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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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十月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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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的終結

作者 | 主筆室
主筆室:《遠望》雜誌

5月20日,中國國民黨主席改選。在6人激烈競爭中,吳敦義第一輪投票就以52.24%過半得票率當選。本刊上期社論即預言:這代表著洪秀柱發起的路線改革宣告失敗,國民黨將再度回到拿香跟拜的獨臺路線,恐將難免淪為民進黨的外圍團體。對於這樣的結果,馬英九應負最大責任。

 

「領導」不是「管理」

政黨是有集體行動能力的政治團體,其目的在贏得政權並在執政後維持政權。要達到此目的,政黨就必須有能力在社會中吸收支持者入黨(形成集體),然後朝向共同目標動員黨員(共同行動)。要形成集體,就必須有一致的目標;要共同行動,就必須對達到目標的路線有一致的共識。對「目標」同心,才能在「路線」上協力。同心協力,才有可能克服困難,戰勝政敵,掌握政府,然後以公權力實現其政綱、政見,並長期執政。

一個政黨的目標與路線,就是它發展或奮鬥的「方向」,也就是剛敗選的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念茲在茲的「道路」。

兵聖孫武在《孫子》首篇中指出:治國者的第一要務是「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就是使人民對領導者提出的國家目標達成共識;然後,人民才「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這就是先求「同心」,再求「協力」。孫武所論,雖是針對春秋時期的各國,但也適用於任何面對競爭的集體,如後世的政黨。

如同治國者,政黨的領導人也必須有能力主動提出或領導形成「目標」與「路線」,並使全體黨員對之產生共識,否則就根本稱不上是「領導人」。換言之,領導人必須能在「方向」上領導全黨,朝著目標指出該黨應走的「道路」。如果沒有這種方向感,那麼即使站上黨主席之位,也只是個「黨務管理員」,而不是真正的領導人。

實際上,從國民黨來臺以來,只有蔣介石、李登輝、洪秀柱三人具有領導人的方向感──蔣是「反攻大陸」,李是「兩國論」(實即臺獨),洪則是「終極統一」。蔣介石的反攻高度依賴外力,即便成功將使中國無法擺脫附庸地位,因此違反民族大義;蔣還嚴重錯估了美國的意圖和中共的能力,以致其「反攻大業」幾無勝算,只是延長了國共內戰,使國家分裂長期化,為未來的臺獨提供了有利條件。李登輝根本是臺獨份子,他帶領國民黨的「方向」是把該黨引入歧途,最後與民進黨裡應外合搞垮國民黨。因此,蔣和李都稱不上是稱職的領導人。只有洪秀柱,由於不是二蔣培育的「溫室裡的花朵」,反而能夠提出正確目標。但是,洪秀柱缺乏在思想上建黨的經驗,只有目標而提不出路線,以致其「一中共表」停留在口號層次,無法落實到具體的集體行動策略上,最後被追隨馬英九「一中各表」主張的吳敦義擊敗。

除此三人以外,蔣經國、連戰、馬英九、朱立倫、吳敦義連「領導人」都算不上,都只是最高階的「管理員」。蔣經國的「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失去了前進的方向感,以致對潛伏的臺獨李登輝缺乏戒心,使後者倖得大位;連戰只在被319槍擊案暗算之後提出了「聯共制臺獨」,稍有方向可言,但也只是為了反擊民進黨,並非真想帶領國民黨擺脫獨臺路線。不過,把黨主席完全當作「黨務管理員」來做,還時時深以「無方向感」為榮的,首推馬英九。正是這個「溫室裡沒有長好的花朵」使國民黨從此難以出現真正的「領導人」。

馬英九是個缺乏同理心的道德意識殘障者。他對具體的民生疾苦、民心不安無感,一貫迴避大是大非,把道德問題矮化成低階的行政程序和技術問題(連憲政程序都稱不上)。於是,他經常有「何不食肉糜」式的回應,例如:當有人抱怨物價上漲、一個便當吃不飽時,他答說:「你需要再多吃一個便當」;當災民哭訴:「為什麼我要見你這麼難?」他的回答是:「你不是見到了嗎?」;當他探視被土石流活埋窒息而後死裡逃生的小朋友,竟然稱讚說「你可以憋氣2分鐘,真是不簡單」。他平時脫口而出的「冷笑話」,往往都是這類對別人苦難缺乏同理心的表現。

但是,最具體展現馬英九把「領導」完全當成「管理」的例子,是他在2013年5月在某大會致詞時,要求全場起立,為慘遭菲律賓射殺的臺灣漁民洪石成默哀10秒鐘。然後,當大家肅立默哀時,馬竟然透過麥克風讀秒計時:「1、2、3…9、10,謝謝大家,請坐」!馬的舉止,顯示他並未「領導」參與大家默哀(既不「默」,也不「哀」),只是像個司儀一樣,「管理」默哀程序。這個例子非常具體顯示了馬英九的性格:永遠置身事外,顯現不出「領導」的誠意。

正因為馬英九把黨主席當「黨務管理員」(也把總統當「政府管理員」)來做,當然沒有人會被他的「管理」作為而感動。所以他始終缺乏道德上的感召力,感動不了旁人。不管他多自豪於自身的「清廉」,他的「言教」、「身教」仍然擋不住他身邊的親信林益世、賴素如貪污。而他在得知近親貪污後,也不覺得自己有何不對──因為他一切符合「程序」。

整個國民黨(以及整個臺灣)就在這位自我感覺過於良好的低階管理員「領導」下,背離了大是大非,失去了公是公非,失魂落魄、朝令夕改,最後保送了臺獨方向感明確的民進黨領導人蔡英文上台。

 

「領導」不是「追隨」

「領導」與「追隨」是相對的概念,「領導人」當然不應該是「追隨者」。但是,如前述:領導人思考方向(目標、路線),管理員謹守程序;如果黨的「領導人」以「管理員」自居,就會喪失方向,最終淪為其他有方向感的政治勢力的「追隨者」。這正是國民黨在馬英九「領導」下的下場。

馬英九以為黨主席(或總統)的職責只是「管理」其黨(或政府),因此他從未想要以鮮明的方向感來「領導」。馬只知死守低階的行政程序,其他一切大問題皆以順為正、隨波逐流。於是,馬英九在兩岸關係和憲法解釋這兩大問題上都外順美日、內媚臺獨。他捧著變造的「九二共識」(淡化「一中」,堅持「各表」),用來包裝變造的憲法解釋(「不統、不獨、不武」),以為可在大陸、臺獨、美日三方的夾縫中找到國民黨(及獨臺)的生存空間。實際上,他是以「不統」討好臺獨、「不獨」敷衍大陸、「不武」呼應美國。但是,國民黨在他的帶領下,以「不統」否定了黨章規定的「追求國家富強統一之目標」,再以各種「拒統」言行取信民進黨。結果,該黨的自我面目越來越模糊,失去了方向上的自主性。最後,國民黨在馬英九帶領下,接受了民進黨所領導的基本方向。

「追隨者」當然對抗不了「領導者」。這就是為什麼在馬英九8年執政期間,民進黨雖然在野,仍然能呼風喚雨、攻城掠地,而馬政府則守不住任何人事或政策的底線。最後如同洪秀柱所言:「溫良恭儉,讓了天下」。

 

馬頻頻發表反共拒統的「六四感言」

但是,馬英九依舊不覺得他在原則上或技術上犯了什麼錯,繼續堅持他的媚獨拒統政策。他不但直接批評洪秀柱的「一中同表」,公開支持反洪的吳敦義、郝龍斌(皆支持「一中各表」),更在今年六四繼續呼應臺獨、美日,第28次發表反共拒統的「感言」。由於此事關係到兩岸關係的走向,值得在此稍做討論。

基本上,無組織的群眾不可能執政,因此任何學生運動(甚至包括大部分的街頭運動),除非背後有更大的組織領導、策動(而非僅是煽動),否則只能反映問題(政府或體制的正當性危機),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所以,無組織的學生運動只要能和平落幕,就其「反映問題」的功能而言,已算成功。但這類運動一旦出現,必然有各種勢力想要介入利用,甚至使其擴大至不可收拾,以破壞現有體制,或打擊執政當局。結果,若非執政當局全面撤守,則往往流血收場,給後人留下更多難解的問題。

因此,像八九民運這樣的學運,任何對中國的正向發展抱持善意的人(不論是否直接參與民運),都不應該存心鬧大,期望政府崩潰,或流血收場。然而,就在學運領袖中,就有期望流血的人: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柴玲。

1989年5月28日柴玲主動找美國記者金培力談話。柴玲說:「同學們一直在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我們能達到什麼要求?』…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但是這種話怎麼能跟同學說?」然而,當金培力問她自己的打算時,柴玲卻說「我要求生」!

除了部分學運領袖期望(他人)流血,介入此事件的外力也不乏類似居心者。當時正逢東歐巨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期待「蘇東波」能在中國大陸引發另一場顏色革命。但他們只是希望中國動亂,而不要犧牲到自己的利益。25年後柴玲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披露:她原本希望美國能對鎮壓進行干預,但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事後曾私下對她說,華盛頓對民運被鎮壓根本「不在乎」。

於是,八九民運在這些「期望」或「不在乎」流血的各種力量交織之下,激進派掌握了學運,加上外力介入過深,使其很難和平落幕。

至於當時的國民黨,其態度跟柴玲相去不遠。我們從事件發生後不久《中央日報》出版的《世紀大屠城》(其中還有〈天安門青年爭閱中央日報〉的一篇報導),以及100天後臺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出版180萬字的厚冊《火與血之真相》,再參照李登輝後來提出的「七塊論」,可知:在1989年時臺灣的反共派與臺獨派共同的期望正是把事情鬧大,使大陸解體。當時,馬英九是陸委會前身的「大陸工作會報」執行秘書,不可能不知道國民黨高層這種惡意態度,以及臺灣方面積極煽風點火的實際作為。然而,他連續28年來年年重彈「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彷彿自己所屬的政黨對這場悲劇的發生毫無責任。這種「媚獨拒統」的表態,由於仍然與反中的外力(美、日、臺獨)站在一起,對撫平大陸社會的傷痕只會產生反效果。但這種年年履行的儀式性表態,如同他按照獨派二二八史觀所做的道歉,已經使他不可能再與臺獨清楚切割,無法回到國民黨黨章上的「追求統一」立場。不論他是否意識到,他已注定只能「追隨」民進黨的「領導」。

 

中國國民黨不再有領導人

洪秀柱極可能是國民黨內最後一位具有領導人素質的黨主席。洪知道:做為中國人,當然應該追求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作為國民黨主席,更有責任使這個黨重新找回它異於民進黨的中心思想。因此,她的許多作為,都與馬英九不同。例如,她從對整個中國的善良願望出發,注意到「在經過短暫的搖擺之後,大陸畢竟又走回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於是有了這二十年來飛速地成長」,因此她希望大陸以更大的寬容「撫平傷口」(2016年六四感言),而不是簡單地要求「平反」這個複雜事件,更不是拿它做拒統的藉口。

但是,洪之所以成為例外,正因為她不是出身於國民黨權貴家庭,而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政治犯的家屬。她在九合一之後挺身而出,是違反馬英九、朱立倫、吳敦義這些獨臺主流派的利益的。於是,馬英九先支持朱立倫「換柱」,後支持吳敦義選黨主席,終於把洪秀柱取代掉。

洪秀柱的敗選,有人說她是輸在「體力」,無法像吳敦義那樣勤跑場子勤握手。但這只是表象。洪秀柱的真正失誤在於:她當了一年多的黨主席,沒有把黨的「道路」、方向建立起來,始終只有「目標」沒有「路線」。於是在黨員和民眾眼中,她的「一中同表」和馬英九的「一中各表」都一樣只是口號。但洪的「『談統』而不『促統』」無法改變「統一」在島內的負面形象,徒惹爭議。於是黨主席之爭無法變成「道路」之爭,最終仍然取決於體力。然後,洪才在體力上輸了這次選舉。

可是,如果不是馬英九從2005到2016年實質領導國民黨的11年間,把這個黨徹底庸俗化成為毫無理想性、全靠利益分配運作的團體,並使黨內支持統一的少數黨員離心離德,紛紛離去,洪秀柱也不至於在黨內如此「水土不服」。最後,馬英九對獨臺路線執迷不悟,始終支持洪在黨內的政敵,封殺了洪秀柱挽救這個百年老店的最後機會。

吳敦義在當選後回覆中共總書記賀電的函電中,明確用「一中各表」來解讀「九二共識」,說明他會比馬英九更堅持「各表」。未來的國民黨如果居然能增加「戰鬥力」,那也只是想跟民進黨在全島綠化後的淺綠選民中分一杯羹。屆時,為了勝選,國民黨只會更加綠化,直到成為民進黨的外圍團體。

具有百年歷史的中國國民黨,在吳敦義取代洪秀柱擔任主席之後,不但不再有真正的領導人,此黨黨名裡的「中國」二字,也將成為敷衍大陸的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