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政黨、國家和民族都有也應該有自己的正統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為人民大眾提供了這個世界「是什麼」及「應該是什麼」的言簡意賅回答，意識形態可以召喚人們加入集體的行動，共同為實現集體的目標而努力。習近平指出，意識形態事關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事關共產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2016年5月17日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上，習近平引用「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莊子》）說明意識形態必須定於一尊的重要性。

當前意識形態領域亂象叢生。從社會流行的意識形態來看，教條自由主義者打著自由、民主、人權和憲政的幌子意圖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現有政治體制，為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所廣泛接受；某些「新儒家」打著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旗號穿上了黃袍馬褂，意圖回歸君主專制時代，為遺老遺少們所熱捧。意識形態領域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根本原因在於改革開放以來官方意識形態雜而多、甚至相互矛盾和宣傳上的牽強附會、前後矛盾。

意識形態領域的現狀

當前官方意識形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車頭的前後不銜接的系列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按照這樣的慣例，在馬克思主義之後的理論會越來越多、越拖越長。中共宣揚的官方意識形態恰恰具有習近平所批判的「雜而多」特徵，相互之間常常是對立、甚至矛盾的。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不同，否則列寧就不可能在帝國主義薄弱的俄國發動革命；毛澤東思想與列寧主義天淵之別，否則中國革命就不可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鄧小平理論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毛澤東思想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幾乎是對立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精神之間是前後一致的，但又難以與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協調一致，甚至正是馬克思主義者和毛澤東主義者所要批判的對象。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在中共所宣示的官方意識形態中間找到矛盾，其中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之間的矛盾尤為突出，構成中共黨內兩大意識形態的激烈對抗。官方意識形態具有正當性時成為正統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為人們所廣泛接受時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但雜而多的官方意識形態不可能具有理論上的正當性，因而不會成為正統意識形態，因而結果上也就很難成為人們廣泛接受的主流意識形態。人們越是全面系統地研讀當前所有官方意識形態越是感到無所適從，因而不可能完全遵循官方意識形態，因而官方意識形態很難成為人們的主流意識形態。官方意識形態上的矛盾侵蝕著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和人們對社會主義的嚮往，令所有關心中華民族未來的有識之士深感憂慮。

導致現在意識形態相衝突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共意識形態部門仍然固守教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為正統，沒有認識到現代意識形態應該建立在科學與實踐基礎上和隨著時代發展而變化。馬克思主義能夠賦予社會主義方向和共產黨領導權的正當性，但對於複雜的中國現實和變化的時代很難有具體的指導作用。馬克思所設想的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背景下無產階級顛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現更公正的分配。也就是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比較滿意，但對資本主義的分配不滿意，無產階級需要奪取政治權力重新進行分配從而進入社會主義階段。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面臨著社會分配的極不公平，所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理論都是顛覆市場經濟制度的理論。從根本上說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理論，而非建設的理論，馬克思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論述是極少的。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代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意識形態地位是合理的，然而在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繼續將馬克思主義做為正統意識形態卻可能產生不良的後果。

中國共產黨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礎上通過革命已經奪取了政治權力，建立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然而中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需要現代化，需要發展市場經濟。中國只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逐步邁向高級階段，中間不可能還經歷一個資本主義階段。當代中國有兩類馬克思主義者：一類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牽強附會解釋中共領導人講話和現有各種制度；另一類用馬克思主義來批判甚至顛覆中國現有體制。很多馬克思主義者按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推斷中國的現代化就是重走資本主義道路，因此需要資產階級領導，需要接受資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需要建立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前一類馬克思主義者為有智識的人所不屑，後者則為有識之士所擔憂。

現代社會是變革的時代，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能夠讓我們知道未來的方向，但解決不了複雜的中國現實問題。毛澤東和鄧小平都不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按圖索驥來解決中國問題的，否則中國不可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改革開放時期也不可能走市場經濟道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常常引用「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來為馬克思主義在正統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進行辯護。列寧在《共產主義》中說過「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做具體分析」，毛澤東在《矛盾論》中重申了列寧的這一思想：「馬克思主義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所有非教條主義者的基本原則，而非馬克思主義所獨有。鄧小平說：「我讀的書並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實事求是實質上就是科學精神，馬克思主義運用了科學方法分析人類社會發展，但實事求是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專利。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在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取得成功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堅持科學精神，從中國實際和時代發展出發，按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結果。將中國共產黨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歸結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更是對中國共產黨獨創性的菲薄。

民族復興需要新的主流意識形態

2012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帶領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參觀「復興之路」時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光榮而艱鉅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努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突出了「中國性」，在意識形態上為儒家的復興提出了可能性，因為中華民族兩千多年的正統意識形態都是儒家，人們在文化自信的旗號下宣揚似乎是中華文化特徵的儒家也就變得理所當然。

中華民族做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就有先民在華山腳下生息。據《山海經》記載：「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廣十里，遠而望之，若華然，故曰華山。」據章太炎考證，中華、華夏之「華」藉華山而名；前中國考古學會會長蘇秉琦進而主張：中華民族正是以華山腳下的仰韶文化的玫瑰花做為自己的民族圖騰而得名。華山地處黃河中游，三千年前在華山周圍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匯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標誌著中華民族做為自在的民族實體已經存在。華夏族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在擁有了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後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秦漢以後漢族做為中華民族的主幹民族一直延續到現在。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繫作用的網絡，奠定了多元一體格局，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漢武帝時期成為正統意識形態，由此中華文明進入經學時代，自西漢直至辛亥革命，中華民族的正統意識形態都是儒家，儒家意識形態曾經為中華民族的繁榮、穩定和傳承做出了巨大貢獻，直至十八世紀，中華民族一直是世界的中心。然而，鴉片戰爭打破了中國自以為是「世界的中心」和中華民族對自我文化「位於正中的文化之華」的高度認同。西方列強通過船堅炮利送來了現代文明，中華農業文明出現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語），中華民族由此開啟了艱難而又屈辱的現代化歷程。

中華民族做為自覺的民族實體正是一百多年來中國在與西方列強的對抗中出現的。以孫中山1894年創立興中會喊出「振興中華」口號為標誌，中華民族做為自覺的民族實體逐步成為中華兒女的共識，中華民族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在孫中山之後，梁啟超和楊度是具有現代民族國家的中華民族強烈意識的代表。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國民族」的概念。在「中國民族」的基礎上，1902年梁啟超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1905年，梁啟超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中斷言「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確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特徵。1907年，楊度發表了〈金鐵主義說〉一文，斷言：「中華云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華之所以為華，以文化言可決之也。……華為花之原字，以花為名，其以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狀態血統之奇。」楊度將中華民族定位為一個博採眾長的文化共同體，文化的一體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華民族。

當前，中華民族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中華民族無疑需要官方、正統且主流的意識形態來實現偉大復興，這一意識形態應當召喚所有中華兒女加入民族復興的行動，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復興的不是中華古文明，也不是儒家意識形態，而是要復興中國做為「世界的中心」地位，復興中華新文化「位於正中的文化之華」地位。

多元一導的華家意識形態

天變，道亦變。近代中西的對抗實質上是工商文明與農業文明的較量，以農業文明的失敗而告終。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統治，開啟了民主共和政治，中國政治進入了新的時代，也就是現代政治階段。現代中國政治與古代中國政治的相同點在於維繫中華民族的大一統，不同處在於古代政治是家族政治，而現代政治是民主政治。儒家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政治基礎是古代君主政治。儒家的經學傳統通過對儒家經典的注釋和解讀來維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古代社會是穩定的，而現代社會是變化的，不可能通過研讀經典解決現實社會中的問題。某些新儒家希望通過儒家這個舊瓶將民主、科學、自由、平等等現代美酒裝進去，牽強附會和前後矛盾。現代政治需要新瓶裝新酒。在政治上，新瓶是人民民主。在意識形態上，新瓶應該是吸收古今中外思想、代表中華民族智慧、體現時代特點的多元一導的華家意識形態。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決定了中華民族必須建立多元一導的華家意識形態。儒家是自秦漢開始形成的君主專制大一統意識形態，華家是中華民族面對西方文明挑戰之後走上民主革命和建設道路開始所形成的大一統意識形態。儒家和華家都是大一統政治的意識形態，不同在於儒家是君主專制的意識形態，而華家是人民民主的意識形態。人的行動是由思想所決定的，統一的思想是大一統國家的靈魂，中華民族能否是統一的整體與該時期思想是否統一直接相關。董仲舒早在兩千年前就有高論：「《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董仲舒奠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大一統意識形態的思想基礎。在新的時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樣需要正統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內容應該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合情合理、邏輯自洽，宣傳也需要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入心入腦，從而轉化為人們自覺的行動。中華民族復興的正統意識形態必須建立在對中華民族主體和時代認知的基礎上，充分吸收社會各階層的智識，凝聚形成統一的觀念，引領絕大多數人自覺加入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集體行動中。

華家意識形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統意識形態，因興起於中華民族意識的自我覺醒，創立於民主革命之後，華家意識形態的「華」取自「中華民族」。引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統意識形態應該是多元一導的華家意識形態，也可以說是「百家爭鳴，華家領導」的意識形態，是共識性和差異性的統一體。社會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多元化決定了意識形態的多元性，決定了「百家」的存在，然而中華民族要成為具有凝聚力的統一體必須具有正統的意識形態。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成為不斷壯大的多元一體的民族實體，與它能夠兼容吸納外部民族精華納入一體化的秩序格局密切相關。華家做為中華民族復興的正統意識形態，也應該吸納百家精華而成為凝聚力很強的統一體。華家與百家之間的關係類似於美國政治學家伯恩斯（James  Burns）所說的變革型領導關係。華家是領導者，百家是追隨者，華家與百家之間的領導與追隨關係是為了實現領導者和追隨者雙方共同的目標。變革型領導是領導者和追隨者彼此將對方的動機和道德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的領導關係。變革型領導最終會成為道德的，因為它提升了領導者和被領導者雙方的人類行為及道德理想的層次，它對雙方都會產生一種變革性的影響。華家來自於百家，同時又高於百家，華家與百家之間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意識形態統一體。

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

當前，百家表現為三大傳統：不忘本來的新儒家、吸收外來的自由主義和面向未來的馬克思主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意識形態應該是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上所提出的原則「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具體說就是不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本、吸收發達資本主義合理理念和面向社會主義價值的華家。「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根本是「面向未來」，「吸收外來」是工具性的，是為「面向未來」服務的，「不忘本來」是「面向未來」的約束條件，因為如果我們忘記了本來我們就不可能很好地實現未來。首先，我們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定社會主義道路，所以馬克思主義應該是華家最重要的部分。馬克思主義是「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中的「面向未來」，因為馬克思主義所預言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是我們的理想，我們現在還僅僅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中的一部分也應該成為華家的一部分，因為社會主義本來就建立在發達資本主義基礎上，馬克思主義充分吸收了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法治、憲治等等毫無疑問將會成為構建華家意識形態的零部件，因為中國正在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向現代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必然會成為華家的有機組成部分。儒家是華家意識形態中「不忘本來」的部分。不忘本來是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面向未來的華家意識形態與本來的儒家意識形態有重要區別。

第一，華家是多元一導的。大一統下的民主社會決定了多元一導的意識形態格局，民主就意味著多元，然而大一統則要求唯一性。多元一導類似于民主集中制，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基礎上的民主的統一。與此相對的，儒家是一元的，其目的是維持君主專制統治，不變的是基本制度和意識形態，變革的只有朝代。

第二，華家建立在科學基礎上。華家與儒家有著不同的方法論。華家意識形態建立在科學認識社會發展規律基礎上，也就是說，華家意識形態是建立在科學和實踐基礎上的，而非僅僅對經典的研讀，在華家意識形態中，當代即經典。儒家意識形態建立在對儒家經典的解讀上，是經學傳統。經學以儒家經典為本，是一種解釋經典字面意義、闡明經典蘊含義理的學問。

第三，華家意識形態隨著時代變化而變化，是自我革新的。華家根據時代變革而變革，「天變，道亦變」，維持的是變動社會中的秩序。儒家是保守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維持的是穩定的秩序。

第四，華家意識形態區分道統與學統。道統是「德性之學」，所代表的是價值判斷，也就是道德標準和精神價值，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意識形態，華家意識形態中，人民意志是道統。而學統是「知識之學」，是科學的，通過實證研究和邏輯推理可以解決，現代社會的絕大多數學者應該從事學統的工作。儒家意識形態中，傳統讀書人歷來將道統看成自身安身立命之本，不能區分價值與知識，不區分道統和學統，學統一直未能建立起來。

最後，華家意識形態的集大成者是政黨和國家領導人。華家意識形態的構建者包括意識形態調查研究者、意識形態系統化者和意識形態集大成者。因為華家是民主社會的正統意識形態，不能建立在對經書的研讀注釋中，必須建立在一個時代民意的基礎上，意識形態調查研究者是必不可少的。意識形態系統化者對於調查研究者的成果進行前後一致性、結構性、精簡性和可接受性系統分析，提煉出邏輯自洽、言簡意賅的能夠反映時代前進方向的表述。華家的集大成者從意識形態調查研究者和意識形態系統化者工作的基礎上選擇和凝練出正統意識形態，並用於指導人民大眾的行動。

華家意識形態中的道統與政統是合一的，因為政黨是國家與市民社會、政府機構與社會內部團體之間必不可少的紐帶，是現代政治的主要組織，對現代民主政治的運作發揮著基礎性作用，通過意識形態凝聚共識。在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就成了國家的意識形態。為了形成反映時代特點、邏輯自洽和簡明扼要的華家意識形態，有必要成立以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為組長的中央意識形態領導小組。儒家意識形態中道統與政統是分離的，道統一直掌握在只讀聖賢書的文人腦中。道統是價值判斷，中國傳統讀書人之所以能夠成為道統的化身是因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法先王」和「隆禮義」經學傳統，在古代，只有讀書人知道這些。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教育已經普及，專職讀書人和一般讀書人的價值判斷並無高低之分，道統也就不能做為專職讀書人的專利了，而是掌握在人民心中。

華家意識形態因時而變

華家意識形態的開創者是孫中山。為了總結中國長期民主革命的豐富經驗和失敗的教訓，探討繼續前進的道路和方法，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孫中山於1918年底寫成《孫文學說》。孫文學說也就是「知難行易學說」，強調「行之非艱，知之惟艱」，是孫中山思想中《建國方略》之心理建設，也就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意識形態。孫中山之所以大力倡導「知難行易」是因為孫中山在幾十年的實踐中發現，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就不可能凝聚一盤散沙的社會，也就不可能真正改造中國。孫中山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先行探索者。在1914年5月，孫中山就致函國際社會黨執行局堅信「只有中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們的苦痛也才能減輕。社會主義將治癒中國的疾苦」，並且呼籲國際社會黨執行局支持「讓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24年孫中山接受鮑羅廷（Mikhail Borodin）的建議改組中國國民黨使其成為列寧式政黨，開啟第一次國共合作，提出新三民主義，從而完成第一個華家意識形態的構建，也就是孫中山學說。中國共產黨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忠實的繼承者。中國共產黨忠實繼承了孫中山先生的遺志，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然後繼續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中華民族政治獨立的意識形態是毛澤東思想。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華民族走上了經濟自強之路。十八大開啟了習近平時代，中華民族走向精神自主的新征程，習近平精神將成為華家第四個意識形態，引領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華家意識形態並非僅僅某位領導人個人的思想或理論，而是以該領導人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和中華民族的集體智慧。到底哪一位領導人能夠成為華家意識形態的集大成者是由時代所賦予的歷史使命所決定的。

正是由於華家意識形態的多元一導性、科學性、時代性和變化性，華家意識形態應該以當代華家集大成者的思想或理論為指導。馬克思主義僅僅賦予社會主義制度的正當性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正當性。為了避免意識形態上的雜而多，保證意識形態的統一性，在每一個時代都只能以一位領導人的思想或理論做為指導思想。在毛澤東時代只能是毛澤東思想，在鄧小平時代只能是鄧小平理論，在習近平時代只能是習近平精神。否則，由於時代變化所形成的意識形態的不同就會破壞意識形態的統一性，使得人們無法遵循。因此，在毛澤東時代事實上是也應該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時代事實上是也應該是鄧小平理論指導，不必再提毛澤東思想；未來的意識形態應該是習近平精神，不必再提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無容置疑，時代的發展總是會繼承前一個時代的精神財富，毛澤東思想繼承了馬列主義的建黨理論和社會主義革命理論，鄧小平理論繼承了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精髓，習近平精神將不忘初心，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吸收政治獨立和經濟自強的理論成果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意識形態。大一統國家意識形態的定於一尊特徵決定了一個時代只能有一個正統意識形態。華家意識形態以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是一種變化中的穩定。毛澤東思想實際上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四十多年，鄧小平理論實際上指導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習近平精神持續的時間可能會更長，因為中華民族走向精神自主的偉大復興之路是艱難而漫長的。

2017年8月12日一稿於廬山

2017年8月18日二稿于華山

2017年9月1日定稿于北京亦莊

2017年12月5日修改于北京亦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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