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中國國民黨主席改選。在6人激烈競爭中，吳敦義第一輪投票就以52.24%過半得票率當選。本刊上期社論即預言：這代表著洪秀柱發起的路線改革宣告失敗，國民黨將再度回到拿香跟拜的獨臺路線，恐將難免淪為民進黨的外圍團體。對於這樣的結果，馬英九應負最大責任。
「領導」不是「管理」
政黨是有集體行動能力的政治團體，其目的在贏得政權並在執政後維持政權。要達到此目的，政黨就必須有能力在社會中吸收支持者入黨（形成集體），然後朝向共同目標動員黨員（共同行動）。要形成集體，就必須有一致的目標；要共同行動，就必須對達到目標的路線有一致的共識。對「目標」同心，才能在「路線」上協力。同心協力，才有可能克服困難，戰勝政敵，掌握政府，然後以公權力實現其政綱、政見，並長期執政。
一個政黨的目標與路線，就是它發展或奮鬥的「方向」，也就是剛敗選的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念茲在茲的「道路」。
兵聖孫武在《孫子》首篇中指出：治國者的第一要務是「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就是使人民對領導者提出的國家目標達成共識；然後，人民才「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這就是先求「同心」，再求「協力」。孫武所論，雖是針對春秋時期的各國，但也適用於任何面對競爭的集體，如後世的政黨。
如同治國者，政黨的領導人也必須有能力主動提出或領導形成「目標」與「路線」，並使全體黨員對之產生共識，否則就根本稱不上是「領導人」。換言之，領導人必須能在「方向」上領導全黨，朝著目標指出該黨應走的「道路」。如果沒有這種方向感，那麼即使站上黨主席之位，也只是個「黨務管理員」，而不是真正的領導人。
實際上，從國民黨來臺以來，只有蔣介石、李登輝、洪秀柱三人具有領導人的方向感──蔣是「反攻大陸」，李是「兩國論」（實即臺獨），洪則是「終極統一」。蔣介石的反攻高度依賴外力，即便成功將使中國無法擺脫附庸地位，因此違反民族大義；蔣還嚴重錯估了美國的意圖和中共的能力，以致其「反攻大業」幾無勝算，只是延長了國共內戰，使國家分裂長期化，為未來的臺獨提供了有利條件。李登輝根本是臺獨份子，他帶領國民黨的「方向」是把該黨引入歧途，最後與民進黨裡應外合搞垮國民黨。因此，蔣和李都稱不上是稱職的領導人。只有洪秀柱，由於不是二蔣培育的「溫室裡的花朵」，反而能夠提出正確目標。但是，洪秀柱缺乏在思想上建黨的經驗，只有目標而提不出路線，以致其「一中共表」停留在口號層次，無法落實到具體的集體行動策略上，最後被追隨馬英九「一中各表」主張的吳敦義擊敗。
除此三人以外，蔣經國、連戰、馬英九、朱立倫、吳敦義連「領導人」都算不上，都只是最高階的「管理員」。蔣經國的「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失去了前進的方向感，以致對潛伏的臺獨李登輝缺乏戒心，使後者倖得大位；連戰只在被319槍擊案暗算之後提出了「聯共制臺獨」，稍有方向可言，但也只是為了反擊民進黨，並非真想帶領國民黨擺脫獨臺路線。不過，把黨主席完全當作「黨務管理員」來做，還時時深以「無方向感」為榮的，首推馬英九。正是這個「溫室裡沒有長好的花朵」使國民黨從此難以出現真正的「領導人」。
馬英九是個缺乏同理心的道德意識殘障者。他對具體的民生疾苦、民心不安無感，一貫迴避大是大非，把道德問題矮化成低階的行政程序和技術問題（連憲政程序都稱不上）。於是，他經常有「何不食肉糜」式的回應，例如：當有人抱怨物價上漲、一個便當吃不飽時，他答說：「你需要再多吃一個便當」；當災民哭訴：「為什麼我要見你這麼難？」他的回答是：「你不是見到了嗎？」；當他探視被土石流活埋窒息而後死裡逃生的小朋友，竟然稱讚說「你可以憋氣2分鐘，真是不簡單」。他平時脫口而出的「冷笑話」，往往都是這類對別人苦難缺乏同理心的表現。
但是，最具體展現馬英九把「領導」完全當成「管理」的例子，是他在2013年5月在某大會致詞時，要求全場起立，為慘遭菲律賓射殺的臺灣漁民洪石成默哀10秒鐘。然後，當大家肅立默哀時，馬竟然透過麥克風讀秒計時：「1、2、3…9、10，謝謝大家，請坐」！馬的舉止，顯示他並未「領導」參與大家默哀（既不「默」，也不「哀」），只是像個司儀一樣，「管理」默哀程序。這個例子非常具體顯示了馬英九的性格：永遠置身事外，顯現不出「領導」的誠意。
正因為馬英九把黨主席當「黨務管理員」（也把總統當「政府管理員」）來做，當然沒有人會被他的「管理」作為而感動。所以他始終缺乏道德上的感召力，感動不了旁人。不管他多自豪於自身的「清廉」，他的「言教」、「身教」仍然擋不住他身邊的親信林益世、賴素如貪污。而他在得知近親貪污後，也不覺得自己有何不對──因為他一切符合「程序」。
整個國民黨（以及整個臺灣）就在這位自我感覺過於良好的低階管理員「領導」下，背離了大是大非，失去了公是公非，失魂落魄、朝令夕改，最後保送了臺獨方向感明確的民進黨領導人蔡英文上台。
「領導」不是「追隨」
「領導」與「追隨」是相對的概念，「領導人」當然不應該是「追隨者」。但是，如前述：領導人思考方向（目標、路線），管理員謹守程序；如果黨的「領導人」以「管理員」自居，就會喪失方向，最終淪為其他有方向感的政治勢力的「追隨者」。這正是國民黨在馬英九「領導」下的下場。
馬英九以為黨主席（或總統）的職責只是「管理」其黨（或政府），因此他從未想要以鮮明的方向感來「領導」。馬只知死守低階的行政程序，其他一切大問題皆以順為正、隨波逐流。於是，馬英九在兩岸關係和憲法解釋這兩大問題上都外順美日、內媚臺獨。他捧著變造的「九二共識」（淡化「一中」，堅持「各表」），用來包裝變造的憲法解釋（「不統、不獨、不武」），以為可在大陸、臺獨、美日三方的夾縫中找到國民黨（及獨臺）的生存空間。實際上，他是以「不統」討好臺獨、「不獨」敷衍大陸、「不武」呼應美國。但是，國民黨在他的帶領下，以「不統」否定了黨章規定的「追求國家富強統一之目標」，再以各種「拒統」言行取信民進黨。結果，該黨的自我面目越來越模糊，失去了方向上的自主性。最後，國民黨在馬英九帶領下，接受了民進黨所領導的基本方向。
「追隨者」當然對抗不了「領導者」。這就是為什麼在馬英九8年執政期間，民進黨雖然在野，仍然能呼風喚雨、攻城掠地，而馬政府則守不住任何人事或政策的底線。最後如同洪秀柱所言：「溫良恭儉，讓了天下」。
馬頻頻發表反共拒統的「六四感言」
但是，馬英九依舊不覺得他在原則上或技術上犯了什麼錯，繼續堅持他的媚獨拒統政策。他不但直接批評洪秀柱的「一中同表」，公開支持反洪的吳敦義、郝龍斌（皆支持「一中各表」），更在今年六四繼續呼應臺獨、美日，第28次發表反共拒統的「感言」。由於此事關係到兩岸關係的走向，值得在此稍做討論。
基本上，無組織的群眾不可能執政，因此任何學生運動（甚至包括大部分的街頭運動），除非背後有更大的組織領導、策動（而非僅是煽動），否則只能反映問題（政府或體制的正當性危機），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所以，無組織的學生運動只要能和平落幕，就其「反映問題」的功能而言，已算成功。但這類運動一旦出現，必然有各種勢力想要介入利用，甚至使其擴大至不可收拾，以破壞現有體制，或打擊執政當局。結果，若非執政當局全面撤守，則往往流血收場，給後人留下更多難解的問題。
因此，像八九民運這樣的學運，任何對中國的正向發展抱持善意的人（不論是否直接參與民運），都不應該存心鬧大，期望政府崩潰，或流血收場。然而，就在學運領袖中，就有期望流血的人：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柴玲。
1989年5月28日柴玲主動找美國記者金培力談話。柴玲說：「同學們一直在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麼？我們能達到什麼要求？』…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但是這種話怎麼能跟同學說？」然而，當金培力問她自己的打算時，柴玲卻說「我要求生」！
除了部分學運領袖期望（他人）流血，介入此事件的外力也不乏類似居心者。當時正逢東歐巨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期待「蘇東波」能在中國大陸引發另一場顏色革命。但他們只是希望中國動亂，而不要犧牲到自己的利益。25年後柴玲在美國國會作證時披露：她原本希望美國能對鎮壓進行干預，但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事後曾私下對她說，華盛頓對民運被鎮壓根本「不在乎」。
於是，八九民運在這些「期望」或「不在乎」流血的各種力量交織之下，激進派掌握了學運，加上外力介入過深，使其很難和平落幕。
至於當時的國民黨，其態度跟柴玲相去不遠。我們從事件發生後不久《中央日報》出版的《世紀大屠城》（其中還有〈天安門青年爭閱中央日報〉的一篇報導），以及100天後臺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出版180萬字的厚冊《火與血之真相》，再參照李登輝後來提出的「七塊論」，可知：在1989年時臺灣的反共派與臺獨派共同的期望正是把事情鬧大，使大陸解體。當時，馬英九是陸委會前身的「大陸工作會報」執行秘書，不可能不知道國民黨高層這種惡意態度，以及臺灣方面積極煽風點火的實際作為。然而，他連續28年來年年重彈「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彷彿自己所屬的政黨對這場悲劇的發生毫無責任。這種「媚獨拒統」的表態，由於仍然與反中的外力（美、日、臺獨）站在一起，對撫平大陸社會的傷痕只會產生反效果。但這種年年履行的儀式性表態，如同他按照獨派二二八史觀所做的道歉，已經使他不可能再與臺獨清楚切割，無法回到國民黨黨章上的「追求統一」立場。不論他是否意識到，他已注定只能「追隨」民進黨的「領導」。
中國國民黨不再有領導人
洪秀柱極可能是國民黨內最後一位具有領導人素質的黨主席。洪知道：做為中國人，當然應該追求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作為國民黨主席，更有責任使這個黨重新找回它異於民進黨的中心思想。因此，她的許多作為，都與馬英九不同。例如，她從對整個中國的善良願望出發，注意到「在經過短暫的搖擺之後，大陸畢竟又走回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於是有了這二十年來飛速地成長」，因此她希望大陸以更大的寬容「撫平傷口」（2016年六四感言），而不是簡單地要求「平反」這個複雜事件，更不是拿它做拒統的藉口。
但是，洪之所以成為例外，正因為她不是出身於國民黨權貴家庭，而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政治犯的家屬。她在九合一之後挺身而出，是違反馬英九、朱立倫、吳敦義這些獨臺主流派的利益的。於是，馬英九先支持朱立倫「換柱」，後支持吳敦義選黨主席，終於把洪秀柱取代掉。
洪秀柱的敗選，有人說她是輸在「體力」，無法像吳敦義那樣勤跑場子勤握手。但這只是表象。洪秀柱的真正失誤在於：她當了一年多的黨主席，沒有把黨的「道路」、方向建立起來，始終只有「目標」沒有「路線」。於是在黨員和民眾眼中，她的「一中同表」和馬英九的「一中各表」都一樣只是口號。但洪的「『談統』而不『促統』」無法改變「統一」在島內的負面形象，徒惹爭議。於是黨主席之爭無法變成「道路」之爭，最終仍然取決於體力。然後，洪才在體力上輸了這次選舉。
可是，如果不是馬英九從2005到2016年實質領導國民黨的11年間，把這個黨徹底庸俗化成為毫無理想性、全靠利益分配運作的團體，並使黨內支持統一的少數黨員離心離德，紛紛離去，洪秀柱也不至於在黨內如此「水土不服」。最後，馬英九對獨臺路線執迷不悟，始終支持洪在黨內的政敵，封殺了洪秀柱挽救這個百年老店的最後機會。
吳敦義在當選後回覆中共總書記賀電的函電中，明確用「一中各表」來解讀「九二共識」，說明他會比馬英九更堅持「各表」。未來的國民黨如果居然能增加「戰鬥力」，那也只是想跟民進黨在全島綠化後的淺綠選民中分一杯羹。屆時，為了勝選，國民黨只會更加綠化，直到成為民進黨的外圍團體。
具有百年歷史的中國國民黨，在吳敦義取代洪秀柱擔任主席之後，不但不再有真正的領導人，此黨黨名裡的「中國」二字，也將成為敷衍大陸的遮羞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