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劉建修以「郵電案」入獄。左圖為郵電局國語補習班同學會的幾個幹部，其中後排右一為劉建修。右圖為同學會運動刊物《野草》創刊第一期。

突然消失的白恐「政治犯」

1976年，8歲，某一天半夜，我睡在家中三樓，睡意朦朧中聽見二樓有吵雜聲，便起身下樓查看。依稀記得，看見幾個身穿卡其制服的警察，拿著紙箱，翻箱倒櫃，似乎在搜什麼東西。不知是不願、還是真不記得父親在哪、以及他當時的面孔，也不記得我怎麼又回到房間的，我好像失去了之後的記憶。從那天起，我就沒再見到父親。只記得某一天母親帶我坐車上臺北，進了一棟大樓的一間辦公室，裡面坐著一位頭髮花白的人，操著外省口音，是一位律師（長大後才知此人以前是一位軍法官，退役後當了律師）；母親和他見面，似乎在談什麼重要的事情（後來明白，原來是談怎麼幫父親打官司）。記得直到看了《中國時報》，我們才知道父親是因為「陳明忠叛亂案」{{編按：陳明忠相關案情，可參見：呂正惠〈以革命為志業──陳明忠的人格與風範〉（《遠望》官網轉載網址https://www.yuanwang.com.tw/detail?id=281）；陳明忠《無悔──陳明忠回憶錄》（臺北市：人間出版社，2014）；龍紹瑞〈記劉建修談屢仆屢起的臺灣地下黨人〉（網址https://www.yuanwang.com.tw/detail?id=343）。}}，被國民黨特務逮捕而且起訴了。

那會我還很懵懂無知，對這事無甚感覺，也不知道它意味著什麼，但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發生了。某一天，還在念小學的我，放學後和鄰居小朋友一起玩，一時似乎是鬧矛盾了，他竟然脫口而出：「你爸是匪諜！」記不清當時我是什麼反應了，有沒有哭？也許就只是無地自容得逕自跑開！那時候的反共宣傳「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深入人心，一般人也不太敢跟「政治犯」來往；突然聽人那樣罵我，或許在內心深處是一個很強烈的刺激吧。後來我在父親憶述的書籍裡看到，國民黨特務曾把我家隔壁的鄰居叔叔帶去問話，問他父親有沒有跟他「宣傳」過大陸的科技進步，比如說發射人造衛星一事，而這樣竟然也成為「為匪宣傳」的所謂「罪證」！

父親被關過兩次；這是第二次。此前，家裡一般不來什麼人，記得有時候在家會聽見父親打電話，說著客家話或閩南語夾雜著日語，不然就是刻意全說我們孩子聽不懂的日語。偶有他的朋友上門拜訪，父親就會讓我叫「叔叔、阿姨好！」這些人看起來和藹可親，很有風度，知識水平很高的樣子。然後父親會領著他們上我家鬧轟轟的工廠，避開妻兒和其他外人，去裡面的會議室談話，就像只是談生意一樣。大人們說話，我們小孩子很自覺，不會在旁邊，但有時我會假裝不經意「經過」，聽到他們似乎在談些對我來說很艱深的話題，諸如政治、國際局勢之類。長大後才知道，在特務統治的年代裡，「政治犯」出獄後的這種聚會是要冒著「生命危險」的，因為派出所會時常上門來「看看」。

記得這次被捕前，父親有時會上臺北。我不清楚他是去辦什麼事，只知道回來後，他的書櫃裡面就會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書；所謂莫名其妙就是：都是外文，以日文為主，我也看不懂。但我還是會去翻閱，他也從未阻止。看不懂其中平假名和片假名的我，只能按漢字猜：似乎是些描述中國大陸及有關「社會主義」的書。後來才知道，「陳明忠案」所謂「牽連」我父親，就是因為父親常去臺北某一家陳所熟絡、專賣外文書的書店買書，並開過支票給老板，而裡面很多進步書籍是「禁書」。

我喜歡看書，學校成績很好，幾乎考試都是全班第一名。父親被捕、特務搜刮走了大部分的書籍和資料後，我問也沒問，依舊自己去看了父親書房裡留下的「漏網之魚」；後來知道，那是一些父親第一次坐牢時期留下的資料。這些書籍和資料，似乎在我內心深處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從而觸發其後我的一些思想的啟蒙，容後再述。

劉建修在第一次出獄後，艱苦數年才勉強重建家庭。右上：為第二次入獄前幾年，與長子劉復秦的出遊合照。左上：第二次入獄期間兒子給他裝了照片的信封，劉建修在臨終前一直仔細珍藏著。下圖：1980年第二次出獄後的全家福照。手寫說明文字，皆出自劉建修。

不吃「教訓」的反蔣「地下黨」

不記得當時父親離家多久了，記得我只會拼命讀書，努力「考第一名」。或許，內心深處是出於自尊心，不想因為我爸是「匪諜」而讓人看不起。

到我小學四年級，父親才在關押進入第二年後，終於被判「感化」3年定讞。從此，開始了母親帶著我們孩子們每個週末從新竹坐火車北上，到「臺北縣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探望父親的日子。我們通過大門口穿著深藍色制服的警衛（其實就是軍中退伍下來的老兵）荷槍實彈的檢查，進入營區；有時候母親會讓我「夾帶」父親的哮喘藥，快跑進入。然後持續一天的探望，直到傍晚才離開。最終，父親這次其實總共坐了5年的牢（1976-1980）編按：按前註龍紹瑞文，從籌備臺灣「地下黨」第三次集結之初，劉建修先生在所謂「陳明忠叛亂案」中的實際角色就不算輕。其最終僅獲判「感化3年」，以及其他許多相關人士獲判刑罰皆較過去大幅減輕，一方面與所謂國際人權組織的介入有關，一方面與臺灣於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被否定後蔣氏政權的統治正當性更難維持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主謀」陳明忠先生的堅毅與擔當關係很大（陳於本案獲判15年）。然二蔣白恐統治時期的所謂「感化」，實預留了視「感化結果」而定的調整「彈性」，流露出再次迫害人權的恐怖色彩。而劉建修先生刑期「延長」，正顯示其「不服感化」的結果。₃ ──我上初二那年，有一天廠裡的員工放鞭炮，我才知道他「出獄」回來了。

之後，我考入省立新竹高級中學就讀。隨著年齡漸長，加上後來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父親書櫃裡日漸增加了中文書籍，而我也都能讀懂了。其中有很多是介紹中國文史與大陸風光，以及《夏潮》和後來的《遠望》（父親的辦公桌上常可看到堆得很高的《遠望》雜誌，有幾十本）、《海峽評論》等左派和統派的雜誌，還有陳映真先生等左派人士的著作。只是父親從不主動跟我說起這些，也沒提過他是《遠望》雜誌的發行人云云；是我如同吸水海綿一樣自己主動去讀。高中時期的我，在主動看了父親於綠島時期留下的一些資料後，才第一次隱約了解到原來他之前還坐了15年的牢（1950-1965），是資深「政治犯」！同時，往來我家的親朋好友中，許多都是白色恐怖受難者，譬如陳其昌、王津平、廖天欣、林書揚，以及「郵電案」中父親的同案許金玉女士……等大名，在家裡個個耳熟能詳；我們鄰居及我家的廠長彭新貴先生，也是白恐受難者。這些，或許讓我在耳濡目染下，有一種思想在心中萌芽了，而當時不自知。

雖然我們出生在「反共」的戒嚴時代，反共宣傳無處不在，但是對於父親「坐牢」這件事，我從來沒去質疑過他，亦不曾覺得是他「犯錯」；對於父親的思想、主張，我也從未糾結過。反而，經由閱讀父親放在家裡的書籍雜誌，「左派」、「統一」、「社會主義」等詞彙與觀念，逐漸在我心中發芽，我對父親的心路歷程、信仰，也有了初步的理解。他失去了人生最好的加起來20年的光陰，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而我現在知道，那就是以「社會主義」完成「祖國統一」，就是中華民族的中國「不能再被帝國主義侵略剝削」。他第一次坐牢時，是「頑固分子」，進出火燒島幾次；第二次入獄，也仍然在獄中宣揚進步思想，非但國民黨的黑牢無法感化他，反倒是他能去「感化」別人。父親過世後，他關在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時的後輩，目前定居南美洲巴西，寫了一篇悼詞紀念父親，就承認自己是父親在牢裡吸收的「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父親正如同他在2018年10月20日悼念某同志的〈鞠躬盡瘁　永垂青史〉祭文中所傳達的，熱切而堅定地信仰著社會主義、祖國統一：

啊！老前輩！
　　敬愛的老前輩！
　　忠誠的社會主義戰士！
　　勇敢而傑出的愛國志士！
　　為國為民　犧牲奮鬥
　　鞠躬盡瘁　永垂青史
　　我們滿懷悲痛
　　我們滿懷希望
　　在你們靈前跪拜
　　祈求你們早日看到
　　互利共贏、互助合作的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繁榮強大的祖國，以及公平正義而和諧的社會出現。
　　人民幸福快樂歡唱！歡唱！再歡唱！

格局高遠的堂堂明眼人

母親有時候在我面前會提起，懷我的時候生活很辛苦，別說是肉了，連青菜都要娘家接濟，幸好當年有一種鯽魚，長在小水溝裡，閩南人不吃（我們是客家人），才偶爾能補充一點營養，因此我也長得比較矮小。那時候我們在新竹市租房子住，由於父親找不到工作（第一次出獄之初），經濟條件很差，家裡小。但是父親的朋友來訪（應該也是白恐受難者，因為當時除了少數親戚外，沒人敢跟我們來往，怕受牽連，又怕我們太窮要借錢），晚上住在我們家，而家裡只有一張床，母親儘管正懷著我，也還要把床讓出來睡地板，讓客人睡床上。雖然許多年來家裡有這麼多的艱難不順遂，我沒有埋怨過這個「特殊」家庭。反而在上了高中以後，我開始厭惡有關國民黨的一切，比如升國旗唱國歌，教官的存在，「三民主義」課等，凡是跟國民黨扯上關係的事我都抗拒。似乎「反國民黨」思想在我心中萌芽了；雖然還不知道這和共產黨、祖國、社會主義、左派這些詞彙有何聯繫，但我知道，國民黨在我心裡是極權暴政的代名詞！

另一方面，不記得是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還是1988年漢城奧運會期間，總之，臺灣的電視臺播放奧運比賽，一碰到大陸選手得獎的頒獎儀式就進廣告。但那時臺灣已有衛星電視，可收看到大陸中央電視臺，我於是第一次看到了大陸選手贏得金牌的頒獎儀式。當五星紅旗冉冉升起並奏響「義勇軍進行曲」時，我便忍不住眼淚往下掉，這時我才知道，自己已經有了大中華思想及祖國情懷，甚至認同了紅色祖國。

父親第二次出獄之初，老「政治犯」之間基本不敢有太多聯繫。但到我高中畢業，考入東海大學後，臺灣的政治氛圍已很大程度緩和了。1986年「黨外（黨外公政會）」準備組黨；校園內多了一些反國民黨的社團，我也參加過幾次活動。那時我對「臺獨」並沒有概念，只是單純「反國民黨」；我也了解到，父親及不少白恐受難者亦積極支持黨外運動以及之後成立的「民主進步黨」。父親還多了一些民進黨的朋友，譬如，林正杰、范振宗、林光華等民進黨內政治人物，每到選舉都會邀請父親站台；但那時國民黨禁止「政治犯」公開演講，盯得很緊，所以我聽他說過他站不了台。

在我大學時期，父親增加了很多「政治」活動，派出所也已不常派警察來家「看望」了。於是父親還利用農曆七月二十日新竹義民廟大拜拜之機，以我家工廠辦流水席的名義，聯繫了全島同志前來「開會」，以此避開情治單位過多的「關注」。會議最後通過了「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籌備。

隨後，民進黨經過排擠黨內非「臺獨」人士，逐漸露出它「臺獨」的真面目。1987年「工黨」成立；後來才知道父親一開始就加入了工黨，有很多白恐受難者都加入了，只是那時我不理解為什麽要另組工黨，以及何為工黨？之後，工黨又分裂了，「夏潮」系統及「互助會」系統的黨員脫離工黨，在1989年另組「勞動黨」。後來我在父親書桌抽屜裡發現了他出任該黨監察委員的黨證，才知道他也是其創黨黨員。

1987年10月「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成立。左圖：互助會第一屆全臺代表大會合照；劉建修在前排左四。右圖：劉建修做為新竹地區代表致詞。劉建修在相簿裡，為首次的全代會留下了「心情凝重」的記錄。

每個月從學校回家，父親的書籍雜誌我都會翻一遍，這個時期現在回想起來是我非常苦悶的時期，我接觸的都是社會主義的書刊，但是父親從來不跟我談，在外更不會有人討論，到底我信仰的是什麼？反共思想當道，雖然開放黨禁了，但談論社會主義還是禁忌，大多數人依舊不敢提到「共產黨」等詞彙；只有蔣經國時期迫於美國壓力而鬆綁的民進黨偏向臺獨的理念，在隨後李登輝的幫助下得到了發展。儘管當時發生的「逼退萬年國大代表」、「清大歷史研究所學生因為臺獨被捕」等抗議活動我都參加了，因為我反國民黨，以反國民黨為主要目標，我都會參加；但是，我隱約知道臺獨不是我的信仰。我的思想有點混亂。

讓我對自己的信仰有較清楚的認識，是在大四那年。1989年大陸發生了「六四事件」，臺灣鋪天蓋地宣傳「大陸學生是在爭取民主自由」，而沒有其他任何不同的聲音。有次從學校回家，我和工廠廠長彭新貴先生在飯桌上對於此事件的定性，有不同的意見，甚至發生了爭吵。彭先生認為這是暴亂，而我反駁說：「那些死傷的學生怎麼辦？」「他們是為了民主！」這時父親在旁緩緩說道：「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利用當下大陸學生對於大陸黨和政府的某些貪污腐敗的不滿情緒，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引導成占領天安門，故意製造流血，並且意在推翻共產黨、分裂中國的陰謀！」我突然覺得被當頭棒喝，完全醒悟過來。情勢隨著時間的推移，的確是往「暴亂」的事態發展！隨著美國中情局介入事件的曝光，帶頭幾個學生成為中情局的「打手」，完全顛覆了我對該事件的看法，也奠定了我的信仰的堅定！

擇善固執的中國傳承人

大學畢業後入伍，我在高雄空軍後勤部運輸站當兵；作為營區裡少數幾個大學畢業的大專兵，我顯然是受到背景因素影響了。我的同梯告訴我：「你是『黑名單』，無法進入電腦室及政戰室」，便把我派到負責營區清潔的單位。我也不以為意，甘之如飴，因為我知道自己沒有錯，父親也沒有錯！

1993年退伍後，父親引領我到大陸參觀。第一站到了汕頭，因為我們在汕頭投資，廠房剛建好，周圍黃土一片。之後又飛往北京，參觀了故宮及長城。那時臺商還很稀罕，記得遊覽途中碰到一位應該是大學老師的大陸人，他饒有興趣地找我聊天，聊天當中表達了對大陸的失望，和對臺灣的好感。我說：「不要灰心，大陸還是很有希望的。」我不知道自己當時為什麼會這麼說，於今想來，或許是對「祖國大陸」的認同使然！而這點，應該也是父親多年予我「潛移默化」的一種體現吧！現在回想，父親或許是想在我赴美留學前夕，讓我到大陸看看他參與的祖國建設，理解他在臺灣多年堅持兩岸統一，投身社會主義復興中國的初衷！

赴美攻讀碩士學位，並在美國IT業界工作數年後，我回到大陸深圳的家族企業任職。雖然事業上沒有多大的成就，但我見證了2000年後，大陸每2、3年一個小變化，每10年一個大變化，經濟及社會高速發展，人民一代比一代富裕。2004年我和互助會的前輩們一起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自豪感油然而生。和臺盟中央主席張克輝先生一起座談，我也不禁潸然淚下，除了因為親見其人的感動，也是因為彷彿看到了父親一路走來堅持不懈的縮影，歷歷在目。讀了父親編輯的《1950年代臺灣白色恐怖檔案》和《臺灣人民的歷史》，我更加了解臺灣命運如何與整個中國的命運綁在一起，以及從日據時代到1950年代，臺灣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和兩岸人民共同反對國民黨的歷史。他生錯了時代，也生對了時代。他生在了一個風起雲湧的年代；那時，汲取臺灣光復後祖國母親的養分，臺灣人從日本帝國主義手裡解放，重新做回了自己的主人。同時，他在思想上也受到紅色祖國的啟蒙，認識到蔣氏政權對社會正義、民族復興造成的阻礙，舉手向中國共產黨宣誓共負歷史使命的堅定承諾，成為一名「地下黨員」。從而，在和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鬥爭的中國最後一塊前沿陣地臺灣，不幸兩度和許多同志一起成為了白色恐怖受難者。

「屢仆屢起的地下黨人」幾個字，很能描述父親的一生；《遠望》雜誌等書籍刊物，則是陪著我長大的統派刊物。前者於我，是「潜移默化」的身教；後者，是「思想解放」的言教。讓我打開一扇窗，眼界裡看到的不再只有一個小小的臺灣，而是包含大陸與臺灣的整個中國，甚至整個世界，並讓我超越臺灣「反共」的視角，看見了社會主義祖國的真實樣貌。

2014年，在馬英九的第二任總統任期內，臺灣的走勢越來越像「溫水煮青蛙」地逐漸滑向「獨臺」。父親深謀遠慮，委我趁著赴京參加國慶活動之機，提醒「臺灣的走向令人擔憂，大陸應該早作準備」，於是我建議「給予臺灣人民同港澳地區人民同等待遇，用卡式臺胞證取代現有臺胞證，方便兩岸同胞往來」。次年，大陸就宣布實施，臺灣同胞從此往來大陸免簽。我感到很榮幸，有幸親身參與到推動兩岸統一的實際行動；同時也很欣慰，大陸一直在傾聽臺灣同胞的心聲，也能及時反饋！這就是一個人民民主的活生生的例子！

正義何時告亡靈？

以上這些，猶如「時間膠囊」，雖然平時埋藏心底，待一段時間取出重新審視，卻又恍如昨日。父親之於我，就像一本有別於臺灣一般「反共」宣傳的歷史教科書一樣，作為歷史見證一頁頁翻過，便讓人恍然大悟。同時，他也是我的人生導師。作為一個足足關了20年鐵牢的「地下黨人」，其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而數十年矢志不渝，這不就是一個共產黨員的初心嗎？此外，父親儘管身教多於言傳，但我還是知道，這位始終忠於社會主義統一中國、也始終保護著妻兒的臺灣地下黨員，即使許多話不方便明說，已用一生所為教導了我們，潛移默化中讓我們掙脫現實的思想桎梏，並讓我們依各自體會而自行選擇──擇善固執，然後承擔自己的選擇！

父親過世前，我每次從大陸返臺探望父母，總會在我們家客廳牆上，看到多了一些父親用舊的月曆紙，寫上他內心信仰的肺腑之言，譬如，他一生堅持的信念：一、要為人民謀幸福，二、要為民族謀復興，三、要為世界謀大同！很遺憾，父親沒能在抵達人生終點前，看到兩岸統一、民族復興。但我堅信，我定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代他見證他為之奮鬥一生的目標實現！

父親已經與世長辭。但近年國民黨推動的「戒嚴時期不當判決補償」及民進黨的「轉型正義」，並未正視比「程序不當」更為根本的「道德不當」問題，為這些白恐受難者愛國愛鄉的正義平反。其中，國民黨是避重就輕，迴避是非；民進黨把「不當」僅僅侷限於二蔣時代，則是法西斯化，以狹隘的臺灣民族主義打擊異己，實在令人失望！衷心希望兩岸能夠早日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告慰父親及白恐受難者們的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