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政治危機，一般指影響政治穩定性的危機，政治穩定性的核心則是政權穩定性。影響政權穩定性的危機有哪些呢？借用孫中山的概念，可以簡化為三種：民族危機、民生危機、民權危機。

這個民族危機，如果把概念說寬點，在中國源遠流長。秦朝以前的諸侯國戰爭、更遠一點的部族戰爭，都可以理解為廣義的民族危機。它主要針對一個政治體外部環境的脆弱性。

秦朝以後的大歷史中，民族危機也時而爆發，甚至因此而改朝換代，但已不是政治危機的主要形式。民生危機則取而代之，成為政權生存的最大威脅。這個一方面與王朝體系相對於外部環境獲得了比較牢固的穩定性有關，另一方面與儒家以民為本的政治理念占據了意識形態統治地位有關。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民生之多艱」都會被認為是治理者的責任。所以，一旦天災人禍導致民不聊生，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就會有理由揭竿而起。治理者在鎮壓的同時，心裡面也會認可這個理由，因為大家的頭腦都被塑造於同樣的政治理念。

西方文明進來後，民生危機仍存，民族危機強化，又因為新思想的引入而出現了民權危機。革命者常以民族問題率先動員，以民權問題鋪展新論，以民生問題切入社會。獲勝者在這三個方面都得有所作為，但以解決民族問題為優先。「他堅持了抗戰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立了敵後根據地，他實行了民主好處多」。這段歌詞完美地表達了共產黨在處理三大危機方面的能力和貢獻。

新中國成立，開啟了一個新的大歷史進程。「時間開始了。」這句話反映了那代人何等的氣魂！評價這個歷史時刻的意義，大概需要以千年為單位來思考。歷史是新的了，但危機類型依然沒有變化，民族、民生、民權三大危機仍然存在。但相對來說，由於民族的獨立，新政權的建立，民族、民權危機暫時退居次要地位，民生危機占據主要地位，甚至占據壓倒一切的地位。儘管其間有些歷史插曲，但生產力發展與人民需求之間的矛盾一直是新中國成立後的主要矛盾，這也是新中國經濟政治學的核心內容，只是有時候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而已。

改革開放為解決這個矛盾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我們也抓住了這個機遇，實現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從政治危機的角度來看這種轉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意味著我們至少告別了過去因為缺乏生存資料而引發的政治危機。以後的民生危機仍然存在，但會以新的較為溫和的形式出現。而民權危機的地位漸漸突出，中國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通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法治來應對。

然而，這個時候，外部環境又變得惡劣起來，當前的中國已難以按照原來的規畫順利地升級發展軌道了。在美國的眼中，中國過於快速而姿態異樣的崛起是個巨大威脅，如果現在不想辦法遏制，過一段時間就沒有辦法遏制了。美國內部政治極化明顯、撕裂嚴重，但在遏制中國方面出現了高度共識，這也符合通過外部危機解決內部衝突的族國政治規律。然而，更嚴重的是，美國精英層中的劣質力量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力量具有犯罪分子的心理潛質，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任何規則都可以踐踏。這種心理具有傳染性，在一個和平年代，總統在國會演講，下面竟然不停出現暴民式的歡呼，說明某種集體非理性已在美國政壇彌漫開來。而中國則是這種集體非理性的最大外部受害者。果然，這幫政客掀起了反華浪潮，不斷把反華議案擺到桌面，並終於通過了一個完全踐踏當今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臺北法案》。為了狹隘的美國優先，這幫著了魔的政客不會顧及基本的國際秩序如何維持，不會顧及其他國家的人民如何生存，依仗著強大的軍事力量，不惜將這個世界帶入戰爭狀態。

中國人已陌生多年的民族危機似乎又來了，中國從精英到民眾都不願意看到和面對這種危機。中國精英層一直在頂著民眾的壓力，努力地、主動地去改善中美關係，「合作共贏」、「一萬個理由」等等都是這麼個意思。即使是中國民眾，這些年言語表達上似乎很激烈，似乎「滿山遍野映山紅」，但心裡面對美國並沒有那麼多的反感。去年的一民調顯示，50%以上的中國人對美國有好感就很能說明問題。但美國這幫暴民化的政客不可能細心體察中國精英和民眾的這種心理，無所顧忌、毫無底線地攻擊中國，侵害中國利益，讓中國民族主義的烈火越燒越旺。無論是總統班子，還是國會議員，都已打破過去中美關係中那點脆弱的平衡，公開地支持臺獨，分裂中國。臺獨勢力也成功地把所謂的「獨立」與「民主」捆綁在一起，似乎不能「獨立」就不能「民主」。實際上，臺灣自政黨輪替至今，大陸除了反對臺獨，促進經貿發展之外，有干涉臺灣所謂「民主」的什麼動作嗎？沒有，一點也沒有。臺獨勢力這種欺騙宣傳，美國暴民化政客也不一定相信，但會裝著相信，因為他們就是要臺灣獨立。

美國政客的低劣行為也大大改變了大陸的民意，今年的民調顯示中國人對美國好感度已驟降20%以上。這對於臺灣問題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很多過去反對臺灣獨立而對美國體制有好感的人現在既反對臺灣獨立又反對美國體制。這就大大減弱了大陸因民生危機的緩解而上升的民權危機的壓力。有學者建議宣傳部門少講點「制度優勢」，這個有點道理。過去因為有很多中國人傾向美國體制，所以多講點制度優勢以利於平衡，現在更多的中國人反感美國體制，所以就可以少講點制度優勢同樣是利於平衡。而且，現在的「少講」比過去的「多講」更顯得制度自信，甚至可以多講點美國優點而不擔心風險。一年時間，真是斗轉星移啊！

這種變化的根子在於政治危機的結構發生了變化，臺灣問題升高了中國人的民族危機意識。這種意識一直存在，中國政府過去利用相對穩定的中美關係和對臺獨勢力的某種打壓而比較成功地沖淡了這種意識。然而，現在這種策略已成過去式，不再奏效了。中美關係惡化到幾近破局，臺獨勢力膽量大增，所謂「臺獨」事業幾乎完成了決定性動作。中國人的民族危機意識越來越高漲，「民族主義」也有從過去的「自豪進取」型轉變為「屈辱反抗」型的跡象，後者是大家熟悉的歷史類型的重現，意味著更大的政治危機。

這種政治危機的轉換，究竟到什麼程度，筆者也說不清楚。有關研究者和實踐者當有深入的考察，以便做出正確的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