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遠望》一路走來，我有幸三度親見陳老，認識漸深，再再為其堅持的氣節與良知所撼動。

最初，陳明忠老前輩是《遠望》雜誌創立30週年座談會上的嘉賓，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位左統的代表人物。他憶及《遠望》創辦的那一年，自己還困於囹圄之中，於是決定與《遠望》的後輩朋友們談談他一路走來始終在思考的一個問題──作為一個中國人該如何看待兩岸關係。不良於行的他，講起話來鏗鏘有力，言語間流露著對理想的堅持和熱情。至今，仍記得陳老那時的神情。

再次見到陳明忠，是《遠望》團隊的老師們帶著年輕世代一起到老前輩的家中拜訪。聽老前輩親述種種經歷，那段離我們遙遠的歲月，竟然鮮活起來，不再只是封存於書中的歷史。我更認識到：在回憶錄《無悔》裡，文字平實、水波不興的背後，更多的是一次次深刻的反思與抉擇，它們既非命運的偶然或巧合，更不如輕描淡寫的文句那般輕鬆。

最後一次見到老前輩，是在上海的醫院。病榻上的陳老，額頭貼著退熱貼布，鼻孔接著供氧的導管，卻仍聚精會神地談論國家民族的大問題。老前輩收下《遠望》團隊帶去的雜誌與關心，並急切地與我們分享他的過往經驗。在談及《遠望》關心的議題和方向時，老前輩期盼他的人生閱歷有助於我們的思索與判斷。

病榻旁，陪伴老前輩的黃先生（「老同學」黃英武的後輩）告訴我們：陳先生每當與訪客談及兩岸問題就十分著急。我記得他在回憶錄裡說過「即便在有生之年看不到統一，但回顧這一生，仍然覺得很安心。」但他又說「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在有生之年盡力去做，那就好了。」一個躺在病榻的老先生，雖然安心，但還是掛心，所以他老驥伏櫪，仍想再盡一份力、再做一些事，希望剩餘的力量可以再發揮一些影響力。

2018年2月20日，陳明忠與馮守娥伉儷於住家合影。

敢於學習、敢於思考、敢於作為

若要用三個詞來形容我所認識的陳先生，我會說他「敢於學習」、「敢於思考」、「敢於作為」。

「敢於學習」，當然不是指他在日據時期的「被（殖民）教育」，而是他的「為己之學」。他在自己的生活裡發現問題，並為了自己的問題去學習、去思考。

「敢於思考」，不只是面對問題時「批判反思」，更重要的是「思考是什麼？為什麼？如何做？」他始終思考著：理想上，應該是怎麼樣？現實上，為什麼會如此？以及，我們又要如何去做？正因為思考著「如何做」，進一步有了路線思考，有了方向，有了作為。

「敢於作為」，不是子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式的有勇無謀，最為關鍵的是堅決把握「主觀能動性」。他從現實出發邁向理想，並在每一個做抉擇的重要時刻裡，深思熟慮地做出選擇，並用盡全力去實踐。

俯視歷史、堅持道德、摸索制度

實踐的過程裡，老前輩總是秉持著對歷史的「俯視」、對道德的「堅持」，以及對制度的「摸索」，並堅定地以生命來推動這場「運動」。正如呂正惠先生為《無悔》做序時曾說：陳老在完成這本回憶錄的過程裡，希望它能夠有所影響的，平衡島內對於歷史的錯誤論述。這本回憶錄，不僅承載了生命的重量，更承擔這個時代的「運動」。

第一點，對歷史的「俯視」。從幾次與陳明忠先生的對話中，聽到的不僅是一個老前輩述說自己的親身經歷，藉由這些經歷重現歷史細節或評價個人榮辱。他講的不是個人小經歷，而是時代的大歷史。他的格局遠遠超越個人的遭遇與委屈，他俯視的是全臺灣、甚至整個中國近百年來的艱苦磨難。

第二點，對道德的「堅持」。從《無悔》和陳明忠先生的言語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淳厚質樸，不曾引用中華文化的典故，卻隨處可見中國人的風骨。年幼時，就有了自我意識的思考，絕不從眾。在黨外崛起、臺獨勢力隨之猖獗的八〇年代，他奔走籌資、發展統派組織；在崇日媚日、右翼言論蔚為風潮的九〇年代，他幾度赴日控訴軍國主義；在島內仇中意識高張、統獨尖銳對立風起雲湧的2005年，他親勸連戰赴陸訪問。他非常有意識地選擇了他的信念與道路，無論是否蚍蜉撼樹、螳臂擋車，甚至爭天抗俗，他仍堅定地盡力去做，「雖千萬人，吾往矣」。

第三點，對制度的摸索。從《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和陳明忠的行動裡，可以認識到他從來不放過問題，總想要解決問題。他在面對島內如此，面對整個中國更是如此。他有著對制度的思考，並在整個社會的大結構下摸索道路，有所作為。

能認識這樣一位堅毅的「革命者」，是件幸運的事。遺憾的是，從初識到永別，我們與老前輩相處的時間實在太少。即使仍有許多疑問想向陳先生請教，他卻已經不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若再遇到困境疑難，必會在心裡與這位「堂堂正正地做個中國人」的老前輩對話，揣摩他會有怎樣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