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學界辯論聯會舉辦的「第一屆全港中學學界辯論比賽」，引發外界廣泛關注。其爭議要點，有兩方面：其一，辯論賽的題目從聯會和參賽學校共同組成的辯題庫裡挑選，而題庫中竟出現「特首應就逃犯修訂條例風波問責下台」、「重組警隊對香港利大於弊」、「重啟政改是港府重拾政治威信的第一步」等具有高度爭議性的政治議題；其二，香港學界辯論聯會是2019年9月剛成立的新組織，不僅接受被稱為「禍港四人幫」陳方安生創辦籌組的「公民實踐培育基金」之贊助，並邀請其擔任董事。該基金會的創辦宗旨更直言要「宣揚及推廣公民實踐」、「培養年輕人的獨立思考及領導才能，讓他們發展潛能，成為未來的社會領袖，貢獻香港」。然而，從辯論賽的辯題設計充斥著反中及泛民主派的色彩，到旨在「培育出更全面和深入的公民意識」、「通過實踐，貢獻社會」的最終目標，都不禁讓人擔憂這場聚集了百餘所中學、歷時10個月（2019年10月至2020年8月）的大型比賽，目的究竟是要培養什麼樣的「社會領袖」？

辯論賽的本質性問題

在分析香港辯論圈近來一波波針對「反送中」的議題操作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瞭解「辯論賽」的性質及其本質上存在的幾個問題。

辯論，往往被認為是「培養反思能力」、「從正反兩面不同角度看事情」、「以理服人，明辨是非」及「真理越辯越明」的思維訓練，在國、高中和大專院校的教育體制內，以及課外的社團活動裡被廣泛推廣。

然而，「辯論」與「討論」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討論」是以客觀、理性、不預設立場為前提，致力於達成共識、形成結論；「辯論」卻是以隨機方式決定正、反立場，各自為所處立場進行辯護，以贏得比賽為目的，也就是即使一方說得再有理有據，另一方也不顧不管，整場比賽只在於絞盡腦汁駁倒對手的論點，甚至只為了先聲奪人、壓倒對手。

此外，辯論賽的辯題是由主辦方來擬定，一般在比賽開始前的一週左右才會公布各隊的辯題及代表立場。辯題則分為政策性辯題與價值性命題兩大類。香港辯論賽過往以政策性辯題為主，近來則傾向於價值性命題，涉獵範圍包括國際、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等專業領域，辯員在極其有限的準備時間裡，必須完成建構論點、蒐集資料、列出攻防表等事前工作，對於各專業領域的菁英來說尚且是挑戰，何況是還在學習語文、邏輯和數理等基礎知識的中學生或是剛步入某一專業領域的大學生。因此，辯員即使打完比賽，對於辯題的認識往往仍未進行深入分析，甚至所舉出的資料例證大多是網路上未經查證、駭人聽聞的新聞報導。

另一方面，有些人會認為經過充分討論、客觀分析而得出的「結論」是有意義的、有價值的，但辯論賽事勝負對於辯題正反雙方的合理與否未必有關。比如說：不同隊伍針對同一辯題可能打出相似論點，比賽結果卻可能勝負截然相反；或是同一隊伍針對同一辯題打了兩次比賽，一次做為正方、一次做為反方，辯員在兩場比賽的論點全然矛盾、甚至相互牴觸，卻也不妨礙該隊伍先後取得了兩場比賽的勝利。由此可知，辯論比賽的結果並不能反推得證正、反哪方的價值較高，也無法真正地討論、評估政策利弊。辯論場上決定勝負的核心關鍵，更多的在於各辯士於攻防戰（包括比賽環節中的盤問、即時質詢、自由辯論、突襲等技巧）中的臨場口才表現。

港、臺辯論賽存在的幾個實質問題中，最為嚴重的莫過於主辦方在擬定辯題時，有意地選擇不適合為其辯護的立場，例如下列三類議題：一、與社會道德價值觀相違背的，如：「中學不應阻止師生戀」、「出租情人服務是單身人士的恩物」參見香港「第八屆奇趣盃」第一回合辯題，2019。₁ 、「中學生發生合法性行為不應被視為錯誤」參見「第一屆全港中學學界辯論比賽」辯題庫，2019。₂ 。二、昧於歷史事實、美化殖民統治的，如：「1895-1945年間，日本統治對臺灣利大於弊」參見「第一屆靜宜大學姆姆盃大專院校辯論賽」，2015。₃ 、「港英政府對香港發展功大於過」參見「第一屆全港中學學界辯論比賽」辯題庫，2019。₄ 。三、損害國家領土主權和社會秩序安全的，如：「解散警隊利多於弊」參見「第一屆全港中學學界辯論比賽」辯題庫，2019。₅ 、「香港人應爭取香港獨立」參見「第一屆全港中學學界辯論比賽」辯題庫，2019。₆ 。

反中意識以辯論之名滲透校園

由於辯論賽事非常適合用來推廣特定的價值立場或觀點，自2019年6月初香港因《逃犯條例》修訂而爆發多場示威遊行開始，香港各大學與中學的辯論賽也因應時事，摻雜了許多與「反送中運動」相關的辯題，其現象與可能造成的後續效尤其需要探討、警惕。

首先，大部分以「反送中運動」為主題的辯題，都帶著極其鮮明的政治立場，將矛頭直指港府與警方。如：「香港警方權力過大」參見「第一屆全港中學學界辯論比賽」辯題庫，2019。₇ 、「整場反送中運動對香港社會利大於弊」、「政權暴力比抗爭暴力對社會傷害更大」參見「香港學界辯論挑戰賽」第一回合辯題，2019。₈ 等。因主辦方在設計辯題時，心中帶有預設立場，造成辯題陳述方式顯著偏頗，而導致辯題的正方均是站在反政府的立場，先天處於不利地位的反方則對應到香港政府的作為，辯員在比賽開始前很自然地會產生一種被分配到站在港府立場是特別不幸的、甚至有著「港府有錯在先，還得強行為它辯護」的感覺。但這樣的心態正中有心人士的下懷。

除了對辯員本身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另一方面，為了贏得比賽，站在反政府立場的辯員所建構的打擊政府之論點、蒐羅到的偏頗且不利於政府的資料，與在攻防演練表中列舉為己方辯護的種種說法，其作用性絕不僅止於比賽擂台上。事實上，經過比賽驗證過的攻擊力強勁的論點、資料，會讓未受過辯論訓練的反政府領袖和民眾也可以輕易接受、加以運用、傳播渲染。比賽所用論點雖不足以成為邏輯一貫、經得起一再推敲的學術理論，然而其看似「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

相反地，政府方即使贏得部分比賽，也難以產生與反政府一方相匹敵的效果。原因在於這種主辦方預存立場的辯論賽的廣泛推廣早已使學生習慣「立場先行」，深受西方價值觀影響的港臺民眾更是習慣「意識形態高於一切」、「自由人權勝過秩序」。當我們正視港府話語權的喪失、輿論戰上的節節敗退，以及港府在香港民眾內心的正當性已處於岌岌可危的危險邊緣的處境，就可以知道何以幾近半年的暴力示威仍無法平息？泛民主派為何能以九比一的席次比例在區議會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畢竟易於跟風、流於衝動、缺乏理性的年輕群體，絕對是寧可相信反對派任何空洞的口號，也不願聽政府一句據理辯駁的。

再者，比上述論述更進一步的辯題，是將「反港府」做為預設的共通目標，在這框架下討論「反送中運動」透過何種途徑能更加有效地達成目的。如：「7月1日衝進立法會對整場運動利大於弊」、「以連登組織社會運動利多於弊」參見「香港學界辯論挑戰賽」第一回合辯題，2019。₉ 、「民間記者會對反送中運動發展利多於弊」參見「香港學界辯論挑戰賽」第二回合辯題，2019。₁₀ 、「『無大台』模式比傳統模式更有利本港社運發展」參見「第十三屆鳴辯盃中學生辯論賽」第一輪第三回合初賽辯題，2019。₁₁ 、「『勇武抗爭』比『不合作運動』更有效促使香港政府讓步」 參見「第四十八屆兩大辯論賽」，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2019。₁₂ 等。隨著「反送中運動」的擴大發展、變換策略，辯員在辯論賽場上也從各個面向去分析、檢討運動的行動及策略，時時為其經驗總結。在激烈的比賽競爭裡，甚至能集思廣益、迸發激出新思路提供反政府一方的領袖和民眾做為參考。這些在校學生完全可以在不打亂原有生活的情況下，透過辯論的方式在校園內參與、支持街頭上的行動。

香港辯界取法臺灣組織動員

辯論賽的辯題多為政策性命題，因此會主動參加辯論賽的學生，一般就對政治領域較感興趣，在經過多場辯論賽的歷練後，往往能比一般學生具有更高的政治敏感度。當社會因為政策爭議而引起軒然大波時，辯員往往是最先關注且最先發起行動的學生群體。不惟各個辯士特有的口才技巧、論述魅力能在此時發揮極大的效用，極有利於號召同儕青年學子參與行動，再加上辯論圈跨校、跨年齡層、跨地域且彼此間互動頻繁，造就了只要能在辯論圈內先凝聚起高度共識與行動方針，就極易在短時間內發動一場聯合各校的學生運動。

2015年，臺灣爆發了「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當時北區反課綱高校總召朱震，即當屆建國中學講演社的公關長；北區反課綱聯盟高校發言人林彥廷，即延平中學演辯社的前任公關長；反課綱學生代表、發言人陳建勳，即臺中一中說研社的前社長。這三個反課綱的主要發起人都是當時高中辯論圈的活躍人物，透過辯論圈及Facebook粉絲專頁的串聯手法，成功組織起聯合全臺高中生的浩大運動。

如今的香港，重現了當年臺灣的組織動員手法。6月11日，由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反送中大遊行」的兩天後，香港大學辯論隊就連同15所大學辯論隊共同發表〈香港大專辯界就反對修訂《逃犯條例》之聯署聲明〉，並強調「以『衝出校園，關心社會』為宗旨的大專辯論員」，「支持並呼籲各位以不同方式發聲，例如罷課、罷工、罷市來反對條例之修訂，盡公民責任，以彰顯辯論精神。」

在香港社運發展壯大之際，辯論賽場上也充斥著聲援「反送中」的偏頗辯題。當前正在開展的這場「第一屆全港中學學界辯論比賽」，更無疑是有心人士刻意打造出的平台，而他們想要培養的香港「社會領袖」，似乎可從臺灣當年的社運發起人身上看到些許影子。若香港教育界除了希冀各校自主退賽，無法採取更主動的糾偏作為，則可以想見香港未來的青年菁英必將被塑造為反中、仇中的港版「天然獨」，未來香港辯論圈的動員能量，必為今日臺灣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