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機者辜振甫，首倡臺獨

戰後最先主張「臺灣獨立」的並不是史明，而是辜振甫。辜的父親是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於翌年割讓臺灣時，率先引導日軍進臺北城，最先被日本任命為貴族院議員的辜顯榮。辜振甫狐假虎威，年紀輕輕就很神氣，擔任臺灣皇民奉公會實踐部長，在戰爭末期捐出一百萬圓給「日軍遺族援護會」，但後來看見日本有戰敗跡象就翻臉把錢要回伊藤金次郎，《臺灣不欺之記》（臺灣欺かざるの記），東京：明倫閣，1948年，頁209。₁ 。辜振甫為首的一些總督府下的臺灣人士紳，在日本戰敗投降的第二天（即1945年8月16日），極機密地在臺北郊外的草山（今陽明山）別墅，與在臺日軍參謀中宮悟郎、牧野義夫（日陸軍訓練情報員的中野學校第一期生）聚會，策劃臺灣獨立，並擬定臺灣人主導的「臺灣獨立計畫」，以便網羅臺灣士紳來共同主持山本一夫（向山寬夫），《臺灣在日本統治時代及戰後內外情勢》（臺灣における日本統治と戰後內外情勢），東京，1963年，頁64。₂ 。

8月17日，中宮參謀再會晤辜振甫於臺北市末廣町的木材會，託詞要辜去邀請其他人士參加，辜贊成即去轉告許丙、林熊祥等臺紳，且獲得他們同意。8月22日，辜振甫為首的獨立派人士到總督府，要求與臺灣總督安藤利吉見面，並交涉把日軍的武器移交出來，安藤斷然拒絕，這些臺灣獨立派亦無可奈何末光欣也，《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中文版），臺北：致良出版社，2012年，頁467、468。₃ 。等到10月25日安藤總督將臺灣統治權移交給蔣介石指派的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以後，1946年3月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人因被指控參與臺灣獨立運動而被逮捕，關進臺北東本願寺高級戰犯看守所。經過一年後的1947年7月，臺灣的戰犯軍事法庭判決：辜振甫主謀「共同陰謀竊據國土」處有期徒刑2年2個月，許丙、林熊祥同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10個月警備司令部戰犯軍事法庭判決36年度審字第9號，中央社1947年7月30日電訊。₄ 。奇怪得很，他們都對判決結果滿意。原來他們入獄服刑期間，發生了「二二八事變」，牽連多數臺籍士紳慘遭屠殺，辜振甫等在牢中監護，反而安全，避開了殺身之禍。

辜振甫在戰後雖然被判決為臺灣獨立事件的首謀，但是觀察這些臺籍士紳的行動，他們在日本戰敗前高呼「天皇陛下萬歲」、「大日本帝國萬歲」，日本戰敗即刻高唱「蔣委員長萬歲」、「蔣總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他們的思想轉向像翻書一樣容易，是見風轉舵的「投機主義者」。辜這位戰後臺獨的始作俑者，因此失去臺獨教父的資格。

1993年4月27日，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左）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右）出席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

王育德魄力不足，難堪「大任」

代表臺灣青年在東京提倡「臺獨」運動的王育德，為了方便其政治宣傳，他描寫終戰之後的這一段戲碼，也很有趣。王在他的著作《臺灣──苦悶的歷史》寫道：「那時候，有能力影響臺灣的菁英，為了決定臺灣人的出路，秘密的一再聚會。『臺灣人的臺灣、臺灣門羅主義』是與會者的共同主張，但是他們缺乏具體方針，因為無法獲知聯合國的臺灣政策，也不知道國民政府對臺灣會採取什麼態度。當時最清楚的是，他們無法獲得安藤總督麾下日軍任何形態的協助。在當時，觀望形勢成為最佳策略。所以獨立計畫也就被『日和見主義』（投機主義）的大勢推倒而消滅王育德，《臺灣──苦悶的歷史》（《臺灣─苦悶するその歷史》），東京：弘文堂，1964年，頁138。₅ 。」王育德是否故意強調臺灣人的主體性，刻意隱蔽日軍參謀的謀略，還是他對戰後的臺灣史無知，我不知道。

王育德1924年生於臺南，1943年進東京帝大文學部，戰後回臺在臺南中學教書，「二二八事變」時經香港逃到日本，復學於東大，就讀中國語文課程，實際上是研究臺灣語文，稍晚取得東大文學博士，在明治大學教書，1985年病死。他的哥哥王育霖，也在東京帝大法學部唸書，畢業後在日本京都擔任檢事，戰後回臺擔任檢察官，不幸在「二二八事變」時被暗殺。王育德的魄力不足，雖為臺灣獨立感到苦悶，但因缺乏鬥爭勇氣，很難被稱為「臺獨教父」。

臺灣獨立運動者王育德（1924年1月30日–1985年9月9日）

廖文毅反蔣，沒錢了就投降

右派臺獨領袖廖文毅，在1948年成立「臺灣再解放聯盟」，主張臺灣先由盟軍（美軍）託管統治，然後經過公民投票實現臺灣獨立。1949年1月國共內戰中國軍兵敗如山倒，共軍節節進逼，蔣介石不得已辭職下野。廖認為這是「臺獨」好時機，但美國仍表明臺灣是由中國託管。廖的盟軍託管夢破碎，只好逃亡日本。1955年廖在日本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自任總統。起先廖在臺灣的家支援他的政治活動，後來國民黨阻擋他的財路，廖沒錢辦活動，也提不出臺獨理論，一籌莫展。國民黨趁機引誘他轉向，答應恢復他的財產並給他相當的地位。1965年5月14日廖文毅投降回臺，國民黨政府歡迎他，歸還他財產，並動用媒體宣傳「臺獨運動已結束」。廖有錢就反蔣，沒錢即投降，這種人怎能成為教父呢？

右派臺獨領袖廖文毅（1910年3月22日–1986年5月9日），其身後為「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國旗」。

史明因著作而崛起

史明被稱為「臺獨教父」，出人頭地，是因為他的巨作《臺灣人四百年史》使然。有了這本巨作，顯示他是海外倡導臺獨人士中，下功夫最深者。聚集在臺灣青年社的年輕學生，撰寫論文大多以臺灣為主題，但是學術論文僅專注於某一時期某一事件，很少像史明的四百年史引人興趣。

起先史明並未引人注意，臺灣民眾不知有這個人。他的本名施朝暉，1918年出生於臺北士林施家，到今（2017）年達100歲。他是同時目睹日本殖民統治、蔣介石統治等多次臺灣的政權交替，而且遠渡中國大陸參加共黨陣營抗日而尚健在的長壽怪人。他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就讀臺北市建成小學、臺北一中，幼小接受過完整的日本殖民地教育。「七七事變」那年（即1937年）赴日留學，在早稻田大學政經系政治科唸書，涉獵馬克思主義，畢業後於1942年遠渡中國大陸加入地下抗日運動，直到蔣介石在大陸落敗前的1949年5月才返回臺灣。1952年2月，在臺北郊外組織「臺灣獨立革命武裝隊」，準備刺殺蔣介石未遂而遭通緝。同年5月，史明潛逃偷渡日本，登陸時遭日本憲警逮捕，後獲得日本政府政治庇護。此後史明在東京池袋，經營小吃店40年。

史明在東京開一家「新珍味」料理店，白天賣水餃、燒賣、大滷麵，晚上寫四百年史，同時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在1962年，44歲的他以日文出版《臺灣人四百年史》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東京：音羽書房，1962年。₆ ，用筆名史明發表，從此便改稱史明。

史明相當有戰鬥力，採取的臺獨路線是體制外革命路線與體制內改革路線。他認為這是「一體兩面」，也是實現臺獨的兩個工作方向：在島內進行改革與革命的「島內工作」；國際上推動與美國、日本聯盟的「國際工作」。史明個人的性格是：一心一意為臺灣，老老實實做獨立運動，一切行動對歷史交代。他不承認「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統治權，但他回臺後，在2004年投票支持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這表示他已妥協，從此他非法與合法手段並用。

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在1980年出版中譯本，影響臺灣年輕人思想，興起「臺灣人意識」。特別在1975年、1988年兩蔣先後去世後，他的書於二〇世紀九〇年代在臺灣影響力大增，臺灣學生研究史明的論文逐漸出現。如1994年吳明勇在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碩士論文《戰後臺灣史學的「臺灣民族論」：以史明為例》，又如1998年吳明時的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邊緣臺獨的「構框」與運動參與》。

身為臺獨教父，史明的特色是：繼承戰前日本及戰後美、臺對中共的批判，但他不放棄馬克思主義，堅持站在臺灣人勞動者立場，他認為臺灣知識分子的臺灣意識「脆弱」，以致臺灣無法擺脫四百年被殖民統治。他把戰後爆發的「二二八事變」，視為臺灣人追求獨立意志的表達。

參加綠營集會的史明（中）及其著作《臺灣人四百年史》（臺北：前衛出版社，2017年） 。

史明肯定荷日殖民、詆毀中國

史明撰寫《臺灣人四百年史》的目的，是為了闡述臺灣人為何要求獨立。他認為16世紀臺灣被荷蘭殖民統治，是臺灣四百年殖民地史的開端。中國大陸並沒有被荷蘭殖民統治過，因此在臺灣的漢人移墾社會與形成「臺灣社會與臺灣人」的過程之中，出現臺灣與中國大陸不同發展的面相。其中最值得探討的論點，在於臺灣被荷蘭殖民統治，史明把它當作臺灣躍入世界舞台之始，並肯定荷蘭的殖民統治。

史明不但肯定荷蘭，更讚賞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特別以日據時期臺灣殖民事業的蓬勃發展來證明。史明受1960年代在日本流行的美國「現代化理論」影響，肯定荷蘭與日本把殖民地變成「現代化社會」，他認為清代唯一值得肯定的，只有劉銘傳在臺鋪設鐵路、電信、稅制、海防、訓練新軍等新政。

中國統治臺灣也被史明視為殖民統治，但評價極差。他說封建殖民的中國大陸漢人，一向不重視臺灣，當臺灣是「蠻夷」，歧視臺灣人為「倭寇海盜類的犯罪者」。他形容乙未割臺是：大陸人無情地拋棄臺灣，「把臺灣當作賠償品割讓給日本」。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與「二二八事變」時期，被史明形容為「封建落後的中國來統治現代化進步的臺灣」；「缺乏熱情與經營能力，不顧臺灣人的生死，無止境地肆行暴政與強奪」；「文化水準很低，卻無恥」；「德行惡劣的中國人」等，甚至還說「比日本帝國主義者進行更蠻橫的統治、壓迫與掠奪，這令人感到憤怒」等等。他在描寫中國大陸時，文中充滿仇恨，從而論述出好的殖民統治和壞的殖民統治兩種類型。比較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差異時，史明強調臺灣接受外來異族殖民統治而變得進步、文明、現代化；相對的，戰後中國則是落後、半封建、半殖民地，並且歸納出中國統治臺灣的不合理與臺灣人的無奈。

問題是「殖民統治者」能以好壞來評價嗎？特別像史明這樣以被奴化者的角度觀察歷史時，莫非他只是在區別殖民統治的巧妙與拙劣。至於對國民政府的評價，史明特別強調「二二八事變」，認為這是引導臺灣人嚮往臺獨的動機，並與日據時期比較，來醜化漢人與中國的歷史。至於「二二八事變」後的整個臺灣戰後發展，史明並不關心。

史明藉著偏重歷史敘述的方式，引導讀者「認同」他的臺獨思考，但因為作者對國民政府的敘述只停留在接收時期與「二二八事變」而已，這顯示作者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並沒有再開拓視野，且放棄對主題「臺獨」的未來展望。

戰後日本繼續榨取臺灣

就以「二二八事變」來論，史明雖然用功，但他只看日本統治的正面發展，不去探究其榨取的黑暗面，完全無視於戰後日本與臺灣尚有榨取關係存在，而且日本的這一次榨取，成為臺灣爆發「二二八事變」的重大經濟因素。

戰後的臺灣，當總督安藤利吉尚未移交統治權給國民政府派來的行政長官陳儀之前，日本就運送大量「臺灣銀行券」到臺灣。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8月17日日本政府由皇族東久邇宮組閣，8月19日日本銀行加速印製千圓及百圓的臺灣銀行券，大藏省（財政部）與日本銀行預定9月5日從日本以專機搬運大量的臺灣銀行券到臺灣，並得到麥克阿瑟司令部的許可，延到9月9日，從橫濱飛行臺灣。前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在他的回憶錄《秘錄．終戰直後的臺灣》提到，飛機滿載紙幣，他押送紙幣同行沒有空位，還得坐臥在紙幣上。此紙幣由日本銀行本行印刷，運送到臺灣分行，名目是支付即將被遣返的在臺日本官吏薪水，且預付到翌年3月分，還包括到翌年3月的養老金、退休金鹽見俊二，《秘錄．終戰之後的臺灣—我的終戰日記》（秘錄．終戰直後の臺灣—私の終戰日記），高知：高知新聞社，1979年，頁37，頁170-173。₇ 。

國民政府在1946年5月22日正式發行「臺幣」，且規定該年12月起停止使用日本設計、印製的「臺灣銀行券」。但是在此期間，未被遣返的日本官員仍可用「臺灣銀行券」，在市場上收購食品與生活必需品送回日本。當時總督府把戰時禁止買賣的糧食和生活必需品全都解禁，臺灣人民原本受總督府糧食統制，靠一點點配給生活，想不到戰後還有那麼多物資存在，都驚喜不已。沒想到日本從本土運來約1億圓臺灣銀行券（當時臺灣銀行券的發行額只不過14億3,319萬圓），新增的「臺灣銀行券」如洪水猛獸，席捲臺灣市場，大量收購糧食送回日本。

鹽見俊二在其所著的《秘錄．終戰直後的臺灣》中，直接指出戰後、國民政府來臺前，臺灣通貨膨脹情形已很嚴重，1945年10月國民政府來臺後，日本人在2個月的遣返時間內印製並運送大量的鈔票來臺，理由竟是為了預支在臺日本官員到明年3月的薪資與退休金。

美日聯手，戰後臺灣仍受制於日

1945年9月就任外務大臣的吉田茂，曾關心日本糧食危機，估計日本將餓死100萬人，農林當局的計算也是缺糧100萬人份，政府如不善擬對策，甚至流傳日本將有1,000萬人餓死的困境吉田茂，《回想十年》，東京：高知新聞社，1982年，第2卷，頁202-203。₈ 。日本印製1億圓「臺灣銀行券」後，大量收刮臺灣米，得以確保糧食；但卻害臺灣市場上的食米與生活必需品短缺，加劇了臺灣的通貨膨脹，民不聊生，成為爆發「二二八事變」的重大經濟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18年，日本因米價高漲，引起全國民眾暴動的米騷動。日本政府出動軍隊鎮壓，結果被檢舉者數萬，起訴者7,708件，甚至有被判死刑的。₉ 。

不止如此，為了確保此後日本的糧食，1950年9月經由美國控制的盟總（GHQ）安排，要求臺灣與日本簽訂「貿易協定」，規定臺灣自日本進口肥料及其他工業產品，並出口米、糖及其他農產品到日本。此協定使臺灣在1950年到1965年的15年間，不得不將肥料進口稅固定於5%，這是所有進口項目中稅率最低者，等於重新樹立殖民地時代「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兩方關係。戰後的臺灣政府本來選定肥料和紡織做為策略工業，但肥料工業的發展受日方壓迫，臺灣只好利用美國推銷其剩餘棉花，往棉紡織業方面發展。

當時臺灣人民無知，只知米價節節高漲，因挨餓而痛恨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史明清算「二二八事變」的國民政府舊帳，卻不知日本暗中印製1億圓的臺灣銀行券紙鈔，收購臺灣的糧食運送日本，卻口口聲聲稱讚日本殖民統治的善政與現代化。

史明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加強了臺灣的社會基礎建設與產業革命，完成輝煌的現代化，並認為臺灣因日本殖民統治，才邁向單一而且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史明有所不知的是，當年總督府殖產課長新渡戶稻造，為了振興糖業並確保以糖業為基礎的財政，曾向兒玉源太郎總督建議，不惜動用警察或憲兵。在總督府的強勢作為下，臺灣糖業與稻作都有驚奇的發展。可是臺灣人卻吃不到臺灣產的米、糖。一般臺灣人食米不足的狀況，從戰前到戰後還是一直延續著富澤繁，《臺灣終戰秘史—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及其終結》（臺灣終戰秘史—日本植民地時代とその終焉），東京:いずみ出版社，1984年，頁16-18。₁₀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