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流媒體火力全開，猛烈批判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人民日報》鐘聲文章指出：「正當新冠病毒在美國露出最猙獰的面目，催演一齣又一齣喪失生命的人倫慘劇之際，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露出了最猙獰的面目，四處散播同樣凶險的『政治病毒』，以偏見和傲慢煽風點火，造謠生事，消散人類共同迎擊新冠病毒的精力，力圖把全球都拉入對抗衝突的局面。」這讓一些關心中美關係的人又緊張起來，好像局勢又要升級似的。

這種批判並不意味著升級雙方緊張關係，可能有兩點考慮：一是對蓬佩奧等政客對中國的惡意攻擊進行必要還擊，並對特朗普政府可能升級的行為進行警告，起到關係止跌的作用；二是中國摸準了這些美國政客的脾氣，你越示弱他們攻擊得越起勁，你進行有力的還擊，他們才有可能收斂，跟你談合作。

因為疫情危機而打口水仗，只是表面現象。不少人判斷中美關係因為新冠疫情而再也回不去了。這個判斷過於誇張，回得去回不去，與疫情危機關係不太大。

這次疫情的全球擴散，的確超過了絕大部分疾控專家的預料，更不用說普通民眾了。美國的感染數和死亡數，更是遙遙領先，與其GDP領先比例大體相當。面對那麼多的人一個一個地逝去，人們有些恐慌和遷怒是可以理解的。假如事情反過來，中國人處於現在美國的情況，老百姓的恐慌和遷怒也是少不了的。設身處地，感同身受吧。然而，美國政客利用民眾的這種情緒，惡意攻擊中國，共和黨甚至制定了攻擊中國的系統計畫，這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這種攻擊計畫主要是為了選票，很難說是遏制中國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只能說是短期的政治需要。

所以，我們不能誇大疫情危機對於中美關係的長期意義。同樣，我們也不能誇大這種危機對於世界局勢的長期影響。偶然事件的確常常成為歷史進程的轉折點，但疫情危機只是暫時讓人們呆在家裡，一些生產活動也只是暫時停頓。生產設施和能力並不像戰爭中那樣被摧毀，只要疫情得到控制，復工復產不是太難的事。除開其他的因素，全球產業鏈也不會僅僅因為疫情危機而受到多大的影響。「逆全球化」也好，「順全球化」也好，都不會因此而有太大的改變。

 如果沒有全球性安全危機，譬如說大規模的戰爭，「順全球化」的力量還是會強於「逆全球化」的力量。所謂「逆全球化」，儘管因素不只一種，但主要還是美國因為政治因素而人為推動的一股潮流。這股潮流的確給全球化帶來破壞性影響，但相對於全球化內在和長久的動力來說，這種影響終究是一種短期的障礙。

看待這個問題，運用馬克思的大社會歷史觀是很適合的。現在馬克思的某種回歸更多的是因為西方國家階級矛盾的激化，然而，馬克思更重要的洞見是人類終將在全球一體化的市場經濟基礎上走向更高級的社會形態。也就是說，全球化進程符合馬克思所揭示的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其間會有各種挫折，但這一總體趨勢是不可阻擋的。

有了這種認識，中國人對於全球化進程就會有堅定的信心，不會因為美國的逆全球化政治而有所動搖。不管美國政客如何玩「脫鉤」，中國都會積極地與各國發展經貿關係。

「做生意」有自身的邏輯，其根本的一點就是「互利」，只有對雙方都有好處，這生意才能做得下去。儘管因為主觀判斷問題，生意雙方獲利大小不一，但總體而言，「做生意」改善了參與者的生存境況。「願買願賣」，這是各國經貿關係，也是全球化的最強大動力。

美國商界是全球化的強大推動力量，過去也是中美經貿關係發展的主要支持力量。但這些商人不是帶著慈善的目的與中國做生意的，而是看到有利可圖才這樣做的。現在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支持特朗普打貿易戰，只是為了在與中國做生意的過程中獲取更大的利益，而不是支持什麼「脫鉤」。如果中美真的「脫鉤」了，美國這些商人的利益會受到很大損失，以美元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也會岌岌可危。看清楚這一點，中國就大可不必為短期的「脫鉤」言論和行為而驚慌。更不用說因為美國的「脫鉤」威脅，中國會更加努力地發展與其他國家的經貿關係了。恢複理智的美國，會重新走上「順全球化」的道路，而且想重新領導全球化的規則制定。中國在走向更加開放、更加公平的全球市場經濟方面與美國、與西方有不少共同的期待，一些分歧是可以通過談判和調整加以解決的，這方面的問題不是很大，不應該造成讓世界緊張的嚴重衝突。當然，中國對於全球化，有比美國更遠大的追求，要讓它更能夠造福於世界各國普普通通的人民，中國人的這種偉大理想，美國人暫時不能夠理解，未來會理解的。

總的來說，只要中國不主動「脫鉤」，中美就很難真正「脫鉤」，全球性「脫鉤」更是天方夜譚。

讓「脫鉤」變為可能的不是經濟本身的因素，而主要是安全因素。

從宏觀來說，美國擔心中國威脅其全球地位和利益而威脅「脫鉤」，但真正「脫鉤」的話，美國的這種地位和利益能夠得到更好保障嗎？答案是否定的。但美國的精英和民眾一下子還認不清這個道理，中國需要通過一定的方式讓其恢複理智的看法：只有在推進全球市場一體化過程中與中國進行利益競爭，而不是把中國排斥在某個圈子之外，美國才能真正保護自己的利益。這種圈子實際上很難搞起來，即使搞起來，對美國也不利。

 從微觀來說，美國需要有具體的辦法限制中國的行為和發展。臺灣就成為美國利用的「棋子」。在過去的限制戰略中，在「不獨不統」的基礎上保持美臺親密關係成為美方主流的策略選擇。兩岸衝突激化被認為不符合美國利益，所以「臺獨」勢力被控制在一定範圍內，不讓其越過紅線，「急獨」勢力被認為麻煩製造者。但世易時移，美國現在把中國視為「準敵人」，需要一種更具衝突性的視角看待中美關係，進而需要代理人或「棋子」為中國製造更多的麻煩，需要中國花費更多的資源和精力去應對，從而達到遏制中國發展的目的。

從中國自己處理兩岸關係的歷史進程來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49-1996年的「融冰」階段；二是1996-2019年的「防獨」階段；三是2019年以後的「促統」階段。隨著從被動防獨走向主動促統，兩岸衝突必然會更加激烈。一些臺獨政客也有了某種急獨冒險的想法。這種想法與美國一些政客的謀畫一拍即合，從而促成美臺一些勢力在「臺獨」方向上的合流。從《亞洲再保證倡議法》、《臺灣旅行法》，再到《臺北法案》，完成了美國支持「臺獨」的三部曲，給中美關係帶來轉折性變化。這種變化比經貿本身的因素更容易讓中美「脫鉤」。這三部法律儘管是國會通過的，但與特朗普政府煽動起對中國的敵意有密切的關係。過去美國行政當局對國會的反華行動有一定的牽制，而特朗普政府則帶頭鼓動了反華情緒。

中美關係儘管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但仍然圍繞著建交時就已存在的兩大主題──臺灣問題和經貿問題展開的。鄧小平當時的態度是：在臺灣問題上堅決鬥爭的前提下積極發展中美經貿關係。尤其是在主權原則問題上，鄧小平不怕中美關係倒退。當美國有所妥協，不越過中國劃定的紅線時，中國也展現出較強的靈活性，積極推進雙方經貿關係的發展。

現在的困境在於，在中美努力處理雙方經貿矛盾的過程中，美國於疫情危機中通過了確認臺灣是一獨立國家的《臺北法案》，越過了中國劃定的紅線。

在建交時就已存在的兩大問題現在都出現了很大的麻煩，疫情危機其實是暫時掩蓋了這種麻煩的嚴重性。中美無論是抗疫合作，還是打口水仗，對於處理兩大基本問題都沒有多大的直接影響，只是為雙方思考下一步的行動留備了一定的時間而已。

如果延續鄧小平的路線，那麼就需要兩條腿走路，在臺灣問題上堅決鬥爭，在經貿問題上努力合作。在美方越過紅線的情況下，要把鬥爭視為合作的前提。如果沒有必要的鬥爭，那麼所謂的合作不僅是不可靠的，而且有可能給中國利益帶來重大傷害，讓更年輕的一代處於更大的危險之中。

有人在考慮美國大選的因素，也許想大選之後會有所變化。然而，由於美國精英和民眾的反華情緒已經被調動起來，中美戰略性競爭印象已經被塑造，中國想等待一個比較友好的美國政府可能性不大。因此，無論大選後誰上台，中國處理這兩個問題的基本思路都不會，也不應有什麼變化。靈活性必須以原則性為前提，這是「大國之信」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