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說，資本主義、全球化、民族主義等近代現象，都是瘟疫的產物。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讓我們得到一個檢視資本主義、全球化、民族主義，乃至自由主義所面對的挑戰和轉型這些議題的機會。

資本主義的過去和未來

從歷史的角度看，資本主義的源頭其實有兩個，第一個在中國。中國在世界上最早脫離血緣政治傳統，脫離封建狀態，發展出官僚、郡縣制度，具備了政治上的現代性；同樣，早在十世紀到11世紀，中國也在工商業繁榮的基礎上，發展出城市生活、市場經濟和複雜的財政體系。在這個市場體系當中，貨幣引導商品和服務在市場當中的流通，投資、生產和銷售基本上由手工業、商業主導，而非官府主導，可以說是全世界最早萌生資本主義經濟型態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另外一個源頭在歐洲。這兩個資本主義有一個很大的差異，中國的原型資本主義是從中國的農耕經濟發展而來的，它延續了農耕文明的「深耕」精神，成為偏重發展內部市場、發掘人類經濟潛力的經濟體系。當然，這個經濟體系一直沒有機會發展成熟。西歐的資本主義則擁有游牧經濟的基因，這使得萌芽期的西歐市場經濟就與海上貿易乃至海盜經濟有密切關聯，而西歐型資本主義在此後爆發成長的關鍵，在於向非、亞、美、澳的殖民。西歐型態的資本主義發展工業、推行殖民主義的過程，都包含游牧生產方式中的掠奪文化，所以這種資本主義是一種掠奪型的資本主義。隨著近代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迅速擴展，不要說非、亞、美、澳的自然經濟不是西歐型態資本主義的對手，源於中國內需市場的資本主義在整體資源上也完全無法與殖民掠奪的資本主義匹敵，這樣，在18、19世紀到20世紀前期的殖民化過程當中，西歐型資本主義就進一步掌控了世界的資源，決定了世界的經濟型態。

這次疫情在最嚴重的階段，浮現了一種情形，就是，全世界大概都在一定程度上回歸前資本主義狀態。病毒是沒有意識型態的，也不受經濟型態的約束，它所帶來的，基本上是人類所面臨的最原始的生存問題。這個原始問題很公正，它像一神教體系當中所認知的上帝，無偏無私，在上帝的鑑定下，哪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和文化型態能夠比較有效地應對疫情，結果一目了然。傳染病、瘟疫，在歷史上也發生過很多次，幾乎每次都把一些事情打回原形。當然，這次新冠疫情並不會讓政治、經濟和社會回到最初的起點，但至少突顯了一個人類在面對自然時，所要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至少讓資本主義在這裡經歷了一個重大的考驗。

從學術上看，資本主義不是單一型態的東西，中國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沒有殖民內容。中國在宋朝、元朝的經濟和明朝的經濟中有很多資本主義的因素，清朝的手工業經濟，還有城市化的過程當中也有很多資本主義的因素，但是這些資本主義因素不包含殖民主義在內，也不包含大規模的金融資本在內。可是源自西歐的資本主義包含殖民和金融資本，它們變成經典資本主義的要素。依照經典資本主義的定義去發展，我想中國從技術上面就很難做到，因為中國並沒有殖民地，中國是一個原住民的國家，也沒有地方可以去殖民。有西方人認為中國自己在實行內部殖民，比如他們說中國內蒙古、新疆、西藏是偏遠地帶，中國人在向那裡殖民，榨取資源和經濟利益。用西方的經驗來描述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這種描述與現實的差距太大。事實上，經濟發達區域的一些漢人，早就將補貼邊疆的財政視為負擔。

另外一個是從文化傳統上講。中國的文化傳統一直是農耕民族，缺乏冒險精神，缺乏掠奪的文化。中國傳統中認為我要獲得利益，辦法是通過增加單位土地面積上的糧食產量，另外就靠土地的增值累積另類財富。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就是靠勤勞。勤勞當中是不是有市場的因素？商業因素？當然有，可是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這就已經不符合西歐型態的資本主義定義，所以被稱作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這樣比較符合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取得成功，是因為它很符合中國人的人性。我們必須承認，當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實行完全公有制的情況下，中國人生存本能裡面的市場本能是受到壓抑的。所以當時的經濟發展中，生產潛力、經濟潛能沒有被釋放出來。

鄧小平時代對兩件事情做了結合，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因素，另一方面是市場因素，我想不妨把它稱作中國傳統下的資本主義。市場本身適合中國人的歷史文化，甚至於所謂民族心理，這使得市場因素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西歐、北美型態的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完全沒有辦法實施，也沒有條件做，但具備了社會主義的組織和工業基礎，源自中國傳統的市場經濟模式，是可以走得通的。

2020年4月，美國海軍研究所網站發布一篇題為〈釋放私掠船！〉的文章。文章訴求係希望藉由重啟西方17、18世紀的「私掠船」制度，襲擾中國的商隊、破壞中國的經濟。「私掠船」指「國家授權可擁有武裝的民用船，用以劫掠敵國商船」，即歐美國家過去用來剝削第三世界國家的擴張工具。儘管私掠船已於1856年被禁止，今日美國卻仍敢於公然提出，顯示其一以貫之的自私、霸權心理。

全球化的過去和未來

疫情的考驗，也牽涉到第二個問題，就是全球化的問題。全球化是後冷戰時期的顯著標誌之一，但它卻不是一個全新現象，在人類的歷史上，早就出現了全球化的現象，早期的全球化也是從中國開始的。在中國歷史上，農耕群體和游牧群體本來有長期對峙的關係，這種對峙關係在元朝消失了，元朝透過對於農耕區域的征服，統治了中國，也統治了草原，同時把很多中國以及草原的因素帶到整個歐亞大陸，這樣就出現了早期的全球化。沒有早期全球化當中的經濟交流和文化傳播，近代世界不會是我們看到的樣子。元朝之後，早期全球化的趨勢並沒有改變，從16世紀開始，明朝的絲綢、瓷器、茶葉等當時的高技術產品，在比元時期範圍更大的世界貿易中將大量白銀引向中國。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西方早期的單純掠奪型殖民經濟與當時中國的高技術經濟同時進入全球貿易，且相互連結的現象。

19世紀的全球化，是20世紀末期全球化之前影響世界的重大事件，這一次全球化跟目前正在發生的全球化都是由西方主導的，都與上面提到的源於西歐的資本主義有直接關係。源於西歐的資本主義是以殖民主義為前鋒，對殖民地的剝削和榨取，成為資本主義的重大動力，驅使它持續掠奪殖民地的原物料和人力資源，又將殖民地化為傾銷市場，這種型態實質上持續到20世紀末期的全球化過程中。1980年代以後的中國，無疑是當前這次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中國不是全球化的主導者，主導者還是以美國、西歐為主的西方資本主義力量。

這次疫情爆發後，全球化的動能受到非常大的打擊，恐怕會大幅減速，有些區域或部門甚至可能出現逆全球化的現象，但是會不會停止？我想不會。我們看到在這次全球化的後半段，動能最高的國家是中國，而中國的市場經濟（我覺得也不妨從歷史的角度把它視作「源於中國歷史型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擁有西歐型資本主義所不具備的潛力和動力，它有可能在疫情過後發展出一個新型態的全球化。這個全球化跟之前全球化的差異在於，首先，它不再是由西歐、北美主導的，而是由中國主導的全球化；其次，這個全球化可能無法複製之前全球化的成長速度和經濟奇跡，因為它無法再像之前的西歐、北美那樣，對於資源與人力做大規模、無節制的壓榨，它可能會變得比較溫和、緩慢，但是它將長期維持持續性的成長。

新的全球化很可能為我們提供一個機會，就是讓我們可以調整之前由西歐、北美主導的兩次全球化當中的弊端，而調整的焦點之一，恐怕正是回歸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掠奪型的資本主義和19世紀開始的那場全球化，包含人對自然環境的大規模、極限式壓榨，這種壓榨一開始看不出來有太大的問題，當時地球對於人類來說還很大，持續一段時間後，全球化看起來還提升了人類的福祉；其實近代的中國也曾很興奮地接受西方的觀念，還用中文舊典「人定勝天」為這個觀念背書。可是在現實中，人與自然的關係逐漸緊繃，人們才逐漸發現人沒有辦法真正的勝天；天，也就是大自然會報復，報復是很激烈的。就像去年澳洲的大火，在很大程度上與人對自然的掠奪有關。

在這裡我們甚至可以合理地懷疑，爆發在20世紀後半期、21世紀前期的這些新型態疾病的大規模傳播，跟當前全球化的幾個方向都有關係。第一個，是全球化造成人和自然關係的大幅改變。人主導自然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這種主導超過了生態平衡的極限，平衡打破後，災難必至。第二個，是全球化造成全球範圍內，人與貨物的大幅度流動，僅僅比照一下20年前全世界飛機航班、航空旅客的數量，跟今天的這個數量，就會發現驚人的變化。中國內部的航空、高鐵的興起是更加明顯的例子，促成了全中國範圍內的空前人口流動和物流規模，中國事實上是從一個「固定的國家」變成一個「流動的國家」。這樣巨大的改變，一定會進一步造成人與自然關係的惡化，人們開始意識到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

當然並不是只有中國人發現了這個問題，也不是只有中國人提出「可持續發展」、「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些概念來回應全球化帶來的弊端，其實西方也發現了，其中美國也發現了。但，美國人發現這個問題之後所設想的解決方案，或者說他們認定的理想世界，還是要由美國人統治，但是世界人口應該是要比現在少很多，最理想狀態是只有現在的1/5。美國這種想法裡面包含了對中國經濟成長的擔憂，他們認為中國人不能過跟美國人一樣的生活，中國人過了那樣的生活，美國的地位就不保了，因為地球的資源不能夠保證大家都過跟美國人一樣的生活，這樣的想法是由美國前總統歐巴馬直言不諱地提出來的。這讓我們看到美國和中國思考全球化弊端的思路大不相同。中國思考化解全球化弊端的思路，是要把經濟發展的一部分重點轉到生態平衡方面去；而美國是維持自己原來的生活方式，但阻止另外一些人過美國目前水準的生活。美國的這種想法是美國例外主義的，是具排他性與競爭性的。

從目前趨勢看，中國型態的全球化，是比較有可能解決問題的一個型態，至於是不是最終能夠做到很公平，倒也沒那麼樂觀。有史以來，競爭就是人類本能的一部分，一定會帶來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可是政治的目標其實是去抑制這種不公平，或者至少達到某種平衡。也就是說，一方面最大限度發揮人類經濟活動的本能，另一方面也最大限度限制其中產生的不公平。限制這種不公平不是說要把一切都變成齊頭式的平等，而是說變得相對合理，因為如果變成高度集中以後，經濟活動的動能本身也會受到壓抑。

像美國支持伯尼．桑德斯（Bernard Sanders）的年輕人所感受到的，美國不僅沒了公平正義，經濟發展的動能也沒了，因為普通人根本沒有參與感。中國目前是朝著比較平衡的方向去走，這個方向包括去發展亞洲、非洲乃至拉丁美洲一些開發中國家。這些國家的經濟是處於比較落後或者正在開發中的狀態，中國可以透過對這些地方的工業化、經濟的現代化，讓它進入世界的經濟體系裡來。進入這個體系對於改善這些國家分配不均的狀況應該有直接的幫助。

當然，如果回頭走原來全球化的老路，新的弊端還會出現，分配不均還是會出現。講得極端一點，類似的疫情也可能還會出現。但，正在中國發展出新的技術，包括通訊的技術、網路的技術、5G的技術，本身就是克服潛在弊端的一些技術手段，能做到什麼程度？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完全預測，但看來有一些。比如說19世紀到20世紀末那種比較「傳統」的全球化路徑，到21世紀初也許不需要再走了，可以另闢蹊徑。所以我們看到一個象徵性的現象，在英國有些人聽到疫情可能會透過5G來傳播，他們就把5G通訊的設施燒毀了，聽起來是件很愚昧的事，但背後其實呈現的是西歐對於真正的新技術打破他們所壟斷全球化的一個恐慌心態。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先生提到1950到1980年代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在全球化當中的利弊，講得很有道理。城鄉二元的體制對於中國實現初步的工業化有很大正面的幫助，當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犧牲農民很多的利益，讓城市優先發展，這種情況可以說和內部殖民有某種相似的地方。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中國並不存在城市與農村之間，類似於種族歧視，類似結構性壓迫這樣的事情，所以我們在後來的改革開放時期看到農村的經濟也開始蓬勃，開始轉化了，而且中國的城市化也出現新的型態。一開始朝現在的武漢這樣的超大城市的方向走，現在看來不一定有利。值得注意的是縣城，甚至鄉鎮的逐步城市化，這可能對於原來比較畸形的、對於農業的單向擠壓有很大的平衡作用。（編按：早期經濟發展階段，國家強制轉移農業部門的剩餘，補貼、支持工業發展。）在毛時代這樣一種城市對於鄉村的負擔轉移、危機轉移，恐怕很難再持續下去。鄉村的現代化，農村的現代化恐怕也是很難逆轉的一件事。農業的產值在中國整個經濟當中的比例會持續降低，由某種程度的工業化來取代原來的種植農業，或者讓種植農業在經濟的比例當中降低，這個趨勢恐怕很難改變。

在今天的印度、非洲、亞洲其他地區、南美洲也都能看到，傳統農業在經濟上的比例降低，而且這些國家和地區也都有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需求。這種需求應該能夠對於整個人類的福祉有所幫助。現在看來，西歐、北美基本上沒有參與到這個過程當中，他們基本上是把印度、非洲這些地區當成他們商品的傾銷市場。可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包含了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多多少少會重複中國的一部分故事，就是都對於鄉村有一定擠壓的作用，但是在一個轉捩點過去之後，鄉村也會步入城市化的進程當中。

這裡要強調，所有政治的變化、經濟的成長都不是田園牧歌式的，裡面一定會存在一些不公平、不正義，乃至於血腥的現象。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和文學家的觀察會不一樣。以方方的代表作《軟埋》為例，這個小說有一些文學的價值，她也從一個文學家的角度關照1950年代中國土地改革，主要是土改裡面一些殘酷的事情，可能會壓抑人性、造成家庭悲劇，這些情形是存在的，但土地改革的歷史意義、對整個大範圍人群的意義，並不在方方小說探討的範圍內，也許也不在她的理解範圍內。我想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土地改革的正面意義還是很大的，假如沒有土地改革，我們不可能想像此後中國的工業化，更不能想像工業化之後中國還會加入全球化的過程，乃至可能主導全球化。如果我們放到整個世界農業、農村的內容裡面也會看到，如果不是用土地改革的方式，用其他工業化擠壓農業、壓榨農業的方式也會發生類似的悲劇，問題在於我們在中間是不是可以找到一個平衡？我覺得至少中國現在做的，是在追求這樣一種平衡，而西方的傳統辦法已經沒有辦法解決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和農業、城市和鄉村之間平衡的問題。

2020年4月初，在西方輿論正廣泛傳播「5G與新冠肺炎病毒傳播有關」的陰謀論後，英國多處的移動信號塔遭縱火，更有相關的工程人員遭威脅的事件發生。

民族主義的過去和未來

這樣就到了第三個問題，這種競爭性想法的來源是什麼？我覺得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源頭是西歐，他們對人群做了分類，劃分了人群之間的界限之後，在人群與土地、資源之間做了必然連結，從這裡發展出整套的意識型態以及政治體系。種族主義、東方主義、殖民主義，在很大程度上，都源於西歐的民族主義。這次新冠疫情，西方仍用「民主／專制」、「現代／落後」的後殖民和東方主義框架看待並不受意識型態及政治因素制約的病毒，相當於直接套用西方主導的人群之間的競爭模式來理解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係，這種簡化，不會出問題嗎？

民族主義的一個基本動力就是競爭，這跟中國傳統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傳統當中沒有民族主義的思想，中國傳統當中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叫做「天下觀」。 「天下」固然有一個核心，就是認為中國王朝本身具有統治的正當性，是統治的核心，然後要把這套統治的理念普及到所謂天下四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這種哲學和統治理念不是競爭性的，統治者認為既然我的統治理念是合理的，那我應該對世界上所有人都平等。當然我們看到在歷史上和現實中，這種想法並沒有真正實現，但是這個理念長存在中國人的心目當中，以至於影響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萌芽，是針對於西歐民族主義及它所伴隨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所做的一個反應。19世紀，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到了亞洲，破壞中國傳統的「天下」政治秩序，日本也加入了破壞者的行列。「天下」秩序解體後，中國的利益和內部的政治傳統遭到進一步壓縮，這種壓縮必然造成反彈，讓中國人想要模仿西方的民族主義，做出一個對抗西方的意識型態武器。不過，中國民族主義先天不足，後天不良，近代中國的國族形塑，到今天為止，也還沒有完成。

中國民族主義先天不足之處，從一個角度看，在於始終把民族主義的目標定在原來天下觀的目標裡面，以至於看世界的時候就有一個特殊的角度，也即永遠站在中國為中心的角度。中國中心的真正內涵，不在於一切從自身的利益出發，損人利己，而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人」，認為全世界想法一定跟我一樣。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清朝中期以前會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清末以來就覺得，世界上哪裡都好，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受苦的地方，那麼，中國更應該無條件地接受世界，接受外界幫助中國進入世界民族的體系。顯然，這種想法沒有看到民族主義的競爭性內涵，違背民族主義的內涵核心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將民族主義理想化，將民族國家天下化。

近代中國也遭到殖民主義的侵害。殖民主義除了把中國一些地方變成殖民地，比如說臺灣、香港、澳門、東北曾變成殖民地，其他地方可說是半殖民地、次殖民地，可以說整個中國都處在被殖民的狀態。這種情況讓包含臺灣、香港以及大陸的中國知識分子都留下一種後殖民情結，這種情結體現在認定西方、日本這些殖民宗主國在社會發展上比較進步，在價值上也比較進步，因而產生了羨慕乃至於崇拜的心理。冷戰前後，在經濟全球化的助長下，西方主導的文化全球化更擴大了這種後殖民情結。

對西方的真誠羨慕，也使得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出現了嚴重斷層。清末以來，多數中國知識菁英主動摒棄傳統知識體系，迎接西方「新知」，但由於缺乏中國以外的生活經驗，缺乏對西方社會、文化和歷史的深度認知，使得整個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接受了一種「半調子西學」。國民黨和共產黨曾試圖用集體主義來糾正知識分子的這種偏向，但反而進一步激發了知識分子西化欲望，並以傳統中國式的個人主義做為反擊武器。後殖民情結、天下觀留存下來的中國中心主義與個人對集體的反抗三者的奇妙結合，形成一種特殊型態的民族主義，目前或許可以把它稱作「逆向民族主義」或者「反民族主義」。

從這次疫情，也可以看出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知識界一個普遍的傾向，就是想要在全球化當中找到中國人的位置，這個傾向在30年前那部擁有廣泛影響的紀錄片《河殤》當中有所呈現。《河殤》認為中國的文明本身是落後、陳舊的土地文明，它必須要走向進步的海洋文明，就是西方式的文明，這個想法一直延續到今天。受到《河殤》影響的一代知識分子，今天主導著中國大陸各個部門、行業，他們當中的多數都認定中國的利益與世界各國的利益一致，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各國對中國是悲天憫人，想要幫助中國人民脫離苦難，中國自身做得不好會連累世界各國，這個想法在疫情發展的前期非常明顯。而當我們發現整個西方出現大規模疫情而沒有控制能力的時候，在全世界為西方辯護最有力的，正是中國這一群受到《河殤》影響的知識分子，這種理念的源頭就是前面所講的逆向民族主義。講到個人主義，不由得想起疫情中的一種現象：很多中年的中國人把他們的子女送到歐美留學，疫情爆發後，很多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的利益和歐美國家的利益聯結在一起，在情感上站在中國的對立面。其實這種思維很有中國傳統色彩，血緣家庭在個人心目中的地位超越抽象的「民族」、「國家」。事實上，這種連結邏輯，在西方並不多見。

中國的逆向民族主義與西方的民族主義的對比非常鮮明。冷戰之後，西方的民族主義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大幅增強。在冷戰背景下，西方堅持兩項價值，一個是整個自由、民主陣營與共產陣營的對抗，這裡面還包含一些理念；另外一個就是各國的民族利益。冷戰結束後，意識型態這一部分減弱了，但民族利益這一部分增加。所以在西方各國這些年的各種政治表述中，民族利己這種政治主張和舉措變得越來越明顯。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全球資訊傳播當中，出現了一種與傳統嚴肅媒體的內容、風格平行的資訊傳播和知識體系建構。這種平行資訊傳播一方面包含一些傳統的內容，這裡面大家可以嚴肅討論意識型態、經濟、社會制度的問題，但也包含民族主義情緒主導下的攻擊、漫罵，其中所依據的很多資訊完全出自意識型態背景下毫無依據的想像和臆造。這種平行的資訊體系、平行的知識體系，藉由社群媒體的擴散，影響越來越大。近十年來，真正主導全球輿論的是後一種，傳統媒體的受眾日趨減少，新媒體受眾接受的是不斷民族主義化的平行資訊體系、平行知識體系的影響。跟中國逆向民族主義的現象相比，中國以外強烈的民族主義趨向顯示，由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正在步步接近成功。不過，這個趨勢在新冠病毒疫情到來之後遇到衝擊。新冠病毒是完全沒有意識型態影響的意外因素，當然我們剛才也講過這個意外也並不意外，它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過程中掠奪地球資源所造成的結果，其中也可能有文化全球化扮演的角色。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講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這個學術觀察無疑是對的。民族、國家這些當然都是想像出來的。其實不止是民族、國家出自想像，連整個的經濟體系也是想像出來的。如果回歸到最原始的靈長類的動物生存狀態，那裡並不存在民族或者經濟，民族、經濟等等是很多人合作建構出來的。但同樣是想像，用中國古代的「天下」體系跟民族國家體系做一個對照，「天下」體系要比民族國家體系在道德上更合理一點，因為民族國家體系是被想像出來的競爭關係。不過當民族國家體系被想像、建構，並且政治化以後，就沒有回頭路了，一旦想像出來，會出現「想像的共同利益」化為「實在的共同利益」的現象。大家共同的想像會變成經濟行為，那些鈔票、股票、債券是不是真的？不是，其實都是虛擬出來的，可是大家一起想像它就有用了。民族也是一樣，當大家一起想像以後，它就變得可以運作，而且現實當中你會感覺到它的實際存在。

比如有一群人有共同的經濟利益，共同的政治利益，這群人用什麼劃分？民族國家有一個標識是共同的語言，現在在西方國家裡面有一個「五眼聯盟」編按：五眼聯盟（Five Eyes）是指由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所組成的國際情報合作組織，成員國間都以英語為主要語言。其前身可溯及二戰期間，英國與美國為了達到更緊密的反法西斯合作，簽署了《英美通信情報協議》而產生的國際情報分享組織。二戰後，澳洲、加拿大與紐西蘭於1995年加入此組織，五眼聯盟便運作至今。₁ ，它有一個特徵就是大家都是講英文的。講英文的這些人就有一個共同的利益圈，這個利益圈有一部分想像，有一部分現實。對於現代中國來說，自身的建構經過很長一段過程，也有想像的，但是這個過程最近一百多年，我們只看國語的普及，是造就中華民族很重要一個物質的手段，是一個基礎。另外還有整個經濟圈的形成。臺灣的政治人物覺得自己在政治上面跟中國大陸是對立的，但是在現實裡面，臺灣的經濟卻跟中國大陸有最為密不可分的關係。在這個經濟圈裡，臺商到中國大陸講話可以暢通無阻，如果他到印度去，基本上是寸步難行，除了語言的障礙以外，還有制度的障礙，還有別人對他的排斥。儘管他自己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可是在印度人看來他就是中國人，這點好像很奇怪，但別人就是這樣想像的。民族的邊界很大程度上是由外界劃定的。

前面提到的逆向民族主義裡面有一些很天真、善良、良好的願望，但是它卻不抵現實。這些良好願望就是，不要劃定界限不是很好嗎？大家是不是都可以不必劃定界限？另外我吸收別人的好處，向別人示好，別人一定會投桃報李。但是這樣的想法都不符合政治現實，因為你想去除所謂想像的民族界限，別人並不會去除。我對別人投之以木瓜，別人會不會就一定對我報之以瓊瑤？但投桃報李，並不是西歐、北美文化當中的一部分，他們可能會質疑你的動機。我們都熟悉近來的例子，疫情當中，在西歐、北美，有很多中國留學生或第一代華人拿著口罩送給他們的鄰居，這樣的做法在中國人看來完全是善意的，可是卻激怒了他們的鄰居，鄰居覺得這種做法是非常粗魯、無理的。文化的力量，就是這麼大。

從大範圍的歷史來說，民族主義是跟整個人類共同利益並不一致的一種思想體系，可是它就是一個現實。人類逐漸透過社會的發展、經濟的發展，逐漸去除這樣一種人群之間想像的邊界，把它弱化、去除之後才會達到真正理想的狀態，那個時候才會有真正的「天下」。很多事情，你提早去做就會錯誤，放在錯的時間，放在錯的地點，就謬誤了。

主導世局改變的關鍵：政治品質

這三個議題，最終要歸結到「政治的品質」這個關鍵。美國語言學家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在最近接受媒體訪談時說，西方制度當中，民主的品質在冷戰之後大幅下降了。他的描述可以引申出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整個政治的品質有什麼評估的標準？在過去19世紀、20世紀以來，所有的政治都被民族主義化以及意識型態化，政治裡面很多的技術因素都被加上一種政治描述，讓我們沒有辦法認清，政治究竟是在做什麼？其實政治本身有很重要的一個所謂政治的能力，就是怎麼樣把政治做好，怎麼樣做就不好。這個嚴肅的議題，在新冠肺炎疫情到來之前其實是沒有辦法討論的，因為所有的討論一定又回歸到了意識型態裡面。但是因為病毒本身的盲目，為我們提供一個空前的契機，政治的品質是好是壞，政治的能力是好是壞，不可避免地要經過病毒的檢驗。這個檢驗，當然不能簡化地表述成：死的人少就一定是好的，死的人多就一定是不好的，但至少可以說明，人死得多是不夠好的，可以讓人死得少是比較好的，我想這樣一個評估不算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