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2日星期二，下午2點10分至下午6點，尼克森與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展開會談。美方與會人員除總統尼克森外，包括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季辛吉、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何志立（John H. Holdridge）、羅德（Winston Lord）。中方與會人員包含總理周恩來、外交部西歐北美及大洋洲事務司司長章文晉、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外交部官員曹啟華、口譯員冀朝鑄與唐聞生，以及兩名記錄員。

會談開始後，尼克森先保證了會談記錄只有出席者及海格將軍（編按：Alexander Haig，當時為季辛吉的助手）可以過目。接著他表示：

在我擔任八年副總統、三年總統、六年國會議員期間，我從未見過比周總理領導的政府在堅守秘密和信守協議上更一絲不苟者。雖然不易做到，但我們也要投桃報李，這就是為何我們要如此牢牢掌握會議紀錄的流通範圍。我希望而且我知道總理將會把我所說的轉達給毛主席，因為讓主席知道〔我說了什麼〕是很重要的。我並不經常做承諾，但當我做出承諾時，我要他（毛主席）知道我將信守承諾。

現在，如我們早先討論過的，請容我簡短地轉到臺灣這個主題，從雙方沒有爭議的幾件事情開始談起。我想我們稍後會再回到這個議題，或者我肯定我們還會想要更詳細地討論這個議題。

當季辛吉博士先前在這裡（編按：指北京）表達我們同意〔以下〕五項原則（編按：尼克森所說原文是「five principles」，而非後來美國堅持的含糊籠統的「one China policy」）時，我完全認可這些原則，而且無論我們在其他主題上說了什麼，周總理可以相信我們〔對這五項原則的立場〕。

然後，尼克森就針對臺灣問題提出了美國所同意的「五項原則」，包括承認只有一個中國，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否定了美國長期操弄的「臺灣地位未定論」。尼克森當時的原話如下：

原則一：中國只有一個，而且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如果我可以控制我們的官僚體系的話，將不會再出現任何相當於「臺灣地位未定」的說法。

原則二：我們不曾也不會支持任何臺灣獨立運動。

原則三：當我們逐漸撤出臺灣時，我們會盡其所能地運用我們的影響力阻止日本〔勢力〕進入臺灣，並勸阻日本不要支持臺灣獨立運動。在此我只能說：雖然我無法說日本會怎麼做，但只要美國對日本仍具影響力，我們都不希望日本〔勢力〕進入臺灣，而且我們會阻攔日本這麼做──在這一點上，我們與周總理的政府具有共同利益。

原則四：我們支持任何能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可行方案。與此相關的另一點是，我們不會支持臺灣政府以軍力反攻大陸的任何軍事意圖。

最後一點：我們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我們明白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完全正常化的障礙，但我們將在我前面闡述的框架內尋求正常化，並將為此付出努力且盡力實現目標。

在此我想補充一點，正如季辛吉博士所言，當前美國駐臺灣的軍力中三分之二是為了支援在東南亞（編按：指越戰）的部隊。我已決定：無論我們的會談結果如何，這部分駐臺美軍將隨著東南亞問題解決而撤出；然後，隨著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方案取得進展，我們將進而撤離其餘的三分之一駐軍。

總理先生，現在的問題並不在於我們將做什麼，而在於我們要怎麼對外表述。正如我昨天所說，根據我過往的紀錄，一旦決定了政策方向，我總是行動遠多於言語。

關於我們「能說什麼」這一技術問題，我明白季辛吉博士與總理已討論相當長的時間，我也知道季辛吉博士與副外長於今天早上也對此進行了討論。我認為此時不需要再商討措辭問題。我知道總理先生也遇上了難題（編按：指臺灣問題），這是相當惱人且帶有高度感情成分的，因此總理必須在這個問題上取得進展。這是他的立場，而我心知肚明。在斟酌《聯合公報》裡的用詞時，我將這點納入考量。（編按：會談紀錄中，尼克森所說的「他」都是指周恩來，因為當時是對翻譯人員說話，故以第三人稱稱呼周恩來。）

請容我坦率地告訴總理我在政治上所面臨的困境。我們在此所說的話可能使我無法履行我所能做的事。我們〔美國〕的人民，包括左派或右派，出於不同的原因，都在關注這個特殊的議題。左派分子基於為蘇聯而非臺灣的考量，希望本次訪問以失敗告終。右派則深受原則性的意識形態理由之影響，認為我們在臺灣問題上不應做出任何讓步。我們國內還有一群執著於親印度情結的人，他們可不喜歡「美中和解」這個想法。以上各方勢力都能連結到不同的政治候選人。他們可能抓住我們最終達成協議的措辭而大作文章，並攻擊這整個訪華之旅。於是，我們可能見到一個由極右派、親蘇左派與親印左派結合而成的邪惡聯盟。（略）另一個強大的群體是親日派，他們為日本而非為臺灣打算，賴世和艾德溫．賴世和（Edwin Reischauer；1910-1990），美國歷史學家及外交家，曾任美國駐日本大使。₁就是其中的一分子，他也曾是季辛吉博士的學生。親日派也希望我們為改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所做的努力盡付東流。

周總理做為一位老練的美國政治觀察家，很可能認為我方才所言只是自我辯解，並且只是為了確保我個人的政治生命。對此我想簡單回應一點：我認為這整個美中倡議比起今年11月（編按：1972年11月美國舉行總統大選）或明年1月（編按：1973年1月美國新任總統就職）以後我是否仍然在位要重要得多。這個倡議才是我們的關注所在。

所以我們眼下必須做的，且我們正在思索的，便是使《聯合公報》中的用語既符合周總理的需求，也避免使那些反對我們所提並談過之倡議的人有機會結成同盟，抨擊「美國總統赴北京，把臺灣賣了」。

困難之處在於：你一開始競選，批評者因反對美中和解倡議（而非為了臺灣）而加入戰局，當他們團結一致時，選舉辯論就將迫使兩黨候選人就這個議題向美國公眾表態。如果我們有可能避免這種情況，我們就絕不能讓它發生。（略）我們的問題是要聰明到能尋得適當的措辭，既可以滿足你的需求，又不至於激怒那些野獸，使牠們在臺灣議題上合力擊毀我們的倡議。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總而言之，我不希望因為我在這說的話，使我回到美國以後，不得不為此在新聞發布會上或被國會議員逼迫，發表一份基本上強烈支持臺灣的聲明。因為這樣會使我很難將我已決定要採行的政策付諸實踐。（略）

現在，就我們目前面臨的情勢而言，究竟是什麼使美國與中國走到一起？舉例言之，我們在臺灣問題上存在分歧，但在我看來也只是短期內難解而已，長遠的分歧並不大。同時，我們對東南亞、日本與朝鮮的看法也不同。現在我們宣稱，中美兩國的新關係將建基於彼此國民間的基本友誼，而大多數天真的美國媒體也同意這樣的說法。但說到這，總理與我都心知肚明「友誼」不能做為一段長遠關係唯一的基礎，即便我認為我倆確實有些私人交情。我記得在讀大一時，一位法學教授指出：契約的效力取決於當事人履約的意願。出於友誼，我們可以接受一些漂亮話，但除非這種詞句構成的協議可以服務於我們〔彼此〕的國家利益，否則毫無意義。

談到此處便涉及到一點，我發現我不能同意總理對「美國在世界上應扮演什麼角色」的看法。就純粹的意識形態而言，如果我同總理一樣做為一個深信社會主義革命的人，我定然也會採取他與季辛吉先生談話中針對美國所表述的立場。我認為，總理與毛主席也確實必須在公眾面前表達這樣的觀點，即：美國做為一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帝國強權正向世界各地伸出黑手。因此，美國應該從亞洲滾回去，從歐洲滾回去，讓民主與解放的力量自行發展。

我的一些顧問曾對我說，倘若我提倡這樣的觀點，我便可以在下次大選贏得壓倒性多數。因為美國人並不想稱霸世界，他們不想維持在歐洲的軍事力量，更不願意負擔對世上許多國家提供的軍事保障。有些人說，為什麼不把80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減至400億美元，並把那些錢用於內政，例如扶助窮人或都市重建等項目。

我始終抵制上述這些所謂「新孤立主義」的觀點，並只能在一些關鍵的國會議案中勉強獲得多數支持。實際上，我處於一個十分反諷的位置，因為我並不是一個軍國主義者，我不希望美國在世界上四處征服，但另一方面，由於我對世界局勢的分析，我認為如果我們不維持一定水平的軍備，我們將面臨巨大的危險。因此，我不得不在軍備水平方面表現得非常強硬。

現在不妨讓我直說吧。我認為，中美雙方的利益迫切地需要美國使其軍事力量約略維持當前水平。除了某些我們稍後將討論到的例外，美國應該在歐洲及日本駐軍，當然也包含在太平洋部署海軍。我相信，這對中國利益與美國利益一樣有益。

讓我打個比方，我想這個例子應該不至於令人反感。就宗教信仰而言，我是貴格會教徒（Quaker），雖然不是特別虔誠，但我崇尚和平，並生性反對龐大的軍事力量與軍事冒險。正如我稍早所言，周總理做為他的哲學（編按：社會主義）在世上最主要的代言人之一，就必定反對如美國這樣維持龐大軍事力量的強權。但是，我們每人都必須將其國家生存置於首位，倘若美國削減其軍事力量，並從我剛提到的世上那些地方撤軍，那麼美國將面臨極大的危險，而中國面臨的危害將更為巨大。

我並不是要把這一切歸咎於當今蘇聯領導人的意圖。儘管我需要尊重他們所說，但我必須根據他們的作為來制定政策。在核武均勢方面，蘇聯在過去四年裡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核武。我已決心不讓美國落於其後，否則我們為簽有防禦協議的歐洲國家及一些太平洋國家所提供的保護將一文不值。

接著，當我面對中國的情勢，正如我們昨天所提，相較於蘇聯安排來對付西方聯盟（編按：指北約國家）的軍事力量，其在中蘇邊境部署了更多的軍力。我想正如總理所知的，我已要求季辛吉博士向總理指定的人士提供非常敏感的資料簡報，亦即我們認為完全可信的情報，包含蘇聯針對中國的駐軍之位置，以及核武均勢的大體情況。假如除了文職人員，周總理能指定其他人士，如軍委副主席（編按：葉劍英，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我相信他對此情報應該非常感興趣。如果這件事能辦成，進行簡報的地點應予高度保密。（待續）

1972年2月21日，周恩來在北京機場歡迎尼克森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