含有封建、落伍思想（「文啟八代之衰」的唐宋大家，算是落伍還是前進？）；語文教育應強化臺、客語和原住民語，與世界接軌（全球興起學習熱潮的是哪一種語言？）。這些假理由都不堪一擊，但是都占據、耗費臺灣人的精神、力氣、新聞版面。
語文不只是溝通的工具，它還是文化和價值觀的載體。獨派其實都是韓愈的好學生，深刻體會「文以載道」的道理。他們為了拆解大「道」，就需毀去中「文」。他們除了對中小學生的課本動手腳之外，早自陳水扁時代，各大學就開始普設臺史所、臺文所。這兩類系所的成長，映照中文系所與傳統歷史系所的沒落。
教育部得寸進尺，去（2016）年進行「學科標準分類調查」時，曾發函各大學中文系，擬將「中國文學系」改分在「華語文細學類」之下。好在各校中文系強烈反對，才取消此議。教育部最後定案，在本國語文學類下分列「臺灣語文細學類」、「中國語文細學類」、「華語文細學類」。另外又在「外國語文學類」下新增「華語文為第二語言細學類」。
把中文改稱華文，讓中國二字消失，是綠營的心願。讓本國語文等同「臺灣語文」，華文成為外國語文，是綠營的另一心願。但在短期間心願無法達成，只好混水摸魚、暗度陳倉，弄出不倫不類的分類系統如上。只要有識之士灰心、鬆懈了，教育部就可以伺機再起，逐步達成其目標。這些伎倆所造成的反中效果，可能不下於降低文白比率。
發生於2014年3至4月的太陽花學運是一次以本土化之名，行分離主義之實的群眾運動。太陽花學運反映的問題在「認同層次」，而非「政策層次」，因此，臺灣人國族認同的轉變才是引起太陽花學運的根源，關於「《服貿協議》能為臺灣帶來多少經濟利弊」，或「《服貿協議》審查過程是否為黑箱作業」的討論都不是真問題。
閩南語成臺獨政治工具
綠營在推動所謂「臺灣語文」時，客語和原住民語只是用以對抗中國語文時被拉攏的陪襯、統戰工具。一旦中文退位，閩南沙文主義就會君臨天下。被獨尊為「臺語」的閩南語，才是唯一的「國家語言」。至於閩南語與古代中原的緊密連結，獨派不是無知，就是想方設法要切斷它。
中文不是拼音文字，象形、會意是中文的基礎本質。這使得中華大地之上，即便有河川峻嶺阻隔，各地人們口音雖然不同，但都能用中文溝通。這對於中國的政治統一、經濟融一、文化傳承極其重要。推動閩南語本來應可強化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連結，現在發展「臺語霸權」竟然是為了反中，真是不可思議。
不幸身處日據時代的連雅堂，曾在〈臺語整理之頭緒〉一文提到：「余臺灣人也，能操臺灣之語，而不能書臺灣之字，且不能明臺語之義，余深自愧！夫臺灣之語，傳自漳、泉，而漳泉之語傳自中國，其源既遠，其流又長；張皇幽渺，墜緒微茫，豈真南蠻鴃舌之音，而不可以調宮商也哉？余以治事之暇，細為研求，乃知臺灣之語，高尚優雅，有非庸俗之所能知，且有出於周、秦之際，又非今日儒者之所能明，余深自喜！」連雅堂整理臺語，後又完成《臺語考釋》一書，目的就是對抗日本殖民統治，藉著推行臺語讓臺民不忘漢民族立場。
臺灣光復之後，教育當局成立了「國語推行委員會」，旨在普及國語（普通話）。近日瀕臨被教育部強勢接管的《國語日報》，創立於1948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節。「國語推行委員會」和《國語日報》當年的領導者，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大陸。這些外省大陸人士不但不排斥閩南語，他們還提倡利用閩南語學國語的方法。因為他們注意到，漢語和日語是截然不同的兩種語系，但閩南話是漢語的一種方言，兩者的語法基本相同，所用的文字完全一樣，語音上也有規律的對應關係。利用漢語方言（閩南語）來學習漢語普通話，是合理可行的捷徑。
先後曾任「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魏建功，寫一文〈何以要提倡從臺灣話學習國語〉；何容寫〈方言為國語之本〉、〈恢復臺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他們說日本人推行日語50年，臺灣人仍然無法熟練掌握日語，但如果推行從閩南語方言學國語，只需四、五年就可見效。
從連雅堂到魏建功、何容等人的努力與堅持，證明閩南語和中文、漢語的緊密關聯。推動閩南語不但達不到去中國化的效果，反會更強化臺灣與中原的連結才對。不幸的是，今天臺獨人士口中、眼中的「臺灣語文」，已經不同於連雅堂和何容所認知的閩南語。
第一，現在的「臺灣語文」厚今薄古。獨派只強調用閩南語描述、討論1895年之後的臺灣經驗。閩南語比國語更貼切表達李白、杜甫詩句韻味的事實，是他們極力避免的尷尬。具有中國意識的丘逢甲、連橫，現代「臺味」不足，他們在「臺灣語文」領域的地位當然不及陳芳明和獨派「詩人」向陽。指控古文與生活脫節以及它的封建性，強調今文的活潑和實用性，就可以避開「臺灣語文」和古代中國不可分割的不愉快關係。
第二，現在的「臺灣語文」以音害義，把閩南語變成拼音文字，它和中文的邏輯連結也遭到破壞。以臺灣「詩人」向陽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為例，他寫「竹篙鬥菜刀」一詞，不懂閩南語者就會理解成竹篙和菜刀在「爭鬥」、「打鬥」，其實這句閩南諺語完全不是此意，原意是把竹篙和菜刀，風馬牛不相干的兩件事物「兜」在一起，綁接在一起。至於一般報章、電視上看到以音害義的閩南語例子就更多了。
《中國時報》的標題出現過「青青菜菜」、「好野人」、「走鐘」等怪異的閩南語。根據中文字面解釋，誰都無法正確說明這些詞彙的意義，因為它們把閩南語當拼音文字處理。如果把上述閩南語改寫成「請採」（或「請裁」、「卿裁」）、「豪業人」、「走精」，從中文字義就可表達隨便（或悉聽尊便）、富豪、失了準頭等意思。可惜現今臺灣社會，有能力、有意願探究閩南語正確書寫方式的人，屈指可數。具有臺獨政治目的者，更不會自掘牆角，他們反而有意使閩南語距離中國文字越遠越好。因此「臺灣語文」推廣的目的與效果，已經和連橫、何容等人的努力背道而馳。
在文白爭議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臺灣文學學會」理事長向陽指出，該學會支持調整國語文課綱，是希望大家將國語文教育的核心精神轉向「內容」，不要太強調「經典」與「美文」，而是「讓孩子成為一個活用國語文的國民」。主張降低文言文比率的向陽，他的潛台詞顯然就是：文言文雖屬「經典」與「美文」，但缺乏「內容」，也無法「讓孩子成為一個活用國語文的國民」。
連雅堂（1876-1936）名橫，字武公，號雅堂。清末福建省臺灣府臺灣縣（今臺南市）人，祖籍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今漳州龍海），臺灣日據時期的詩人、臺灣歷史學家。
政治反中有礙文化親中
就在此時，曾經邀請向陽以閩南語朗詩紀念黑貓中隊、黑蝙蝠中隊，與向陽有志一同一起反共、反中的龍應台卻說：文言文不代表中國八股，「它是漢語的淬煉藝術。從文言文學到什麼是語言的精錘淬煉，才能更懂得怎麼在白話文中揮灑自如、行雲流水。」龍、向二人對文言文的立場涇渭分明，基於對獨派進行去中國化的能力與決心之認識，我們預期向的主張遲早必會勝出，龍只能徒呼負負。
龍、向二人對政治中國具有相似立場，他們都反共，前者獨臺，後者臺獨。但是他們對文化中國的立場則有距離，龍不否認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與感情，向陽對中國文化毫無感情，也不認同，甚至必欲去之而後快。龍一向主張文化與政治，一碼歸一碼。所以她文化親中、政治反中得理直氣壯，當然也就不介意在政治上與文化反中的向陽合作。
龍的這種心態，其實很普遍。這波文白爭議中，反對降低文言文的學者專家中，就有人自陳反對與對岸統一，但卻要奮力衛護包含文言文在內的中華文化。馬英九一再稱繁體字為「正體字」，意在影射簡體字不「正」。長久以來，許多民眾都認定中華文化的正統在臺灣，不在中國大陸。國民黨有些官僚甚至認定文化優勢是臺灣與對岸談判的最後籌碼。中華文化乃是全體炎黃子孫的共同財產，若拿它來當政治鬥爭工具，或者爭辯兩岸誰是正統，都不值一哂。但是龍、馬這種政治反中、文化親中的路線，是合理、可行的嗎？
在兩岸關係上，採「先經後政」、「只經不政」政策的國民黨，注定被綠營逼得走投無路。因為藍營不敢闡述與對岸政治統一的正當性，甚至還與綠營一起抹黑、曲解對岸。如果對岸果真如藍綠兩黨所說的那樣不堪，臺灣民眾為何還要在經濟上去和「敵人」綁在一起？歷年來，馬政府向對岸騙取了這麼多的交流機會與經貿讓利，這對臺灣經濟發展的貢獻不容抹煞。但是「太陽花運動」不但把馬的努力一筆勾銷，也把馬定調為「親中賣臺」，此運動甚至為綠營再起埋下堅實基礎。可見「先經後政」或「只經不政」是行不通的。
同理，政治反中、文化親中的路線，也會面臨極大障礙。如果對岸是圖我日亟的「敵國」，為了同仇敵愾，為了增強臺灣本土意識，拒絕文言文和中國歷史即便將付出一些代價，那也是值得的。正如獨派寧可經濟下滑，也要「南向」，也要拒絕《服貿協議》，乃是同一個邏輯。更何況，拒絕文言文和中國歷史只會讓文化親中者產生痛苦與代價；對於臺獨而言，反而可讓臺灣人降低中國認同，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服貿協議》尚可拒絕，文言文更應拒絕。
文化與政治固然是兩個不同的場域，但是不可諱言，最直接影響文化發展、最適合概括承受文化發展成果的，難道不是一國的政府嗎？
一個以反中為政治目的的臺灣政府，怎可能包容、承繼、發揚中華文化？一個昨非今是、開始重視傳統儒家文化的北京政府，不由它擔任推動中華文化的旗手，還能找誰？
認同中華文化的臺灣人，如果一方面拒統，一方面去和綠營政府爭取文言文比率，就是緣木求魚、與虎謀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