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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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三月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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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不願面對的二二八真相

作者 | 主筆室 主筆室 : 《遠望》雜誌

去[2016]年初民進黨剛贏得兩項選舉,蔡英文就在臺北市的二二八69週年紀念會上重申要推動「轉型正義」,將在全面執政後,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讓「這個國家」「有真相,有正義,一起為這段黑暗的歷史,畫下一個『句點』」。顯然,民進黨認為二二八的「真相」還沒有發掘夠,還要繼續深挖、揭露。

對於蔡英文屢次強調的「有真相才有和解,有和解才能帶來團結」,我們當然同意。問題是:蔡在說「勇敢面對自己黑暗的歷史,是一個文明國家最基本的態度」時,她真有誠意面對這段歷史的全部黑暗面嗎?如果她只是選擇性凸顯局部黑暗,那麼即使這部分的「黑暗」是事實,但就事件的全貌而言卻是扭曲真相、誤導因果與是非。民進黨此舉的目的不是「和解」,而是藉題繼續「鬥爭」。

對此,本刊去年4月號的〈轉型決定正義?〉一文便已指出:民進黨從來不要全面的真相,只想塑造「落後的中國政府屠殺先進的臺灣人民」的歷史敘事,以便正當化其反中媚日的臺獨立場。在這樣局部「黑暗的歷史」陰影下,他們才能進行「去中國化」與「再皇民化」的臺獨工程。我們因此預期:今[2017]年的二二八70週年,臺獨必將利用執政優勢,大肆「紀念」這一不幸歷史事件,強力刻劃「中國萬惡論」,以合理化其「臺獨正當論」。

果然越逼近二二八,各種臺獨觀點的紀念活動越密集出爐。臺南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從去年12月即推出「228.七○:我們的二二八」特展,彙集許多二二八相關機關團體的收藏,展出事件中遇難的本省菁英遺物,並連續舉行一系列講座,請獨派學者講臺灣人的受難史並追究中國政府(國民政府)責任。顯然這個特展主題中的「我們」,僅指認同蔡英文口中「這個國家」(臺灣國?)的人。此外,臺北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也從今年年初起舉行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畫展,為其後一系列活動揭開序幕。系列活動包括與鄭南榕基金會自2月起合辦「二二八平反運動卅週年」展覽,一直展到年底,以及與中研院臺史所在二二八前夕合辦「紀念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在二二八當天,蔡英文將以總統身分出席臺北二二八公園的「中樞紀念二二八儀式」。估計今年一整年中,獨派會不斷推出類似「紀念臺灣受害者、聲討中國迫害者」活動。

 

兩種版本的「官」逼「民」反

目前最流行的二二八史觀是所謂「官逼民反」論。此論可溯源到當年事件中的「處理委員會」,以及當時的中共中央。由於這種解釋可將事件的主要責任歸咎於國民黨(不論是在臺的陳儀或在南京的蔣介石),因此也被後來的臺獨所接收。至於臺灣左翼統派人士,有些人當年就曾參與二二八對抗國民政府,有些則是追隨中共說法,大多也持這種史觀。但同樣四個字,在中共(及臺灣左統派)和臺獨的語彙中卻有重大差異:前者指稱「國民黨政府的『官』逼臺灣省『民』反」,故應被檢討的是國民黨或中華民國政府;但後者強調的是「中國的『官』逼(非中國人的)臺灣人『民』反」,因此臺獨就有了正當性。兩種「官逼民反」的歧異如不分辨,則中共(及臺灣左統派)的二二八敘事就會被臺獨利用。

另一種史觀,則是把此事件視為「國共內戰」的一部分。國民黨在事發當時及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就持此種觀點,把二二八事件歸因於中共分子的煽動,以合理化其派兵平亂。但中共為了強調其對當年反國民黨運動的領導地位,長期以來也把二二八納入其「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環,於是剛好「證實」了國民黨以往的敘事版本。至於臺灣左統人士,他們(或其前輩)當年確實是把二二八事件視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環而參與其間,自然也會把此事件理解成當時在大陸進行的國共內戰之一部分。

 

歷史真相究竟為何?二二八無關國共內戰

首先,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固然是以國共內戰為其外部環境,但當時臺灣島內中共地下黨的實力很小,根本無法主導事件的爆發與演變。早在193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的鎮壓下,臺灣共產黨(老臺共)的組織已被徹底消滅,失去行動力。臺灣光復後,中共在1945年12月下旬於上海成立「臺灣省工作委員會」,隨即派員與老臺共成員聯繫,重建黨組織。根據曾參與二二八的中共地下黨陳炳基所言,直到1947年事件發生時,全省中共黨員不過5、60位。即使依國民黨情治單位「寧可錯殺也不可錯放」的偏高估計,當時共黨也不過70多人,組織薄弱。並且,遠在陝北的中共黨中央正面臨國民黨胡宗南部的進攻,於3月18日即撤離延安,根本無法指揮臺灣的地下黨。更有甚者,在事件發生後的幾天內,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竟不知下落。為數不多的中共黨員只好各自為戰,並無統一領導。事件後期蔡出面後,卻要求已組織武裝力量的謝雪紅(在臺中,當時並無黨員身分)和張志忠(嘉義)解散其武裝。顯然蔡的優先考慮是保存尚屬脆弱的黨組織,不是大膽介入、擴大事件。

因此,把二二八視為國共內戰(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環,只在一種意義上可以成立:國民黨在事件前不久才把駐臺部隊調回大陸打內戰,現在又被迫派軍來臺平亂,牽制了該黨的軍事部署,減輕了中共面臨的壓力。但我們無論如何都無法以「中共地下黨」來解釋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及後來擴大的過程。事實上,以毛澤東「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原則,如果二二八事件真由中共地下黨有效領導的話,恐怕反而不會失控且導致國民黨派兵來臺鎮壓。

正因為國民黨早知促發二二八的力量不是中共,所以該黨改採獨臺路線以後,很快就向臺獨靠攏,放棄「國共內戰」論,承認「官逼民反」論。於是二二八的主要責任,自然應由當時的「官」(即國民黨或中華民國政府)承擔。馬英九從2005年當選國民黨主席的翌年起,就年年代表國民黨(或中華民國政府)為二二八事件道歉。已卸任的他,上月底還表示將繼續道歉,不會停止。

 

馬英九的道歉 自取其辱

值得注意的是:號稱最早為二二八道歉的李登輝,實際上在1995年二二八當天說的只是:「今天罹難者家屬能…親耳聽到登輝以國家元首的身分,承擔政府所犯的過錯,並道深摯的歉意」,實際上他並沒說出一聲「對不起」──大家「親耳聽到」的只是「李登輝說他道歉了」,而不是「李登輝真的道歉了」。本省籍的李如此虛應故事的「道歉」,卻被臺獨感念至今;外省籍的馬每年二二八滿臉誠意地鞠躬道歉,仍只是自取其辱,躲不過臺獨繼續追殺。

現在國民黨已下野,臺獨派毫不介意新任「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本省人)會不會以「國家元首」的身分道歉,卻斤斤計較本身也是政治受難者家屬的新任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外省人)會不會代表(當年迫害過她家的)國民黨為二二八道歉。由此可見:臺獨派的究責矛頭,就是指向馬英九所代表的群體(外省人/中國人),不是抽象的「總統」或「黨主席」。馬英九自以為扛起了「官逼民反」的責任,卻不知臺獨要究責的是全體中國人。除非臺灣完全獨立,否則再多的「二二八真相」、再卑屈的道歉認錯,都達不到「和解」。馬的連年道歉,只是害島上中國人與他一同受辱,不但助長臺獨氣焰,更凝聚綠營對中國的同仇敵愾。

 

認同對立是事件主因

任何人都不會否認:二二八確有「官逼民反」的成分。因為二二八事件起源於專賣局查緝私煙而引發的警民衝突,由此引燃了光復以來不斷累積的民怨,遂爆發為蔓延全島的反政府行動。不論事前累積的民怨,或事件前夕的警民衝突,都是某種程度的「官逼」。問題是:若論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倒行逆施」,恐怕他們在臺灣的表現比其在大陸好得多(至少陳儀本人並不貪污),那為什麼在大陸國統區各省都沒出現類似二二八的「民反」?要回答此問題,就要注意光復後臺灣社會的一個特性。

二二八發生時,南京記者唐賢龍就在臺灣,經歷了整個事件。他後來寫的《臺灣事變內幕記》,固然有許多在亂局中難以查證的聽聞之事,但作者是當時《大剛報》的名記者,不致存心造假。此所以臺獨派很愛引用該書前兩卷所述事件的原因,以證明「官逼」之確。但他們率皆迴避該書後兩卷對「民反」的詳細描述。因為二二八如果只是單純的「官逼民反」,那麼人民反抗的對象應僅針對「官」,不應波及大陸來的「民」。可是二二八事件中,在國軍登陸平亂以前,卻發生許多針對「外省人/中國人」(不論其身分是否是「官」)的暴行,甚至對「官」的報復往往也只分省籍、不分好壞。顯然「民反」的對象遠超過「官逼」的範圍。這正是臺獨不願面對的「黑暗的歷史」,也是民進黨不願發掘的二二八「真相」。因為如果「官逼」不能完全解釋「民反」,就會暴露二二八的爆發另有主因:日本殖民統治及皇民化造成的認同對立。

唐賢龍書中卷三的最後一節「暴風雨的前夕」,記載了一段親身經歷:「我們無論在任何場合中,均隨時可以聽到『你們中國人怎樣怎樣,我們臺灣人如何如何』的口氣。而這時每一個臺灣人的肝火,好像也非常強旺,動不動就發脾氣,時時更向一些外省人怒目而視。從他們竊竊的私語中,大有與我們外省人『勢不兩立』的態勢。」某日他問旅館一年輕女僕:「你們為什麼老叫我們為『中國人』?難道你們不是『中國人』嗎?」那個女僕很肯定的回答「不是」,「我們是臺灣人」唐再問:「難道臺灣不是屬於中國的嗎?」她依然肯定的回答:「不是」,「我們臺灣不是屬於中國的!」唐又問:「難道臺灣屬於日本的嗎?」,她答:「我們臺灣也不是屬於日本的。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當時日本剛戰敗,波茨坦宣言已限定日本主權只及於本土四島,因此不會有人主張臺灣仍屬於日本。不過,女僕對中國的敵意已極明顯。唐感嘆道:「像這一種畸形的思想,和這一種錯誤的觀念,差不多在那個時候,已深深籠罩在大多數臺灣人民的心裡。」他說:當時每個敏感的記者都已意識到「臺灣遲早是要發生變亂的!」這段敘述顯示:橫亙於本省人和外省人間的認同對立,才是二二八事件迅速蔓延全島,而且事件之初有那麼多針對外省人(中國人)的報復行為的主因。

 

利用「官逼民反」論掩飾真相

其實,獨派歷史學者對二二八事件中這種認同對立的存在心知肚明,因為他們的臺獨政治立場也是出自同一心態。周婉窈的博士論文研究皇民化運動,她後來寫道:「皇民化運動雖然未曾達到改造臺灣人為日本人的終極目標,臺灣人的『中國性』卻因此多少減低了,尤以青少年為然。…不幸的是,戰後…臺灣人這個階段的『低中國性』與新來的、集負面之『中國性』之大成的陳儀政府格格不入,摩擦特大,最後終於導致『二二八』的悲劇。」她說陳儀政府「集負面之『中國性』之大成」並不公允,因為這種印象本身就與臺灣人的「低中國性」有關。但是她對二二八的歸因卻是實話。

不過,每當有人指出二二八的主因是因日本殖民統治造成的認同錯亂時,臺獨派馬上辯說:日本投降之初,臺民都是歡欣鼓舞迎接光復。後來的民怨、民變、省籍矛盾,包括「臺獨」本身,只能怪你們中國人自己。

這種「光復使『皇民化』一掃而空」的現象,多半是假象。臺獨史家張炎憲、翁佳音在為連文卿的《臺灣政治運動史》寫序時,就明確指出:「不容諱言,日治時代末期,臺灣人知識分子(不管右派或左派)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動員之下,他們的國家觀、政治觀以及行動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影響的。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由於有這一段的歷史經驗(按:即接受日本反中皇民化動員的經驗),導致了戰後臺灣人知識分子不得不有意或無意識地向祖國做異常歡迎的表態。」足見這些臺獨人士其實知道:光復初期那種「歡迎祖國」可能是「異常」的,反而多年後這兩位獨派史家堅持以「日治時代」稱呼被殖民時期才是「正常」的。

因此,我們根據上述三位專研臺灣史的臺獨學者難得的「證言」,可以總結如下:一、日本殖民統治──尤其是末期的皇民化──造成許多臺灣民眾的國家認同錯亂(敵視祖國,認同殖民者);二、這種認同錯亂是戰後發生二二八事件的主因;三、現在臺獨派的心態還是基於同樣的認同錯亂,所以他們才要搞去中國化、再皇民化;四、為了正當化其政治立場,臺獨才會堅持二二八是「官逼民反」。因此,「官逼民反」遠非全部的真相,但卻是臺獨用來遮掩另外一部分──可能是主要部分──的黑暗真相之必要手法。

 

臺獨史觀只見外省軍殺臺灣民

為了抬高「臺獨」正當性,獨派一方面誇大二二八中死難的臺灣民眾人數,另一方面又遮掩臺灣人在事件中打殺外省人(中國人)的事實。結果,二二八的死亡人數不斷被放大,最高估計達數十萬。實際上二二八基金會受理申請賠償金20年(1995-2015)來,「死亡」684件、「失蹤」178件,二者相加為862件。該基金會自2013年又重啟受理申請,放寬至今年5月23日截止,但估計很難再出現大的變動。無論如何,此一數字都與上萬的估計相去甚遠。

在不斷放大臺籍死難人數的同時,臺獨還傾向於忽視外省人的受難事實。行政院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中承認「在事變期間,臺人不僅反抗公署,也有毆打傷害外省人之事」,但是,該報告竟然是以此說明「因此國軍登陸後,立即採取報復行動」,「許多悖乎常理的惡行乃接二連三發生」。且不說這些「惡行」是否皆屬實,至少在事件初期那些同樣「悖乎常理」的「毆打傷害外省人之事」卻被一語帶過。陳水扁更在馬英九開始為「官逼民反」道歉後,乾脆否認曾有「民反」的事實,等於完全否定受皇民化影響的臺灣民眾在此事件中的暴行。

 

臺獨對待中日的雙重標準

臺獨的歷史敘事最讓人無法接受的,是其面對日本殖民者時的雙重標準。他們不止在變造二二八「真相」時強調「官逼」、淡化「民反」,當面對日本殖民者強加於臺灣人民的真正種族歧視和迫害時,卻又視而不見,甚至感恩戴德。

獨派學者黃昭堂在其《臺灣總督府》書中引用日本殖民者的統計數字,指出:在「臺灣攻防戰」(即「乙未割臺之役」)期間,從1895年5月29日軍登陸臺灣,直到10月為止,5個月裡臺灣人被殺人數達14000人(不含傷者);日本據臺最初8年(1895-1902),臺灣人被殺更高達3萬2千人,超過當時人口(約260萬)的1.2%。黃昭堂寫道:「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搭檔時期(1898-1902)所殺害的臺灣人總數,和初期臺灣攻防戰時所殺害的人數,足以相匹敵」(可見日本人在大勢底定後還繼續屠殺);相對而言,日據期間日人死於臺日衝突者極少,其態度可說是每死一日人,必「拿50個臺灣人生命作為賠償」!然而臺獨在信口開河咬定「中國人屠殺臺灣人」時,從未見他們拿「日本人屠殺臺灣人」來對比,反而不斷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甚至在日據末期,日本拿臺灣人當砲灰,徵調了20萬7千名臺灣青年入伍,戰死3萬零34人。戰後日本政府不給臺籍日本兵與日人平等的補償,但臺獨竟於去年在冲繩島立碑緬懷與日本的並肩作戰,此一「臺灣之塔」還由「總統蔡英文」題字!如此史觀,只有「變態」可以形容。

二二八當然是不幸事件,沒有人樂見省籍衝突、國軍鎮壓。但如果我們不肯面對「黑暗的歷史」全貌,如何得知全部的「真相」?又如何能達到真正的「和解」?更如何獲致全體中國人的「團結」,以防歷史重演?今天,臺獨反其道而行,為了造成媚日反中的「團結」,就逼不認同蔡英文口中「這個國家」的人與他們「和解」,然後依照他們的政治需要打造「真相」。最終,就算在這種悖理錯亂的愚民史觀上建立了他們追求的島內「團結」,也只是使臺灣民眾跟著他們忝顏事仇、喪盡尊嚴,並再度把此島推向中(美)日衝突的風口浪尖。

 

沒有強大中國就沒有安定臺灣

我們為了澄清歷史真相,駁斥臺獨謬說,本期二二八專號特地選載了五篇文章。首篇〈認同危機與二二八〉是胡佛院士1992年對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提出的意見書,指明認同錯亂才是二二八的主因。接著是《遠望》第2期在1987年5月刊登的兩篇文章,其一是〈一群八十歲抗日老人給民進黨的一封公開信〉,另一篇是本刊創辦人陳其昌先生寫的〈臺灣人也是中國的主人〉。我們在《遠望》30週年之際重刊此二文,以紀念前輩在白色恐怖尚未結束時勇敢對抗臺獨的風骨。然後是伍思文的〈胡言亂語的史觀〉,剖析了臺獨自相矛盾的二二八史觀。最後,我們將從本期起連載唐賢龍的《臺灣事變內幕記》後兩卷,讓大家了解臺獨不願正視的另一面二二八。

在二二八70週年之際,兩岸中國人必須拋開黨派偏見,正視日本殖民造成的民族創傷,敢於面對「黑暗的歷史」,辨明是非真偽,才能避免親痛仇快的歷史重演。《遠望》就是由一群坐過日本人的牢、也坐過國民黨的牢的臺籍抗日前輩創辦的。這些前輩在臺灣島上可能不是主流,所以總是受迫害,但是他們砥柱中流,堅守中國人的尊嚴。30年前,他們在《遠望》創刊號的發刊詞中寫道:

「沒有完整的國家,就沒有幸福的個人!沒有強大的中國,就沒有安定的臺灣!」

我們依然如此堅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