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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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三月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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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爲什麽要感謝戈巴契夫

作者 | 宋魯鄭 宋魯鄭 : 旅法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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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yuanwangcntw;Email:yuanwang.cntw@gmail.com)

戈巴契夫,蘇聯末代總統、蘇共末代總書記。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末代領導人,其下場大都頗爲凄慘。俄羅斯最後一個沙皇被滿門抄斬。中國明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先斬殺自己的女兒,然後在僅有一個太監的陪同下上吊自殺。但環顧人類歷史,成爲末代領導人但卻倍享尊榮的,大概只有戈巴契夫──德國人感激他,波羅的海及東歐各國感激他,整個西方更是感激他。今(2021)年3月2日是他的90壽辰,西方各國首腦紛紛祝賀,充滿肯定和讚譽。但這個行列中並沒有中國,當然也沒有俄羅斯人民。

其實德國人感激他,可以理解,因爲他促成了德國的統一;東歐各國感激他,也可以理解,因爲他們自此得到了「自由」;西方感激他,更可以理解,因爲他令西方打贏了冷戰。俄羅斯人民是例外,也可以理解。畢竟他把一個世界超級强國在短短幾年內、在沒有戰爭和饑荒的和平時代,就將之解體,並把俄羅斯帶入歷史上最黑暗的時刻(另兩大時刻是蒙古占領、希特勒入侵),俄羅斯人民自然對之無法接受。所以在1996年,不甘心政治生命結束的戈巴契夫參加總統選舉,結果僅僅獲得羞辱性的1%的選票──儘管他還有諾貝爾和平獎光環、全球的高知名度和美譽。

不過中國人也是例外,就有些難以理解了。反對戈巴契夫的左派認爲:他背叛了社會主義,摧毀了社會主義陣營,向資本主義投降。應該說中國的左派和右派都是意識形態派,都從抽象的意識形態出發,只不過一個是社會主義理念至上,一個是民主理念至上,而不是從國家利益出發。其實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上,我們實在要感謝戈巴契夫,從某種程度上講,沒有他,甚至就沒有今天中國的巨大成就。

戈巴契夫出任蘇共總書記後,對中國有三大貢獻。一是滿足中國改善中蘇關係的三大條件:從阿富汗撤軍、從蒙古國撤軍、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這三個條件的難度和對中國的貢獻,並不亞於蘇聯對西方的讓步。中國西部、北部和南部的安全威脅都得到解除。沒有了蘇聯背後的支持,蒙古和越南這一北一南兩個鄰國,都不得不改變敵視中國的立場。

二是戈巴契夫上臺之後,走出了一條和中國不同的改革之路──先政治後經濟。而當時這兩條道路誰正確並無定論。特別是八十年代末,中國的改革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瓶頸,而恰在此時訪問中國的戈巴契夫甚至都可能被中國的困難所誤導,更加堅定了他先政治後經濟的模式。然而,隨後蘇聯的解體以及俄羅斯不得不選擇休克療法所付出的代價,則反過來令中國人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漸進式模式。到今天,二十多年過去了,應該可以初步得出結論了:1989年戈巴契夫訪問中國的時候,蘇聯的經濟總量是中國的四倍,但到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是俄羅斯的六倍了。

當然也有人認爲,東歐各國也大都是激進轉型,其表現都好於俄羅斯。但不要忘記,東歐都是小國,和中國這樣的大國並不具備可比性。比如,匈牙利就把所有的國有工業和銀行都賣給了西方,中國行嗎?

戈巴契夫模式的失敗和鄧小平模式的成功,對於今天的中國意義確實非比尋常。記得1989年時,一批自由派知識分子發表公開信,聲稱再不搞政治改革,中國的改革不但無法前行,就是已取得的成果也將喪失。十年過後的1999年,體制內的自由派人士李慎之又提出中國政治改革的條件「不是不成熟,而是已經爛熟了」。又差不多過了十年,2008年,所謂的「憲章派」在西方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居然又提出同樣的論調。當然迄今爲止的事實都令他們成爲歷史嘲笑的對象。就如同2000年的章家敦(Gordon G. Chang)先生,預言2011年中國就要崩潰,結果2011年過去了,中國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西方卻陷入了全面而且愈演愈烈、不知何時才是盡頭的危機中。當然這個世界永遠不缺少花崗岩腦袋的人,章家敦先生不但不認錯,反而又預言中國2012年會崩潰,就如同今天仍然有不少李慎之、憲章派的追求者一樣。借用臺灣著名散文政論家龍應台的一句話:「請用文明說服我」,我要說:請用事實說服我。畢竟今天,是西方在發生全面的經濟危機,是西方在向中國求助,而不是相反。中國怎麽還要反過來以西方爲榜樣進行政改?難道自由派們希望中國也來一場主權債務危機或者金融危機嗎?

第三,中國進入近代以來面臨的最大威脅一是來自東邊的日本,一是來自北方的俄羅斯。戈巴契夫改革失敗並導致蘇聯解體,無疑極大的改變了中國的國際環境。當然,也許有人會認爲:蘇聯解體,中國在冷戰期間的特殊地位不復存在,也成了西方的遏制對象。這固然不錯,但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只有利而無弊,關鍵是只要利大於弊即可。西方的軟遏制比得上蘇聯直接的軍事威脅嗎?更何况蘇聯解體之時,中國已經成功進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西方已經不可能重新對中國進行封鎖。後來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2001年,中國成爲世貿成員,但全面擁抱西方的俄羅斯,直到2011年才入世。

蘇聯的解體和隨後俄羅斯及獨聯體國家的混亂和衰落,也爲中國解决歷史遺留的領土糾紛帶來了有利時機。俄羅斯沙皇時代利用清朝的衰落而侵占了上百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雖然從歷史的角度,它並不合法,但國際社會都是承認事實的,實際上很難改變。比如美國就曾侵占其鄰國墨西哥55%的領土,比這以前美國全部土地的半數還多,增加了全美面積的60%,號稱是「這類戰爭史上最大的一次土地搶奪行爲」,不過美國史學家賈斯汀•史密斯(Justin Harvey Smith,1857-1930)在他的《與墨西哥的戰爭》(The War with Mexico, 1919)中宣稱:「它不是爲了征服而進行的戰爭」。墨西哥也並非不想收回失土,只是實力不濟。一戰時,德國就曾致密信墨西哥,承諾如果它參戰,將助其索回美國强占的土地。只不過德國戰敗,歷史沒有給予墨西哥機會。所以當强大的蘇聯存在時,蘇方根本不理睬中國的訴求。但當機會出現時,中國通過談判從俄羅斯手裡重新收回了300多平方公里的領土,從塔吉克斯坦收回1,100多平方公里的領土、從吉爾吉斯坦收回800多平方公里的領土。當然,這只是中國歷史上丟失的領土很小的一部分,但假如沒有戈巴契夫,連這些土地也無法收回。這確實體現了中國領導人的智慧。

我們可以對比日本。本來蘇聯解體也是日本與俄羅斯洽談二戰被蘇聯强占北方四島的機會。但由於日本缺乏遠見,拒絕俄羅斯歸還兩島的建議,非要俄羅斯全部歸還,致使談判破裂,等到俄羅斯緩過勁來,就關上了談判的大門。日本其實不明白,先收回兩島比一無所有要强,其他兩島則完全可以等到另一個歷史機遇來到時再收回。歷史上看,俄羅斯多次起伏,等到下一次國力衰退時,甚至再有第二個戈巴契夫出現時,再索回兩島也不遲。當然話說回來,假設中國國力衰退,再次出現一個「中華民國」,今天要回的領土也很難講不會再丟失,哪個時候中國丟掉的恐怕就不僅僅是一個外蒙古了。

從我個人的角度,中國其實還有三個感謝戈巴契夫的理由。一是它讓我們活生生地看到了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在進行民主轉型時所付出的巨大代價。人類歷史早已證明,任何有傳統有歷史的國家進行民主轉型時,都要付出持久而巨大的成本──內戰、政變、復辟、國家分裂。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拉美、亞洲各國都是如此。但畢竟這都是比較久遠的歷史,而且許多國家遠在中國的視野之外。但唯獨蘇聯這個鄰國,這個我們曾經的學習榜樣,就近在咫尺、眼睜睜地崩潰解體了。要知道追求國家統一和强大,俄羅斯和中國一樣有著極其悠久的傳統。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百姓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甚至出現和平時期人均壽命减少、人口總量下降的罕見現象。直到今天,俄羅斯的腐敗程度遠高於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遠低於中國。不僅俄羅斯如此,就是蘇聯時代最發達的烏克蘭,其經濟總量曾相當於義大利,生活水平遠高於俄羅斯,在獨立時曾歡欣鼓舞,認爲終於擺脫落後地區的包袱,再加上民主制度,就可以迅速向西方看齊了。結果僅僅兩年之後,生活水平竟然落到被休克療法大傷元氣的俄羅斯之後。1993年,通貨膨脹高達10256%,被世界銀行冠以世界之最。94、95和96年經濟都以兩位數下滑,直到2000年,烏克蘭才實現經濟增長。

當然有自由派學者如金雁女士就認爲,蘇聯的解體和民主無關,而是和蘇聯的聯邦憲法有關:它規定各加盟共和國可以自由進入和退出。可是何以同樣的憲法,在蘇聯時期就不會解體,在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卻解體了呢?其實中國的自由派群體對民主化和多民族國家解體的問題一直持迴避或否定的駝鳥策略。但問題不會因迴避或否定就不存在,今天的民主並不僅僅是一張選票、也不僅僅是權力的監督和制約以及財富的公平分配,它同時還包括著民族自决權。面對這個事關國家存亡的嚴峻客觀挑戰,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正視它:當民主和國家統一不可兼得,我們要什麽?或者,當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平靜的接受國家分裂之時(條件之一),中國才有可能走向穩定和成熟的民主化。這方面的典型範例就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當然,另一個思考的結果就是:放棄這種轉型成本高昂(甚至會把國家毀掉)的模式,走自己的道路。民主和歷史上出現的任何制度一樣,都只是爲了實現更好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國應該也能夠創造出全面優於西方民主制度的新模式。

二是處於困境的俄羅斯全面擁抱西方之後,世人本以爲西方會對已經民主化的俄羅斯善意以待,施以援手。不料西方卻借機落井下石、火中取栗。不僅借俄羅斯危機之際大肆掠奪其財富,更在國際上竭力打壓俄羅斯、擠壓其生存空間:不僅收編了原蘇聯的東歐勢力範圍,在波蘭設立戰略反導彈系統,還直接把手伸進俄羅斯的後院、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獨聯體,如烏克蘭、吉爾吉斯、格魯吉亞等,大搞顔色革命,扶植反俄勢力。除此之外,還對俄羅斯的長期盟友南斯拉夫發動戰爭,公開羞辱俄羅斯。最令俄羅斯無法接受的是,當它反對車臣分離主義之際,西方卻對俄羅斯大加指責,法國甚至公開接見了所謂車臣獨立政府的總理。

中國的自由派一向認爲,中國在國際社會上非常孤立(事實上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和形象要遠遠大於、好於美國),只有實行民主化,才會擺脫國際上的孤立局面。以俄羅斯爲例,這顯然是自由派群體的一廂情願。像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和西方根本不是制度的衝突,這樣龐大的國家不管實行什麽制度都會被西方視爲威脅。在美國眼裡,俄羅斯和中國最好像今天的歐洲,國家富裕但又規模適中。富裕就不會給它添麻煩(難民、動亂),規模不大,則不具備挑戰的能力。這就是爲什麽俄羅斯走向民主之後,西方仍然支持車臣分裂勢力,仍然全力打壓俄羅斯。俄羅斯就意外地成爲了中國的前車之鑑。

最後,蘇聯的歷史也給世人提供了一個全面和深刻認識今天美國的契機。蘇聯在其七十多年的歷史中,有幾個理論:一是反對東歐國家的國情論。任何國家如果主張國情論而想走自己的道路,就會被指責爲「蔑視蘇聯」,是「反蘇立場」,「是背離了馬列主義的富農黨」。二是有限主權論。認爲當反社會主義勢力企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對整個社會主義共同體的安全構成威脅時,這就不僅僅是某個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問題,而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同問題,即每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都不能同社會主義世界的利益相對立和衝突。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主權,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則是有限的。「有限主權論」不僅違反國際法中關於一個國家具有獨立主權的原則,更是干涉別國內政和推行霸權主義的工具。三是輸出革命有理論。於是蘇聯不僅在全球輸出革命,發動代理人戰爭,更後來直接乾脆派兵入侵阿富汗。

蘇聯的「三論」當然在全球的反對之下歸於失敗,也難怪波蘭民族英雄蘭普有如下遺言:「如果靠蘇聯紅軍的刺刀在波蘭建立社會主義,那麽社會主義在波蘭將會被推遲幾代人的時間。」然而,令人出奇的是,冷戰後的美國居然全盤拾起蘇聯的舊缽,重蹈其覆轍。

美國把它的模式包裝成「普世價值」,哪個國家如果提出國情論,就會被指責反「普世價值」。奇怪的是,中國的自由派學者們都支持東歐國家以國情論爲由反對蘇聯模式,卻反對中國以國情論走自己不同於西方的道路。

美國藉口人權高於主權,製造了自己特色的「有限主權論」。但其實質仍然和蘇聯一樣,成爲干涉別國內政和推行霸權主義的工具。和蘇聯一樣,美國也熱衷於全球推銷民主革命,同樣在全球上演刺刀下建立民主的戲碼。而且其結局也一樣: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不僅自己陷入戰爭泥潭而不得不在失敗中抽身,並造成了自身的大危機,而且也沒有在上述國家建立穩定和有效的民主,相反卻成了連安全都無法保障的失敗國家。

事實求是的講,今天的美國不過是昔日蘇聯的翻版,絲毫沒有接受蘇聯解體的教訓。不過其結局如何,是否會在人類歷史上再現另一個超級大國的解體?倒是俄羅斯的預言家對此做了確認。當然美國的預言家也是還以顔色,喬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在其頗有影響的《未來一百年大預言》(The Next 100 Years: A Forecast for the 21st Century)中,就認爲俄羅斯在21世紀上半葉將再度解體。不過以本人之見,俄羅斯解體的可能性絕對要小於美國。這不僅僅是由於今天的俄羅斯已經幾乎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也不是因爲美國沒有接受蘇聯崩潰的教訓,更重要的是:美國做爲一個移民國家,一個缺乏民族凝聚力的多元文化國家,一旦無法提供「美國夢」,其國民必然會分離四散。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這一幕:上世紀三十世代的大危機,美國第一次移出人口超過移入人口。假設美國從經濟危機中走不出來,這一幕就會重新上演。而到了那個時候,墨西哥自然會收復國土。沒有了人民的國家還算得上國家嗎?沒有國家做支撐,他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不也就和當年的蘇聯一樣隨風而去嗎?

美國感謝戈巴契夫,只是感謝他讓美國贏得了一次短暫的勝利,卻沒能讓美國避免重蹈覆轍。而中國感謝戈巴契夫,是因爲他的教訓和代價某種程度拯救了中國。當然,我也非常希望有一天,中國也感謝美國的某位末代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