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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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年二月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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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革命為志業──陳明忠的人格與風範(上)

作者 | 呂正惠
呂正惠:曾任臺灣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現為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榮譽教授,福建師範大學閩臺區域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編按】

本文經作者呂正惠先生授權,轉載自《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14期(2019年12月)頁283-302。呂正惠多次參與陳明忠先生的採訪與口述歷史整理,彼此數十年的交往,使得本文能深刻兼及陳明忠先生的生平經歷與思想,特別值得推薦。本刊以原標題分上下篇轉載,僅作文字及標點符號校對,並以〔〕標註。


【原按】

陳明忠(1929-2019)為戰後臺灣重要的左派政治犯,一生被關押兩次,共 21 年,陳明忠同時也是 1980 年代之後臺灣統左派重要領袖之一。本文以傳記的方式概述陳明忠的一生,並在適當時候穿插許多細節,企圖全面呈現陳明忠一生的人格風範,同時還簡述他的社會主義思想。

呂正惠:以革命為志業──陳明忠的人格與風範


陳明忠,1929 年 1 月 2 日生於高雄阿公店五甲尾,即現在的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祖父時代陳家還有五、六十甲的土地,到父親時,因為祖母很會花錢,就剩下三十多甲了。父親和叔父都很會讀書,父親畢業於嘉義農校,本來是可以保送到日本讀書的,因為是長子,家裡不讓去,就留在臺灣當公務員。叔父就讀於臺南工業專門學校(成功大學前身),畢業時碰到經濟危機,找工作不順利,又受到當時風氣影響,買了不少左翼書籍,這些書籍對未來的陳明忠產生很大的影響。

五甲尾是一個比較大的村子,設有岡山公學校的分校,陳明忠就在這個分校讀完小學。分校的老師都是代課教員,素質不高,學生程度也普遍不好,但陳明忠卻讓人驚奇的考上了南部最好的中學,高雄中學。當時日本人讀小學校,臺灣人讀公學校,兩種學校兩種教材,考試卻以小學校課本為主,同時又規定了臺灣人就讀好的中學的比例,所以能考上高雄中學的臺灣人都是極優秀的人才。陳明忠的聰明和才智在他一生中都表露無遺。

就讀高雄中學,成為陳明忠一生的轉捩點,因為他一直受到日本學生的欺壓。一個班級是 50 人,臺灣人只占五分之一,日本學生常常欺負臺灣學生。陳明忠除了會讀書之外,從小就調皮〔搗〕蛋慣了,也喜歡打架。日本學生的行為,他無法忍受,常常就打起來。有一次他打贏了,十幾個日本學生把他關在教室裡,一起打他,打得他眼睛都睜不開來。日本學生還警告他,你可以和內地人(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贏,讓他覺得莫名奇妙。陳明忠的父親是個順民,從來不批評日本人,所以陳明忠從小就認為自己是日本人。他現在終於明白,他是「清國奴」,是「支那人」,不是日本人,這讓他深感屈辱。陳明忠個性耿直,最痛恨歧視與欺壓,日本學生的行為激起了他強烈的反抗心理,造就了他造反、革命的一生。

但他也看到了一些臺灣學生在日本學生面前唯唯諾諾,卑躬屈膝,讓他極為厭惡。有一天,他終於意識到,他們家的佃農對他這位尚未長大的孩子,也是極盡巴結。他終於醒悟到,歧視與壓迫不只來自於民族之間,也來自於階級之間,他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是人與人之間都是平等的。於是,他開始翻讀他叔叔的藏書,對社會主義產生了朦朧的嚮往。


日本制的中學要讀五年,畢業後如果要讀大學,要先進高等學校或大學預科,如果不想讀大學,可以考專門學校(專科)。陳明忠高雄中學讀到第四年,因為戰爭缺乏兵員,學校就讓他們提前畢業。陳明忠本來對歷史有興趣,但知道在日本的歧視政策下,讀大學文科沒有前途,乾脆直接報考臺中農林專門學校(中興大學前身),以第一名考上農業化學系(1945 年 1 月),準備將來專心經營自己的農場。那時候他才十六歲,再次證明他聰慧過人。不過,他先要去服日本的兵役,日本投降後,他才到農林專門學校(當時已改為臺中農業專科學校,後來又改為〔省立〕臺中農學院)報到。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陳明忠已是農學院三年級,由於在臺中親眼目睹國民黨統治的貪污與腐化,所以他毫不猶疑地參加了起義,包圍了警察局,警察局長投降,把武器交出來,陳明忠也跟著大家拿了一把槍。臺中的起義,因為有謝雪紅指揮,所以國民黨的政權系統完全癱瘓。在起義軍控制臺中期間,從陳明忠所做的兩件事,可以看出他的為人。有一次他看到一些流氓打一個外省孕婦,陳明忠警告他們,我們要打倒的是貪官污吏,不是外省人。流氓看他手中有槍,只好走了。他因此想到學校的院長和外省老師可能也受到威脅,這一批人學問很好,待學生和氣,〔便〕立刻回學校把他們集中起來,交給他的學弟林淵源(後來當上高雄縣長)保護起來。這都可以看出,陳明忠不是好勇鬥狠的人,他同情弱者,而且思慮周密。

不過,真要冒險的時候,陳明忠又膽識過人,一點也不怕死。國民黨軍隊從大陸渡海開入臺中時,謝雪紅的二七部隊已經撤出臺中,所以臺中沒有傷亡。陳明忠帶著兩個農學院的同學到埔里投奔謝雪紅,三個人步行,看到一輛車開過來,陳明忠要兩個同學先躲起來,他上前探問司機是否願意載他們,他說,萬一是軍隊,我會被打死,你們趕快躲著逃掉;還好車子是特別來載他們的。他的這種勇氣沒人比得上。

陳明忠擔任二七部隊的敢死隊隊長,在埔里打了兩次仗。在日月潭之戰中,他們碰到國民黨的部隊,雙方都不知道對方有多少人,總指揮古瑞雲說,要馬上攻,陳明忠說,情況不清楚,對方火力又那麼強,不能冒然進攻。古瑞雲說,現在不攻,等天亮了,他們的援軍來了,我們就死定了。陳明忠有些猶疑,古瑞雲就說,你怕死?陳明忠被激,向全體敢死隊員打出手勢,一起大喊,衝啊!沒想到這一陣吶喊聲竟然把國軍嚇得落荒而逃,還俘虜了三個人。

最後守烏牛湳橋,這是進入埔里的必經之路。烏牛湳橋兩頭各有一座山丘,陳明忠守一邊,黃金島守另外一邊。打著打著,一直打到下午四點多,突然有顆子彈從黃金島所守的那一側打過來,從陳明忠的左邊腋下擦過胸部,陳明忠才發現黃金島早就撤走了,他也只好帶著剩下的敢死隊員逃走。由於陳明忠俘虜三個人,被國軍誇大為兩百人,所以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黨對謝雪紅懸賞 10 萬元,陳明忠 1 萬元。


農學院院長周進三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是陳儀的妹婿,思想開明。二二八之後,國民黨宣布,參與的人「准予自新,不究既往」,因此周進三請學校幫農學院的六位學生擬好「自新聲明書」,帶他們到二十一師政治部,讓一位新聞處的少將訓斥一頓,就沒事了,陳明忠的通緝令也被取消,因此陳明忠能夠順利從臺中農學院畢業。

經過二二八的洗禮,陳明忠對國民黨徹底失望。他剛到臺中時,看到一批青年在街上彈風琴,教人唱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才知道這些青年早在日本戰敗前就已學好國歌,因此深感自己思想的落後。其後他加入二七部隊,又看到這些青年圍繞在謝雪紅身邊,這些人都是他的模範。二二八事件後,像這一類的青年,很多都轉而支持共產黨,秘密地加入地下組織,陳明忠能感覺到那種氣氛。實際上,臺中地下黨的領導也注意到了陳明忠在二二八的表現,暗中觀察一年,終於讓他在 1948 年 3 月 2 日入黨。陳明忠說,二二八的時候,地下黨只有七十多個成員,1948 年就有了四百多人,到了 1950 年全面逮捕時,根據地下黨領導蔡孝乾投降時的交待,已經有一千多人(陳明忠《無悔》,頁95)。可以說,二二八以後,臺灣的民心已經傾向共產黨,如果不是 1950 年韓戰爆發(6 月 25 日)後美國第七艦隊隨即開入臺灣海峽(6 月 27 日),保護蔣介石政權,臺灣遲早要被共產黨解放。

1949 年年底,因地下黨秘密散播的《光明報》被發現,隨即破獲了地下黨的基隆市工委會,國民黨開始全面「抓捕匪諜」,揭開了白色恐怖的序幕,地下黨的各地組織陸續遭到摧毀,大量黨員被逮捕。陳明忠所屬的臺中地區,由於單線領導他的前後兩位上級,都逃亡到大陸去了,而接任的上級還沒見到他就被捕了,他找不到組織,只好回到岡山農校教書。不久之後,他也在岡山被捕了。陳明忠入黨以後的活動,都是單獨行動,只有直屬的上級知道他,而這些上級不是已經逃亡,就是沒見過面,另外極少數(至少有四人)知道他入黨的都沒有供出他,他被捕不久後就了解這種情況,所以無論如何苦刑,都不承認自己加入地下黨。因為找不到證據,軍法處只好判他十年徒刑。他如果承認是黨員,加上二二八的案底,一定判死刑。

陳明忠在他的口述自傳《無悔》中,對第一次的入獄有詳盡的描述,這裡只選擇最能表現他人格的兩類事情,簡單說一說。陳明忠被送到軍法處後,有一個叫張伯哲的馬上把他叫到自己身邊,並告訴陳明忠,他是陳明忠的最上級領導,曾經到他工作的地方看過他。他告訴陳明忠,他沒有供出他,要陳明忠不要承認自己是黨員。張伯哲是臺中市工委會的領導,必死無疑,但他每天看起來都很平靜,好像等待的不是死亡。陳明忠問他,你不怕死嗎?他說:「孔子不是說過嗎,『朝聞道,夕死可矣』,現在新中國已經建立了,我死而無憾。」陳明忠同房有一個叫馮錦煇的,宜蘭人,他叫出去槍斃的時候,站起來跟牢房的每一個人都握手告別,他跟陳明忠握手時,陳明忠感覺他的手是熱的。馮錦煇毫不慌亂,微笑著走出去,讓陳明忠非常佩服,後來陳明忠出獄以後,娶的太太就是馮錦煇的妹妹,被判刑十年的馮守娥。

陳明忠還看到,鍾浩東被叫出去槍斃時,他要求在《安息歌》之外加唱《幌馬車之歌》,鍾浩東就在歌聲中安然走出牢門。陳明忠說,「我看到馮錦煇、鍾浩東、張伯哲臨刑前的勇敢與堅定,他們的影子一〔直〕留在我腦海中,讓我下定決心,要跟著他們的路走下去」(《無悔》,頁 113)。這個時候陳明忠二十一歲。

其次,談到陳明忠在獄中的行事風格。他從日本老兵那邊學到消極不合作的方式,能偷懶就偷懶,從不認真工作。如果需要與不合理的管理鬥爭,他一定帶頭。譬如挑煤,從三十公斤增加到四十公斤,還有人積極表現,爭先裝五、六十公斤,農民還好,知識分子就吃不消,於是陳明忠帶頭裝不足三十公斤的煤,因此受到處分。後來韓戰的反共義士來到臺灣,新生訓導處搞「良心救國運動」,鼓勵大家表態參加。隊裡把大家集合起來,讓參加的站一邊,不參加的站另一邊。陳明忠就第一個站出來,到不參加的那一邊去。原來只是不合作,現在就嚴重了,變成政治上有問題。

新生訓〔導〕處把一些不聽話的人加以刑求,讓他們承認搞「暴動」,然後讓人把陳明忠牽扯進去。這一批人全部被遣送回臺灣軍法處,準備重新審判,其結果一定是死刑。幸運的是,這批人乘船從高雄上岸時,其中有一人是高雄人,他父親是開醫院的,醫院的藥劑師剛好看到,立即通報他父親。他父親把醫院賣給一個有辦法的人,請他救兒子。買醫院的人有人脈,為他奔走,兒子終於免去死刑,當然整批被送回來重審的人也都免去了死刑。

此後陳明忠就沒有回到綠島,一直關在新店軍人監獄。監獄很多外省人很可憐,沒家,沒人送東西,連衛生紙、牙刷都沒有。本省人有家人送吃的東西,他們只有監獄的鹹菜。本省人在旁邊看著,吃不下去。陳明忠讓大家把家裡送來的東西匯集起來,叫大家一起來吃。

陳明忠刑期快滿了,但他在監獄裡的成績太差,按規定要送到小琉球繼續勞動。陳明忠那時候因過度勞動,營養不良,得了肺結核,身體很差。難友認為,如果陳明忠被送去小琉球,那裡勞動條件更差,一定會死在那邊。於是幾位難友秘密商量,由其中一個難友王子煃寫信給他哥哥,他哥哥做生意很賺錢,透過他的關係賄賂新店監獄的政戰部主任。就這樣,陳明忠很意外地刑期一滿就直接出獄。陳明忠在獄中的表現讓難友非常佩服,他們才會主動幫忙。後來陳明忠搞任何活動,都不乏人脈和金錢,就是因為人家敬重他的人品和義氣。


陳明忠交朋友重義氣,因此也常得到朋友的幫忙,這在他出獄以後就得到證明。以前在臺中農學院讀書的時候,他的學弟林淵源生病開刀,陳明忠和另外一個朋友講好輪流照顧他,他看晚上,另一個朋友看白天,最後那個朋友連白天也不看,陳明忠日夜不停地照顧林淵源(後來二二八事件時陳明忠就把保護農學院院長和外省老師的工作交給林淵源)。1960 年,林淵源知道陳明忠出獄了,立刻找他到林淵源所創辦的旗山農校教書。林淵源那時候已得到蔣經國的賞識,很可能是下一任的高雄縣長人選,所以林淵源敢於聘用陳明忠。陳明忠教書很受學生歡迎,監視他的特務都注意到了,陳明忠知道,這樣下去會害了林淵源,教了不到一年就主動離開。

就在這個時候,前面提到的王子煃推薦陳明忠到中國新藥廠當化驗員。新藥廠查了一下農學院的檔案,發現陳明忠是光復後農化系第二期第一名畢業,他們要陳明忠承諾以後不再搞政治,然後就聘用了他。陳明忠進廠以後,才發現如今的化學已經大大地進步,工廠派他去培訓時,講課的老師是留美的,他們講的英語讓學日式英語的陳明忠聽起來很困難。他只能拼命地學,還好受訓三個月後,他以第二名結訓。

在藥廠的前三、四年,陳明忠賣命的工作,他的自述值得一引:

我們廠的目標是成為甲級藥廠,但我們的設備是丙級的。總之,對我和工廠來說,都是從零開始。頭兩三年,我早上 6 點就起來,〔晚上〕常常看書看到 12 點才睡。連體力活我也幹,如搬藥瓶、送藥等等。

那幾年,真是非常用功,很累。放鬆的方式,就是每隔兩三個月,去臺北看電影。從樹林坐火車去臺北,進戲院前,我買了麵包進去,連著看三場。當時日本的電影還可以進來。我喜歡看打仗的,談戀愛的就沒有興趣,覺得囉哩叭嗦。打仗的速度就很快,反正是給腦子休息一下。那一陣子我其實過得很苦,但要吃飯,就要做事。如果在藥廠不能站穩,就麻煩了。(《無悔》,頁 158-159)

這一段最能看出陳明忠的工作態度,不只試驗藥品如此,搞革命工作也是如此。

他的努力終於有了成效,美援會工礦小組到各廠臨時抽查,新藥廠都做得很好,新聞還做了特別報導。1965 年陳明忠升為品質管制科長,月薪 2,800 元(他在旗山農校教書的薪水是 900 元),這個時候他才能考慮結婚。新藥廠的董事長夫人,想撮合陳明忠和董事長的姪女結婚。
陳明忠在回憶錄中說,「這個女孩子什麼思想我也不清楚,我還想搞革命啊」(《無悔》,頁 165)。當時老政治犯已經介紹陳明忠跟馮守娥認識,所以為了避免麻煩,他們快速結婚。這確實是一對理想的革命伴侶。

新藥廠的總經理要陳明忠當廠長,陳明忠不肯,因為這是家族企業,不好管理,總經理堅持要陳明忠當,陳明忠就提出兩個條件:1、不能因為女工結婚就把她裁掉;2、女工做久了,有能力的要升為助理員。總經理答應了。因為陳明忠替女工爭取權利,工廠營運很好,反而更賺錢。雖然如此,在戒嚴時代陳明忠還是不能替工人爭取更多福利,因此感到很痛苦。另外,還有人密告,說他宣傳共產主義。他一氣之下,就轉到東大藥廠當技術部主任,不再當廠長,不用再管人事。

東大藥廠也是中國新藥廠的董事長另開的一家企業,除了製藥外,也兼營食品,「乖乖」就是他們生產的,很有名。陳明忠已經看出,如果製造後來我們稱之為打火機和生力麵(方便麵)的東西,一定可以賺錢。他跟老闆提建議,老闆跟不上時代,反而把他嘲笑一頓。

但陳明忠在東大藥廠比新藥廠愉快多了,薪水也逐漸調升到幾萬元,在當時是非常高的。他從來也沒想要出去另創企業,賺錢不是他的目的。他還想搞政治,他說:「只要我生活穩定下來,我不會放棄年青時候的理想。」(《無悔》,頁 162)

陳明忠有才幹,可以成為企業家,可以成為很好的管理者,已經不缺錢,但還是要搞革命。其結果就是,1976 年再度被捕,地獄般的嚴刑拷打,以及 11 年的牢獄之災。我幫他整理自傳的時候,看到這一段經歷,覺得這個人簡直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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