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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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三月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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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真正有意識的『臺灣人』」?

評《少年臺灣史》(上)

作者 | 張惠閔 張惠閔 :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學士

近來,臺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所著《少年臺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成為「國、高中課外補充教材」,引領校園內對臺灣史的學習與討論,並形塑了新世代的「臺灣人意識」。正如同該書繪圖者許書寧所言:「婉窈老師等待的…是我的整個人…緩緩地長成一個真正有意識的『臺灣人』」。但是,這是什麼樣的「臺灣人意識」?又將會形塑什麼樣的「臺灣人」?本文先從周婉窈所謂界定歷史的「特定時空的人群」出發,分別討論其如何藉由定義「空間」、「時間」及「人群」來發展「臺灣島史」,塑造臺灣的「主體意識」。

 

空間──以「臺灣島」作為歷史的主體

周婉窈於〈給少年讀者的信〉中,闡述了其對於歷史的界定:「歷史這個學科是研究過去某個特定時空的人群活動」。這樣的論點並非首創,乃一脈相承自同任教於臺大歷史系的前輩曹永和。周婉窈曾表示:雖未直接師承於中研院院士曹永和,然而其早期所著的《臺灣歷史圖說》即為「臺灣島史」主張的實踐。繼前書譯為日、韓等外文出版後,她更出版了《少年臺灣史》,提供予新世代作為臺灣史入門書。在史學研究上,曹、周兩人均以「空間」(即臺灣島)作為歷史敘事的主體,進而發展出所謂的「臺灣島史」。在這樣的脈絡下,周婉窈毫不避諱地於首篇便直接地點出了探究此問題的核心意義,即為「臺灣原住民是『中國人』?當然不是。」

作為立論的基礎,周婉窈於書中引用了生物學的親緣樹(phylogenetic tree)及語言學的南島語系等研究。前者以西方基因類型的概念來理解漢族,而得出了「拿基因親緣樹來說的話,華南漢人、臺灣原住民,以及東南亞多數人群之間的關係,比起他們和北方漢人的關係要近得多了」的結論。然而,中國的天下觀迥異於西方的民族觀念,若按西方之「基因血緣」、「體質人類學」視之,漢族早已分崩解體,何以凝聚之?乃因「漢」本為文化概念,不以血緣論斷,豈能僅以基因決定其範圍?後者則以「南島語起源…最北是臺灣,最南則到紐西蘭」之分布,刻意地將臺灣從中國本土切割、納入獨立的地理範圍,甚至強調依存於「最古老的南島語,以及在地化的臺語和客家話」,「就是我們臺灣文化的多樣性,以及附著在母語上的族群認同與文化」。若按此邏輯,以語言來決定民族認同,則傳統中國的天下秩序內兼容並蓄了各種方言,甚至文化上的服裝、習俗、宗教亦大不相同,那麼偌大天朝何以「和合共存」?乃因揉合此一「天下秩序」的是漢文化的價值內涵,而非外在表象的異同。

於是,周婉窈在空間上恣意地將臺灣島切割出中國,欲使「臺灣人」自外於中國。在時間上,她主張「了解臺灣的歷史,必須『從頭講起』」。那麼,臺灣島史又「選擇」了什麼作為起點呢?

原住民族委員會官網簡介寫到:「在漢人大規模遷居臺灣之前,臺灣早已為南島語系民族所居住。…北起臺灣,南到紐西蘭。臺灣是南島語系民族分布的最北端。」臺獨史學家無視中華民族是文化概念(兼容並蓄各種方言),刻意借用語言學上的南島語系來界定島上住民與周邊的關係,企圖使臺灣島自外於中國。

原住民族委員會官網簡介寫到:「在漢人大規模遷居臺灣之前,臺灣早已為南島語系民族所居住。…北起臺灣,南到紐西蘭。臺灣是南島語系民族分布的最北端。」臺獨史學家無視中華民族是文化概念(兼容並蓄各種方言),刻意借用語言學上的南島語系來界定島上住民與周邊的關係,企圖使臺灣島自外於中國。

 

時間──歷史記憶的「切割與重生」

周婉窈先闡述了人類的遷徙「通常只是一小支人離開母體,而不是整批人離開」,故實際上「所有分支都指向一個共同的源頭」。如此一來,她將時間軸無限向前推移,「若要說,則我們都是非洲人的子孫」。她將歷史的起點放至毫無文化意義的遠古,以便低估「臺灣原住民的祖先從今天華南一帶陸續渡海來臺,在這個島嶼定居下來」之歷史意義,再轉而強調:當歷史研究的主體為「臺灣島」時,「人群在傳承過去的歷史記憶時,做了『切割與重生』」,並以此說明她筆下「臺灣人」的起源。

首先,她稱「原住民,在長遠的歷史過程中,遺忘更久遠的過去」是「祖先智慧的選擇」,以「原住民」之用語暗示其作為臺灣島史起點的正當性,並淡化這些陸陸續續、先後來到臺灣島上的先住民們,本身仍為島外移入、認同殊異之各族部落的性質;再者,以「在地化」的概念賦予先來到這座島嶼上的人們「本土化」的「正港」特質,再以「先來優於後到」的邏輯,區別並排斥後來移入的群體(國民政府及「外省人」)在這座島上的平等權利。

至此,周婉窈筆下這座硬生生切割出來、獨立於太平洋上的地理舞台——臺灣島──及其上的人們,隨著「文化在地化後,就和亞洲大陸愈來愈沒關係了」。

1955年國民黨軍在美軍第七艦隊護航下,將兩萬餘名浙江省的大陳島軍民遷至臺灣。這些摧家毀舍、離鄉背井的「大陳義胞」,被分散安置於臺灣島上或移防至金門、馬祖,生活相當困苦。

1955年國民黨軍在美軍第七艦隊護航下,將兩萬餘名浙江省的大陳島軍民遷至臺灣。這些摧家毀舍、離鄉背井的「大陳義胞」,被分散安置於臺灣島上或移防至金門、馬祖,生活相當困苦。

 

人群──以「在地化」來形塑「臺灣人」

周婉窈採用了極為嚴格的標準來定義「漢人」,不僅須符合語言學、基因類型之標準,甚至須援引體質人類學等科學驗證;然而,其對「臺灣人」之概念,卻毋須符合類似標準的檢驗。「漢人」與「在地化的臺灣人」的區別並無嚴謹、一貫的標準,而是被主觀、人為地歸類劃分。

談論「在地化」時,周婉窈所援引的語言學的判準不再是絕對真理,卻轉而強調應當尊重實際狀況。即便周婉窈清楚知道「藏語和漢語同源,共同組成漢藏語系,臺灣漢人講的臺語和客語,都屬於這個語系」,卻依舊表示「今天『臺語』已經和中國的『閩南語』有很大的不同,雖然在語言學上它仍被歸類為閩南語,但事物的名稱是人實際在使用的,在臺灣我們有必要尊重民間長期的用法,稱它為臺語或臺灣話」。實際上,這是先下結論(「臺語不是中國方言」)、再找理由。為了形塑她要的「臺灣人」,周刻意地忽視她所謂「臺語」(狹義)與大陸的「閩南語」間以及兩岸的「客語」間彼此可以互通,反之「臺語」、「客語」、「原住民語」間卻彼此不通的事實,於是也就無視於臺灣漢人本就是(不同語群的)中國人,且並無統一的「臺灣話」或「臺灣人」。此外,臺灣的各族群語言不通,被她視為「多樣性」,是「臺灣文化」的優點;但中國各語群、方言千差萬別,卻不被視為優點,反而被她用來支持她切割中國、分裂兩岸的論點。如此「翻手作雲覆手雨」,其實正是該書一貫的手法。

當周婉窈要定義「臺灣人」時,她亦不再以生物學的基因歸類,改以文化的異同來論斷。甚至,中國漢人「在地化」成為「臺灣人」,也被她說成是文化上的進化。她論及華人文化時,強調其「不重誠實,人民沒有守法的習慣,政府沒有執法的意志」,故「今天我們要創造優質的新臺灣文化,就要針對漢人不好的行為模式,設法改革」。書中提及「漢人在臺灣是外來人口…臺灣漢人社會風氣很不好」,然而,其評論移墾社會「輕財重義」的優點時,則歸諸於在地化後的「臺灣人」,而非(中國)漢人。

由上述可見,她藉由臺灣島史所欲塑造的「主體意識」,乃是運用「在地化」的概念,將臺灣文化與中國漢族予以區別,來強化彼此的差異性,並漠視彼此在歷史上的休戚與共及文化上的一脈相承。因而在周婉窈的史觀裡,「鴉片戰爭(1839-1842)之後如何被迫對西方國家開港通商,並允許基督教到中國傳教」等等,均可「留給中國史去講」。其筆下「在地化」的臺灣人,僅須將「臺灣島」納入關懷的範疇,將目光放在「清廷一步一步被迫放棄它在亞洲擁有的朝貢國…在這個過程中,臺灣都深受影響」。於是,在這座人為切割出來的舞台(臺灣島)上,臺灣不再做為整體中國的一環,也就忽視了在西方強權威逼下的近代史中,臺海兩岸互為生命共同體、相互影響的性質。偷樑換柱的結果,後人僅能孤立觀察到臺灣島被影響的現象,卻無法看懂臺灣史上人、事、物因何而來?為何離開?所有的事件,都成了歷史上偶然的巧合。(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