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8日
|
辛丑年十月廿四
(本篇文章還剩餘 100% 未讀)
您的當前位置:首頁 > 兩岸遠望 > 正文

政治反中如何在文化上親中?

作者 | 林金源
林金源:淡江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遠望》雜誌社社長。

高中國文課本當中,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比率如何訂定,近日成為全臺矚目的焦點。很多人對課綱商定的程序以及文白比率發表高見,兩方人馬的對峙與叫陣,搞得沸沸揚揚。但依拙見,這些爭執都屬於茶壺裡的風暴。臺灣這艘船既然已經決定朝反中、文化臺獨的方向駛去,這個方向的海面是否安全平靜才是真問題。教育當局的手段是否拙劣、所有會議的過程是否符合議事規則、文言文究竟占幾成,對於大局而言已是無足輕重的小問題。

 

文化去中是為了政治反中

太陽花運動如火如荼之際,有人詢問獨派知名經濟學者張教授的意見。張說:「根據經濟學的訓練,我應支持《服貿協議》,但因為我不放心中國,所以我反《服貿》。」張的坦承,讓問題的討論較簡單、較易聚焦。如果所有綠營經濟學者都像張教授這麼坦白,我們就可以直接討論兩岸的政治認同問題,不必被一堆似是而非的經濟理論與數據,搞得團團轉。偏偏張教授是綠營裡的極少數,臺灣就免不了一番折騰與內耗。

在國文、歷史教科書的問題上,大概永遠都不會出現坦白的「張教授」。因為臺灣在經濟上脫中、反中的下場,都只是自殘,構不成對中國大陸的威脅,北京沒理由對臺下手。所以張教授可以明目張膽反《服貿》。但在臺灣搞文化臺獨不但引起島內有識之士的反彈,也已經讓北京吃足了苦頭,起了戒心。如果綠營政府還想在國文、歷史教科書上搞去中國化,他們只能蠶食,不能鯨吞;只能找些虛假藉口,不能堂而皇之。

所以刪文言文教材的假理由就應運而生,諸如:學生學習文言文很辛苦(學英文豈不更辛苦?);文言文與現代生活脫節(蔡英文題字「厚德載物」、外文系讀莎士比亞,豈不與現代生活脫節?);文言文含有封建、落伍思想(「文啟八代之衰」的唐宋大家,算是落伍還是前進?);語文教育應強化臺、客語和原住民語,與世界接軌(全球興起學習熱潮的是哪一種語言?)。這些假理由都不堪一擊,但是都占據、耗費臺灣人的精神、力氣、新聞版面。

語文不只是溝通的工具,它還是文化和價值觀的載體。獨派其實都是韓愈的好學生,深刻體會「文以載道」的道理。他們為了拆解大「道」,就需毀去中「文」。他們除了對中小學生的課本動手腳之外,早自陳水扁時代,各大學就開始普設臺史所、臺文所。這兩類系所的成長,映照中文系所與傳統歷史系所的沒落。

教育部得寸進尺,去(2016)年進行「學科標準分類調查」時,曾發函各大學中文系,擬將「中國文學系」改分在「華語文細學類」之下。好在各校中文系強烈反對,才取消此議。教育部最後定案,在本國語文學類下分列「臺灣語文細學類」、「中國語文細學類」、「華語文細學類」。另外又在「外國語文學類」下新增「華語文為第二語言細學類」。

把中文改稱華文,讓中國二字消失,是綠營的心願。讓本國語文等同「臺灣語文」,華文成為外國語文,是綠營的另一心願。但在短期間心願無法達成,只好混水摸魚、暗度陳倉,弄出不倫不類的分類系統如上。只要有識之士灰心、鬆懈了,教育部就可以伺機再起,逐步達成其目標。這些伎倆所造成的反中效果,可能不下於降低文白比率。

發生於2014年3至4月的太陽花學運是一次以本土化之名,行分離主義之實的群眾運動。太陽花學運反映的問題在「認同層次」,而非「政策層次」,因此,臺灣人國族認同的轉變才是引起太陽花學運的根源,關於「《服貿協議》能為臺灣帶來多少經濟利弊」,或「《服貿協議》審查過程是否為黑箱作業」的討論都不是真問題。

發生於2014年3至4月的太陽花學運是一次以本土化之名,行分離主義之實的群眾運動。太陽花學運反映的問題在「認同層次」,而非「政策層次」,因此,臺灣人國族認同的轉變才是引起太陽花學運的根源,關於「《服貿協議》能為臺灣帶來多少經濟利弊」,或「《服貿協議》審查過程是否為黑箱作業」的討論都不是真問題。


閩南語成臺獨政治工具

綠營在推動所謂「臺灣語文」時,客語和原住民語只是用以對抗中國語文時被拉攏的陪襯、統戰工具。一旦中文退位,閩南沙文主義就會君臨天下。被獨尊為「臺語」的閩南語,才是唯一的「國家語言」。至於閩南語與古代中原的緊密連結,獨派不是無知,就是想方設法要切斷它。

中文不是拼音文字,象形、會意是中文的基礎本質。這使得中華大地之上,即便有河川峻嶺阻隔,各地人們口音雖然不同,但都能用中文溝通。這對於中國的政治統一、經濟融一、文化傳承極其重要。推動閩南語本來應可強化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連結,現在發展「臺語霸權」竟然是為了反中,真是不可思議。

不幸身處日據時代的連雅堂,曾在〈臺語整理之頭緒〉一文提到:「余臺灣人也,能操臺灣之語,而不能書臺灣之字,且不能明臺語之義,余深自愧!夫臺灣之語,傳自漳、泉,而漳泉之語傳自中國,其源既遠,其流又長;張皇幽渺,墜緒微茫,豈真南蠻鴃舌之音,而不可以調宮商也哉?余以治事之暇,細為研求,乃知臺灣之語,高尚優雅,有非庸俗之所能知,且有出於周、秦之際,又非今日儒者之所能明,余深自喜!」連雅堂整理臺語,後又完成《臺語考釋》一書,目的就是對抗日本殖民統治,藉著推行臺語讓臺民不忘漢民族立場。

臺灣光復之後,教育當局成立了「國語推行委員會」,旨在普及國語(普通話)。近日瀕臨被教育部強勢接管的《國語日報》,創立於1948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節。「國語推行委員會」和《國語日報》當年的領導者,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大陸。這些外省大陸人士不但不排斥閩南語,他們還提倡利用閩南語學國語的方法。因為他們注意到,漢語和日語是截然不同的兩種語系,但閩南話是漢語的一種方言,兩者的語法基本相同,所用的文字完全一樣,語音上也有規律的對應關係。利用漢語方言(閩南語)來學習漢語普通話,是合理可行的捷徑。

先後曾任「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魏建功,寫一文〈何以要提倡從臺灣話學習國語〉;何容寫〈方言為國語之本〉、〈恢復臺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他們說日本人推行日語50年,臺灣人仍然無法熟練掌握日語,但如果推行從閩南語方言學國語,只需四、五年就可見效。

從連雅堂到魏建功、何容等人的努力與堅持,證明閩南語和中文、漢語的緊密關聯。推動閩南語不但達不到去中國化的效果,反會更強化臺灣與中原的連結才對。不幸的是,今天臺獨人士口中、眼中的「臺灣語文」,已經不同於連雅堂和何容所認知的閩南語。

第一,現在的「臺灣語文」厚今薄古。獨派只強調用閩南語描述、討論1895年之後的臺灣經驗。閩南語比國語更貼切表達李白、杜甫詩句韻味的事實,是他們極力避免的尷尬。具有中國意識的丘逢甲、連橫,現代「臺味」不足,他們在「臺灣語文」領域的地位當然不及陳芳明和獨派「詩人」向陽。指控古文與生活脫節以及它的封建性,強調今文的活潑和實用性,就可以避開「臺灣語文」和古代中國不可分割的不愉快關係。

第二,現在的「臺灣語文」以音害義,把閩南語變成拼音文字,它和中文的邏輯連結也遭到破壞。以臺灣「詩人」向陽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為例,他寫「竹篙鬥菜刀」一詞,不懂閩南語者就會理解成竹篙和菜刀在「爭鬥」、「打鬥」,其實這句閩南諺語完全不是此意,原意是把竹篙和菜刀,風馬牛不相干的兩件事物「兜」在一起,綁接在一起。至於一般報章、電視上看到以音害義的閩南語例子就更多了。

《中國時報》的標題出現過「青青菜菜」、「好野人」、「走鐘」等怪異的閩南語。根據中文字面解釋,誰都無法正確說明這些詞彙的意義,因為它們把閩南語當拼音文字處理。如果把上述閩南語改寫成「請採」(或「請裁」、「卿裁」)、「豪業人」、「走精」,從中文字義就可表達隨便(或悉聽尊便)、富豪、失了準頭等意思。可惜現今臺灣社會,有能力、有意願探究閩南語正確書寫方式的人,屈指可數。具有臺獨政治目的者,更不會自掘牆角,他們反而有意使閩南語距離中國文字越遠越好。因此「臺灣語文」推廣的目的與效果,已經和連橫、何容等人的努力背道而馳。

在文白爭議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臺灣文學學會」理事長向陽指出,該學會支持調整國語文課綱,是希望大家將國語文教育的核心精神轉向「內容」,不要太強調「經典」與「美文」,而是「讓孩子成為一個活用國語文的國民」。主張降低文言文比率的向陽,他的潛台詞顯然就是:文言文雖屬「經典」與「美文」,但缺乏「內容」,也無法「讓孩子成為一個活用國語文的國民」。

 連雅堂(1876-1936)名橫,字武公,號雅堂。清末福建省臺灣府臺灣縣(今臺南市)人,祖籍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今漳州龍海),臺灣日據時期的詩人、臺灣歷史學家。

連雅堂(1876-1936)名橫,字武公,號雅堂。清末福建省臺灣府臺灣縣(今臺南市)人,祖籍福建省漳州府龍溪縣(今漳州龍海),臺灣日據時期的詩人、臺灣歷史學家。


政治反中有礙文化親中

就在此時,曾經邀請向陽以閩南語朗詩紀念黑貓中隊、黑蝙蝠中隊,與向陽有志一同一起反共、反中的龍應台卻說:文言文不代表中國八股,「它是漢語的淬煉藝術。從文言文學到什麼是語言的精錘淬煉,才能更懂得怎麼在白話文中揮灑自如、行雲流水。」龍、向二人對文言文的立場涇渭分明,基於對獨派進行去中國化的能力與決心之認識,我們預期向的主張遲早必會勝出,龍只能徒呼負負。

龍、向二人對政治中國具有相似立場,他們都反共,前者獨臺,後者臺獨。但是他們對文化中國的立場則有距離,龍不否認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與感情,向陽對中國文化毫無感情,也不認同,甚至必欲去之而後快。龍一向主張文化與政治,一碼歸一碼。所以她文化親中、政治反中得理直氣壯,當然也就不介意在政治上與文化反中的向陽合作。

龍的這種心態,其實很普遍。這波文白爭議中,反對降低文言文的學者專家中,就有人自陳反對與對岸統一,但卻要奮力衛護包含文言文在內的中華文化。馬英九一再稱繁體字為「正體字」,意在影射簡體字不「正」。長久以來,許多民眾都認定中華文化的正統在臺灣,不在中國大陸。國民黨有些官僚甚至認定文化優勢是臺灣與對岸談判的最後籌碼。中華文化乃是全體炎黃子孫的共同財產,若拿它來當政治鬥爭工具,或者爭辯兩岸誰是正統,都不值一哂。但是龍、馬這種政治反中、文化親中的路線,是合理、可行的嗎?

在兩岸關係上,採「先經後政」、「只經不政」政策的國民黨,注定被綠營逼得走投無路。因為藍營不敢闡述與對岸政治統一的正當性,甚至還與綠營一起抹黑、曲解對岸。如果對岸果真如藍綠兩黨所說的那樣不堪,臺灣民眾為何還要在經濟上去和「敵人」綁在一起?歷年來,馬政府向對岸騙取了這麼多的交流機會與經貿讓利,這對臺灣經濟發展的貢獻不容抹煞。但是「太陽花運動」不但把馬的努力一筆勾銷,也把馬定調為「親中賣臺」,此運動甚至為綠營再起埋下堅實基礎。可見「先經後政」或「只經不政」是行不通的。

同理,政治反中、文化親中的路線,也會面臨極大障礙。如果對岸是圖我日亟的「敵國」,為了同仇敵愾,為了增強臺灣本土意識,拒絕文言文和中國歷史即便將付出一些代價,那也是值得的。正如獨派寧可經濟下滑,也要「南向」,也要拒絕《服貿協議》,乃是同一個邏輯。更何況,拒絕文言文和中國歷史只會讓文化親中者產生痛苦與代價;對於臺獨而言,反而可讓臺灣人降低中國認同,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服貿協議》尚可拒絕,文言文更應拒絕。

文化與政治固然是兩個不同的場域,但是不可諱言,最直接影響文化發展、最適合概括承受文化發展成果的,難道不是一國的政府嗎?

一個以反中為政治目的的臺灣政府,怎可能包容、承繼、發揚中華文化?一個昨非今是、開始重視傳統儒家文化的北京政府,不由它擔任推動中華文化的旗手,還能找誰?

認同中華文化的臺灣人,如果一方面拒統,一方面去和綠營政府爭取文言文比率,就是緣木求魚、與虎謀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