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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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十月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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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與臺獨發展路徑之比較

作者 | 凌友詩
凌友詩: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全國臺聯名譽理事

香港回歸以後,抗拒回歸的聲音和行動一直不斷。

 

先爭取言論遊行集會空間

剛開始的幾年著力於爭取言論、遊行、集會的空間,要把反政府、反中央的自由空間爭到最大,甚至不能予以約束。耳熟能詳的例子是2000年的反修訂《公安法》,反對政府規定遊行集會前必須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另一個例子是2003年反《國安法》(23條)立法,反對派經大半年激烈抗爭,在2003年7月發起約30萬人(報導誇大為50萬人)的遊行示威,使得即將三讀通過的《國安法》草案胎死腹中。這是反回歸的第一階段。

這一個階段,跟臺灣在民進黨要求、李登輝主導下於1991年廢止《懲治叛亂條例》、1992年修改刑法第100條很像。當時李登輝把內亂罪和外患罪的標準變得寬鬆,使言論不再入罪,於是打開思想言論的空間,讓臺獨分子和臺獨書籍公然充斥社會,作為臺獨的思想基礎。

 

再藉民主普選反共抗中

第二階段是爭取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儘快雙普選,並且藉由各種方式「為反對而反對」,阻礙特區政府施政。雙普選的提出,是緊接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的。反對派喊出「還政於民」,特區政府予以附和並且主動開啟雙普選的諮詢,一直到2007年曾蔭權向中央爭取到同意2017年可以雙普選,2010年特區政府又強迫中央把立法會選舉辦法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現在看來,十多年來的爭取雙普選,並不是香港人要什麼民主,而是或隱或顯地藉由普選,讓香港已經非常高度的自治,因為民權的體現而形成事實障壁,使中央雖有權力而不能行使。這種企圖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中英談判收回香港的時候,當時英國曾提出「主權換治權」,就是將「主權」這個虛概念還給你中國,「治權」這實權留下來給我英國。後來鄧小平嚴詞拒絕了,英國人又組織一批批香港知名人士到北京,要求香港人可參與中英會談,這就是所謂「三腳凳」。

到了2010年,中央已經意識到反對派有意藉著全面普選抵制中央,但中央制止的決心不夠。2013年特區政府和反對派又準備2017雙普選的攻勢,這時中央終於想明白了「守前門」的重要性,堅決守住了提名權。當時反對派喊出「真普選」,要求未來行政長官普選時根據《基本法》而設的「候選人提名委員會」不得為有意參選的人設任何門檻。中央意識到,中央雖然有最後的任命權,按《基本法》規定選出來的行政長官候任人須經中央任命方可履職,可是人家香港普選出來的人,你能不任命嗎?不任命,不是要鬧出一百萬人大遊行、引來國際交相譴責嗎?屆時必將於法有權,而於勢不能。中央明白行政長官選舉就是政權爭奪戰,故而毅然在2014年8月31日,解釋《基本法》45條並做出「八三一決定」,規定行政長官參選人需獲得提名委員會半數提名,才可以成為候選人而參與普選競選。最終反對派在9月28日以「占領中環」回報,商業要衝金鐘、銅鑼灣、旺角皆被占領,剛開始半個月香港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

這種藉由普選行政首長和議會而達致民意凌駕一切,以致統一議題邊緣化、任何兩岸政策必須經由民主程序決定的民主牌,臺獨從1991年開始不也是這麼打的嗎?李登輝、陳水扁藉修憲而全面改選中央民代、總統全民直選,直到廢國民大會,用的也是這一套。這在香港,稱為「民主抗共」。除「民主抗共」之外,某些回歸後被大量納入體制而以「建制派」身分出現的社會名流,甚至左派裡一些疑似已經變節的領袖,從回歸以來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向中央遊說,叫中央什麼都不要管,不可強硬、不要干預,讓香港人自己管自己。這不仍是「三腳凳」的遺緒嗎?結果香港越來越糟,香港人根本管不了自己,特區政府也沒有為國家擔當的意志,中央被擠掉的權力,只是讓出了大量的讓反對派壯大的空間而已。直到中央發現問題,已經積重難返,為時晚矣!

同時,那些反對派用盡一切方法反對特區政府推出的每一個政策和法案,阻撓特區政府獲取財政撥款,甚至用司法覆核與拉布(編按:或稱杯葛)的方式癱瘓特區政府。這一切都是為了打擊特區政府威信,造成社會損失,而達到奪取政權的目的。這種作為,與民進黨在2000年和2016年奪得政權之前用盡一切辦法打擊國民黨政府,策略與手法是多麼相似。

 

直接喊出本土自決港獨臺獨

第三個階段是直接針對國家,喊出本土、自決與港獨。這可以從2011年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把香港作為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的共同體(unity),畫出別於中國大陸的特定疆域(boundary),建立香港本土身分(identity)算起。其實藉意識型態防止大陸化,可以追溯到2003年「七一大遊行」翌年。2004年張炳良、陳方安生等三百多個人連署發表《香港核心價值宣言》,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作為香港核心價值,其維護香港特色、把香港區別於大陸的用意相當明顯。

《香港城邦論》銷售的同時,社會在傳媒的推波助瀾下掀起一波與又一波的抵制、醜化大陸遊客的運動,「蝗蟲論」、「鳩嗚」、「反水客」等詞語甚囂塵上,各大學也都舉辦各種講座和相關研究,聘請陳雲為座上賓。而最終,以2012年9月「學民思潮」黃之鋒領導的兩萬人反國教抗爭,拉倒國民教育科,正式揭開本土、自決、港獨的序幕。

記得1994年3月大陸發生千島湖事件,24名臺灣觀光客遭劫殺,李登輝藉機抨擊中共為「土匪」,離間兩岸同胞的感情;同年4月,《自立晚報》連載李登輝和司馬遼太郎對談〈生為臺灣人的悲哀〉,提出要「出埃及」。其後地下電台撲天蓋地醜化大陸,本土論述、臺獨理論迅速成熟,從民間到學術機構,在數年間蔚然成風,路徑何其相似。

 

教改洗腦製造天然獨

而這裡還有一個背景,就是教育改革。同樣是1994年,臺灣教育部啟動教改。其手法包括:提倡閩南話,修改歷史科課綱,把臺灣史放到歷史科的核心,成為主體,而把中國史向外圍推。這種以地方為核心的同心圓史觀,與二戰後馬來西亞排除中國文化的方式相同,最終透過教育系統生產大量的「天然獨」。與臺灣相較,香港做得更狠。2000年特區政府教育局在陳方安生和教育官員王永平、羅范椒芬、陳嘉琪的推動下從事課程改革,用打破傳統分科的方式,把初中中史科併到地理、經濟、政治、社會等人文學科裡去,減少中史科教時,削平中史與西史,泯除國史主體性,而致初中中史科淪喪,高中中史科無人選讀。此外,教育局又設一科通識,作為高中必修必考,不規定教材,但其中討論社會和政治的份量占得最重。香港的中學老師大多反共,看自由派報紙《明報》,加入向來以反共為宗旨的香港教育工作者協會。學生們在反共教師的引導和選材下探討政治議題,過程充滿偏見與任性,十年間教導出仇視國家和大陸同胞的下一代。

在反國民教育以後,本土思潮越演越烈。2014年底發生反人大「八三一決定」為時79天的「占中」;2015年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正式喊出「香港命運,民族自決」。2016年農曆大年初一深夜「青年新政」黃台仰和「小麗教室」劉小麗策動旺角暴動,以「本土」與「自決」做口號,街道火光熊熊,兩千多塊地磚遭暴徒挖起攻擊警察。這跟1970年代以來臺獨不斷藉著街頭運動逼迫政府讓步何其相似。而香港法院對占中和暴動分子皆予輕判或甚至判無罪,中央政府也反應溫和,使得港獨在2016年中終於遍地開花。

2016年3月,陳浩天、周浩輝成立香港民族黨,以獨立建國為主張。當時不少京官和所有開明紳士都說,港獨是個偽命題,不可能實現。也有很多人說,這只是一、兩個年輕人的想法,不能代表主流民意,決不足畏。他們沒有想到,港獨思想早已醞釀多年,只需要有人打開一個口子,放第一槍,就會有無數人膽敢扛著旗子出來。突然間,青年新政的口號由「本土」轉而為「港獨」,並且公然參加立法會競選、在臉書上宣揚港獨,當選後在就職宣誓時展示「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標語,並且稱中國為「支那」,還口出穢語。這與臺獨藉著「民主選舉」在各個層級當選就職,用進入體制的方式搞分離主義,不是一樣的嗎?

所以,在這危急關頭,中央再也不姑息,並且抓住了這批亂黨藉宣誓侮辱國家的機會,採取最果斷的措施,就《基本法》104條進行釋法,解釋清楚香港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法院法官需要莊重、真誠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真義,特區政府也藉此經司法程序打掉梁頌恆、游蕙禎兩個最悖亂的立法會候任議員的就任資格。而臺灣,因為沒有祖國大陸的支撐,北京政府又沒有辦法在臺灣行使治權,國民黨在李登輝領導12年中已全面獨臺化,無膽也無意根據憲法取締臺獨分子和臺獨政黨,最終落得全面失去政權,黨員敗走、黨產抄查,一個象徵中國的大政黨悲慘隕落。

 

莫讓港獨臺獨成中國之患

由此觀之,香港和臺灣是經歷殖民統治又在1949年後中國治權不能及的兩塊地方,長期的仇視敵對加上中國政府行政管理不及,使得中國在維護國家的統一完整上倍顯困難。無論是香港或臺灣當地人的逆反心態,或是外國勢力看準矛盾乘時而入,都能於短短數年之內醞釀出獨立分離的狂潮。中央政府切不可用放任或樂觀的態度,期待兩地有一天人心自化、認同祖國。相反地,基於過去二十年兩地越走越遠的慘痛經驗,中央政府應該更為警惕,要提高對港、對臺管理的指揮層級,並且要付出更多資源、調動更傑出的人才,專心致志以應付這兩處長期與中國大陸對立而又不在大陸直接管理之下的地方。否則,中國崛起之路必受衝擊,中國之患必由此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