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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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五月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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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獨竊國,中國正統之爭落幕

凌友詩自述(上)

作者 | 凌友詩
凌友詩: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全國臺聯名譽理事
【編按】

大陸全國政協委員凌友詩於2019年3月11日在大會上發言,引起兩岸許多熱議。為了進一步澄清她的主張,說明她由一個臺灣女孩成長為以「參與國家政治體制」而自豪的中國人的心路歷程,她在5月上旬應邀做了一次演講。在這次演講中,她比較全面而深入地介紹了她在政協大會上發言的思想背景,也對目前中國統一與復興所面臨的各種問題提出她的思考與建議。凌委員的許多見解,在臺灣目前臺獨當道的氛圍下或許稍顯敏感,但是我們若能清楚區分「國家」(中國)與「政權/國號」(中華民國),當能發現她的主張與作為實際上是忠於國家、合乎憲法,更是積極傳承中國歷史文化的表率。現在臺灣在藍綠政客聯手之下,早已從易姓改號的「亡國」惡化到率獸食人的「亡天下」。這位出身於臺灣眷村的凌友詩的自述,無異是振聾發聵的空谷足音。我們特徵得凌委員同意,全文刊出她的講稿,分兩期刊出,此為講稿的前半部。除了對文中某些不夠準確或需要補充之處加入腳注說明外,未做任何刪節。

我在臺灣出生,17歲移居到香港,現在是第13屆全國政協中一名來自香港的臺籍委員。但有更多人叫我:「來自眷村的政協委員」,因為我父親曾經擔任國民黨海軍新高艦副艦長,我是一位國民黨海軍軍人子弟。早年的臺灣,隨蔣介石先生遷徙到臺灣的國民黨軍隊,他們和家人都聚居在政府專門為他們建起來的軍眷村落,簡稱「眷村」。所以在臺灣一說來自眷村,就大致知道這個人的背景,這個人的父親一定是大陸外省人,是不少作家筆下那經歷1949年國共內戰,從大江大海隨民國政府去臺灣的老兵。他們的子女也都多多少少隨中國現代的命運起伏跌宕,揹負著中國現代歷史的滄桑。

今年兩會,我在人民大會堂做政協委員大會發言時,特別以中國現當代史為背景,談海峽兩岸的分裂分治以及對祖國早日統一的期望。因為我感到自己有一段特殊的經歷。我在臺灣成長,對臺灣的政治有長期的研究;移居到香港後在香港完成高等教育,畢業於香港大學哲學系。其後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擔任政策研究室高級研究主任多年,對香港回歸後文化社會政治也有一定的瞭解。2003年開始我又在福建省擔任政協委員,2013年起擔任全國婦聯執委,我感到以這樣兩岸三地的經歷和學術背景,可以有一個更客觀超然的角度來說這個話題。在習近平主席今年1月2日慶祝《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講話提出兩岸和平統一的目標以後,我更感到站出來支持習主席的號召、說一點良心話,是責無旁貸的。九分鐘的發言,意外的獲得全體政協委員13次掌聲,這讓我深深感到兩岸統一是中華民族共同的感情,那13次的掌聲,實際上不是給我的,是14億中國人對國家復興、民族團結的熱切期望。

在全國政協大會發言以後,很多人尤其是臺灣、香港的人對我有一個疑問:我的父親經歷過1958年的金門炮戰,可以說我父親曾經與中國共產黨是敵對的,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可是為什麼我今天會參與中國的政治體制來當全國政協委員呢?我是不是背叛了父親呢?臺灣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說我手持中華民國護照,卻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正朔,是叛國行為。我真的叛國嗎?請大家聽我說下去。

許多人問,他們常聽蔡英文說「中華民國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問問臺灣那2,300萬人,他們也說自己是「中華民國國民」,彷彿臺灣和臺灣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無關。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時候我總會認真嚴肅的回答:其實這正是臺獨的主因。臺灣當局要真正改旗異幟、加入聯合國、成為世界上一個獨立的國家,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用「中華民國」借殼上市,欺騙臺灣人民、甚至用這個做擋箭牌,長期拒絕統一,絕對是可能的。這就要弄清楚「中華民國」究竟代表什麼?

 

「中華民國」是政權稱號,不是國家本身

我們首先要破的是「國」這個概念。「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從現代政治學的觀點看,它是兩個政府的代稱。就像唐、宋、元、明、清,都是朝廷的代稱。朝廷換了,一個繼承一個,卻實際上仍然只一個國家,就是中國。中國歷朝歷代都只是政府繼承,不是一個國家取代另一個國家。清朝廷被推翻,民國政府取代了清政府;民國政府敗走了,人民政府取代民國政府。他們之間是政府繼承,不是更換國家。說到國家,仍然只是那一個「中國」。不能因為稱號上有一個「國」字就產生誤解。今年慶祝新中國成立70年,新中國代表的是一個新的政府、新的政權的成立,而並不是一個什麼另外的國家。所以,在人民大會堂我大聲喊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這句話不僅意味著在當今的世界沒有兩個中國,沒有一中一臺,而且從古到今也總只有一個「中國」。

國民黨政府到了臺灣後,依然使用代表這一個政權的稱號「中華民國」,然而蔣介石和蔣經國非常清楚,這個稱號是代表一個政府,所以他們從來不說「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把它與國家或主權劃上等號。他們只稱臺灣為「自由中國」,是相對於當時大陸的一個所謂的自由地區。{{作者此處所述,似有不確。「中華民國」從代表全「中國」,變化到僅只代表「臺澎金馬」,這個主權限縮的過程正是在二蔣當政時基本完成。只是當時在島內禁止公開討論、報導,以致作者當年無所察覺。此一過程略述如下。在國民黨政權來臺前後,蔣介石於1949年9月20日在重慶發表的〈為本黨改造告全黨同志書〉中說:「本黨……目的在建設主權獨立,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三民主義新國家」;1950年8月14日在臺北講〈本黨今後努力的方針〉,重申要「使中國成為主權獨立、人民自由、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國家」。此時蔣介石並不特別強調「中華民國」國號,而直接自稱「中國」(或「三民主義新國家」)。到了1960年代,美國開始推動「兩個中國」,蔣介石就開始強調「中華民國」國號,以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蔣在1967年11月於國民黨九屆五中全會第四次會議上講〈十九世紀以來亞洲的形勢和我們復國建國的要道〉,就說:「我們以聯合國發起人之一的重要地位,今天為了代表權問題,還要在聯合國被人家討論,受人家侮辱,不把我們中華民國看成一個有獨立主權的國家,是可忍,孰不可忍?」這應該是1949年兩岸分治以後國民黨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強調「中華民國」是「獨立主權國家」。1970年11月聯合國大會就中國代表權問題投票時支持中共者首度超過臺灣。眼看無法阻擋中共取得中國席位,國民黨當局外交部在1971年2月底提出各種建議對策。據《錢復回憶錄》所載,其中第一案就是「兩個中國」案。1971年4月23日,蔣介石與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森私人代表莫斐(Robert Murphy)會談。當時的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回憶:「華府想知道,如果美國提出允許北平進入聯合國大會,同時要求讓中華民國保有聯大席位的建議,我國的反應如何。……蔣公對這項計畫雖然不滿意,但表示他可以勉強同意。」錢復回憶:1971年7月25日蔣介石親自核定致沈劍虹電報,原稿中有「我方對任何形式的雙重代表權,必須發言並投票反對」,蔣介石在最後核定時將「並投票」三字刪除。可見蔣對「兩個中國」方案的真正心意是:作態反對即可,但不願投票反對該案。換言之,蔣在不願與中共共議統一的前提下,已經接受了「兩個中國」。然而,事與願違,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6屆常會第 2758 (26) 號決議案》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蔣介石立即發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告全國同胞書〉(臺灣時間10月26日),其中明言:「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對於主權的行使,決不受任何外來的干擾。」這句「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顯示國民黨反共拒統的「獨臺」立場已正式完成。從此,在蔣經國的主導下,開始了逐步與臺獨和解的「革新保臺」。}}美國於1947年後多次要求蔣介石放棄金門馬祖退守臺灣,企圖製造兩個中國,蔣介石是非常警惕的。所以當1958年金門炮戰發生後,蔣介石與毛主席秘密達成停戰協議,日後維持一邊「單打雙不打」,另邊「雙打單不打」{{此一「停戰協議」是以默契方式達成,基本都循「單打雙不打」的方式進行,維持「儀式」性的內戰,以干擾美國推動臺海停火及「兩個中國」。這種默契,只在國民黨尚未轉變為「獨臺」立場時才有可能。}},以這樣形式上的打來打去互相喊話,保持兩個政府長期處於交戰狀態,以表示大家只是在爭奪中央政府之位。1979年,美國要與民國政府簽訂《美臺關係法》,對於怎麼樣表述「臺灣」,蔣經國也斟酌再三。當時代表臺灣到美國參與談判的馮寄臺先生回憶,蔣經國指示,不用「臺灣」這個具有政治實體意義的名詞,而用「臺灣人民」,避免造成一中一臺。{{當時國民黨已經轉化為「獨臺」立場,可以接受「兩個中國」,但不受「一中一臺」,故有此舉。但是,歷史證明了:只要國民黨繼續反共拒統,不依據憲法與大陸共議統一,最終仍然擋不住臺獨逆流。}}到了今天,我對於蔣介石、蔣經國兩位先生在維護一個中國,維護中國的統一不分裂這個問題上的努力和堅持仍然是非常敬佩的。毛主席也曾經說過蔣介石有「民族大義」。他們反「共」不反「國」,因此雖然小時候我受過大量的反共教育,可是當我看到中國共產黨把國家建設得那麼好,又看到兩位蔣先生去世後臺灣迅速本土化、臺獨化,我很快就能夠把自己的思想轉過來,放下「反共心」,直接擔起「中國心」。

 

兩岸本是爭政權,不是爭主權

我們再從國際之間來看。這種兩個政府競爭中央政府之位的關係也很明顯。在國際上看,就是誰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的問題。1949年新中國建立初期,由於民國政府並未完全覆亡,國際上有些國家承認人民政府是中國的合法代表政府,而有的還承認民國政府。直到1971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以及1978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簽訂《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人民政府做為國際承認的中國唯一合法代表政府,地位才完全確定了。如今世界上只有17個小國還承認民國政府是中國的合法代表政府。我們要特別留意世界各國與中國建交公報的表述。這些建交公報總是有這樣的三段論:「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政府。」所以嚴格說這是政府建交而不是國家建交,是承認一個政府而放棄另外一個政府。所以無論從人民內部看又或是國際的承認政府的關係看,兩岸之間從來都只是政府之爭,而不是國與國的關係。我還記得1971年民國政府駐聯合國的代表周書楷從中國代表席上走下來的那個鏡頭,當時周書楷哭了,在臺灣好多人哭了,我也哭了。那時候,我有一種單純的對民國政府的效忠。

為什麼其後這種效忠又改變了呢?我是為了名為了利,還是為了一種真正的對中華民族、對中國、對13億同胞的忠誠呢?固然由於我1979年移居到香港,眼界開闊了,看到大陸的進步。固然我的碩士、博士學位讀的是政治學、政治哲學,從政治理論的研究中我又瞭解到大陸政治體制的合理性以及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無私性。原來更重要的是,我目睹了李登輝、陳水扁進行法理臺獨和去中國化的整個過程,並且在90年代初期我還積極參與過對李登輝的鬥爭。在這一段時期,我內心受到極大的震動。

 

田氏篡齊,臺獨竊國

臺灣在李登輝當政後經歷一個非常詭譎的變化,就是偷偷把民國政府的性質改變了,然後又偷偷地拿「中華民國」來借殼上市,把它從「政府」上昇到一個「國家」的地位,然後喊出「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我先告訴大家李登輝怎麼樣改變民國政府的性質的。他從政府的組成下手。蔣介石雖然敗退到臺灣去了,但是他所領導的民國政府還保留著中央政府的規模,其中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這三個象徵中央政府的機關,都是當年在大陸選舉產生的,因此敗退到臺灣的民國政府還具有著「中國中央政府」的特質。蔣介石就靠著這一點點的象徵意義,雖然失去了大陸的領土管轄權,他還可以說自己的政府是中國政府。可是到了蔣經國後期,這些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包括蔣經國自己都垂垂老矣。李登輝看準了這點,在蔣經國死後,馬上縱容學生搞「野百合」運動,大聲喊出「打倒老賊」、「全面改選國會」。進而李登輝以順應民意為理由在1991年修改《中華民國憲法》,使國民大會和立法院全面改由臺澎金馬居民選出,1996年又以推動民主為理由,使得總統由臺澎金馬居民直接選舉產生。這樣,民國政府的性質就完全變了,它就再沒有了「中國政府」的合法性,而只能稱為「臺澎金馬政府」了。所以我們現在說那是臺灣當局,這個說法是對的。我1999年在香港寫政論的時候就提出了「法理臺獨」的概念。也就是說,李登輝要搞臺獨,不需要改旗易幟,他只要改變民國政府的性質,使他喪失做為中國政府的合法性,產生了一種法理意義,臺獨就完成了。這時候的「中華民國」這個政權,實已名存實亡。

不過這個搖搖欲墜的「中華民國」,對於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等臺獨分子來說,還有剩餘價值。這些人把它搖身一變,變成了一個具有主權意義的怪胎,利用「中華民國」有一個「國」字,於是很容易就把政府的概念偷換成國家的概念,彷彿變成了另一個國家,並且不斷向臺灣2,300萬人灌輸「中華民國」做為一個(中國之外的)國家的觀念。現在甚至還有很多藍營的學者政客都搞不清楚。你如果跟他說,中華民國不是一個(中國之外的)主權獨立的國家,他會非常生氣,跟你辯論。這也難怪,民國政府到了臺灣以後,因為在人民政府的管轄之外,它有獨立的發鈔權、關稅權、對外交往權、頒發護照權,這些行為都具有主權性質。李登輝這些臺獨分子實在太聰明了,他們亡了民國政府,然後借殼上市了。背後支持他們的,當然還有日本右翼和美國。我舉一個古代的例子。在周代,齊國是姜太公的封地,可是到了戰國時期,卿大夫田氏篡奪了姜氏的王位,田氏篡位後並沒有改齊國的國號,可是這時齊國已經不是當年的姜齊了,所以史家改成田齊,以表示此齊非彼齊也。

李登輝以後的「中華民國」,就像這個田齊。這時候如果我還支持臺灣當局,縱容它拿著「中華民國」的幌子來繼續搞臺獨和抵制祖國統一,那麼我就是真對不起中華民族,對不起中國人了!我的責任是要大聲指出李登輝和民進黨的篡位竊國。臺灣當局認為我叛國,我沒有背叛中國,頂多背叛的是他那個「田齊」。他那個「田齊」本身就背叛了中國,我怎麼可能對他效忠呢?

 

福國利民才是正統

還有一些人不明白為什麼我在人民大會堂大聲喊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政府」?以為我一腔愛國熱情在喊口號,或是吹捧拉抬向臺灣做統戰工作。其實以我一個政治學者來說,這句話是具有很深刻的意義的。一方面是,現在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政府;二方面是民國政府早已經不爭了,他自動退去,變成只具臺澎金馬代表性的政府。兩個政府爭中國政府合法代表性的時代正式過去,中國現在只有一個中央政府,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更重要的是,人民政府在過去70年真真正正的在建設中國,在為人民服務,完成民族救亡,完成國家現代化,使得國家從滿目瘡痍中,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從富起來再到強起來。這樣的實實在在扛起民族的大任,進行有效的治理,為人民謀幸福的政府,在西方政治學叫做具有「實質合法性」,在中國傳統政治倫理,這叫「順天應人」。中國傳統的歷史褒貶,政權管治合法性的標準就是順天應人,就是為民謀福。能做到這樣的政權,才能稱為正統,而不只是現實上得到權位而已。

所以在這裡,首先第一點我要跟大家說,我們大家都要一起來支持中國這個唯一的合法代表政府,這個唯一的正統政權。沒有它的有效管理,我們的國家不會有太平,我們的生活不會有幸福。沒有它建立強大的三軍,進行有理有節的外交,我們的國家無法立於列強環伺之林,國土不可能完整統一,文化不會得以保存。所以無論個別官員有什麼問題或是政府個別政策有什麼瑕疵,我們都不能因此而傷害大局,不能因此而把國家和中央置於危險的境地。

第二點我要跟大家說,也是要跟處理對臺事務的官員說的,就是不要忘記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做為全中國唯一合法代表政府的這個身分,也就是唯一中央政府的身分。現在,兩岸競爭的格局已經過去,大陸與臺灣不再是兩岸,也不是兩區,而是一個中央政府,一個地方政府;一個正統政權,一個割據政權。對於臺灣問題,中央政府必須擺出一個中央政府的態度。不但對臺灣做為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這一點要確認;對於臺灣那2,300萬人民做為中國人的法律身分,也要明白確定。我所說的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不是只由我自己心理上來確定的,是必須中央政府給我一個明確的中國人的法律身分。在199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曾經做過一個《關於中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解釋內容包括:香港永久居民具有中國血統、在中國領土出生或出生時父或母為中國公民者,即為中國公民。所以我說自己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並不是心理或感情作用,是當我移居香港、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後,經過199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而確認的。對於臺灣那些還緊抱著中華民國不放,或是把中國當成另一個國家,而只認自己是臺灣人的那些人,也唯有靠中央政府以法律的強制性明確其中國人的身分、責任和義務,才能夠摧破種種迷思。

此外,做為中央政府,在兩岸和平統一過程中,要照顧的不僅是2,300萬臺灣人民的感受,也要照顧全體中國人民的感受和整個大中國未來的長治久安。為了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行穩致遠,「一個國家,一部憲法,一個中央,一支軍隊」是中央政府無論在任何時刻都必須維持住的大原則。一旦臺獨發生,中央政府也有不可推諉的號召全中國人民弔民伐罪的責任,要討伐臺獨分子,解救在臺灣陷於政治亂象中的人民。這就是為什麼我在人民大會堂做政協委員發言時,那麼堅定的喊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因為內裡深藏著對中央政府的一個期望。也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得中國法統的合法性,他還要實踐法統、維護法統,擔當中央政府的責任,並維護國家的統一。

 

認同中國就應追求統一

對於大陸的年輕人來說,祖國的統一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可是臺灣香港有很多年輕人卻不這麼看。他們受了西方的影響,認為現在已經是「地球村」的時代了,「國家」、「民族」這種概念過時了。近30年美國還有一派思想,叫做「想像共同體」,認為只要一群人有共同語音、文化和生活習慣的人,就可以把自己想像為一個共同體,甚至獨立為國家,這個理論是很多搞臺獨、港獨、疆獨、藏獨的人的理論基礎。他們會問,臺灣和香港都是和大陸生活很不同的地方,大陸為什麼要統一臺灣呢?為什麼不能獨立呢?

當代學術界有各種無奇不有的理論,然而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我們的文化精神是追求大一統。因為根據中國人數千年的經驗,大凡天下四分五裂,必然是戰爭頻仍,生靈塗炭。這樣的環境,人民無法安定生活,社會無法從事生產,最為痛苦就是平民百姓。因此我們中國人很有智慧,追求大一統。3000年前的《詩經》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春秋.公羊傳》體會孔子的尊王思想,也指出任何一個正統王朝,都應該擔起「張大一統」、「撥亂反正」的責任。這種大一統思想並不是西方的開疆辟土,彰顯英雄主義,而是維護天下的穩固太平,然後推行禮樂教化。其後歷代哪一個政府可稱為正統,要看它有沒有統一中國、安定天下之心。在所有分亂的時代,總有一個有擔當的君主出來一統天下:漢高祖、晉曹丕、隋文帝、唐李世民、宋太祖、明朱元璋、清康熙。大一統是中華文化心理中最高的政治原則,任何自稱正統的政權都不可違背。所謂中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其中「合久必分」不是常態,是在中央朝廷走向衰亡、無力維持國家一統才發生的現象;「分久必合」才是常態,才是每一個中國人和所有能代表中華民族與文化的政權追求的正常狀態。

當年蔣介石積極部署反攻大陸,仍可稱為爭正統,不論其強弱或有沒有聯合國與國際承認。李登輝開始已經沒有大一統的意志,當然也沒有對等談判的資格。如果臺灣藍營學者、政治人物還記得蔣介石和蔣經國,還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是一部大一統的憲法,那麼現在最應該做的,是坐下來與中央政府協商統一,不要拿名存實亡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憲法》來當拒統擋箭牌,並且不要提出任何破壞大一統的「條件」,如邦聯、「一中三憲」、聯邦政府和保留軍隊,以免造成分裂主權的狀態,使得臺海永遠得不到和平,或是給中華民族造成長期的後患。

 

先國家,後私怨

也有人曾經問過我,現在生活在臺灣的人,不是曾經歷過國共內戰,漂洋過海、妻離子散的人,就是受到長期的仇共教育或臺獨教育的人,歷史的傷痕太深了,怎麼彌合呢?其實問這問題的人,提出的一個更深的問題。中國近現代的滄桑哪裡只是那一灣淺淺的海峽呢?

一灣淺淺的海峽兩邊,長期存在著兩個政權、一家人的悲歡離合、意識形態的對立。然而在近現代的中國,哪一個人、哪一個家庭不是曾經經歷苦難呢?近100多年來我們有太多的是非恩怨。就其大者,包括有政治上的君主政體與共和政體之爭、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毛主席路線與改革開放路線之爭、「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爭;在思想意識形態上,有中學與西學之爭、科學與玄學之爭、集體經濟與市場經濟之爭、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之爭、傳統與現代之爭。每一個人,每一個集團,都站在自己的立場和組織上,絕不相容。從來沒有一個民族。在短短的100多年期間,經歷那麼複雜多重的撕裂與割離。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到今天還面臨著國土分裂、意識形態分歧、道路摸索不定的原因。

到了今天兩岸需要統一,祖國需要大團結的時候,實在非常需要抓住一個歷史的主軸,去找到一條歷史的主線,讓我們來理解我們所遭遇的亂離、革命、痛苦、動盪與分歧。弄清楚究竟為什麼我們會經歷如此多的起伏迭蕩?然後用一種理性的悲憫態度團結起來。否則我們這個民族永遠無法團結,永遠處在分歧對立之中,永遠是一派打倒一派,打倒一個平反一個。

在我看來,中國近現代的戰亂、革命、分裂、分歧,實則都離不開1840。那年,列強的鐵蹄踏破寧靜的中國。它的最為深遠的影響,是打破我們幾千年來民族內在的秩序與和諧。從此中國人走上一條艱難摸索的漫長道路。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每一位都在努力的回應著1840。他們在他們那個時代,都已經盡到了最大的努力。有時候我們甚至還要用折磨自己、鞭笞自己的方式,勒緊肚皮,胼手胝足,一代人吃兩代人的苦,來尋求民族的浴火重生。在這期間自然發生了許許多多不如人意的事。

我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起伏跌宕存著無限的悲憫與理解,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國家的生存和自主。無論個人有什麼見解與得失,沒有比國家的生存自主和團結統一再重要的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