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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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六月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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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險二二八

《臺灣事變內幕記》(六)

作者 | 唐賢龍
唐賢龍:南京《大剛報》記者
【編按】

本期繼續刊載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又名《臺灣事變面面觀》)卷四第八、九兩節。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初,這位南京《大剛報》記者正身處臺南,並因事件的爆發而受困當地數日;其親身經歷,頗能呼應他後來北上採訪所得,即前刊第三卷所述。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全臺商會菁英在事件(運動)中的領導角色,以及各地參與者首先掌控槍械、鐵路交通,以及普遍重視傳播媒體的這個高度一致性。第二,更深一層看,如果我們注意到二二八處委會的核心分子中,數名都是省公會、省商會要員,而他們同時也是「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骨幹,那麼我們即可理解處委會平息臺南等地暴動的效力之高,但也不免要懷疑:此前處委會為何一邊在臺北與陳儀政府談判、允諾恢復各地秩序,一邊卻支持各地民眾響應暴動?第三,就是這群領導菁英對中共立場的態度。總之,以上值得再探究。

為了便於閱讀,我們對原版手稿進行了文字、標點符號及分段的校正,並將缺漏字以〔〕補正。此外,文中註腳係本刊所加。讀者若發現其他錯誤,請來函提供正確資訊,以便未來加註說明。

(八)臺南城中被困記

當臺灣事變爆發的時候,我正在臺南。那時跟我在一起的,除了我的太太外,還有三個朋友;我們五個人均下榻於興中飯店裡。興中飯店是臺南市一家最漂亮的旅館,位在最熱鬧的銀座街上。因為該店已大半西洋化,清潔衛生,沒有日本風味的榻榻米,故當我們一住下來時,我們便都很愛這家旅館。

臺南是臺灣南部第一大都會,在二百多年前,即為全島政治、文化、工商業的中心,鄭成功於驅逐荷蘭人後,即改臺南之赤崁樓為承天府,故名勝古蹟甚多。假使在抗戰時不遭美機的轟炸,則街道的寬闊,市區的整潔,實遠在臺北以上。

當臺北事變未發生前,臺南始終是一個靜靜的小城,靜靜的像如一池澄清的秋水。惟在2月28日的晚上,我們即聽到臺北緝菸事件的一點點風聲。起先,我們都以為這一定是很小的地方事件,頂多幾天便會解決的,所以我們就沒有去注意。故在3月1日的上午,我還獨自坐了一輛人力車,到十餘里外的那一座小小的古老的安平城去玩了6小時。而在3月2日的上午,我又曾應臺灣嘉南大圳水利協會,往曾文區烏山頭去看嘉南大圳水利工程,下午又曾到赤崁樓孔子廟去憑弔明末孤臣的遺痕;迨至2日下午,當我們從臺南市警察局局長的口中,獲悉臺南市民眾即將暴動的消息時,我們依然未予介意。

及至3月3日上午10時許,當我到臺南市政府預備去看卓高煊市長,親眼看到市政府一個做工役的臺灣人被打得頭破血流時,我才知道情勢有點不對。只看見市政府裡的空氣非常緊張,憲兵隊長、警察局長,正在與市長舉行緊急會議,在市長會議室的門口,更有5、6個憲兵在往來徘徊,神情顯得很焦灼不安。當我躊躇著正想發問的時候,一個身材高大的憲兵,將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看看我不像臺灣人,便連忙跑過來向我低低的說:

「先生,你們是哪裡人?在什麼機關做事?住在什麼地方?望你們趕快回去,不要再出來了!因為,現在,臺灣人已經暴動了,在街上到處亂打外省人;昨晚,本市三個警察派出所業已被攻占,槍彈悉被民眾搶去。剛才那個被打的臺灣人,便是市政府的工役,你先生是親眼看見的。我們已經有四天晚上沒有睡覺了。本市兵力太單薄,民眾的槍枝甚多,現在市長、本隊隊長與警察局長正在開會,商討應付的辦法。我們處此最緊急的時分,除盡力保護各機關,保護外省人外,只有以一死報效國家。先生,時勢緊迫,你不能再在這裡停留。否則,一定危險萬分。假使你沒有地方躲,就跟我們到本隊去,我們一定保護你的;假如你有地方,我們即刻護送你們回去。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他坦率而又忠誠的向我說了這一切後,我才體驗到情況已有些嚴重,但我仍竭力鎮靜,並不感到害怕。我除了向他說明我底身分和住址外,更向他深深地而致謝意。

「不,你現在不能一個人回去。因為,在市政府外面的廣場上,已經有很多臺灣人,在追逐著外省人打了,我一定要護送你回去。」他又很誠懇的說了一句,臉上現出頗為擔心的樣子。

「沒關係,我就住在這附近的興中飯店裡,從市政府出去轉一個彎便到了。你們護送我走,反而會引起臺灣人的注目。」我很感激的回答著,並用手向外面指了一指,表示住的地方並不很遠。

但他依然不放心,終於將我送出市政府,又護送我走了二十幾步路,經我再三謙讓後,他才掉轉身回去了。臨走時,他還抄了一個電話號碼、開了一個名字給我說:「如遇到危險時,你隨時可以撥電話找我,我隨即可以派弟兄們來接你們到憲兵隊。」後來,當我轉過一道大牆時,我回過頭來,還看到他站在市政府的門口看著我。真的,對於這〔樣〕一個充滿了友情的憲兵,我能向他說些什麼話呢?一千萬句感謝,也無法能表達我那時的心意啊!

當我匆匆的在馬路上走著時,我看到臺南鹽業公司的門口,已經擁擠了很多臺灣人,他們在那裡高聲喊叫,他們在那裡指手畫腳,但我卻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麼。這時,在大街小巷中,已經到處展開了打風,我不敢停留,也不敢遲緩,便連忙加快腳步,撿那些人少的地方走。有些臺灣人於看到我這個陌生的外省人走過時,他們都向我投以驚奇的眼光,但我也無心去細看他們。

幸虧臺南市政府離銀座很近,走了約莫有8分鐘的樣子,我終於安全地跑回興中飯店。一進門,有一個名字叫做花子的下女便向我說:「唐先生,你受驚了罷?我們正在為你擔心呢!你太太更在樓上急得要命。你快點上去吧,不要再出來了!」我向她苦笑了一下,便連忙由第一層樓跑上第三層。我的太太看到我回來了,也顯得非常高興。

因為我們是住在興中飯店的第三層樓上,從這座樓上,我們可以俯瞰銀座街上的一切。這時,我們站在樓窗的附近,看著馬路上的臺灣人,正一陣陣的向臺南市商會、也是臺南市總〔公〕手抄本寫「總工會」,應為誤植。會的門前匯集;而街道兩旁的商店,更在一陣陣混亂中,將門關得緊緊地,人也跑到樓上去了,也像我們一樣,有的伏在窗子口,有的蹲在曬台上,看著街上那種緊張的場面,和隨時像水一樣動蕩的人流。

而自從3月3日上午11時起,我們便開始了被困的生涯。下午,兩點多鐘,興中飯店經理鄧成先生來看我們。他勸告我們千萬不能再出去,並且告訴我們用一塊長白布,上面寫幾個字,表示我們的身分,俾便晚上有人來查房間時,可以一見而知我們是自由職業的新聞記者,以免誤會。

因為怕晚上發生事情,所以我們皆睡得很遲,並不時到窗子口去窺視窺視街上的動靜,等到一切的人聲都靜寂了時,我們才敢和衣躺在床上假寐,後來便不知不覺的睡覺了。等到我們一覺醒來時,窗外已下著隆隆的大雨,間或還聽見遠遠的地方有一兩聲斷續的槍聲。

第二天,即3月4日上午,鄧成經理怕他一個人保護不了我們,便又請了一個名字叫做林石柳的先生來保護我們。林先生的身材很矮,面孔黧黑,不大會說話,但心地的確很好,他除了說些安慰我們的話以外便走開了。嗣後,他每天總要來看我們兩三次,問有沒有人來打擾我們?並關照我們:假使有人來為難時,可以隨時請鄧先生叫他。有時,還告訴我們一些聽不到的消息。像這種崇高的友誼,真使我感動!

事實上,臺南自4日下午2時許,市區的憲兵已經停止了武裝的巡邏;治安的責任,則完全由臺南工學院的學生和臺籍的警察來維持。晚上9點多鐘時,我們才從無線電廣播中,獲知臺南市所有的警察派出所,與第二監獄、海關倉庫等機關已被完全接管。而警察保安大隊的槍彈亦被封存。

3月5日在民眾一致的要求下,臺南市長卓高煊,終於將前任市府財政科長因貪污嫌疑而被拘押的黃離無條件釋放了,因為有些臺灣人說:「自從卓市長上任以後,所有市府重要的職員,都完全換上了福州人。至黃離的貪污案,也是卓給他隨便加的一個帽子,不過只是想將黃離割掉,而另換上他的一個最親信的戚友。所以我們方要求無條件釋放黃離。」

自從臺南工學院學生出來維持治安後,街道上已很平靜;雖仍有武裝的民眾乘著各種各樣的車子,在街上不住地梭巡,但打風已經慢慢的熄滅了。6日,臺南市的各商店已大半開門,秩序業已漸見恢復。

困處在旅館裡,雖然託庇於鄧、林兩先生的保護,使我們無凍餒之虞,未受絲毫的災難,但一種精神上的痛苦,依然時時刻刻地威脅著我們,使我們既寂寞而又焦灼。每天,我們坐在那一個寂寞的走廊上,或者望著那一條漫長的街,或者看著不想再看的小說,想著看不見的海,夢著望不盡的山,只是寂寞的在消磨著漫長而又漫長的日子。7日的晚上,當天上還飄著霏霏的細雨時,我們無法再忍受了,終於下了最大的決心,決定冒險乘夜車到臺北。

 

(九)經歷艱險的夜行軍

3月7日的晚上7時許,當我們決定要走的時候,所有旅館中的僕役、伙伕、下女等都感到驚訝了,尤其驚訝的是花子。當她聽說我們要走時,便連忙跑上樓來,勸我們不要走,說路上不安全,要我們等幾天看看情勢再說。言談之間,好像還有一點惜別的意味;但我們想走的太心切,雖然明知道路上有危險,但我們也顧不了這麼許多了。蓋我們當時這樣想:與其無限期的被困在臺南,過著半幽禁式的生活,倒不如冒一次險跑到臺北,或許等到有輪船的機會,我們便可以想辦法離開臺灣。

同行的,除了我們五個人外,還有一對姓邵的夫婦,也跟著我們一道,一共算是七個人。因為老闆鄧成先生不在家,我們便留了一張名片給他和林石柳先生兩人,向他們告辭。在被困期間,多承他們倆想辦法保護我們,終使我們履險如夷,絲毫未曾遭受到些微的痛苦、或意外的損失。

當我們七個人,每一個人坐上一輛黃包車時,我特別留在最後,向興中飯店中幾個送我們下樓的臺灣人表示謝意。在細雨濛濛中,我看著那一座三層樓的飯店,漸漸在我的車後消逝了時,我心中止不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依戀的感情。

微風細雨,寂寞的臺南城中,一切都顯得靜悄悄的。街道上行人稀少,只有幾個黃包車夫,躑躅在每一條街的十字路口。暗淡的街燈,照著暗淡的街上。跑到火車站時,火車站上格外顯得冷冷清清;在偌大的一個候車室中,只有幾個臺灣的女人和小孩,以及我們這七個候車的客人。鐵路飯店的咖啡館中,客人寥寥,下女們都一個個的在打瞌睡。

上午,當我們到火車站上去洽購車票的時候,那位跟我們接談的副站長(臺灣人)還是前任鐵道管理委員會時所委派的。至於站長,因係外省人,已早跑走了,但誰知,當我們晚上去買火車票的時候,與我洽商的已是二二八事件處委會交通組鐵道制度調整委員會所任命的一個站長了,問一問,才知道前任那個副站長已經辭職了。雖然前任副站長是臺灣人,後任站長也是臺灣人,但臺灣人與臺灣人之間,已經有顯著的區別。當他與我們交談的時候,他首先問我們有沒有武器?因他看見我們行李很多,便表示不願意代我們交行李房運送。後來,經我們交涉再三,他還是表示不信任,說要檢查檢查行李看,然後再給我運送。沒法,我便只好給他檢查了。當他派人檢查了半天,看看我們的確沒有什麼,態度稍為和氣一點,方答應給我們過磅承運。及至明瞭我們是國內派來的新聞記者,他方高興起來說:願意給我們幫忙。我們搭的本來是晚上10點夜快車,但這時,火車已不按時開停,故一直等到10點20多分時,火車才從路竹開來。因高雄是時軍民正在打得很激烈,火車只能以路竹為起點。火車一停,那位站長便令紅帽子將我們行李先送上車,並關照我們在路上小心。

行李已搬上車了,忽然跑來一個30餘歲的臺灣人,勸我們不要走,說臺中、嘉義、彰化等地,仍打得很厲害!看樣子,他好像剛由火車上下來的。不一會,又來了一個40多歲的臺灣人,勸我們暫在臺南住幾天,聽說路上仍不安穩,並云:在其他各地,仍有毆打外省人的情事等等。他說著,便慌慌張張的跑開了,好像怕給別的臺灣人看到了對他有什麼不利似的。

這時,我的走志依然未動搖。但當我們快要跨上火車去時,忽然從旁邊又跑來一個30多歲的臺灣人,看樣子,好像是一個做生意的。他氣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將我拉到旁邊,向我低低的說:「你先生是不是上海人?我今天是由臺北那邊來的。在路過臺中和嘉義時,我看到很多外省人都被拖下車去了,打得要死,幾乎車上所有的外省人,都被流氓們打了。這所以我勸你們今天晚上無論如何都不能走,在路上,萬一碰到了那些流氓,那是多麼危險的事呀?!」他說著說著,幾乎像要哭出來似的。在那種環境之下,我真感動極了。但是,我能不走嗎?行李已搬到車上去了,我太太他們也都先後跨上車去了,而這時火車又嗚嗚的叫著要開了。我來不及考慮,也無法再遲延,便只得非常感謝的向那個陌生而又善良的臺灣人說「謝謝你,沒有關係」七個字後,我便飛也似地跑上車。

這時,那位站長先生也跑上車來跟我們握手,並關照其他一個穿黑衣服的臺灣人,請他沿途保護我。說著說著,火車已轟隆一聲開了,他陪著我們又談了兩句便忽然跳下車去。

在隆隆的火車聲中,在微微的細雨聲中,我們終於默默地離開了臺南,默默地鑽進頭等車廂裡。這是一節特別的頭等車廂,裡面有七張可以自由轉動的沙發椅,我們正好每一個人坐了一張。因為怕將燈光漏出去,會引起臺灣人的注意,所以,我們便連忙將紗窗、玻璃窗、窗簾等全部拉下來,將全車廂的燈光都遮蓋住。我們每一個人都懷著一種不可知的命運,都不曉得將遭遇到一種什麼樣的危險和災難。我們只是將眼睛輕輕地閉著,聽著車窗外淅瀝的雨聲,和車底下隆隆的輪音,我們不敢想像今夜的前途,甚至於連幾分鐘以後的將來,我們都無法預測。因為危險與災難,是隨時都在等待著我們啊!

車上的乘客很少,外省人簡直看不到,就是臺灣人也並不多。當我們一踏進這一節特別的頭等車廂時,這一節車廂的前後門,便被臺灣人關上了。而在前後門的旁邊,好像都聚有很多臺灣人,在那裡嘰嘰咕咕的談天,我們也聽不懂他們究竟在說些什麼。我們想:也許他們是在監視我們,怕我們帶了不利於他們的武器吧?要不然,為什麼要將我們這一節車廂與其他各節的車廂隔絕起來呢?但繼而我們又在揣測:也許他們是好意,怕其他臺灣人看到我們要亂打,這樣隔絕起來,他們便看不到我們了。所以,我們那時都不敢朝壞處想,只是盡量地往好處想,總希望今夜能平安地度過,明晨能平安地到臺北,甚至於後天,便能坐著飛機回上海。故在想到好處時,我們不知不覺的便忘記了恐怖和危險、災難與不幸。儘管這樣自己安慰自己,但在忽然想到那萬一的危險時,止不住,我們便又不安起來,不安的結果便焦慮,焦慮過後,便愈覺不安。就這樣,我們一會兒疑懼,一會兒焦灼,一會兒跑到門旁邊聽聽臺灣人有什麼動靜,一會兒又跑到窗子邊,將窗簾子掀開了一點點,向外面窺探窺探一切的聲息。

但是,山野是靜悄悄的,大地也是靜悄悄的,我們能看到些什麼呢?我們只聽到火車在嗚嗚的隆隆的吼聲中,穿過了一個小站又一個小站,我們只看見在朦朧的黑暗中,經過了一個村鎮又一個村鎮。我們在心裡,只是希望著快將嘉義、臺中幾道難關闖過去便好了。然而奇怪得很,今夜我們都好像火車開得特別慢似的,有時,甚至我們更神經過敏的感到火車似乎在沒有開動一樣。

好容易,到12點多鐘時,火車才慢慢的開到了嘉義。一聽到嘉義兩個字,這時,我們每一個人都感到緊張的很,準備接受手抄本寫「授受」,應為誤植。任何來自各方的災難。車停了不一會,便上來幾個揹著槍彈的青年學生,來盤問我們。及至他們明瞭我們是新聞記者時,便很客氣的向我們說了幾聲「對不起」後,什麼也沒有檢查,便默默的走開了。我看到他們臂上纏的是「臺灣青年自治同盟嘉義支部」的臂章。當他們默默的走開時,我不禁跟我太太笑了笑說:「我們今天晚上好像是關雲長一樣,要準備『過五關』了,但卻沒有力量來『斬六將』。」她聽了,也不禁淒然地笑了一下。等到車又轟隆一聲開行時,我才放下心來。想不到,我居然會這樣順利地便闖過了第一關,這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因為太疲倦太緊張的關係,所以,於車過二水時,我竟矇矇矓矓的睡著了。但不意在車抵員林時,忽然又闖上來五六個忠義服務隊的隊員,將我們簡簡單單的查問了一會,及至看到我們手膀上每一個人都纏了那麼一大塊白布,他也不看看究竟是什麼地方發的,或上面究竟是寫些什麼字,嘴裡便咕嚕咕嚕的走開了。經過了兩次的檢查,我們的膽子已壯了,經驗也彷彿增加了些,已沒有先前那樣心驚肉跳的情緒。這時,我的瞌睡好像也給驅跑了似的,精神忽然振奮起來。之後,在到彰化時,又先後被檢查了三次;一點也沒有麻煩我們。

火車依然在不停的跑著,窗外的雨,好像已經停了。當車尚未抵達臺中時,在空曠的手抄本寫「外」,應為誤植。原野裡,忽然聽到遠遠的地方有一陣陣卜卜的槍聲,和一陣陣的吶喊聲,在夜深人靜時,那聲音彷彿格外顯得響亮而淒厲。這時在車廂的前面,忽然跑來一個農夫模樣的臺灣人,抓了一根長槍,對準了我們,命令我們不准動,要我們一個個的將東西準備好,到臺中站時,一律須下去檢查。

因為在事前,我曾聽到過很多恐怖的故事,說是外省人在經過臺中站時,只要一下火車,不是被活活的打死,便是將外省人像囚犯一樣的趕到集中營去。所以,當我一聽到他的命令我們下去時,我就跟他說:「如果要檢查,就請你在上面檢查罷,我們行李的裡面是沒有什麼東西的。」當我這一句話還沒有說完時,忽然由前後兩節車廂裡,又衝進來五六個氣勢洶洶的臺灣人,他們有的拿著手槍,有的拿著大刀,有的拿著長槍,有的拿著手榴彈,一個個的都將槍口對準了我們的胸膛,命令我們全體站起來,讓他們檢查。內中,有一個穿黑衣服的人,他警察不像警察,軍隊又不像軍隊,後來才知道他是留學日本、在日本住了二十多年,不久前才從日本回臺的,他既不會說國語,又不會說臺灣話,只能說日本話。他首先以日語問我們呱呢呱啦的說了半天,我們一點也不懂,只是睜著偌大的眼睛望著他。後來,他便以還趕不上洋涇濱的英語來說,我們還是聽不懂,結果,他用筆寫英語,我們才知道他們的意思是:「你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預備到什麼地方去?有沒有『良民證』?在臺灣做什麼事情?身上帶了武器沒有?」所以,我們也用英文寫給他看。過後,他們將我們所有的東西都徹底的檢查了一遍。他尤其對我身邊所帶的那一堆舊報紙,特別感到興趣,也檢查得非常仔細。有一份臺中版的和平日報,他翻來覆去的看了二十多遍,一刻將它拿在電燈光底下照照,一刻又拿在鼻子上嗅嗅,他好像想從那張舊報紙身上發現什麼秘密似的。但結果,他終於一無所獲,彷彿很失望樣的,便又找題目來問我:「你們即然由臺南來,臺南處委會曾經發給你們證明文件沒有?」

「沒有。因為,我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自從事變發生以後,我們天天都住在旅館裡,根本就沒有出去過,所以無法向處委會要證明文件。」我很委婉的回答說。

「那個女的是幹什麼的?」他看看在我身上,好像已沒有什麼再問了,便忽然掉轉了話頭,指指坐在我對面的那一位女的問。

「她嗎?也是新聞記者,是上海X X X報的記者。」我答。

「嗯?你們中國也有女記者嗎?」他又歪轉頭來問我,彷彿感到很驚奇樣的。聽了他這話,我馬上便肯定的回答他:「在國內,各報館大都已聘用女記者,這已經是很普遍的事了,你感到奇怪嗎?」

「噢噢啊...... 」他終於笑起來了。接著,忽然便又加問了一句:「我可不可以跟你們一陣到新竹?」

「自然可以,我們很歡迎你。」我很高興的答著。他聽了,臉上頓顯出一絲笑意,好像很滿意。

當我們正在一問一答時,忽然從廂前面,跑進來三個人。兩個抓著槍的臺灣人,追趕著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的臺灣人,他嚇得面如土色,身子顫抖得縮成一團。看那樣子,他好像想跑到這一節車廂後面去跳車樣的。

「站住,不要動,看看你身上有什麼東西?」這是一個穿著軍靴的臺灣人,大聲的向那個十七八歲的年輕的臺灣人吆喝著。可憐,那一個年輕的臺灣人,嚇得馬上便撲通一聲跪下來。「先生,我身上一點也沒有什麼,你看,你看」,他說著說著,連褲子都脫下來給那個追趕的臺灣人看。

「你為什麼想挖鐵軌和枕木?下去,拖下去!」另一個身材比較矮一點的臺灣人,又大聲斥令著。沒有幾分鐘,那個年輕的臺灣人,便給追趕他的那兩個臺灣人拖下去了。至於那兩個臺灣人為什麼要追逐那一個年輕的臺灣人毆打,我到後來才明瞭是什麼原因。

「轟隆冬」──車子忽然停下了,說是已經到了臺中。這時候,夜已很深,站上靜悄悄的,一點也沒有人聲。只有月臺上的燈光,淒清的照在寂寞的臺中站上。

「他們都是好人。用不著再下去了。走,我們到前面車廂中去看看罷!」這是站在我後面的一個穿著軍服,掛著日本指揮刀的臺灣人,忽然發出了這一道口令。這時我方才如大夢初醒似的,發覺到我身後原來還有一個人。於是,我便連忙掉轉頭來,和他握手言談,並謝謝他的好意。

「對不起,對不起,我們這次的人民運動,完全是要改革臺灣省不良的政治;我們之所以要如此詳細檢查你們的原因,一方面是恐怕你們有武器,一方面是怕共產黨破壞鐵路。剛才抓下去的那個年輕的人,便是給共產黨收買的,他想在這裡來破壞鐵路,被我們守衛的弟兄發覺的。」他說著,便跟我熱烈的拉了半天手,才將手一揮,率領其他的臺灣人一個個走出去。至此,我們才如釋重負般的,從刀槍如林的緊張狀態中,慢慢又恢復到原先的常態。咳,這一道難關,總算又給我們輕輕地闖過去了。

火車在臺中停了差不多有半小時尚未開。後來一打聽,才知道豐原與苗栗兩地,軍民仍在激烈的衝突,槍砲頻傳,火車不能由海內線行駛。因臺灣南北縱貫線的火車,自王田至竹南間有兩條鐵路線,一條是海岸線,即由追分站起,經龍井、大甲、新埔、後龍、大山腳,而到竹南。另一條海內線,即係由王田,經臺中、豐原、三義以上,手抄本寫的「南竹」、「復龍」、「三叉」,應皆為傳抄錯誤。、苗栗、北勢、造橋各站而至竹南。今夜我們火車所行駛的是海內線,現海內線既然不通,便只好由臺中站再行退回至王田,然後才能繞道海岸線行駛。

當時我們因不明瞭這種情況,且不知道那位臺灣人告訴我們的話是否屬實,故當火車由臺中站向王田退行時,我們心裡都非常驚惶,一怕火車萬一退至王田,甚或再退回彰化而不能開向臺北時,則天明以後,萬一被很多臺灣的流氓或浪人發覺,則我們這七個人一定要遭殃;同時,我們又怕萬一火車行到一個很小的站上停下來時,那車上的十幾個像監視又不似監視我們的臺灣人,因為看到我們行李很多,加以同陣又有幾個女的,也許要在車上來動我們的手,那我們簡直毫無辦法,只有束手待斃!所以,當這一列火車正在隆隆的、以加快的速度向回倒退的時候,我們都嚇得坐臥不安,怕有什麼意外的事情即將發生,是以,我們便將窗簾子掀起來,想看看外面到底是什麼地方,或究竟到了哪一站?在我們的心意中,我們認為:假使火車在退到彰化時仍不再轉換方向,則我們今夜的命運必將凶多吉少;如不退到彰化即行掉換方向,那我們或尚不致有何厄運。

這時我太太更嚇得要命,只是嘰嘰咕咕的埋怨我,說不應該到臺灣來,更不應該今晚上乘夜車等等,真使我煩得要命,可是,我又能去埋怨誰呢?但我當時依然強自鎮定,並從皮包中拿出一張臺灣全省地圖來細看。當我看到從王田到竹南間的鐵路的確是有兩條線時,我便指給我太太和其他幾個同伴看,安慰他們不要怕。後來及至我們在門隙中,看到前後車廂外的臺灣人一個個的都躺在沙發上鼾聲如雷般的睡著了時,我們才稍為放了心。

倒行車走了約莫有一個多鐘頭,在到大肚站時,我們把方向校定了一下, 覺得火車的確是朝著臺北的方向行駛了。這時才敢將眼睛閉著,靜靜地養養神。

於車過新竹時,天已經漸漸的亮了。我們從窗隙中遠看,只見田野裡秧苗青青,山岡上朝霧重重,天空中細雨濛濛,一切的村莊房舍,都依然靜靜地躺睡在夢幻裡。我們無心貪看車窗外春天的景色,心裡只是十分渴望著快到臺北。

夜行車在朦朧的朝色中行駛,好像也特別感到有精神似地,飛快如閃電。

我們看到一個個村鎮在我們的眼前消逝,又看到一個個的村鎮在我們眼前顯現。行行重行行,在3月8日的清晨7時許,我們終於在大雨傾盆中安抵臺北。(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