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政策專家、歐亞組織（Euroasia Group）創始人和總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在2011年提出了「零國（G0）」概念。所謂零國世界，指的是一個沒有哪個國家或國家聯盟願意和能夠持續發揮全球領導作用的世界。（參見布雷默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發表的〈一個零國的世界〉）

 這個「零國世界」值得琢磨。美國精英層在對美國自身問題的焦慮中喪失了領導世界的責任感，為了美國利益而走向偏執，不再像一個世界領袖那樣有一種平衡的控制感。

在現實世界中，不管什麼機制，如果核心國家放棄自己的責任，都難以起到穩定世界秩序的作用。零國世界實際上就是沒有穩定機制的世界。

這種狀態對中國來說是一種機會，也是一種風險。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在美國主導下的世界機制中，中國儘管有很多難受的地方，但可以只做一件比較單純的事：發展經濟。其他亂七八糟的事，讓美國去處理，讓美國處於矛盾的焦點。特朗普上來後，不願再這樣下去了，他的思維很簡單，那就是美國第一：有好處的事就做，沒好處的事就退，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顧一切。

但特朗普並不是沒有理性的人，那種商戰的理性可以幫助他集中精力做成一件事。問題是當美國精英層呈現共同的偏執氣質時，分權的政治特徵就會導致事情不完全按照特朗普的計畫走。

譬如說這個《臺北法案》，由國會少數議員推動，最後兩黨議員一致通過。特朗普本人對法案內容也不會有什麼反對的地方，他在乎的只是這個東西是否會打亂他與中國經貿鬥爭的計畫。如果中國淡化處理《臺北法案》，與美國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的貿易談判，這應該是他樂意看到的。

然而，這只是中國的選項之一，而且是越來越難以做出的選擇。中國至少還有另外兩個選項：其一是抓住《臺北法案》不放，把捍衛領土和主權完整放在第一位，這個問題沒有一個好的答案，就不進行貿易談判；其二是冷處理臺灣問題，也不積極與美國進行貿易談判，而是按照自己的設想去參與全球事務，塑造新的全球機制。

 後一種想法似乎更加深謀遠慮，也是想抓住「零國世界」提供的機會，但國內國際雙重政治壓力讓這一選擇非常艱難。

就國內壓力來說，中國積極參與全球事務有很高的民意支持度，但是由於《臺北法案》把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的基石抽走，民意不再可能支持冷處理臺灣問題。現在中國廣大民眾基本上還不了解美國在該法案中正式承認臺灣為獨立於中國的國家。一旦這一事實廣為人知，中國政府將面臨很大的壓力，甚至產生某種危機。而且，在美國正式支持臺灣獨立的情況下，如果大陸沒什麼有力動作，那就是實際上容忍臺灣獨立，臺灣傾向統一的人就會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在當前這種局面下，放慢走向全球的步伐，優先處理臺灣問題，可能是不得已的選擇。

就國際壓力來說，中國如果冷處理臺灣問題，國際上是比較受歡迎的，但對於積極參與全球事務，國際上可能是另外一種態度。儘管不少國家對美國有這樣那樣的不滿，但也不願看到中國來填補這個空白。美國放棄責任，但並不願意放棄權力。中國積極參與全球事務，塑造新的機制，必然導致權力的轉移。美國不可能希望本屬於自己的權力轉到中國那裡。美國對中國的焦慮和打壓，也主要是基於中國對其全球領導地位的威脅。美國不惜在臺灣問題上鋌而走險，也是藉中國的這個軟肋遏制中國走向全球。

美國既想甩掉全球責任，又不想放棄全球權力，也就是只想利用全球權力為本國利益服務。如果說美國實力下降是世界領導力塌陷的客觀原因，不願承擔責任則是主觀原因。領導力赤字對於全球秩序來說，是一件危險的事情。零國世界的主要特徵就是領導力赤字。中國一直反對單極霸權，主張全球治理的多極化，因此，對「零國世界」概念應該比較感興趣。最大的問題是，既然二十國集團無法提供有效秩序，那麼看上去更為分散的零國世界如何提供秩序呢？

答案不是很妙。大家都各自為陣的情況下，除非徹底阻斷全球化，否則，一個無解的局部衝突就可能像瘟疫一樣擴散開來。

中美談出一個合作機制，以供給世界下一階段的和平秩序，才是務實的選擇。但美國這批不負責任的政客把臺灣問題的鍋底打破了，還有機會補起來嗎？

補起來的可能性還是有的。前提是中國要堅決鬥爭，讓美國認識到自己的行為邊界在哪，逼迫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回到雙方的平衡點。在中國實力有了很大增長，而且是擁核大國的情況下，美國竟然還能夠突破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會設定的底線，這不僅是違背了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也違反了美國所奉行的現實主義政治邏輯，中國需要讓美國知道這種違反的代價。

中美在臺灣問題上回到正常的平衡點，也就是「三不一堅持」，實際上符合美國利益。臺灣不獨立，大陸不動武，臺灣的體制得以保全，繼續與美國發展經濟、文化等非官方關係，甚至可以成為中美交流的紐帶和矛盾的緩衝地，而不是現在這樣的衝突前沿陣地。

然而，回到這樣的平衡點可能只是學者的一廂情願。打破底的鍋補起來還是很難的。美國不太可能廢除承認臺灣獨立的法案，也不太可能停止對臺軍售。所以，中國決策者需要有歷史的擔當，這種擔當並非是主動與美國為敵，而是以我為主，積極解決臺灣問題，讓美國伸得過長的手縮回到合適的位置，這是對雙方都有好處的事。

價值體系和制度體系的差異儘管在中美關係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美國的對外戰略中，現實主義總的來說是占主導地位的。如果從相對理性的現實主義出發，美國的決策者一方面會認識到中國不可退縮的邊界在哪，另一方面會認識到在與中國的協商與合作的過程中，美國可以更好地發揮領導作用。

要讓美國認識到前一點，中國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要讓美國認識到後一點，中國可以尊重美國的地位，主動進行各種具體的合作。

在中美形成這樣一種穩定關係的前提下，安理會機制、G20機制就可能重新激活，相關的重要國家都可以找到合適的位置，發揮積極的作用。如果這樣的局面能夠形成，那麼世界有可能重新獲得三十年的和平秩序。這樣的世界不是G0世界，而是「G2+X」世界。在這樣的世界裡，以美主中輔的方式提供新的領導力，形成新的和平秩序。

中美需要在處理好臺灣問題之後，以對人類文明負責的態度認真思考這樣一個世界。然而，由於雙方思維方式的差異，這樣一種共識是很難形成的，尤其是在雙方互不信任的情況下。

人類是否能再次得到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一方面事在人為，另一方面也聽天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