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原愛的事件上，許多新聞報導僅關心家庭夫妻相處之道，稍加深入則關注異國婚姻存在的「文化差異」乃至「價值觀差異」。可是，福原愛嫁到臺灣之後，面臨的社會、輿論（尤其是言論自由）氛圍，卻未曾引起媒體的重視。

福原愛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她的公眾形象建立在桌球的運動生涯上，其中離不開從小到大在中國大陸的訓練過程。對她來說，日本和中國分別是第一母國和第二母國，都是娘家。因此，她嫁到臺灣後很自然地表達對於日本與中國的情感。

在面對兩岸之間的文化事件或是色彩不濃厚的政治事件時，福原愛很自由地公開表述她的想法，卻未曾想到在臺灣社會裡表達對中國大陸的正面想法或感覺，竟會是「社會禁忌」。她對於臺灣的諸多不適應之一，包括了這些言論往往被刪除、被要求改口或壓縮。

於是，我們應當如何去看待臺灣所標榜的「民主」和「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臺灣到底走向「民主化」，還是「民族主義化」？「民族主義」的目標又是什麼？在實踐「民族主義」的過程中，促進抑或壓制了「民主」？參見吳啟訥，〈民主化抑或民族主義化？——從歷史視角觀察臺灣政治轉型〉，《二十一世紀》，2020年4月號。₁ 

在福原愛的事件裡，我們很清楚地看到「言論自由」受到嚴重的壓制，相較於家庭因素的不愉快，「言論自由」受到壓制的情形，或許是更值得我們重視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