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五四」我有一個反思，不是完全否定它，是把它拉回原形。
為什麼？現在對五四這個節點的定位，放到近代史背景看是一個很大的錯位。
我們現在有兩種思潮，一種是左派的革命敘事，它認為五四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重要節點，標誌著工人階級走上了歷史舞台，還有什麼組織準備什麼的，在這幾大論證基礎上，「五四」就成為一個新紀元的標誌。
右派也把「五四」當做自己歷史觀的「阿基米德點」，把「五四」當做一場啟蒙運動，就形成一個啟蒙的敘事。
一個革命敘事，一個啟蒙敘事。這兩套東西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兩個主旋旋律。一個是在民間，另一個在官方，都把「五四」當做自己的圖騰，但都是從一個未來的烏托邦目的、目標出發，一個是要建立理性王國，另一個是共產主義，五四都因這樣的起點而獲得自己的歷史地位，獲得不同的神聖性。
我這裡談反思，實際上要把「五四」從那兩種宏大敘事中抽離出來，將它重新置於它原本所屬的近代史的脈絡裡面，當做近代救亡運動的一個環節去看待。
當時人們的心理、人們的情感，還有對社會問題的判斷，都是基於近代的救亡語境，處於救亡的需要、焦慮。那麼救亡的主題是什麼？實際上是救國之亡，救種之亡，救文化之亡，康有為搞了一個「強學會」，「強學會」的宗旨就是「保國、保種、保教」。編按：強學會的起源，直接來自於甲午戰敗、割讓臺灣的刺激。1895年11月中旬康有為成立強學會，以「求中國自強之學」為宗旨，入會者眾多，開各地組織類似學會之風。1896年1月，因被指控「私人堂會，將開處士橫議之風」而被禁。1897年11月，德國強占了膠州灣，各帝國主義紛紛強占我國土地，民族危機空前嚴重。1898年4月，康有為再度發起組織「保國會」，宗旨是「保國、保種、保教」。保國，即「保國家之政權、土地」；保種，即「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保教，即「保聖教之不失」。不久，「戊戌變法」開始，「保國會」不再運作。1
所以，救亡實際上就是救國之亡、種之亡、文化斯文之亡。如果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在康有為那裡國家、民族和文化三者之間是結合一起互相貫通的；而五四那裡，這三者的關係斷裂了，保種不變，文化被視為保種的障礙，國也需要重組。
與此相應，在整個運動過程中，俄國的因素進來了，西方法國的啟蒙話語進來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對「西方」是沒有分辨的，李大釗也罷，陳獨秀也罷，或者說胡適也罷，他們是唱的一個調，吹的一個號。
因為他們把文化視為問題最後的本質，在他們那裡「中西」的問題也就是文化的問題，有一種啟蒙的思想和一種紅色的革命思想，這兩個東西做為對傳統的替代。
儘管如此，在這幫人的心目中，引進這兩個話語都是為了救亡，是做為一個手段，做為一種工具，做為一個方法引進來的——那個時候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宗教救國等口號很多，都是為了救國才引進的。包括走俄國人的路，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救中國，還是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一種救中國的工具。
所以說，這些思想都是做為救亡的工具被引入中國來的。可是隨著後來時局的變化，這樣一種工具成為意識形態，成為一種新的歷史哲學，把整個救亡的初衷和目標都給吞併、改造了。
就是說，確立無產階級做為歷史的承擔者，一個救世主，確立共產主義的目標，然後把中西方的文化，中西方的衝突，明明是救亡，保國保種的問題，那完全是軍事和經濟力量的對抗，把它轉化成為了一種文化的對抗，說我們之所以落後是因為我們文化的落後，並且反過來得出一個荒謬的理論，西方人過來不是打我們的，而是給我們送來先進文化的，這就是一個很荒謬的轉化。
這在把本問題複雜的同時也把它簡單化了——本來是在救亡，是保國保種保教的，可是在左派那裡成了階級的解放，在自由派那裡成了個性的解放。
換言之，歷史的主題運動的方向都改變了，經過這些方面的改寫，加上兩種力量的主導，革命敘事與啟蒙規劃在政治舞台上和思想文化上全面鋪開，當然加上政治的變化和經濟的變化，使得這兩種聲音獲得巨大的市場，還獲得一定的解釋力。
近代史救亡的主題被改寫被吞併，這就是問題所在。反思，首先就是把它拉回救亡語境，其次就是根據這個救亡的目標和價值，對這兩種宏大敘事做一個評估——它們的效應如何？階級革命能夠救亡嗎？個性解放能夠救亡嗎？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我認為，答案都是否定的。階級革命、鬥爭、專政最終就是撕裂社會，「文革」重現，共產主義烏托邦就更不用說了。
那麼個性解放呢？人身自由、財產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但人都是歷史的存在，個人的權利、社會的整合、國家的規範一個也不能少。把個體價值邏輯上絕對化、方法論化完全不成立，就跟用階級劃分代替士農工商一樣，是錯的。
個性在政治上來講是不重要的，個人是鑲嵌在社會這個整體的版塊裡面的。沒有主權、沒有文化、沒有社會和諧，個性根本就談不上。所以，這都是僭越，如果說左派是篡逆的話，右派就是僭越。
我們今天要糾正這兩個偏差，把五四重植於救亡語境中，根據救亡，根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價值座標，給它們做一個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