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口口聲聲「維持現狀」，但她要維持──甚至強化──的，是已被她改變後的「現狀」，不是馬英九執政時期「兩岸共同接受九二共識」下的原有現狀。我們在前兩期社論指出：蔡英文口中的「現狀」，就是「臺獨執政」的「新現狀」；這個新現狀裡，包含了解嚴以前國民黨威權體制的核心──特務政治。因此，在蔣經國死後30年，政權雖然轉手，政體並未轉型。在「1219綠色恐怖事件」（新黨青年軍案）裡，我們依舊看到：情治單位還在主導辦案，並且仍然是以政治考量選擇性「執法」（所以不查臺灣民政府的金流，不會辦民進黨「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甚至辦案過程仍帶有白色恐怖時期作風，一切「程序正義」只是形式。這就是蔡英文的現狀：以法理臺獨為基礎的綠色威權體制。

今年1月22日，蔡英文在電視專訪中說：在兩岸議題上，「千萬不要小看總統的意志」。隨即陸委會在2月2日回應大陸「對臺工作會議」時，「再次提醒：對岸制度與價值存在差異，國人赴陸及交流合作前應審慎評估潛在風險，政府也會檢視兩岸互動安全管理」。同日，調查局發布24名副主任人事升遷名單，多位擅長辦「共諜」案者獲得提升，包括協辦「1219綠色恐怖事件」的國安站秘書陳東宏升該站副主任，可見當前情治單位的政治性辦案方向，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如出一轍──抓「匪諜」。看來，在蔡英文「總統的意志」下，「赴陸及交流合作」的「潛在風險」，不是蔡「總統的意志」左右不了的「被李明哲」的風險，而是在綠營「兩岸互動安全管理」下「被王炳忠」的風險。在「動員戡亂時期」終止近27年後，由於民進黨堅持否認曾經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治基礎的「九二共識」，新的綠色「反共高潮」已漸浮現。這一輪反共高潮，將半世紀以前白色恐怖時期的反共宣傳，拿來支撐媚日臺獨。因此，如要改變蔡英文的「現狀」，我們還需要破解當年二蔣時期的反共宣傳。

臺獨的歷史資產

臺獨常藉助或引用的「歷史資產」可分兩類。較為人知的，是作為批判對象而被臺獨從反面繼承的歷史資產：「二二八」與「白色恐怖」。臺獨對二二八的批判聚焦於「（中國）官逼（臺灣）民反」，不但不提事件中積極參與的左翼統派，更刻意忽略事件初期暴民大規模打殺外省官民的行為。至於他們對白色恐怖的態度，就更荒謬，因為「白色恐怖」的迫害對象主要是左翼人士（如本刊創辦人陳其昌、上個月過世的榮譽社長廖天欣、諸多社務委員；以及國民黨內部鬥爭而被羅織成罪者，如洪秀柱父親洪子瑜），而不是臺獨；其次，民進黨從來不想真正清算白色恐怖的工具──情治單位，只想將其收編以為己用。因此，民進黨對白恐的攻擊，主要侷限於打擊國民黨領導階層的外省權貴（尤其是二蔣），鮮少及於實際執行迫害的特務。

關於臺獨把「二二八」當政治提款機，我們從2016年2月號社論〈停止扭曲228，臺灣才有和平〉起，即以一系列文章（包括去年2月的「二二八七十週年專號」）揭其內幕。未來我們還將繼續探究「白色恐怖」的真相與責任。

但臺獨直接正面繼承的歷史資產影響更大，卻常被忽視，那就是日本殖民統治留下的皇民化記憶，及冷戰時期國民黨激烈的反共宣傳。近20餘年來，「皇民化」經驗在老一代本省籍臺灣人心中留下的刻痕被不斷放大、美化，早發展成全島的「再皇民化」運動；至於「反共宣傳」的兩個基礎，「中共挑起內戰」的謊言和「反共義士」的神話，則始終殘留在老國民黨人的內心深處，揮之不去，使許多藍營人士至今恐共、仇共，寧可與臺獨合作，也不願與大陸共議統一。前者是臺獨炒作媚日反中的社會心理基礎，後者則造成國民黨根深蒂固的反共拒統獨臺心態。臺獨批判二二八，是從「皇民化」的「反中」角度出發；臺獨批判白色恐怖，也只為了打擊以二蔣為首的外省權貴，但對於作為白色恐怖背景的反共宣傳，卻因其有利於拉攏獨臺（國民黨）共同拒統，故通常迴避批判，更不積極追懲當年執行迫害的特務。不論其作為或不作為，目的都為了臺獨。

對於「再皇民化」，我們早在2016年10月號即以社論〈臺灣光復了嗎？〉加以批判。至於二蔣時期的「反共宣傳」，我們也在2017年3月號中梁漱溟的〈國共內戰的責任在誰？〉與4、5月號〈檔案中的內戰責任〉指證了蔣介石才是挑起內戰的原凶。在此，我們繼續討論、揭發所謂「反共義士」的真相，說明國民黨的「反共宣傳」缺乏歷史真實性及道德正當性。

待罪的「義士」

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決定重新介入國共內戰，並宣布「臺海中立化」，實際上保護了敗退來臺的國民黨政權。後來由於武器裝備的巨大差距，大陸抗美援朝志願軍有2萬多人被俘。1951年6月戰俘營中已出現抗拒遣返大陸的聲音。國民黨很快注意到：這些戰俘提供一個可供反共宣傳以重建其政權正當性的議題；其外交部檔案中關於韓戰戰俘的公文或電文中，幾乎都有「可供宣傳」之類的提醒或批示。1952年2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確定「不同意強迫遣返」戰俘的立場，同日臺灣外交部長葉公超宣稱願意接收「所有志願來臺參加反共抗俄工作之韓境中國戰俘」，從此一場國共之間的戰俘爭奪戰日趨白熱化。1953年8、9月間，國民黨中央決定統一稱這些反共戰俘為「反共義士」。由於美國給與國民黨滲透戰俘營的許多便利，使後者可透過翻譯官及教師聯繫少數反共戰俘，在戰俘營裡推動抗拒遣返大陸、要求「回」臺灣的運動。在反共戰俘控制的營區裡，他們強迫本來傾向遣返回大陸的戰俘在身上刺字（反共口號）及以血書表態，對不從者施加暴力威脅甚至殺害。最終在1954年1月23日前後，共有1萬4千多人「志願」來臺灣，該日也就被定為「一二三自由日」，年年舉行活動慶祝，直到1993年改為「世界自由日」，以迄於今。

「反共義士」來臺前夕，臺灣先成立「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由軍方政工人員管理。「義士」們來臺後，除了對島內外的宣傳活動外，輔導處籌劃了「從軍報國運動」（「響應」者高達97.4%）、「脫離匪黨宣示運動」（4410人）、「匪諜自首運動」（609人）、「檢舉匪諜運動」，最後「清理」出百餘位「匪嫌」和「頑劣份子」。對於這些再度「志願從軍」的「義士」，國民黨當局始終保持戒心，甚至命令「嚴禁戰士與反共義士私相接近」。至於其他「義士」（以及後來又從軍中退伍者），首先集中安置在桃園縣虎頭山的「反共義士生產輔導所」，1972年7月更名「反共義士輔導中心」，三年後為擴大安置從軍中退役的「義士」，遷建臺北縣三峽鎮白雞山麓現址，稱為「忠義山莊反共義士輔導中心」。1994年9月改名「臺北榮譽國民之家」，使其外表看來猶如一般收容退伍老兵的「榮民之家」。來臺64年後，當年1萬多名「反共義士」至今只剩84位。

這些「反共義士」當年既然大部分是被迫「投奔自由」，當然不會得到真正的自由，而是淪為國民黨反共宣傳的道具，長期被集中看管、審查。我們從前述「脫離匪黨」、「匪諜自首」、「檢舉匪諜」等運動已可察覺國民黨對他們的猜疑態度。就在忠義山莊的東南方有座「榮靈堂」，專門收容亡故的「反共義士」骨灰。2005年初，我們在堂內拍攝到「榮靈堂管理規則」，其中第二條是「因畏罪自裁亡故義士骨灰不得存放」！試想這些人若是基於自由意志、為了反共「大義」而選擇來臺的「義士」，何「畏罪」之有？怵目驚心的「畏罪」二字，揭穿這些被「收容」的「反共義士」真正的身份：待罪之身！

被迫投奔自由

忠義山莊的花園裡，有一尊「反共義士」全身銅像，他前胸刺著「効忠黨國」，後背刺著「一顆心回臺灣，一條命殺共匪」。在這一萬多人裡，其實只有一位陳永華是臺灣人，其他所有人竟然一致要求「回」到從未去過的臺灣，甚至在身體上刺了反共標語，以斷絕真正的回鄉（大陸）之路！這種作為根本違反人性，不會是自發的。

1987年11月國民黨開放赴陸探親以後，兩岸關係解凍。這些「義士」比較敢說真話，研究者也有較多研究空間，積壓多年的史實逐漸浮現。香港學者常成指出：當年在韓國，「反共戰俘較早地控制了兩大中國戰俘營，對其他戰俘實施嚴密的人身控制、暴力脅迫與思想灌輸，以致大多數戰俘在1952年4至5月的『甄別』過程中表示反對遣返」；「反共戰俘勢力通過暴力鬥爭獲得戰俘營的控制權，建立起一套人身控制、暴力脅迫和思想灌輸並用的制度。…強制中共黨團員和普通戰俘參與反共活動（按：包括強制在身上刺上反共口號）。…在反共戰俘高壓強制之下的『一顆心回臺灣』又有多少志願，多少強制，多少恐懼呢？」他估計：真正堅決的反共份子，只佔被歸類於「反共戰俘」的15%。所以，高達一萬人左右並非真正自願來臺。臺灣研究者沈幸儀在2007年訪問了十位忠義山莊安排的「義士」，她說：除了楊逸之以外，「大多數不是像政府所說的『投奔自由』，反倒像是被『脅迫來台』」，只因「戰俘營中的嚴密控制，讓他們…不願也不敢將心中想法表達出來，許多人就在這種有苦難言的情況下來到臺灣。」在另一位研究者馬國正的訪問對象中，不少人提及當年眼睜睜看著反共戰俘的領袖李大安殺害表態要回大陸的戰俘，他們在生命威脅下，只好參加各種刺字或簽名活動，以致失去返鄉機會。

當年被迫來臺的冉宏圖後來回大陸定居，他回憶當時許多人不願去臺灣，有人在從韓國船運臺灣途中跳海自殺。這些「被迫投奔自由」的「義士」，來臺後當然得不到自由。另一位「義士」趙英魁來臺後不久被判「叛亂罪」，坐牢十年，他回憶：來臺之初，有的戰俘因不願當兵而遭幹部不斷糾纏而自殺，還有的戰俘抱怨「國民黨不守信用」，遭「政治戰士」檢舉，被捕後以「從事非法組織意圖叛亂」的罪名被判死刑或徒刑。事實上，這些「反共義士」不但仍是待罪之身，更成為國民黨為強化白色恐怖而進行的反共宣傳之工具，加深了臺灣社會的「不自由」。

臺獨繼續消費「反共義士」

在這些「反共義士」裡，即使真正反共、志願來台者，也未必可稱「義」。首先，當年國民黨的「反共」本來就不是出於國家民族的公共利益，因此才會堅持打內戰，破壞了抗戰勝利後的短暫和平。如果當年大多數的「反共義士」是被迫來臺，那麼那些志願來臺者極有可能就是參與迫害其他戰俘的反共積極份子。更何況他們來臺後加入了白色恐怖的威權體制，加深了臺灣社會的不自由。因此，這些人正是甘被國民黨利用的政治工具，稱不上「義士」。至於後來那些在「重賞之下」駕機甚至劫機來臺者，更與「義士」無關。

不論自願還是被迫，這些「反共義士」長期被國民黨當作宣傳工具。國民黨為了擴大反共宣傳，1954年成立「亞洲人民反共聯盟」（亞盟）；1966年大陸發動文革，國民黨藉機將亞盟擴大，再成立「世界反共聯盟」（世盟），每年舉辦「自由日」反共宣傳活動。兩岸解凍後，世盟和亞盟分別更名為「世界自由民主聯盟」和「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拿掉了「反共」二字，才使這些「義士」的工具價值減退，過了一段比較安寧的生活。直到去年為止，由世盟和亞盟主辦的「世界自由日」紀念活動雖然每年舉辦，但基本上不再動員「義士」們來做反共宣傳。但這兩個受外交部預算補助的組織，長期掌握在國民黨政治人物手上（世盟總會長是曾任立法院副院長的饒穎奇，亞盟理事會主席則是國民黨副主席兼秘書長曾永權），以致被質疑為「養肥貓」的單位。然而，在蔡英文上台以後，兩岸關係惡化，臺獨為了反抗大陸的促統壓力，又想到繼續消費「反共義士」來搞宣傳。

眾所周知，民進黨全面執政以來，一方面清算國民黨的「附隨組織」如救國團、婦聯會、民眾服務社等團體，另一方面刪除對其他國民黨當年成立的外圍團體（如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的經費補助。按照「常理」，世盟和亞盟即使不被列入「附隨組織」，也該刪除補助預算。但2016年外交部繼續編列近三千萬預算，民進黨立委雖曾提案全數刪除，但最後仍「有條件放行」。2017年外交部繼續編列兩千多萬預算，民進黨立委仍提案全數刪除。但是，世盟中華民國總會在今年1月23日擴大舉辦「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還邀請多位韓戰「反共義士」到場接受全場喝采，顯然是在提醒蔡英文當局該組織仍有承接上世紀反共宣傳的作用與價值。同一天上午，立法院就通過了相關補助預算。

顯然，民進黨對早已解密出版的韓戰「反共義士」檔案史料以及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視若無睹，不但不打算讓當年國民黨強迫大批「義士」來臺的歷史適用「轉型正義」，甚至還想承接當年的反共宣傳，與國民黨政客聯手，繼續消費這些年事已高的「義士」。臺獨與獨臺的合作，並非自今日始，但在利用這些被當作宣傳工具而耗盡一生的「反共義士」一事上，特別顯得虛偽而惡劣。

大陸應主動解決歷史問題

國民黨當年敗退臺灣之際，從福建東山島抓走4792名壯丁，使島上三分之一的家庭骨肉離散。島上銅鉢村被抓走男丁147人，成為聞名中外的「寡婦村」。這些壯丁被迫參加國民黨軍隊，其家屬、姻親全都成了「敵偽家屬」，佔全島人口約60%。後來任縣委書記的谷文昌向縣委建議：「國民黨造災，共產黨就要為民眾救災」。於是，東山縣委頂著巨大壓力創了一個新詞，稱這些國軍士兵家屬為「兵災家屬」，並決定對他們政治上不歧視，經濟上平等相待，困難戶予以救濟，孤寡老人由鄉村照顧。東山百姓至今懷念「谷公」，當年被抓的壯丁多年後回鄉探親，還特地到谷文昌墳前祭拜。

除了少部分反共戰俘，當年被裹脅來臺的一萬名左右「反共義士」實際上就是「兵災」受害者。雖然當年選擇回大陸的戰俘後來也遭到批鬥迫害，並不能反證這些被迫來臺的「義士」就不是國民黨爭奪戰俘的受害者。中共在1980年曾發佈文件，承認「志願軍被遣返的歸來人員6064人，絕大多數是因負傷、生病或其他原因失去戰鬥力而被俘的」，因此不是「叛徒」或「特務」。如今，對於歷史上國民黨造的另一樁「兵災」，民進黨竟然還要繼續榨取這些風燭殘年老人的剩餘宣傳價值，大陸應考慮主動解決這個歷史問題，承認這些人中的大多數是在威逼利誘下被迫來臺，根本不是「反共義士」。除了反共有據（有國民黨當局檔案為憑證）的少數人以外，應宣布對其他被裹脅來臺的「反共義士」一概平反，對其在國民黨威逼下的反共言行既往不咎，其在大陸家屬若曾遭不公平對待者亦應予以補償。對倖存的「反共義士」，承認其被俘前的資歷，若願回大陸養老，應由政府負責照顧其生活。作為第一步，可盡快由學術機構召開針對「志願軍戰俘」的學術討論會，使國民黨迫害、利用志願軍戰俘的史實大白於天下，使臺灣未來不再有人利用虛構的「一萬四千個證人」來反共拒統。

釐清國共內戰的責任歸屬，破解「反共義士」的神話，才能駁斥獨臺的「理論基礎」，斷臺獨右臂。臺獨與獨臺聯手，兩岸獨災日深。要正本清源，必須盡快將真相與正義還諸歷史。時不我待，事不宜遲。（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