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最後的儒者」、「中國的脊樑」的梁漱溟，在論及我們這個文明古國的特色時，說中國「文化早熟」、「理性早啟」。他指的就是創始於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文化。西周文化由2568年前誕生的孔子集其大成，承先啟後，傳於弟子，創建儒家，於是奠定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基礎。由於孔子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於是他被尊為「至聖先師」。1939年，國民政府明令以其誕辰（當時認為是8月27日）做為教師節；1952年，退至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將孔子誕辰（及教師節）定在9月28日，以迄於今。
自從1994年李登輝帶頭發起「去中國化」以來，所有代表中國的人事物在臺灣的地位便逐漸沒落。其中，臺獨教改起到極其關鍵的培養「天然獨」的作用。民進黨在2016年全面執政後，立即廢止了馬英九任內毫無誠意虛應故事的「課綱微調」，然後修改法規，安排反課綱微調有功的獨派學生加入教育部課程審議會，意圖藉助這些「天然獨」的無知與無畏，繼續深化臺獨教改。他們選擇的主戰場，就是還殘留著些許中國色彩的歷史科與國文科。
臺獨教改繼續深化
今（2017）年7月3日，國家教育研究院公布「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草案）」，其中的高中歷史課綱將原來必修8學分減為6學分，中國史部分由1.5冊減為1冊，且其編寫方式由原本較傳統的中國朝代編年史改為放在「東亞史」脈絡中，以主題方式呈現。該草案以「避免政治爭議」為藉口，對課綱用字力求「中性」，甚至首創帶「問號」的開放性課綱，教學生質疑「誰的歷史？誰寫的歷史？」。其主要用意，就是摧毀年輕世代的歷史意識和中國認同，斬斷他們對其祖先及祖國的歷史傳承感，使他們徹底成為「無歷史感」的一代，然後就可以隨意對他們灌輸任何符合臺獨「政治正確」的歷史敘事和政治立場。
此外，為了繼續削弱臺灣社會殘存的中國大傳統（「大傳統」即藉著學習、反思而繼承的思想及價值觀），民進黨也沒忘記對國文科下手。8月20日，教育部課程審議會通過將高中國文教科書中的文言文比例從原先的「45%至55%」降至30%，還通過網路投票選出10篇推薦文言文，其中只有4篇是傳統的經典文言教材，其他都是在「臺灣主體意識」指引下選出來的冷僻作品，甚至還包括日本人中村櫻溪所寫的臺灣遊記文！
在課審會中積極推動這種文化自殘的林致宇（反課綱微調運動健將、靜宜大學學生，現為該會普高中分組委員）揚言：國文老師雖然會教國文，但不一定知道學生想要什麼、社會的需求是什麼；過去歌頌唐宋古文八大家都是在「造神」，其文章傳遞封建、保守、古板的思想；臺灣也有很多文言文且貼近這片土地，「臺灣文學對於現代社會的影響，遠大於唐宋八大家。」臺灣文學學會理事長、臺獨「詩人」向陽也公開支持高中國文課綱「大幅調整」。他主張：國文教學只是要讓學生會寫自傳、求職信，和朋友在網路溝通時，能寫出一篇很有邏輯的短文。換言之，在其眼中「國文」跟英文、日文、韓文一樣，只是一種淺層人際溝通的工具語言，而不需學習經典作品所蘊含的美學與道德價值。
就在高中國文課綱爭議延燒之際，又傳出臺灣教育部正發函各大學中文系進行「學科標準分類調查」，擬將「中國文學系」改隸為「華語文細學類」，而將華文系歸在外國語文學類，於是「中文」將不再是「國文／國語」。此議雖暫因反彈聲浪過大而喊停，但顯然這就是蔡當局將繼續推動的政策方向：將「中文」視為「外文」。
我們可以預見：在這樣的「中文」觀及「國文」教育下，未來的臺灣青年除了會空洞地喊叫「愛臺灣」，將無法分辨「火星文」與正規的中文，也沒有能力用精準的中文概念討論、思考複雜的思想問題或任何公共議題，更會喪失中國傳統文化裡的核心價值理念。更有甚者，由於人類是藉助「語言」來進行思考，「語文能力」實際上就是「思考能力」。因此，臺灣年輕人中文語文能力的衰退，會連帶使他們學習不好其他任何一門非母語的語文。其結果，就是這個島嶼整體的道德水平、思辨能力的大幅退化。
然而，這正是臺獨的一貫手法：先以價值相對主義假稱「多元」，以歷史虛無主義冒充「客觀」，將臺灣年輕世代的歷史感、是非觀、思辯力全面破壞，使其成為僅受感官欲望牽引的「人形動物」。然後，再藉著鋪天蓋地的「去中國化」教材及宣傳，將這些年輕人洗腦成人造「天然獨」。
連橫在日據時代眼看日本人在臺灣壓制中國文化，使中文與漢語（閩南語）逐漸衰微，於是為文指出：「夫臺灣之語，傳自漳、泉，而漳泉之語傳自中國，其源既遠，其流又長。…臺灣之語，高尚優雅，有非庸俗之所能知，且有出於周、秦之際，又非今日儒者之所能明」；他更引用清儒龔自珍語：「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但他略去後一句「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以免顯露反殖民立場），以凸顯歷史意識的重要性。於是，連橫不但著手整理臺語，還寫了《臺灣通史》，以維護島上的中國文化傳承。然而，連橫逝於1936年，來不及看到日據末期「皇民化」對臺人「去其文、去其史」的高潮，他當然更難想像這種本應只有殖民者才幹得出來的惡行，如今卻在臺灣自己選出的執政者主導下更有效率地進行著！而這種臺獨的「國民教育」，其目的根本就是教出一批批認賊作父的「非國民」，以充當美日臺獨圍堵中國大陸的馬前卒。
攔阻臺人認祖歸宗的六座大山
如前所述，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是西周初年的政治理想，後來由孔子的「述而不作」承先啟後，所形成的儒家核心價值（仁、義、禮、智，民本，德治，天下觀等）。我們若能認識儒家思想的優越性，就會產生堅定的文化自信，進而萌發民族復興的使命感與信心。但是，經過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近兩百年的帝國主義外力入侵，再加上「五四」以來的反傳統運動和國共內戰、兩岸分治，今天的中國人要正確認識老祖先（儒家）的本來面目，勢必要翻越重重險阻。其中，最難認識我們祖先本來面目（也就是自己的本來面目）者，就是生在臺灣的臺籍本省人。對其而言，要認識西周時期中國人（或至少是春秋時期的孔子）的精神面貌、思想格局，必須翻越六座大山，其中每一座都比青藏高原更為高大險峻。
一、國民黨的反共
該黨從1945至1987年，為了與中共爭政權，以法西斯主義式的特務專政統治臺灣，嚴重傷害臺灣人心（不分省籍）。雖然在大陸文革期間，國民黨為了反共而推行「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實際上卻排除或扭曲了中國文化（實即儒家思想）裡與其統治利益不相符合的合理成分。並且，因為該黨領導人不能提供良好的身教，加上特務統治違反憲法與道德，使得教育體制中的儒家文化變成考試用的死材料，說服力和吸引力大減。更糟的是：該黨為了反共，人為地使臺灣人民與中國大陸長期隔絕、敵對；即使在兩岸開放交流以後，該黨也以其獨臺立場與臺獨相互為用，以致島上人心日益疏離於中國本土。
二、日本的殖民統治與皇民化
日本在1895至1945年間殖民臺灣，將臺灣作為侵略中國的基地，推行誣衊、醜化中國的宣傳與教育。臺灣老一代的本省人受日本教育影響，不論自覺與否，往往習於輕視中國。1988年以來，在獨臺與臺獨的輪替統治下，反華與去中國化已成為臺灣社會的主流思潮，並經由教改深深植入年輕人的心中。臺獨為了建立對立於中國的國族認同，刻意繼承、繼續推動日本殖民時期的皇民化運動，使臺灣人更難瞭解、認同自己祖先的文化。
以上兩座大山的代表人物，就是李登輝和馬英九。李公開宣揚其日本認同。在他寫的《「武士道」解題：做人的根本》一書中，他說：「對於總統任內十二年的奮鬥，我自詡確實能一貫始終地朝理想奮進，而我內心最大的支柱，當然就是早年『日本教育』打下的『大和魂』，也就是『武士道』精神。」並自承他在1996年首次民選總統時提出的「心靈改革」政見，就是「試圖在臺灣讓武士道精神以獨特形式發揮，…希望藉此奠定『新臺灣人』精神的穩固磐石。」並且，在他執政期間，「堪稱是我全力灌注、最終努力目標的，便是『教育』。」當年李登輝發動的臺獨教改，被陳水扁發揚光大，又被馬英九延續至今。而馬英九本人就曾在李登輝的「循循善誘」之下，公開宣布要做「新臺灣人」，並在1999年單獨捐助成立「新臺灣人基金會」。這些事證，都顯示了日本皇民化與臺獨、獨臺之間盤根錯節的密切關係。這是如今阻礙臺灣人重新認識中國文化、重建中國認同的最直接障礙所在。
三、中共建政以後掉入過左的陷阱
中共在1949年建政以來，雖然整體方向是朝向民族復興，但是從1957年反右直到1978年以前，幾度掉入了過左的陷阱。改革開放以後，雖然大方向已導回正軌，但腐敗和貧富懸殊曾幾近失控。即使中共正極力改善這些不良現象，而且成功地引領中國的復興，但是過去的歷史（以及現存的問題）經過國民黨反共與臺獨反中的擴大宣傳，早已成為臺灣許多民眾的成見，繼續妨礙他們正面認識中國大陸。
四、「五四」以來的反傳統思潮
「五四運動」時，一大群西化派人士為了救國，在輸入西方文化的同時，更大張旗鼓地醜化、反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此一思潮一直發展到中共文革達於頂峰，1978年以後才逐漸改正。但因這是一個「中國人自己反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的運動，因此其負面影響力極大。直至今日，大陸仍遲遲無法落實早在2013年宣布的將孔子誕辰定為教師節的政策，便是一例。
五、鴉片戰爭迄今西方對中國文化的輕視和誤解、曲解
西方人挾其船堅砲利，以其傲慢與偏見對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傳播文化沙文主義。中國人因長期無法對抗帝國主義，不得不「師夷長技」，但學而屢敗，敗而再學。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逐漸喪失了文化自信，崇洋成為風氣，於是極易接受西方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輕視和誤解。這就是「五四」反傳統思潮的背景。我們可以說：中國人的文化自信，就是先受挫於西方人的入侵，再自毀於「五四」的反傳統。如今我們即使排除了「五四」的影響，還必須看清楚西方帝國主義只是物質力量的優勢，並不代表其文化（尤其道德）全面優於中國，才能看到自己傳統文化超越時代的優越性所在。
六、秦代以來的專制君主制之影響（陽儒陰法）
西周時的中國是貴族政治（所謂「封建」），君臣之間地位差距較小，加上建立周朝的周公等人的憂患意識（從「殷鑑」得知「民本」的重要和「天命」在於「民心」的道理），因此才有「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和「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等思想。甚至從湯放桀、武王伐紂等史實中，還得出「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這種「暴君放伐論」。以上這些思想代表了原始儒家思想合理的一面。但在秦統一以後，廢封建、立郡縣，君權不再受到封建貴族階層結構性的限制，導致傳統儒家思想被迫變形為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藉災異來勸說皇帝自我克制君權）和白虎通義的「三綱五常」主張。於是，儒家思想被專制皇權變形、利用，為民請命的抗議色彩、道統牽制政統的作用淡化，容易被視為君主專制的代言人。因此，我們要認識西周時期的思想文化，還必須突破秦以後兩千多年專制君主政制對人心和思想的箝制，以及對原始儒家的扭曲、變造。
以上這六座大山，橫亙於今天受教改荼毒的臺灣青年與其祖先的文化淵源之間，遮蔽其心智、消磨其自信，輕則使其崇洋媚外，重則使其認賊作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區、不同背景的中國人可能面臨不同的大山。如果要見到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即西周的政治文化）的本來面目，在臺灣，本省人需要跨越以上六座大山，外省人（第一代）則需跨越五座（一、三至六）；但外省二代或三代若已被臺獨轉化，那麼他也需要翻越全部六座大山。至於大陸上的中國人，反共的右派還需翻越後四座大山，而共產黨人則至少要翻越最後三座大山。這些翻山越嶺的道路都不是陽關大道，需要我們進行認真學習和深刻反思。而對所有中國人而言，最難跨越的大山，恐怕是第六座：兩千年來君主專制對儒家思想的扭曲。要翻越這第六座大山，必須善於體認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之處，剔除長期君主專制的扭曲，才能直面孔子及其他古聖先賢，見到我們中國人的本來面目。
中國大陸傳承中華傳統文化
中國要復興，就必須恢復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在2012年提出對當代中國成就的三種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但這三種自信，還需要一種更根本的自信作為基礎，才是真正的自信。這種最根本的自信，就是對自身民族的文化創造力的自信，也就是文化自信。我們必須首先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高明之處，體會到中國文化對於人類前途所能發揮的貢獻，然後就會對這樣的文化傳承感到高度的自豪與自信。有了這樣的文化自信，所有其他的自信才有堅實的基礎，中國人才能不卑不亢地面對世界其他民族，擔負起這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對人類的使命。
與臺灣最近二十餘年的「去中國化」逆流相反，大陸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領導下，正走上「再中國化」的正道，重新評估中國傳統（包括孔子代表的儒家），建立文化自信。
我們注意到：早在2011年5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就曾訪問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表露他重視傳統儒家文化的態度（參見張新民，〈只有儒家才能解決中國認同分裂〉，《遠望》2016年1-3月號）；當他在2012年11月接任總書記後，翌（2013）年9月5日國務院法制辦即公布《教育法律一攬子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意見稿中擬將大陸的教師節改在孔子誕辰（9月28日）；同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決議，在教育領域要「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同月26日，習在曲阜中國孔子研究院公開說：「我這次來曲阜就是要發出一個信息：要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最重要的是，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習近平提出要「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從此，「文化自信」就逐漸成為胡錦濤所提三個自信的基礎。例如：同年3月7日，習指出，「我們要堅定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要加一個文化自信」；同月26日，大陸教育部印發《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提出：「高中階段，以增強學生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理性認識為重點，引導學生感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增強學生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心」；10月15日，習近平說：「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12月20日又說：「建立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還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礎」；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持文化自信。」同年7月1日，習近平在慶祝中共成立95週年大會講話中提出：「全黨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最後，今（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這是個劃時代的重要文件，也是中共建黨以來對以儒家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最正面的肯定。延安整風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際上只是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策略中國化，使之適用於農民占大多數的中國，而《意見》則可能啟動下一階段的「馬克思主義儒家化」。這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意義極其重大。
《意見》中四次提到文化自信，還開宗明義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層、更持久的力量。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意見》提出的目標是：「2025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體系基本形成，研究闡發、教育普及、保護傳承、創新發展、傳播交流等方面協同推進並取得重要成果，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化產品更加豐富，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顯著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基更為堅實，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明顯提升。」文件中提出的「核心思想理念」（仁愛、民本、誠信、正義、和合、大同）、「中華傳統美德」（自強不息、敬業樂群、扶危濟困、見義勇為、孝老愛親）及「中華人文精神」（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處世方法，文以載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備、情景交融的美學追求，儉約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大體都是儒家思想的內容。
民族復興，必須基於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當然必須包括對孔子及儒家的再評估、再認識，並再度心悅誠服。只有充分發揮中國傳統文化裡本來就有的感人力量，才能將我們這個被將近兩世紀的內憂外患嚴重撕裂的民族重新凝聚起來。
如今的臺灣，臺獨率獸食人，獨臺助紂為虐，導致祖國成異國，敵國變友邦；孔子跟黃帝、孫中山一樣被視為外國人，教師節早已成為告朔之餼羊。除了民俗文化（小傳統），中國傳統的思想道德（大傳統）在這個島上幾乎已成禁忌。為了中國的統一，以及兩岸未來的心靈契合，我們樂見中共主動帶頭攻克阻礙中國人認識中華民族本來面目的艱難險阻。在孔子誕辰來臨之際，我們再次呼籲大陸盡快落實4年前（即2013年）國務院法制辦的擬議，將教師節改在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