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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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三月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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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防港臺雙獨的「融合發展」

作者 | 程志寰 程志寰 : 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國際關係學系博士生

臺灣、香港都是中國的領土,在主權上屬於中國,只是由於各種內外原因,兩地的治權長期與大陸分離。雖然在治權統一方面,香港先於臺灣而完成;然而,「港獨」卻在香港回歸以後竄出、興起,並在香港不斷興風作浪。迄今,本應以香港為示範的「一國兩制」反而因港獨動亂而減少了對臺灣的吸引力,但首先在臺灣透過「民主選舉」取得政權的臺獨,又對港獨產生極大的啟示作用,成為港獨學習的對象。

我們今天觀察、分析港獨、臺獨問題,不能將二者區隔、孤立地看,一定要注意兩點重大事實:一、由於臺獨已經取得島上政權,掌握了豐沛資源,現在已經成為中國所有分離主義運動的總後台,為港獨(及藏獨、疆獨、蒙獨)提供財力、人力、理論、策略、退路(庇護所)等各種支援;二、港獨(以及藏獨、疆獨、蒙獨)等分離主義運動,也正在為臺獨製造突破困境的有力時機與理由。因此,我們必須把這些獨立運動聯繫在一起觀察。其中,尤其是近在咫尺的港獨與臺獨。

事實上,港獨與臺獨已經出現危險的「融合發展」趨勢,北京必須正視並謀求對策。這種「融合發展」,表現在雙方在分離主義理論基礎上的交流借鏡,以及戰略戰術上的互相支援、利用。

現階段來看,臺獨意識形態在臺灣儼然已「大獲全勝」。不僅教育體制全面「去中國化」,使一代又一代學習臺獨史觀、理論的「天然獨」青年學子,不斷地複製;媒體和宣傳途徑也是臺獨派掌握的重要工具,他們藉此極盡所能地對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的抹黑和汙衊。更悲慘的是,行政、立法、司法大權皆由臺獨派掌控,使他們更能夠毫無顧忌地打壓島內統派人士。

有鑒於臺獨派在臺灣的成功經驗,目前港臺雙獨的合作模式傾向於「臺獨指導港獨」。同時,港獨分子也非常積極的接觸、聯絡臺獨分子,希望學習和複製「臺獨經驗」,讓港獨思想、運動在香港遍地開花。北京要打擊港獨,就不得不設法理解「臺獨經驗」,以及港臺雙獨的合作關係。

 

一、理論層次的合作

(一)「臺灣島史」與「臺灣國族主義」:

1945年臺灣光復以及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臺獨派分離主義分子就開始建構多種臺獨理論;相較之下,港獨的理論發展較晚,而且港獨的理論建構基本上也是以較成熟、完整的臺獨理論為基礎。

與臺獨有關的理論相當多,包括「臺灣地位未定論」、「國際託管論」、「日本主權論」等。對於臺灣社會影響較大的有「臺灣島史觀」以及「臺灣國族主義」。

「臺灣島史」概念是臺獨史家曹永和(1920-2014)於1990年所提出的,以「臺灣島」(地理區域)取代了島上的居民(及其所屬的群體)做為歷史敘事及政治認同的主體。除此之外,「臺灣島史」還主張歷史敘事的主軸應由漢人中心主義改變為多元族群觀點;以及將臺灣島置於世界史的脈絡中。石佳音,〈「臺灣島史」的真面目〉,《遠望》2015年11月號,頁30-34。這種作法背離了歷史研究需關切的「人群」和「文化傳承」,刻意將臺灣島與中國大陸之間人群與文化上的緊密互動關係切開;其多元族群觀也不分青紅皂白,把來到臺灣島的人同等看待,如此一來,荷蘭人、日本人的帝國主義、殖民統治,與明鄭、清廷、國民政府治臺一樣,都對臺灣社會有建設也有壓迫,並迴避從道德價值的角度,深入探究漢人與外國政權建設臺灣之目的孰是孰非。扁政府時代擔任教育部長的杜正勝即以曹永和的「臺灣島史」為藍本提倡「同心圓史觀」,目前這套史觀已完全落實到臺灣的中小學歷史、社會課本中,使臺灣的青年學子從小開始建立臺獨史觀,以及用臺獨史觀來認識臺灣與大陸的關係。

「臺灣國族主義」最重要的理論家是於本月20日百歲高齡過世的著名臺獨思想家史明(1918年11月9日-2019年9月20日)。史明在1960年代就完成了日文著作《臺灣人四百年史》,後來也譯成中文在臺灣出版。史明認為,「臺灣人」在近代史中一直處於被殖民的狀態,除了荷蘭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之外,包括17世紀的明鄭時期、1683到1895年的清朝和光復後的中華民國統治,全部都是外來的殖民政權。為了解決「臺灣漢人來自大陸」的問題,並且凸顯這些「被中國統治」的階段都是殖民剝削,以合理化自己的史觀,史明藉由「本土化程度」和到臺灣的「時間先後」,刻意區分出「本島人」和「唐山人」兩種不同的「族群」。史明強調在清朝時期從大陸調派來臺任官的「唐山人」,大多是短期駐臺,一段時間後就回到大陸,與真正本土化且長住臺灣的「本島人」不同。如同今天臺獨派強調1945年光復和1949年國民政府撤遷臺灣後,來自大陸的「外省人」欺壓「本省人」一樣,他們的史觀刻意將同文同種的漢人,切割成不同的族群,並激化這種矛盾來合理化他們的分離主義訴求。

史明的「理論」,加上曹永和的「史觀」,形成目前臺獨理論的最重要基礎。

(二)臺灣國族主義的建構過程:

根據英國學者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所言,國族主義(nationalism)是一種為了「達到或維持某區域中居民的自主、統一和集體認同」的意識形態運動(ideological movement),而且「這個區域中居民的部分人,相信他們構成了一個實際或潛在的(actual or potential)國族(nation)。」Anthony D. Smith, 2001,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9. 而國族主義這個思想運動的目標就在於建立一個「國家」(national state,一般慣稱民族國家),所以Smith也認為一個國家的正當性,是建立在國族主義原則上的。Smith的老師厄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也直接指出:「國族主義就是一個政治正當性的理論」。Ernest Gellner,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p. 1.

由於國族主義的政治性功能,導致其實際上是一個雙面刃。其好處是能夠凝聚現代國家(即national state)中多樣、繁雜的內部「族群」(ethnic),以維繫這個國家或「主權政治體」(sovereign political unit)的統一與團結;然而另一方面,國家內部某些居心叵測的「族群」亦可藉著國族主義的宣揚和提倡,將自己塑造為「國族」,以強化分離意識和追求獨立建國。

在臺灣,多數知識分子認為臺灣國族主義的發展,源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日本殖民時期的武裝抗日和民權運動。但實際上,當時的武裝抗日活動,主要目的是抵抗外族日本的統治,期望繼續做中國(大清)人,其本質並非倡導臺灣主體意識或國族主義。如施正鋒所述,日據時期民權運動的重點是由梁啟超向林獻堂建議的,如同愛爾蘭自治運動那樣,要求日本政府對臺灣「一視同仁」、「內臺平等」。施正鋒,2015,〈臺灣民族主義的發展、現況、以及挑戰〉,《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1卷第4期,頁15。所以真正的臺灣國族主義思想和運動的發展,反而是在主權回歸中國之後。

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和貪汙腐敗之下,引起很多臺灣人的反抗,但其中不乏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純粹只是反抗暴政的左派菁英,例如臺灣統左派精神領袖陳明忠先生,和許多遭國民黨殺害的老前輩(如曾到大陸參加抗日的鍾浩東、組織臺灣義勇隊的李友邦、霧峰林家的林正亨;「尋找祖國三千里」的吳思漢等……)。同一時期,一些逃到海外(日本、美國為主)的臺獨分子如史明,開始建構臺灣殖民史觀及臺灣國族主義的理論。所以在白色恐怖時期,臺灣國族主義的思想和運動也尚未真正開始發展,它僅是海外臺獨派構思、探討的階段而已。如施正鋒所言,臺灣國族主義開始在島內大幅度發展和宣揚,主要始於1988年李登輝執政後開始大力推動的本土化運動。施正鋒,2015,〈臺灣民族主義的發展、現況、以及挑戰〉,《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1卷第4期,頁16。李登輝更透過1991年以後的不斷修憲,將憲法本文架空,創造「中華民國是臺灣」和「兩國論」的「法理」基礎,使臺灣國族主義能夠快速的發展、茁壯。

臺灣國族主義強調四百年來的「殖民統治」使臺灣人懷有強烈的「自己當家作主」的意識。所以史明認為,臺灣國族主義的理念就是:「政治上要建立臺灣獨立國,經濟上要建立臺灣國民經濟,文化上要發展固有臺灣文化的思想與行動。」史明著,周俊男編,2016,《史明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頁744。當然,獨立建國是臺灣國族主義的終極目標。然而,考量到國際局勢的現實,若無法成功獨立建國,臺灣國族主義的發展目的又是什麼?針對此問題,《史明回憶錄》的編者周俊男在〈編後語〉中認為,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實力差距越來越大,添購軍備對臺灣而言意義不大,他認為「臺灣最應該做的是強化心防(即臺灣國族主義),藉此讓中共覺悟,臺灣人絕對會誓死捍衛自己的家園,即使一時之間能以武力奪下臺灣,往後臺灣人也將不斷蜂起反抗,成為中共統治者的夢魘。」史明著,周俊男編,2016,《史明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頁1015。

從上述這段令全體中國人毛骨悚然的引文可以發現,分離主義分子發展國族主義思想和運動的結果,是促使該族群(或社群)的成員產生國族認同的扭曲或偏差,以此強化成員對「我者」和「他者」的強烈情感差異,激起成員將「被大陸統治」視為遭到外敵、異族的非法不義的侵占(或侵略)。一旦從國族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一套體系完整的理論和意識形態,就能透過教育和傳媒等宣傳工具,將這種思想廣泛地傳播、擴散,逐漸累積分離主義運動的政治能量及動員能力。縱使有朝一日分離主義的政治中心瓦解,不復存在(如統一後「中華民國政府」消失),分離主義的意識和力量還是會長期存在,造成社會的動盪,提高中央政府的治理成本。

(三)香港國族主義的建構

在港英政府時期,與臺灣在日本殖民時代的民權運動類似,香港的社會菁英也在英國殖民壓迫的狀況下,展開許多爭取民權、自治的運動。然而,殖民時代的政治運動也沒有導致香港國族主義思想的萌生。香港國族主義的出現,反而是在香港回歸中國十多年以後,這正說明了香港國族主義的目的也是分離主義分子居心叵測的「努力」成果,而且是臺獨對港獨指導,以及港臺雙獨密切合作下的產物。

2010年以後港獨和香港國族主義的思想、運動不斷擴大。2011年陳雲出版《香港城邦論》,將香港的民主訴求與本土意識結合起來。在《城邦論》中,可以看到陳雲口無遮攔的對大陸移民、遊客的歧視,將到香港的大陸人詆毀為「蝗蟲」,認為他們破壞了香港市容的整潔和繁榮。謝伯盛,2014,〈城邦自治(癒)──陳雲城邦論中的香港人身分問題〉,《文化研究@嶺南》第41期,頁7-9。這種口吻與2008年兩岸交流熱絡後,臺獨派批評遊臺大陸觀光客的說法一模一樣。在面對「誰是香港人?」這個問題時,陳雲強調香港的居民、移居外地的「港僑」,以及「覺得自己與香港命運與共的」就是香港人。這也和臺獨派的論述方式相當類似。在扁政府時期擔任駐日代表的臺獨派大佬許世楷即認為:目前臺灣的政治狀況下,不適合再用族群(客家人、福佬人、外省人、原住民)做臺灣人的內部區分,而應該是不管族群為何,只要「認同這塊土地及其歷史,想擁護臺灣主權獨立,反對中國併吞臺灣,反對中國共產黨獨裁政治侵入臺灣的,都是臺灣人。」許世楷、盧千惠著,邱慎、陳靜慧譯,2011,《臺灣 新生的國家》,臺北:玉山社出版,頁18。所以陳雲的論述方法正是試圖複製臺獨理論,建構香港國族主義,區隔「我者」(香港人)與「他者」(中國人)。

值得注意的是,港獨分子在理論建構過程中,也利用了國民黨獨臺派的極端反共立場。例如陳雲在《城邦論》中批判臺獨派在臺灣的「盲目去中國化」政策,認為香港應該延續古代華夏文化,並與代表現代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共做切割。在回答「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這個問題時,陳雲認為「中國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而「香港人按照《基本法》,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陳雲,2014,《香港城邦論II──光復本土》,香港:天窗出版社,頁49-50。陳雲還認為中共遲早會垮台,最好把政權「奉還」給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然後與臺灣、香港、澳門等地組成「華夏邦聯」,如此一來中國才有前途。這套反共論述和國民黨如出一轍,他們都刻意區分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在文化上承認大家都是「中國人」,但政治上則強調香港、臺灣不屬於「中國」。

香港大學學刊《學苑》在2014年2月號以〈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為探討專題,是藉著學術自由名義掩護分離主義意識的典型作法。同年9月港大又出版《香港民族論》一書,除了收錄《學苑》探討香港國族主義的幾篇專題文章外,又加上了其他學者的文章,包括著名臺灣國族主義理論大師吳叡人的著作。吳叡人在《香港民族論》中所寫的文章為〈The Lilliputian Dream: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他將臺灣國族主義的殖民史觀引入香港問題,認為香港的回歸是殖民統治者的轉換(從英國變成中國),並且將一國兩制詮釋為「殖民者」為了同化和消除本土特殊性,所採取的過渡階段。吳叡人強調,香港國族主義的興起,正是為了對抗「中國殖民者」的一種「防衛性民族主義」。吳叡人,2014,〈The Lilliputian Dream: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收錄於《香港民族論》,香港:學苑出版,頁65-88。

2015年另一位港獨學者徐承恩出版《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其推薦序也是吳叡人所寫。和陳雲相比,徐承恩用更宏觀的角度來補強港獨史觀,但其論述方式仍然複製了臺獨經驗。在《鬱躁的城邦》中,徐承恩採用臺獨派目前在臺灣島內推動教改工程的相同模式,即套用日本東亞史的邏輯來詮釋中國近代史。東亞史將中國視為一個古老、封建的帝國,而中國內部的分離主義是具有正當性的東亞各民族(如滿族、蒙古族、維族)企圖跳脫封建帝國的新興國族主義運動。徐承恩利用東亞史觀,強調清末民初中華民族意識(或中國國族主義)的建立,與各省獨立運動間的矛盾(如毛澤東曾撰文支持的「湖南共和國」運動;歐渠甲提倡的廣東獨立建國運動),徐承恩,2017,《香港:躁鬱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新北市:左岸文化,頁225-226、247-248。而中國近代史的發展,就是「激進的中國國族主義」擊敗各省獨立運動,最終成為一個統一國家的現代化過程。徐承恩認為,香港在19世紀中葉就被英國殖民,現代化進程先於中國內地,加上未經歷中國國族主義的發展,沒有被中國國族主義所融合,菁英階層也更早發展出不同於中華民族概念的本土化國族意識。實際上,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述完全背離史實,不具任何參考價值,只是增強分離運動正當性的工具。這與臺獨派將《馬關條約》簽訂後,臺灣菁英在不願受日本殖民之狀況下建立的「臺灣民主國」,視為臺灣人國族意識覺醒的起點同樣荒謬。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並不是各省企圖脫離中國、獨立建國的國族主義運動,而是在國家憲法遲遲不能制定、防止袁世凱稱帝、避免軍閥亂政、反帝國主義殖民、拒絕內戰等多重考量下,決定先由各省制定自治法規,由下而上建立憲制的權宜之策。李新宇,2016,〈湖南自治與中國人的聯邦夢〉,《關東學刊》2016年第01期,頁29-40。

由於香港和臺灣同樣具有受外國長期殖民的歷史經驗,形成國族認同上的偏差;再加上冷戰文化的影響,導致兩地社會充斥強烈的反共意識和對大陸的不諒解、不信任,進而成為分離主義理論、思想發展的溫床。關於殖民統治和反共意識如何影響臺灣人的認同,以及造成臺灣社會強烈的「反中意識」,參見程志寰,〈臺灣人的反中意識剖析〉,《遠望》2017年11月號,頁18-24。從上文可以發現,香港的國族主義理論和思想正在快速發展,其發展過程不僅有臺獨派理論家的參與,而且其發展路數更是完全承接了臺獨派建構臺獨史觀和臺灣國族主義的模式與思想脈絡。


二、實踐上的合作

史明認為臺灣獨立運動的路線規畫,有「體制外的革命路線」和「體制內的改革路線」。所謂體制外的革命路線,就是「在殖民地之外」推翻「外來殖民體制」,建立臺灣共和國。具體例子如早期在海外崛起、發展的臺獨運動,試圖聯合外國勢力、宣揚理念以獲得其他國家的支持,並在海外建立根據地的作法。而體制內改革則是要透過潛伏的方式,將臺獨思想滲透進臺灣的社會和政府。史明指出,在臺灣內外的不利局勢下,「體制內改革,不能喊『革命』與『獨立』。只能以自由、民主、平等等民主鬥爭的方式實行『改革』,來準備『臺灣獨立建國』的客觀環境。」史明著,周俊男編,2016,《史明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頁609-611。可見臺獨運動的實踐,不僅需要與意圖分裂中國的外國勢力密切結合,還會透過西方的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觀」來建立分離主義的正當性,並以言論、學術、集會結社之自由來包裝、掩護分離主義思想的散播與宣傳。事實上,臺獨在2000年及2016年兩度勝選執政,就是透過「民主選舉」而成。因此獨派具有極大的正當性基礎,能頂住島外的巨大壓力。如果不是因為陳水扁家族過於貪腐,國民黨未必能在2008年贏回政權。

(一)議會路線

2016年港獨分子游蕙禎、梁頌恆在香港立法會就職宣誓上,上演「辱國」鬧劇,且最終造成人大主動釋法,褫奪兩人及其他港獨立法會議員的資格。這件事是香港一國兩制體制的警訊,港獨和香港國族主義的思想不僅傳播得越來越廣泛,而且港獨分子還能參與選舉,他們很多人甚至有辦法贏得選舉進入議會。這顯示香港正在走上30年前臺灣剛解嚴時的老路,若不設法箝制港獨黨派的運作,港獨的實力將越趨壯大。

今天臺獨派能在臺灣社會興風作浪、毒化全民,民進黨在這30年來的發展和其對政府體制的滲入是功不可沒的。當中的關鍵人物就是李登輝,他以國民黨主席及總統身分,與民進黨裡應外合,一手主導了臺獨教改、去中國化,及政黨輪替。

1986年民進黨成立,目標就是走議會路線來進行「體制內改革」,當時他們打的口號也是推動臺灣的民主改革,並未直接明顯表達出臺獨思想。1988年1月蔣經國過世後,李登輝隨即接掌大權,民進黨就在李的掩護下,通過具有臺獨思想的「417決議文」,後來更在九〇年代和2000年以後修改為更具目標性、更完整的「臺獨黨綱」。從1988年的「417決議文」開始就表明民進黨是個違憲政黨的事實,但是在李登輝的掩護下,民進黨不僅未遭到臺灣當局以「政黨違憲案」起訴並解散,還不斷壯大起來,最終在2000年第一次拿下政權,若沒有意外,2020年後它依然有長期執政的可能。除了民進黨之外,21世紀後各種以臺獨為宗旨的政黨也相繼成立,包括李登輝卸任後成立的臺聯黨、太陽花勢力成立的時代力量、臺灣基進(舊名為基進側翼)、社民黨等。

臺獨的經驗,說明了「進入體制」對於獨立運動的發展壯大極為重要。而要進入體制,像李登輝這種「高級臥底」是可遇而不可求,因此還是要在體制外長期經營反政府的各種運動,逐漸改變社會氛圍、爭取選票,贏得選舉。

2016年香港「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黃台仰受邀到臺灣,進行港獨與臺獨的經驗交流;同年,「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發言人周浩輝也受邀來臺進行交流(還遭到臺灣愛國人士毆打);2017年包括黃之鋒等「香港眾志」成員受時代力量邀請,到臺灣參加時代力量的政黨活動。可見近年來港獨與臺獨政黨的合作關係非常密切,而臺灣的太陽花勢力成功躍上政治舞台,正是港獨政黨非常積極想要「取經」的對象。香港必須防止「臺灣經驗」在港重演。目前以港獨為目標的政黨或政治組織越來越多,而且他們多半與「泛民派」維持合作關係,這就是要複製民進黨的策略,以民主改革為口號,暗中發展港獨。面對這種狀況,港府必須使用強制力根除這些以分裂為目的的政黨或組織,在這些組織尚未壯大前就令其解散,或設立法規禁止此類組織的設立。2018年港府以《社團條例》取締香港民族黨,就是最好的示範。

(二)社會運動

臺獨勢力和民進黨的崛起都是透過社會運動起家的。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1949-1987),臺灣的「黨外運動」雖然也參雜了反國民黨的左派勢力和支持兩岸和解、統一的愛國力量,但在國民黨施行極度反共的政策下,這些人是當時被打壓的主要對象,他們許多人都成為政治犯,不是橫屍法場,就是坐穿牢底。而臺獨派則在外國勢力的幫助下,在這段時間逐漸累積能量,以至於八〇年代後期解嚴以後,臺獨勢力水漲船高,逐漸演變成臺灣政治界的主流。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是最具代表性的社會運動之一,不僅直接影響後來臺灣的政經體制改革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還造就了一大批民進黨與臺獨派的政治人物。2014年在臺灣的太陽花學運和香港的占中運動都企圖複製這樣的經驗,除了追求社會運動之主要訴求外,亦打造出林飛帆、黃之鋒等年輕的政治領袖,並透過媒體的宣傳,為他們累積政治能量。

目前港、臺分離主義分子在社會運動的合作上已發展得相當全面,許多港獨人士來臺觀摩社運的組織和動員模式,臺獨人士也積極參與香港的社運。2014年臺灣太陽花運動領袖之一的陳為廷就曾企圖入港參加「七一遊行」,所幸遭到香港管理當局拒絕入境,並將他遣返回臺,然而與陳為廷同行的其他「島國前進」組織成員卻被放行入境。依照「島國前進」公開發表的聲明所言,他們此行的目的就是:「參與華人民主書院在香港舉辦的『臺港社運交流』活動,與香港社運團體分享太陽花學運經驗,同時參與七一大遊行,聲援港人爭取民主、抵抗暴政的行動,並回訪太陽花學運期間曾來臺聲援的香港社運團體。」(關於華人民主書院,參見《遠望》2018年10月號〈港獨臺獨互相援引,事證確鑿──以「華人民主書院」為例〉)在太陽花運動和時代力量相關人士遭香港「拒於門外」後,臺獨派開始策動更多知名度較低的年輕學生潛入香港、參與港獨運動。以下介紹的就是積極參與此次「反送中」運動的臺灣女大學生張珮歆。

張珮歆曾於今(2019)年4月13日參與臺中的「四一三抗中護臺」遊行,因高舉「臺獨」旗幟大嗆「統促會滾回去」而登上臺灣媒體版面。5月下旬她還參加了由「臺灣世衛外交協會」舉辦的「世衛無國界」行動,與時代力量等極端臺獨分子遠赴日內瓦世衛大會為臺灣爭取國際地位。根據報導,張女同時為「臺灣公民幹細胞」社團發起人,該社團成立第二天發布的資訊即與香港有關;其舉辦的第一場社團活動為「中國侵臺資訊戰──因應對策」演講,並擔任主持人。講者沈伯洋為臺灣人權促進會副會長、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委員。張女背後與各種臺獨團體和組織的關係不言自明。

張珮歆在6月12日中午抵達香港,參與此後的一連串示威行動,同時將香港示威遊行的即時情況發布在個人社群網路上,短時間內吸引45萬人關注,受眾群體以臺灣青年為主。在參與遊行期間,張珮歆發布在個人社群網站上的內容主要有三種:

1. 渲染現場恐怖氛圍:內容類似戰地記者的即時播送,如人群尖叫、逃竄的即時影像,並表示她身邊的人「中彈了」,「戰車開進深圳、子彈運到香港、警察舉槍了」、「可能會死人」、「被槍指著」等大量煽動性文字及畫面。藉此營造恐懼氛圍,讓臺灣青年誤解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毫無人權與自由。

2. 為民進黨拉票:因此期間正逢民進黨黨內初選民調階段(6月10至14日),張女不忘提醒大家「好好想一下明年的票要怎麼投」,並表示自己支持蔡英文。透過此種方式,強化大陸為「敵人」之意象,告訴臺灣青年應該支持臺獨派政治人物,才能「不受敵人欺壓」。

3. 宣揚革命浪漫主義,號召更多年輕人響應:張女以「真正的勇敢是精密推演後的義無反顧」,形容自己如何「無畏強權及警察暴力」,豎立起自己英雄般的形象,對青年同儕形成激勵示範作用。她表示進入政治的入門並不難,單純是「正義」問題,「沒有人是局外人」、只要「相信自己的影響力」、「公民起義每個樞紐都是你可以施力的點」,因為「如果臺灣人冒著生命風險到香港支援的事上了國際新聞,各國對我們的觀感一定大大提升,也更能明白,我們的敵人是什麼樣子。」除了號召臺灣人組團赴港參與示威遊行,張女還與港人「組織保護行動」、建立群組協助臺人赴港,及「討論遊行策略」等。

從張珮歆的言行,我們可以看到臺獨不單是支持港獨運動,同時也在利用港獨運動反過來在臺灣島內搞反中促獨的宣傳。

(三)以臺灣為總後台,結合各種分離勢力:

2018年3月24、25日在臺灣舉辦的「港澳中臺及多民族自由人權論壇」邀請中國大陸各民族分離主義分子(港獨、疆獨、蒙獨、藏獨)來臺與臺獨共襄盛舉,互相支持、鼓勵,並彼此分享、交流運動經驗。2019年6月初,已流亡海外且獲得德國居留權和政治庇護的港獨分子黃台仰在德國國會演講。深綠臺獨的「臺灣基進」黨主席陳奕齊更在個人臉書(Facebook)上,直言不諱地公開基進黨幹部顏銘緯與黃台仰一起在德國的照片,以及他們與臺灣駐德外交官謝志偉的合照。這次德國官方在「反送中」運動期間也表達了對修例的關注,可見臺獨政治人物在幫助、掩護港獨人士潛逃海外等工作中的關鍵作用。「反送中」示威遊行在2019年6月爆發後,臺灣綠營就疾呼立法院應盡快通過《難民法》,期望能為香港、西藏、新疆等分離主義分子提供更多政治庇護。表面上臺灣政界一向強調要向西方先進國家的人權政策看齊,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難民法》,才能增強臺灣的國際形象,但此舉的實際意義是要鞏固臺灣做為「五獨總後台」的功能,正如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牧師林仁謙在6月20日的「世界難民日」活動上說:「通過難民法將是進步價值的展現,臺灣不需要考慮中國領導人的看法」,「包括達賴喇嘛以及熱比婭女士都應該受邀來臺訪問」。

總歸來說,臺灣成為其他分離主義的「總後台」或「大後方」,對其他分離主義分子有很多好處。他們知道在違反國安法、叛亂罪後,還有臺灣可以收容他們並提供政治庇護,這讓他們少了後顧之憂。他們即便採取更極端、更暴力的手段,也可以迅速逃往臺灣避險。此外,臺灣與美國、日本長期保持緊密關係,分離主義分子更可以利用臺灣作為中介者,與西方國家互通有無,將分離主義運動國際化、複雜化。更重要的是,有了臺灣這個大後方,分離主義分子等於獲得了無限的金錢和資源,各種反中運動便可經常舉辦、擴大舉辦,還能做到「每週辦遊行、每月搞暴動」的方式,徹底癱瘓社會的正常運行。對臺獨派來說,這樣的合作關係對自己也相當有利。自2016年民進黨在臺灣取得全面執政後,臺獨街頭運動失去「演練」機會,同時越來越多臺灣青年選擇到大陸去就學就業,臺灣青年的「恐共」、「仇中」意識似有減弱。加上2020就是臺灣的選舉年,臺獨此時急須「借題發揮」,有效凝聚、鞏固臺灣人的「反中意識」,此次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就是臺獨派最好的炒作題材。

 

三、應速阻斷港臺兩獨與美合作

在當前中美對決的關鍵時期,美國正好加緊支持港獨臺獨以消磨大陸實力,而港獨也在學習臺獨,在香港走「藉街頭運動支持參選」的長期抗爭路線。在這個過程中,兩獨與美國必然彼此呼應,試圖使大陸與港府投鼠忌器、瞻前顧後,難以出手解決問題。

目前臺獨面臨2020年1月大選,港獨則面臨今年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及明年9月6日(或更早)的立法會選舉,美國特朗普則在明年11月3日面臨連任選舉。我們可以預期:在美國與臺獨的強烈支持而且港獨也想有所斬獲的情況下,這次香港的動亂絕不會如2014年占中那樣再衰三竭,反而會進入長期動亂時期。在這個持久戰中,港府及北京務必同時考慮兩獨及美國的動向,盡可能打破其間的連鎖互動,否則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給了臺獨、港獨突破現狀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