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認同」是最深層的結構

民進黨實際上是在進行雙重革命：一個是革中華民國的命，也就是想去除中華民國，所以不斷要正名制憲；另外一個是革「一個中國」的命，要「去中國化」。中國原是一個整體，但目前是分裂的，一邊叫中華民國、一邊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民進黨想創建臺灣國，那就成為另外一個獨立的國家。近年來，還有人想從歷史上、文化上、認同上，與整體中國統統切斷，這當然是要革整個中國的命。我認為這雙重革命會造成政治危機與社會不安。

我們自由主義學者都會特別強調自由民主價值的重要，認為這樣的價值是普世的，顛撲不破的。但在某種程度上，我也感覺其中並不是沒有盲點，盲點在哪裡呢？就是自由主義者主張的自由民主，基本上是以個人為中心的「理性抉擇」。因為透過理性思考，自由民主的價值是有益的、正確的、應當的。但是，人不光是理性的動物，也是相當注重感情的，而群體主義或是愛國主義則含有濃烈的感情成分。它強調群體的愛與認同，假如國家變得貧苦、窮困、衰退了，依理性的抉擇，最好離開這個國家，一走了之；但是相反地，歷史上有很多愛國運動，就是為了救這個苦難的國家，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相對而言，自由主義的感情成分比較少，理性成分比較高，因而自由主義非常重視合理性的邏輯思考，強調過程、手段、制度及規則。在另一面，愛國主義則較注重群體的認同、忠誠及凝聚等。從整體的人類社會來講，我的看法是，自由主義者假如把國家這個群體的感情因素拿掉，那自由主義者的思考和實際的推動一定會發生困難。因為到現在為止，自由民主仍必須在國家之內進行，國家如不能統合、鞏固，自由民主就失去了根，會飄浮起來，不能落實。孫中山先生先講民族主義，再講民權主義，不是沒有道理的。

自由民主是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權力關係與結構，原不與國家在一個層次，但互為表裡。不過，實際上，在臺灣主張自由民主的人士，有時會忽略還有一個更深層的結構，那就是國家。假如我們不討論這個深層的問題，自由民主就沒有辦法仔細往下討論，也沒有辦法好好在臺灣實行。

國家認同的群體主義可以涵蓋整體中國，也可能只限於臺灣，但都會影響到自由民主的實施。如兩者認同之間發生衝突，對自由民主更會造成極大的衝擊。若干年來，有人主張要放棄國家的群體主義，關於這點，我們在思想上可以討論，但是在現實世界上，不能否定它的存在。這就好比一個家庭，夫妻、父母、兒女，因感情的因素而凝聚相連，也正因為這樣子的連接，必然會產生團體的感情。這種感情，在國家就叫愛國，而且還含有道德的意涵。美國故前總統甘迺迪就說過：「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什麼，要問你為國家做什麼。」他在觀念上很能分辨出愛國與自由民主的不同層次。

多年來自由主義人士在臺灣倡導及推動自由民主，主要在確保及實施人民的四種基本權利，即：平權（人民及各群體之間的平等）；人權（各種自由權，政府不能侵犯）；民權（組成政府及參政權）；分權（政府權力的分立與制衡）。這四種基本權利都是規範人民與政府的權力關係，不僅可避免專制，且能促進政府的效能，制定及執行良好的公共政策。但政府在1949年遷臺後，卻實行威權體制，妨礙自由民主的建設與發展，主要的理由即在追求國家的統一，可見國家群體主義的影響。蔣中正老總統到臺灣後，他的使命是「反共復國、解救同胞」，曾出版兩本有名的書：《蘇俄在中國》及《反共抗俄基本論》。這兩本書的觀念其實就是來自國家的群體主義，要把整體中國救起來。在這個基礎上，他就推行黨國合一，先改造國民黨，再實施威權統治，也就是透過黨來控制政府體制、政治社會及民間社會。他另併合運用「戒嚴」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憲政，實行黨禁、報禁。他為了政權穩定及培養國力，也制定了一些不錯的公共政策，如土地改革、經濟建設及教育普及等。但公共政策是政治體系的外層運作，我們不能因為公共政策而避開深一層次的自由民主及國家問題。有人說老蔣總統為了掌握政權，反共復國只是個幻想，但當時他自己則認為是非常神聖的革命任務。當然我們反對這種威權體制，我們不斷而強力地要求回歸憲法，推進自由民主，而在人民的需求與監督的基礎上，制定妥當的公共政策。

威權鬆動後，認同問題惡化

現在要指出的是：威權體制有它的先天缺點。領袖會老、去世，一切情勢也都會改變。等到老蔣總統人老了，再加上退出聯合國，反共復國的使命愈來愈落空了，這時候，威權體制本身就出現了鬆動的情況。

後來蔣經國掌握政權，這位小蔣總統沒法再以反共復國作為訴求，他就改以十大建設與行政革新，作為威權統治的新的神聖使命，他要把自己塑造成另外一個有魅力的領袖。不過，以前反共復國是深入到國家層次，現在所訴求的是外層的公共政策，威權統治的理由不夠強。但是他還是維持著黨國合一，仍要控制，但越往下走，控制力量就變弱了。反過來，倡導自由民主，反對威權統治的力量就不斷地強化。

小蔣總統只得慢慢地開放，擴大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臺灣同胞就可透過選舉參與進來了。選舉是一種機制，這個機制會帶來政治及社會的開放。我們可以看到，一到選舉，就有所謂的選舉假期，什麼話都敢講，政府也不敢抓，怕發生動亂。這樣不斷的選，不斷的選，有了發聲的平臺，有了大家的聚會，慢慢就形成了黨外。到了1986年，國民黨要取締黨外組織的公共政策研究會，我們主張自由民主的人士就公開反對，並出面與國民黨溝通。小蔣總統終於同意妥協，允許黨外可在內政部登記成立政治團體。就在這一溝通的過程中，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成立民主進步黨。在我們協調下，國民黨說他們仍會指民進黨是非法的，但只要民進黨人不抗爭，國民黨就不抓人。就是這樣黨禁實際解除了，這是個很大的突破。這樣的發展，使得小蔣總統必得將威權體制轉型。不久，他就正式宣布解嚴，取消黨禁與報禁。有人說，他具有民主的性格，其實更多是基於現實的考量：要是抓人，國際間會怎麼看？國內媒體、學者又怎麼看？誰會支持呢？不過，他的妥協使得政治體制能順利轉型，未造成災難性的衝突。

到了這一階段，自由民主就能進一步開展了嗎？其實不然，族群與國家認同的問題則日益嚴重，對自由民主帶來另一波危機。過去，我們總覺得威權體制壓迫本省同胞，但一旦轉型，趨向自由民主化，省籍觀念應該得到化解，那就可以不分省籍與族群，共同追求自由民主了。後來發現族群認同與省籍觀念並未化解，且逐漸加深。

小蔣總統在解嚴後未久，即告逝世，李登輝繼任總統，他掌權後運用本土認同做為號召，一面在國民黨原有的威權結構上，整建本土的地方派系，操作所謂的黑金政治；一面則處心積慮地推行臺灣主義（Taiwanism）。這個主義對臺灣的自由民主造成更大的挑戰。

臺灣主義有三個核心的內涵，其一是臺灣主體論：要建立臺灣族群的主體認同，並與中國人區隔。在臺灣的外省人如不接受臺灣這個主體，就可回大陸去。其二是臺灣主權論：對內要建立本土政權，由本省人當政；對外要爭取獨立的主權，要走出去，要參加國際組織，如聯合國等。其三為臺灣的主張：要把臺灣和中國從歷史、文化、經濟等各方面加以切割，如要建立臺灣自己的歷史與文化、經濟上發展南下政策、對大陸要戒急用忍等。

總而言之，李登輝的臺灣主義，就是要建立新而獨立的臺灣國。早先他在表面上還談談統一，後來就公開主張「一邊一國」了。中共反對，就視為敵國。黨內主張統一的，也只得分裂出去，另組新黨。他在本土認同及獨立建國的訴求下，一連串做了六次修憲：將總統改為直接民選、總統的權力擴充到最大、省級政府遭到凍結。從此，愛臺灣的民粹主義大見流行，獨統形成對立，族群呈現撕裂。在這般對立與撕裂的情形下，自由民主在實質上當然受到壓制與破壞。

臺灣的選舉是要選出一個國家

李登輝在出任總統後，曾召開了一次「國是會議」，我應邀參加籌備會，等到發現他要大肆修憲，擴大總統職權，趨向以臺灣群體主義為號召的威權統治，我就退出了。我當時感覺自由主義在臺灣好像慢慢衰退了，臺灣主義會興盛起來，族群與統獨的紛爭也會隨之而到了。

李登輝連任總統一次後，任期屆滿，於是在2000年舉行大選，那時國民黨分裂，本土勢力在臺灣主義的培育下則相當壯大，大選的結果是國民黨喪失政權，由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四年後再連任一次。政黨輪替本來可推動自由民主的發展，但事實上又不然。我們在兩次選舉中可以看出，主要的議題環繞著族群及建國，不像正常民主國家的選舉，著重公共政策與自由人權。臺灣的選舉變質了，已不是體制內的選舉，而是要選出一個國家。民進黨告訴大家，選了它們，將來可以進行臺獨建國，選擇國民黨的話，不過是維持中華民國，這正是他們要革除的。

民進黨當政的八年來，不斷強化臺灣主義，族群及國家認同問題越來越嚴重，他們發動的「去中國化」，已延伸到「去中華化」了。每逢二二八皆要挑動省籍悲情，現在要去蔣，看起來是為了打倒威權，實際上是為了去中國化。所以我說民進黨在搞雙重革命：革中華民國的命，革一個中國的命。雙重革命當然也有理想啊，理想就是「臺灣主義」。正因為如此，臺灣的自由民主始終在國家認同的衝突上飄浮，威權統治也從未完全消失過。這實在是一種非常奇特的政治體系，大家皆擔心危機及風暴的突然來臨。

［2008年］3月間又要舉行總統大選，國民黨在臺灣主義的壓制下，對整體國家的發展，還提不出完整的論述，令人感覺過於退縮。而民進黨雖抱著臺灣主義，但為了目的，不擇手段地衝撞，令人感覺製造衝突與不安。

但不管是民進黨的候選人謝長廷或國民黨的候選人馬英九當選總統，族群與國家認同的問題都仍然存在。如不能對內加以化解，對外和中國大陸就國家結構及發展問題，有所協調，臺灣的自由民主就不易擺脫飄浮、失根的困境。

從整個國際情勢來看，中國大陸越來越強，國際的接受度和依賴度也越來越高。假如臺灣一味去中國化，進行法理臺獨，必然造成兩岸的衝突，如一旦爆發戰爭，不管輸贏，臺灣的自由民主就更難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