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無論藍綠，都非常在意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往往以此做為政黨鬥爭的重要議題。馬英九表面維持「九二共識」（實際上「各表」重於「一中」），換來其兩任八年間兩岸「外交休兵」；但蔡英文否認「九二共識」，決心重燃外交戰火，便在2015年12月詆毀馬的政策為「外交休克」，並在翌年當選後，把馬的「活路外交」改為「踏實外交」。果然，外交不再休兵，蔡英文執政頭兩年的外交成績單滿是紅字，包括：斷交四國，其中上個月一個月內先後斷交兩國，使邦交國數目降到歷史新低（18國）；無法出席國際組織或會議，如：世界衛生大會（甚至拒絕臺媒採訪）、國際民航組織大會、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會議及國際刑警組織大會；其他如：駐無邦交國的代表處被迫更名、美國國務院等政府機關網站將中華民國國旗下架、44個航空公司被要求將臺灣標誌為中國的領土；中華民國的「護照效力排名」去年從第28下滑至第31名，甚至傳出臺灣人持中華民國護照進不了紐約聯合國總部的消息。

當然，千錯萬錯，唯「愛臺灣」不錯，民進黨把外交挫敗全部歸咎於「中國打壓」。為了展現「不可小看」的「總統意志」，從蔡四次斷交講話或聲明的用詞來看，蔡英文顯然越挫越勇。2016年12月與聖多美普林西比斷交，蔡英文的回應中提到「中華民國」、「臺灣」、「中國大陸」各一次，仍是在中華民國憲法所定「一國兩區」的架構下；2017年6月與巴拿馬斷交，蔡就開始將「中華民國vs.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稱（此後她在斷交講話中不再提一國兩區的「中國大陸」），雖然「中華民國」還是講了三次（相對於十次臺灣），但既然與對岸的國號對稱，即已是標準「兩國論」提法；今年5月1日與多明尼加斷交，蔡英文不但再度將「中華民國vs.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稱，並首次直呼對岸為「中國」（兩次，意味著「『中華民國／臺灣』不屬於中國」），即使她仍提了三次「中華民國」（相對於三次「臺灣」），但「兩國論」的意味越來越濃；到了5月24日與布吉納法索斷交時，蔡的講話不但宣稱「不會再忍讓」，甚且十二次公然直稱對岸為「中國」，十一次自稱「臺灣」，完全不提「大陸」與「中華民國」，這已經是臺獨標準的「一中一臺」的提法了。

除了口頭抗議之外，為要表現「不再忍讓」，陸委會在5月24日立即宣布將「針對陸方各級政府官員及相關人士來臺嚴格審查」。主委陳明通在翌日進而表示：後續還會有政策推出來。據媒體報導，包括大陸以不同名義來臺設立的據點，都被列為蔡當局擴大查辦的範圍。並且，陳明通彷彿唯恐大陸體會不到蔡當局的敵意，還提醒大家：「陸委會稱呼對岸還是『中國大陸』，這是職責所在，並不是善意」。那麼，即使蔡當局的「『大陸』委員會」受其自身名稱所限，不得不稱對岸為「大陸」，這也「不是善意」！顯然，蔡英文四次斷交講話的用詞先從「一國兩區」變為「兩個中國」，再變為「一中一臺」，違反「一中憲法」的體制，而這才表現了民進黨內心的真意與惡意。

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對這一連串外交挫敗的回應底氣十足。她在最近這次斷交講話中說：「中國這一連串對我國的外交打壓，充分顯露出中國的不安與缺乏自信。而這樣的不安與缺乏自信是來自於這段時間以來，臺灣與美國等理念相近的國家，在經濟與安全層面上有更多地實質關係進展。」因此，她的回應是「更加堅定決心，……繼續與理念相近國家在經濟與安全層面上建立更多實質夥伴關係」，而且她判斷「中國的打壓只會讓臺灣與國際社會的夥伴關係更加緊密」。看來，蔡英文「總統的意志」確實不容小覷，並已決心繼續充當美國（及日本）牽制中國復興的馬前卒，讓兩岸關係繼續走向對撞，陷臺灣人民於水火。殊不知：美國從朝鮮戰爭後就決心不再捲入與中國大陸的直接戰爭，現在它只是要利用民進黨行險僥倖的心理，將臺灣作為消耗中國大陸國力的棋子而犧牲，豈會冒著與中國大陸作戰的風險來保護臺獨的「安全」？

其實，馬英九的「外交休兵」只是在其「不統、不獨、不武」苟且政策下的拖延一時，所謂「活路」也只是「盡頭」比較遠的窄路，仍要受制於某些邦交國無窮無盡的勒索，並非真的出路。但蔡英文既然口口聲聲面對「中國打壓」而「絕不低頭」、「絕不屈服」、「絕不退縮」，並且還「不再忍讓」，她勢必將「踏實」地把「活路」走絕，從「休克」變斷氣。反觀一貫沒出息的國民黨，至今也仍只想跟民進黨比賽誰更能有效拒統、維持現狀，以為這樣即可捲土重來。難道除了國民黨的「假活路」與民進黨的「真死路」之外，臺灣人民竟別無選擇？

我們在今年3月號社論〈如何解讀戊戌憲改〉中寫道：「也許，只有在臺獨走投無路之後，臺灣人民才會看懂中國，發現回頭是岸。」最近30年的兩岸關係史告訴我們：走向臺獨，只會陷入驚濤駭浪；堅持獨臺，仍是漂流不定；唯有走回中國，才能平安登岸。而迄至目前至少名義尚存的「中華民國」，正是臺灣人民脫離苦海的方舟。

「中華民國」已被藍綠變造

「中華民國」到底是什麼？如果它是一個國家，那它的主權範圍包含哪裡？如果它是一個政府，那它代表哪些人民？本來，這些都不是問題。但是，由於1949年後兩岸長期分治；1971年後國民黨堅拒與對岸共議統一；1988年後李扁追求獨立；最關鍵的是，2008年後，庸懦過人而名揚四海的馬英九（曾被2012年11月的英國《經濟學人》封為「馬笨蛋」“Ma the bumbler”）雖然得到史上最高票而上台，竟完全未敢撥亂反正，浪費八年一事無成。由於馬英九不敢（也不想）捍衛國家與憲法的尊嚴，以致早在2016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前，「中華民國」已成告朔餼羊。甚至，民進黨在扁家弊案衝擊後還未恢復元氣之時，就已能翻來覆去地玩弄「中華民國」。

2010年5月25日，時任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公開表示：「中華民國」是一個流亡政府；其潛台詞則是：臺灣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2011年10月8日，蔡英文又說：「臺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臺灣」，「中華民國」不再是外來政府，是現在的臺灣政府；換言之，只要「中華民國」縮限於臺灣，臺獨不再需要正名制憲，即可借殼上市。這就是蔡英文在2016年10月10日呼籲對岸「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的意義──她的「中華民國」，就是「臺灣」的同義詞，與大陸無關。

蔡英文的立場，正是民進黨全代會在1999年5月通過的「臺灣前途決議文」的立場，其中說：「臺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而這一立場，跟馬英九之流的藍營領導人無分軒輊。馬英九在2008年初次參選總統時，曾在3月投票前夕公開宣稱：「臺灣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治理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當選後，馬在同年11月6日又說：「中華民國當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維護臺灣的主權、維護臺灣的主體性，我一寸都沒有讓步，我一點都沒有鬆口。」2013年2月18日，馬英九公開說明兩岸不能聯手保釣的三項理由，其第一項就是大陸否定1952年國民黨當局與日本簽定的《中日和約》。換言之，馬主張1952年（日本與臺北簽訂）和1978年（日本與北京簽訂）的兩個中日和約同時有效，並認為1952年的和約是把臺灣交還給「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根本就是「兩個中國」的主張！可見馬英九心裡的「中華民國」就是以現有轄區（臺灣）為範圍的「主權獨立國家」。藍綠政客無論在彼此惡鬥時罵得多兇，他們在兩岸關係上根本是一丘之貉，都把「中華民國」視同「臺灣」，與中國大陸不是一國。藍綠幾無差別，都只是為了避免立即促成統一，才拿「中華民國」作為遮羞布，把馬英九口中的「臺灣的主權、臺灣的主體性」包裹起來，只是國民黨包裹得厚一些，民進黨包裹得薄一些；其真正目的，都在使兩岸走向永久性的和平分裂。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臺獨和獨臺所稱的「中華民國」，都是扭曲變造後、用來掩護其分裂國家意圖的贗品。臺灣人民的出路，則在原版的「中華民國」裡。「中華民國」若指政府，其現行有效管轄範圍只限於臺澎金馬東沙南沙；但作為「國家」，它就是「中國」。

「中國」之名起自西周。自從1689年第一個遵照西方國際法簽訂的《中俄尼布楚條約》起，「中國」就被用來對外自稱我國。此一用法在清代後來的條約（包括《馬關條約》）裡仍然延續，而以「大清（帝）國」（國號）指稱政府（朝廷）。

辛亥革命後，革命派在1912年元旦於南京成立中華民國政府，從此這一天被定為「開國紀念日」。但這所謂「開國」，是在「中國」之內，建立「中華民國政府」取代「大清帝國政府」（隨2月12日清宣統帝退位而結束），作為革命後的新中央政府。因此，這是國體（君主改共和）、政體（專制改立憲）、國號及中央政府的改變，國家本身（中國）未曾改變。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發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宣言首句「『中華民國』締造之始」，次句即「夫『中國』專制政治之毒至二百餘年來而滋甚」；其對外方鍼是「使『中國』見重於國際社會」；臨時政府的職務是「使『中華民國』之基礎確定於大地」。可見「中華民國」只是新的中央政府採用的國號，而其所代表的國家還是「中國」。孫中山就職翌日，再發布〈改曆改元通電〉，宣布「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則更可見「中華民國」所代表的國家就是自黃帝以來延續四千多年的「中國」。

正因為「中華民國」只是辛亥革命後新政府所採用的國號，「中國」這個國家並未改變，因此清朝政府先前對外簽訂的條約都不需要更名重簽，即由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概括繼承。並且，在民國初年，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樂見國際上稱其為「中國」，以顯示他國承認其為中國合法政府。

1949年中共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9月29日通過憲法性文件《共同綱領》，宣布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該會議名稱就有「中國」二字，可見中共同樣只是否定了「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正當性，並不是在原稱「中華民國」的中國之外另建新國家。因此，該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成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而非創建新國家。

目前兩岸分治的情況，猶如1912年元旦到2月12日時的南北分治，是一個國家之內「政府繼承」尚未完成的過渡狀態，不是一個國家分裂為兩國。

「中國」（包含兩岸）始終在聯合國內

「中華民國」（中國國號之一）與「中國」（國家本身）的關係，在聯合國的歷史中最能清楚說明。

二戰結束前夕，「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UNCIO）於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在美國舊金山召開，包括中國在內的50國代表團參與起草了《聯合國憲章》。6月26日，各國代表團在《聯合國憲章》正文後逐一簽字，而中國居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當時的完整國號「中華民國」在《憲章》正文出現兩次，但是在我國代表團簽字的那一頁左上角，印的只是五種文字書寫的「中國」。可見在聯合國憲章上，「中華民國」（國號）與「中國」（國家）的關係，正如一個人的「姓名」與「本人」的關係，稱呼姓名和直指本人效力相同──當然，若換了姓名，也不會影響本人的權利地位。

此所以1971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取代了「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繼續代表「中國」參與聯合國，但《聯合國憲章》裡的「中華民國」字樣不需改動，至今依然。由此可見：從聯合國的立場而言，其會員國「中國」的身分與資格，從1945年 6月26日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起，一直未曾改變；改變的只是由哪一個中國政府來代表全中國。

換言之，1971年之前，「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坐在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席位上，代表的是全中國（包含中國大陸），而不只限於臺澎金馬。此所以1955年12月13日聯合國安理會表決新會員入會案時，外蒙第八次申請入會，中華民國代表能運用否決權予以否決。如果當時「中華民國」等同於臺灣，聯合國哪裡可能容許這蕞爾小島擁有如此大的權力？

會員國的「代表權」問題則是由聯合國大會決定，不必經安理會同意，因此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包括當時的中華民國）無法行使否決權。這才導致1971年聯合國大會能以「2758（26）號決議案」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同一決議案只決議「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而不是把「臺灣」或「中華民國」排除於聯合國之外。所以從法理而言，1971年以前，中國大陸一直在聯合國內，只是被中華民國政府所代表；1971年以後，作為中國一部分的臺灣也從未退出聯合國，只是前此的「蔣介石的代表」被逐出，使臺灣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代表。那麼，既然臺灣從未「退出」聯合國，又如何能「加入」？2007年聯合國秘書處拒絕接受臺灣入聯申請時，其法律事務廳明確指出：這樣做是基於聯大2758號決議。可見，聯合國秘書處深知該決議只改換「中國的代表」，而不涉及「中國的會籍」，因此當然不能受理「會員國的一部分」申請入會，否則等於侵犯會員國的領土主權完整。

因此，現在臺獨宣傳的「加入或重返聯合國」根本不可能被聯合國秘書處受理成案，更遑論即使居然成案，也躲不掉北京於安理會動用否決權──1961年時美國力足以逼迫國民黨放棄行使否決權使外蒙得以入聯，當今天下有什麼力量可以逼使北京坐視「臺灣」入聯（此即中國主權分裂）而不否決？

那麼，中華民國（或臺灣）的「國際空間」在哪裡？

回到中國  就有國際空間

法理上講，臺灣做為中國的一部份，始終在聯合國裡。現在臺灣的代表無法參與聯合國及其附屬組織的活動，實際上是因為藍綠政客都想脫離中國；只要臺灣願意回到中國，就能與中國大陸共享「國際空間」。除此之外，都是走不通的旁門左道，徒然浪費民脂民膏，甚至可能引來不測的風險。反之，各黨派共享「國際空間」，正是中國參與創建聯合國時的先例。在1945年於《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中國代表團裡，就有當時的在野黨代表李璜（中國青年黨）、張君勱（中國國家社會黨）和董必武（中國共產黨）。（見附圖二）我們可以想見：如果當時中共堅持以其「邊區」脫離中國，董必武便不可能代表中共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從1979年起，中共就採用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主的對臺政策，並不想「吃掉」臺灣。大陸領導人還表明：在「一中」前提下，連國旗、國號都可談。而中華民國政府在1991年4月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亦即排除了「動員戡亂」的武力統一）之後，按照《中華民國憲法》（包括增修條文）規定，不論何黨當政，都有追求和平統一以維護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憲法責任。

國共在1945年治權尚未統一的情況下，猶可共享「國際空間」而共組代表團參與聯合國的創建，那麼，現在只要臺灣朝野不再扭曲變造「中華民國」，停止利用這個創建於1912年的中國國號來搞分裂，願意遵照《中華民國憲法》的「一中」主權規定與大陸共議和平統一，理順兩個治權之間的關係，自然就可與對岸共享「國際空間」。大陸為了維護國家統一，連國旗、國號都可以談；而臺灣卻把「愛國」矮化、窄化為「愛國號」、「認同國號」，以便為統一製造障礙，這究竟是愛國還是賣國？

今年4月，前外交部長錢復在出席「博鰲論壇」回臺後接受《觀察》雜誌訪問。錢復表示：「我記得在擔任外交部長時（按：1990年6月至1999年1月），聯合國秘書長就跟我說：臺灣與聯合國最近的路是經由北京。1993年『辜汪會談』後，中國大陸原本希望在第二次辜汪會談時，就臺灣作為聯合國觀察員等問題做些討論，當時東吳大學章孝慈院長、程家瑞教授，已開始對此展開研究。可惜，李登輝不顧眾人反對，堅持在1995年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講，這使得大陸原先釋出的善意收回去了。」

由此可見：臺灣現在「國際空間」越來越小，實非大陸刻意打壓所致；根本原因在於藍綠政客一心要脫離中國，於是逼使大陸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完整，不得不嚴防臺灣這些別有用心的外交活動。因此，如果臺灣真的只想要合理的「國際空間」，那麼回頭就是岸──回到中國，就能參與世界。但若藍綠政客仍想搞獨立或「永遠維持（分治）現狀」，那臺灣就只能在「假活路」和「真死路」之間徘徊，永遠找不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