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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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三月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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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臺獨歷史教育的圖謀及未來

作者 | 潘朝陽 潘朝陽 :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東亞學系榮退暨兼任教授、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主席。

「皇民化」的臺獨史觀、建構主義的「臺灣民族論」

乙未年(1895年)日本據臺展開暴力殖民統治,臺灣人淪為失去祖國的被壓迫者。日寇培養一批甘為日人狗腿的臺灣人,此輩「倭奴」出賣同胞,協助日本軍警以暴力方式高壓統治臺灣,甚至與日寇一起迫害臺灣抗日先賢。日本總督府給予這種臺灣人豐厚的利益,彼等遂成為介於日本帝國主義殖民政權與被壓迫的臺灣人民之間的「買辦特權」──臺灣人漢奸階級。日帝因臺灣人非其大和民族,故不視為日本國民,而只是被殖民統治的「島民」,絕不能同化為「日本皇民」。直到日本步入窮途末路的戰爭末期,臺灣總督府才開始實施「臺灣人去漢姓而改為日本姓」的政策,與其他政策如「去中國神祇而改宗天照大神」以及「模範國語家庭」、組織動員「臺籍日本兵」等政策互相配合,目的在鞏固加強臺灣的防衛力量,以做為日本擴張戰爭的後盾、日本本土保衛戰的前線犧牲打。這些政策統名「臺灣人皇民化政策」。高度配合依從此政策的臺灣人,絕大多數就是從日本據臺時就順從媚事日寇而失節喪恥的臺灣人,彼等擁有各種工商產業、許多田產土地,以其特權和財富炫耀於臺灣人民之前,並且騎在臺灣廣大的苦難同胞頭上作威作福。1945年臺灣光復,這個「皇民化臺灣人」特權階級因此喪失了很多利益,譬如工廠、田地等經濟特權以及社會性和文化性特權,於是對中華民國以及全中國產生了怨恨,他們許多遠赴海外,有些留在臺灣,遂在島內外籌謀發展了否定、消滅中華民國的分離主義運動,這就是「臺獨主義」的核心。

文化歷史教育領域的臺獨運動,從那個時期即已開始。茲舉兩個臺獨史學者加以說明。一是王育德(1924-1985),他出身日據時代臺南的富裕世家,戰前去東京帝大讀書,後因東京大轟炸,乃返臺任教於臺南一中。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其兄王育霖被殺,王育德逃往日本,一度加入廖文毅主導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後又創立臺獨雜誌《臺灣青年》雙月刊,宣揚鼓吹臺獨。此人是典型的「皇民化臺灣人」。他以日文撰述了其臺獨史觀的《臺灣:苦悶的歷史》,後經臺獨分子譯成中文,在臺灣流行暢銷。

《臺灣:苦悶的歷史》被獨派視為臺獨「聖經」。它以黑白雙元二分的分離主義史觀論述臺灣史。其說法是:在臺的中國統治,包括明鄭、清朝、中華民國都是負面的;日本的殖民治理,在他看來不是殖民,而是現代化,則是正面的。又,從大陸來的中國人,是負面的,在臺灣數代以居的人,才真正是臺灣的主人,是臺灣人而已非中國人,是正面的。此書割裂中國的大陸和臺灣,變成雙元對立的中國與臺灣。

臺獨分子誇張吹噓說他們爭相誦讀這本臺獨史著作,「一面讀,一方感動哭泣」。此書對於臺獨的靈魂和思想建設,十分重要。其臺獨意識形態,就是李登輝御用無恥學者杜正勝以所謂「同心圓史觀」開始設計臺獨史觀歷史教育的「葵花寶典」。

另一是史明(1918-2019)。他是臺北士林人,1937年赴日留學,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特別研習「馬克思主義」。1942年赴大陸參加中共的抗日活動,戰後在中共控制區的晉陝豫魯邊區軍政大學組織臺灣隊,1949年據稱因對中共、中國失望而輾轉逃回臺灣編按:史明稱中共在臺灣隊內部搞族群分化,但據同時期臺灣隊成員泰雅族原住民田富達,則係無稽之談。見藍博洲對田富達的採訪,藍博洲〈從馬武督到北京:泰雅族人田富達的道路〉,「祖靈之邦」網站─歷史篇2001年12月20日。但若考慮到其父林濟川、其叔、其舅在1938年日本占領廈門後都進入廈門,幫著日帝對自己祖國同胞幹壞事,戰後林濟川並被視為金廈排名第五的大漢奸(以上參考1947年《閩臺漢奸罪刑紀實》),則1949年眼看中共即將取得政權,而自己父母雙方家庭俱為漢奸加地主,那麼曾經見識過中共如何進行土改的史明此時若會害怕,就很可以理解了。,1952年刺蔣計畫敗露被國民政府通緝,再遁逃日本。1960年代開始在日本搞臺獨運動,陸續創立「獨立臺灣會」,辦《獨立臺灣》(《臺灣大眾》),組織「獨立革命軍」。李登輝掌權後,廣邀海外臺獨分子回臺,史明遂由日返臺,成為臺獨的「國師」、臺獨理論的指導者。1962年,史明出版日文的《臺灣人四百年史》,1980年出版中文增訂本。史明自稱此書「站在四百年來從事開拓、建設臺灣而備受外來統治的臺灣人的立場,來探索『臺灣民族』的歷史發展,以及臺灣人意識的形成過程」。此即顯示史明的臺獨史觀:統治臺灣的政權,包括明鄭、清朝、中華民國在內,都是「外來政權」;他創立並鼓吹「建構主義」的「臺灣民族論」。

「臺灣民族論」是史明的臺獨史觀中的靈魂,是史明提供給臺獨分離主義的靈感理論,影響並支配臺獨意識形態既巨且深。此論的中心觀點是:做為臺灣人的漢族及臺灣原住民族不是中華民族,而是一個獨立的民族;臺灣人不是中國人,而是臺灣島上自己建構出來的「臺灣民族」。中國政府(包括兩岸)主張兩岸同屬一中,並主張中國必須統一,這是「泛中華沙文主義」,是帝國主義,而「臺獨」乃是「臺灣民族」反帝國主義的「臺灣民族解放運動」。

「臺灣民族論」有兩個代表性的論調,一是「混血的臺灣民族」,指「臺灣民族」係荷、西、英、日、美與臺灣土著(南島語族)以及閩粵漢人大混血形成的雜種型新興民族;一是「皇民化的臺灣民族」,主張「皇民化的臺灣民族」是日據50年間,由日本帶來最高水準的現代文明所培養出來的進步皇民化臺灣民族。

史明本名施朝暉。其父林濟川,日本明治大學商科專門部畢業,返臺後曾是文化思想抗日組織「臺灣文化協會」的成員;因七七事變爆發、1938年日軍占領廈門後,被先後派任為「廈門特別市政府」公賣局長(鴉片、食鹽公賣)、市府簡任參事兼公賣局長,致二戰結束國民政府以漢奸罪名起訴,旋以放寬臺民「漢奸」認定(戰前臺民已被迫歸屬日籍,不適用「懲治漢奸條例」)獲釋回臺。其母施氏則是士林施姓望族世家,史明從母姓。史明有日據時代臺灣青年的社會主義左翼思想,同時卻又因為父母的關係,懷有日據時代「皇民化臺灣人」特權階級的優越感;兩種心靈意識的路線,使史明成為矛盾的臺獨理論建構者,即,以左翼鬥爭論來推行臺獨運動,但其臺獨建國的核心情感認同,卻是親日的「皇民化臺灣國」。

《臺灣人四百年史》成為從李登輝開始、經陳水扁加強加深、至蔡英文完成的臺獨史觀建構下,完全去掉中國史的「臺灣國歷史教育」所依循的藍圖和方策,而其背後的兩個意識形態,一即是「混血雜種的臺灣民族論」,一即是「優越的皇民化臺灣民族論」。

此種「建構主義」的「臺灣民族」偽論,影響很多臺灣無知之徒,也透過中學歷史教育,對臺灣廣大學子進行了有效的洗腦。

 日據時期的皇民化運動主要分為1936年底至1940年第一階段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及1941年到1945年第二階段的「皇民奉公運動時期」,主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驅使臺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

日據時期的皇民化運動主要分為1936年底至1940年第一階段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及1941年到1945年第二階段的「皇民奉公運動時期」,主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驅使臺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


文化臺獨與異化的臺灣文學

從1988年李登輝以副總統身分接下總統大位,至今已30年。李登輝也是「皇民化臺灣人」當中的重要人物,精於偽飾,長期潛伏在國民黨內以及中華民國政府裡。他善學德川家康,以非常人的堅忍,在「敵人主子」面前總是表現得畢恭畢敬、恭順至極,「板凳坐二分之一」,遂取得黨國領導和元老們的喜歡,逐漸委以國事重任。一待「杜鵑啼叫之時」,李氏手上既已握住黨國命脈,便效法德川,利用文化教育展開其復仇式的顛覆中華民國、另建「臺灣國」的分離主義叛國工程。

憂心或憤慨臺獨思想如何透過文化教育坐大和深化者,一般只會注意到中學歷史課綱及課文明顯「去中國化」的問題,譬如書寫為「中國唐朝的詩人李白」,而非「我國詩仙李白」;再則是諂媚日本殖民帝國主義之說,譬如稱「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的建設讓臺灣走向現代化」、「日治時期慰安婦是自願的」。人們多半不太警覺到,文化臺獨的另一條實踐路線,是臺獨觀點的臺灣文學創作與詮釋。

在蔣經國主政時期,臺灣文學界有過「現代主義和鄉土主義文學論戰」。鄉土文學,係指臺灣一些作家以寫實主義的方式創作小說,來顯揚臺灣鄉土文化、關切臺灣基層庶民。他們反對臺灣隨著工業化和都市化而邁入全球化之後的文化和文學風潮,即現代主義的文學創作,因為這種創作喜作個人內心主觀獨白,常以抽象或意識流語言書寫個人在疏離情境中的狀態;其表現在小說和新詩,嚴重者往往與社會、群眾、文明脫離,變成自身極端自私自我的喃喃自語,而形成頹廢、蒼白、虛無之風。鄉土文學則是關心臺灣鄉土、以寫實的方式書寫的文學創作,具有深厚的關愛臺灣這片土地和人民的人道主義精神,從臺灣的漢文化小傳統出發而上通於中華文化的大傳統。那個時代產生了不少鄉土文學作家,作品優秀雋永,對臺灣文化境界的提升,起了重大的貢獻。

李登輝上台之後,鄉土文學就起了貌相似而質已變的異化──「臺灣鄉土」被逐漸轉化為「臺灣本土」。「鄉土」是「以中國為主體」書寫的中國一鄉一地文化,「本土」卻是「以臺灣為主體」書寫的臺灣本土文化;前者是「中國觀臺灣」,後者卻是「臺獨觀臺灣」。李氏誘之以名聞利養,變節的鄉土作家為數不少,他們類似日據末期「皇民文學」無品格的臺灣作家,如周金波、陳火泉、王昶雄之流,在大皇民李登輝籠絡懷柔之下出賣節操,鼓吹並強調臺灣文學和文學史的「臺獨性」,於是他們在李扁臺獨政權長時間的卵翼下,將臺灣鄉土文學以及臺灣文學史扭曲詮釋,宣稱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無關,臺灣文學是「臺灣民族」獨立自主的文學,是書寫、記錄、追思、弘揚「臺灣民族」在這個島嶼上面的文化和歷史。例如,北部一位著名的臺灣鄉土小說家、也是一位「客家大老」,就曾當著廣東嘉應學院來訪的一群客家學學者夸夸而言:「你們中國的客家屬於大陸文化,我們臺灣的客家則屬於海洋文化;你們中國跟我們臺灣是完全不相同的。」這批大陸訪客聞之瞬間面面相覷、表情錯愕,驚愕於此種荒唐話怎會出自臺灣一位重量級客家鄉土小說家之口?當時筆者即在現場,感到真是臺灣人、也是臺灣知識分子的奇恥大辱,此種為了世俗名利而寧失晚節的「半路臺獨」文人作家,真是無德操、無知識極矣。另一位同樣非常著名的鄉土小說家,當「臺獨分離主義」的勢力逐漸高張,他也從中華民族的身心性命中自我閹割出去,異化為「半路臺獨」作家:他宣稱臺灣文化是多元綜合的,有荷、英、漢、日、美等文化以及臺灣原住民文化,並隨時間演進而形成多元統合式的臺灣文化,故與中國文化無關。再者,臺灣文化中,優秀的成分是源自原住民族、日本、荷西、英國以及美國,而漢文化在臺灣則是落後的、陳腐的,如臺灣人本來十分骯髒,日本統治後給臺灣人帶來了衛生,又清朝專制封建治理臺灣,而英國美國則給臺灣帶來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類此用二分法高抬帝國殖民主義文化、貶污中華文化的論調,在臺獨化以後臺灣作家文人的話語中,可說罄竹難書。其臺獨式臺灣文學論以及臺灣文學史論,近30年來深遠影響了文學風潮,左右了並污染了臺灣大批知識分子、文化人、文學愛好者以及廣大年輕學子的心靈。

2015年5月29日李登輝出席台聯募款餐會,呼籲「本土派」大團結。(畫面截取自YOUTUBE@台灣團結聯盟,《2015台聯募款餐會-李前總統致詞》,2015年6月4日,1'02''。)

2015年5月29日李登輝出席台聯募款餐會,呼籲「本土派」大團結。(畫面截取自YOUTUBE@台灣團結聯盟,《2015台聯募款餐會-李前總統致詞》,2015年6月4日,1'02''。)

 

新課綱是為「法理臺獨」布建的思想武裝

蔡英文執意實現的「十二年國教歷史課綱」,是以「臺灣史→東亞史→世界史」為架構的歷史課綱。這個歷史教育中,以中國為主體的中國史教育顯然完全闕如。依其歷史意識的認同主體來看,是臺獨意識的臺灣史:它與「東亞」聯接,卻不與中國有直接關係,若說臺灣與中國有歷史關係,那麼關係是須先通向「東亞史」才發生的,好比「東亞史」是一個房子,進入這個房子,臺灣和中國才會「照面」。換言之,臺灣國民的文化歷史教育所成就的認知和情意的培養,只會剩下「臺灣主體」,「中國」對臺灣人而言則是純粹徹底的「他者」、「異邦」。我們生活在臺灣,本來就是中國人,然而在近30年來的臺獨史宰制之下,我們縱使反對臺獨,可是我們的子弟卻仍會喪失「中國主體」意識,縱想生作中國人死為中國鬼,亦不可得。

蔡政權的「去中國史的臺獨主義歷史課綱」,妄言偽語地胡扯「沒有去中國史,而是將中國的有關史實納入東亞史的範疇,依其在東亞架構中產生關聯的主題,會編入東亞史中加以敘述,如此教育目的是為了啟發學生能夠去掉心中的中國優越獨斷性,而應建立東亞人的多元價值的歷史認知。」此種說辭不啻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擺明了態度就是:中國不但是外邦,更是敵國,故必須將中國史教育徹底消滅。

傳統中國人的地理辭彙裡,有「東土」或「中土」,而無「東亞」;「東亞」係從「亞洲」(Asia)一詞派生出來。而「亞洲」,乃歐洲人給予他們視為東方世界的地區名稱;中國人壓根沒有這個概念,因為中國人的「天下空間觀」不由歐洲人支配。西力東來並進而宰制東方之前,東方人並無一個統一均質的地理空間觀,中國人更不會稱我們中國是「東亞的中國」;同理,朝鮮人也不稱朝鮮為「東亞的朝鮮」,以此類推,日本人如是,越南人如是,印尼人如是。歐洲中心的「東亞」概念,是歐洲人以其殖民入侵東方的拳頭優勢而加諸東方的地理用語。

西歐開啟大航海的商貿殖民主義,他們稱自己是「歐羅巴」(Europe),稱東方世界為「亞細亞」,而依距離歐洲之遠近,再劃分出「近東」、「中東」、「遠東」;或依方位而切分為「西亞」、「中亞」、「東亞」、「南亞」、「北亞」。「東亞」原本就是歐人指稱亞洲最東邊的地理區、即「亞洲東部」的簡稱。

由於錯誤的地理教育,臺灣為數眾多的學生無知地以為「東亞」就是韓日。其實「東亞」的範圍包括中國本部(含臺灣、海南、中國東北)、韓國、日本(韓日合為「東北亞」)、琉球列島、中南半島和南洋群島(後二者合為「東南亞」)。

而在這所謂「東亞」的地理區域空間中,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中央型泱泱大國;中國人以天下觀來看自己的本土和周邊,故有華夏中原與四夷的空間結構觀,韓日在史上均屬於東夷之國。如果將中國從所謂「東亞」抽出,就沒有「東亞」可說。蔡政權御用的臺獨史學者、「去中國史的臺獨歷史課綱」設計小組及其召集人金某,究竟有無「東亞」的真確地理空間認知?筆者認為不會有──若無「政治地理學」(「地緣政治學」)和「文化地理學」素養,自無法真切明白「東亞」究係何義。

歷史乃特定人群的活動史。史上並無一種獨立單一的「東亞史」,因為「東亞」只是一個由後來的人主觀武斷地劃分出來,由大陸、半島、群島、海洋共同組成的鬆散框架;在悠久漫長的發展歷程中,這片廣袤的「東亞」地理空間裡,存在過很多部落、王朝、帝國的興亡衰敗,也存在過各類宗教、社會、種族、文明的起落變遷,時間空間上彼此錯綜複雜、層級渾沌,在其中沒有一個均質體,而是一個雜亂體。當然,這些體系亦有其互動交流,因而形成文化衝突、涵化、同化等現象,可是就「東亞」而言,最終並無單一總體之存有。學者可依各自專業而就其中某種互動交流演進史進行深入追溯的研究,譬如東南亞華人開發史,或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東亞侵略史,或中國海上絲路貿易史等等。然而這樣的「東亞史」內容,為這一地理範圍內某群人的某類活動軌跡,屬於非常專業史的學術課題,是研究主體而非教學主體,中學的歷史教育以此為內容則完全不宜。

更重要的是,據該小組的說詞和規劃,這個課綱是把「中國史」納入「東亞史」的框架中,並將依合適的「主題」、以主題形式來編纂。然而,「中國」是上下五、六千年的泱泱大國,所謂「東亞」又如此龐巨複雜,試問臺獨史學者有何能耐在兩大存有的聯集和交集中,又依據什麼來擇取你們所稱的「合適的中國在東亞中的主題史」?再者,就臺灣而言,在「東亞」的地理空間中,大陸和臺灣的關係史本來就是「東亞史」中一個甚為重要且具關鍵地位的中國史核心內容,依據歷史脈絡,本應先教中國史再教臺灣史,因為大陸和臺灣之間在中國史上所體現的倫理與邏輯關係,就是「東亞」文明事實的時間軸中臺灣史的主線,何可將中國置入「東亞」,卻將臺灣史獨立於、並且先於中國的架構之外,讓兩者變成沒有關係或偽造成兩者是國與國的關係?

蔡政權的去中「東亞史」究竟想幹什麼,其實不難理解。這就是一種「臺灣國」的歷史教育,是試圖在「東亞」架構中,讓「中國」被逼到「他者」的邊緣、「外邦」的區位關係上,甚至成為地緣政治概念中的「敵國」。而依循臺灣在「東亞」近現代史裡的關係,這些媚日臺獨分子必然會擁抱日本的利益並延伸日本和臺灣之間昔日「殖民─被殖民」的主奴關係,讓日本變成臺灣的「我們」。

中國在東亞,是一個地理歷史上具有中央地位的龐大存在,臺獨如何能視而不見?此所以在所謂「東亞史」的架構中,臺獨分子不得不也撰述一下中國在「東亞」的歷史,但他們必像這樣書寫,例如:「中國王陽明的心學影響日本明治時期的日本儒學和武士道。」而絕不會寫成:「我國明朝大儒王陽明的心學影響日本明治維新。」再如:「中國清帝國的好官陳璸在臺灣臺南興建朱熹祠。」而絕不會寫成:「我國清康熙時期陳清端公在府城文廟興建朱文公祠。」又或例如:「清末中國派劉銘傳巡撫臺灣,劉在臺北修建臺灣第一條鐵路。」而絕不會如此寫:「清朝任命劉銘傳為臺灣巡撫,劉在臺灣修建第一條鐵路,是我國第一條正式完成的鐵路,象徵我國的現代化是在臺灣開始。」換言之,「東亞史」裡面的「中國史」敘述,分量和比重一定很少,而且絕對是「外國史」,王陽明、陳清端公、劉銘傳都是「外國人」。

李登輝卵翼媚日臺獨分子,形成搞分離主義的重要力量。這些人認同日本主子,甘以倭奴角色為榮;在他們心中,臺灣史的臍帶不是連著中國的往聖先賢、列祖列宗,而是連著日本帝國的天皇、聖戰,他們心中具有的是「日本大東亞共榮圈」裡面那種被殖民而覺得光榮幸福的倭奴性臺獨史。因此,即使其所規劃的「東亞史」,內容也必然是「東亞共榮圈中的日臺連續共同史」,必然是以日臺關係史為論述主軸的「東亞史」。接受此課綱的歷史教育,臺灣學子將不再認識到大陸與臺灣兩岸一家、命運與共,而只會認賊作父,以為臺灣與日本才是東亞世界中的共榮體。

 2019年連同十二年國教一併推行的「一○三課綱」與「一○八課綱」的歷史教材比較圖。

2019年連同十二年國教一併推行的「一○三課綱」與「一○八課綱」的歷史教材比較圖。


去中歷史教育完成,「臺灣國」即建成

明(2019)年暑期過後的新學年度,依「十二年國教課綱」編寫的教科書必會推行,依「去中國史的歷史課綱」編寫的「臺灣史→東亞史→世界史」新教材,必正式進入教學。

從《臺灣:苦悶的歷史》和《臺灣人四百年史》等臺獨史聖經和藍圖在臺風行開始,「皇民化臺灣人」收割「黨外運動」的成果而建立「民進黨」,便是將黨外運動追求臺灣政治和社會民主改革的路線,異化為「臺灣民族主義」的革命路線。這條路線落實在文化教育上,就是臺灣鄉土文學質變為臺獨文學;落實在歷史的國民教育上,就是「中國主體」的臺灣史教育變異為臺獨主義的「臺灣國」精神教育。這個透過文化教育啟動的臺獨革命已經實踐多年並持續邁進,歷經李扁政權,其工程已達到明顯成效;蔡英文政權則是完成這個「臺灣國歷史教育」所必須的最終階段,而蔡氏不會突然自行中止,一定與其黨徒鐵了心加速前行。馬英九在位八年,才終於驚覺臺獨史教育已如毒水之浸染、如水銀之瀉地,惡勢已然形成其中,然卻未敢及時舉雷霆之力來撥亂反正,而僅於末期倉卒組織「課綱微調小組」,嘗試就些枝微末節予以修正,然雖僅及於「微調」,卻已遭到「皇民化臺獨分離主義」排山倒海的攻擊。蔡英文贏得政權之後,首先便悍然廢除了「微調課綱」,國民教育歷史學門遂又恢復到李扁一路下來「媚日皇民意識形態」的臺獨史觀教育,而且更深化之,正式提出並完成了蔡政權必要推行的「去中國史的臺灣歷史教育」。

我們回顧省思過去30年的臺獨叛國革命運動,應該深刻體悟清末《春秋公羊學》大家龔自珍的警世真言:「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龔自珍《古史鉤沈二》)「媚日主義的皇民化臺灣人漢奸」的消滅中華民國工程,就是在消滅中華民國歷史的基礎上進行的。近30年來,臺灣島上已裂解為兩個國家和國族,一是法統的中華民國和中華民族,一是如妖氛魅影一般的「臺灣國」和虛構的「臺灣民族」,兩者持續進行文化和政治上的鬥爭。臺獨政權如果延續下去,如果2020年居然還贏得政權,則中華民國在法理上必定滅亡,臺灣島上的中國人欲堅持是中國人也將不可得。那個以日本為主子並甘為美帝走狗奴的「臺灣民族之臺灣國」,就會成為法統上的國體。然若發展至此,中國大陸豈會坐視而任令臺灣飄流離去?哪一個中國領導者敢在其手上斷滅了中華大一統的歷史使命?屆時,必是武統臺灣,然臺獨固然從此消亡,統一之後兩岸的接觸磨合中亦必引生出許多困難和糾結。臺灣反獨以及追求和諧大一統的志士仁人,豈能無動於衷?因此,自己整編常道正統的中國史(臺灣史包含於其中),團結良心未泯、志氣未死的國人,效法前賢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並真切實踐篤行,把正知正見的臺灣文史推廣宣導於臺灣社會,此任務十分緊迫,時間已甚短促。又由於30年史學界的總體墮落,試圖從中國正史之教育來貞下起元,恐怕緩不濟急,真正要釜底抽薪,則猶須結合兩岸以及全球中國人民的力量,儘早團凝文化、政治、社會、經濟的綜合之功,一舉推翻漢奸本質的臺獨史觀及其臺獨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