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1）年7月1日，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說：「此時此刻，我們……深切懷念為建立、捍衛、建設新中國英勇犧牲的革命先烈。……他們為祖國和民族建立的豐功偉績永載史冊！他們的崇高精神永遠銘記在人民心中！」在此我們要補充、強調的是：在建立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臺灣人並沒有缺席。可惜因為國共內戰造成兩岸分治、分裂至今，這些可敬的臺灣先賢、先烈，遂沒有受到應有的認識與紀念。

就在北京西山國家森林公園裡，2013年建成了「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專門紀念上世紀為建立新中國英勇犧牲的臺灣中共地下黨員。國共內戰期間，中共秘遣幹部入臺建立地下黨組織。但主要由於被叛徒出賣，從1949年國民黨政權潰敗來臺前夕起，島內大批地下黨員被捕，最終被國民黨當局殺害者1,100餘人，身陷囹圄者不計其數。這些被殺、被囚的中共黨員裡，就有許多從日據時期即認同中國的臺籍同胞。他們在殖民統治下反抗日寇，在國共內戰中反對國民黨，最後在國民黨的特務統治下「或囚或歿，人不知之，乃至隕後無名」（西山無名英雄紀念碑文）。目前紀念廣場的花崗岩牆上，刻著八百多位在新中國成立前後倒臥血泊的島內烈士英名，但還有許多犧牲者「隕後無名」。其中，就包括鮮為人知的臺籍先烈葉盛吉。

西山無名英雄紀念碑銘 

共產黨應引以為榮的臺籍覺醒青年

臺灣史學家戴國煇指出：有三個同在1923年出生的臺灣人，其人格、資質與後來的「地位」成反比。以日據時期的學歷而論，學歷最低的李登輝（臺北高等學校畢業、日本京都帝大農林經濟科肄業）「地位」最高；學歷次高的彭明敏（臺北高等學校畢業、東京帝大政治科肄業）次之；但學歷最亮眼的葉盛吉（日本仙台第二高等學校畢業，東京帝大醫學專門部肄業）卻於1950年11月29日，因身為中共臺大醫學院支部負責人而死在刑場，結束他僅僅27年的生命。

死於國民黨槍下許多臺籍中共地下黨員之一的葉盛吉，他的獨特意義不在於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殊勳（因為事實上國共內戰未止、臺灣未被解放、葉和許多同志「隕後無名」），也不在於他留下多少成熟作品（除了一篇臺大醫學系本科畢業論文外，他只留下日記、手記、筆記、書信），而在於他以短暫一生顯示了一個今天所有關心兩岸者都應思考的道理：一位完全在日本「皇民化」教育下成長的臺灣青年（甚至還是日本殖民教育下的優勝者），只要他具有足夠堅強的自尊心和是非觀，願意學習、反省，那麼他不需要去過中國大陸，也不需要受過中國教育，僅憑自身被殖民經驗，就可以依循良知，反省得出正確的國族認同，並在日本戰敗後在國共之間做出正確選擇。而且，一朝覺醒，九死無悔！

因此，葉盛吉留下那些紀錄他成長過程的日記、手記、筆記、書信，才是這位早逝的臺籍覺醒青年最值得我們重視、反思、紀念、發揚之處。透過對葉盛吉心路歷程的深入了解，我們更能具體把握那個艱困時代臺灣島上不死的中國人心；並且藉由對「葉盛吉們」的重視與傳承，我們也才能找到未來重新接合兩岸歷史經驗、促成心靈契合的著力之處。

正如葉盛吉的獨子葉光毅所說：「我以我的父親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為榮，我相信中國共產黨也會以擁有葉盛吉這樣的（臺灣籍）黨員為榮！」這句話，道盡了未來兩岸修復歷史傷痕、重建同胞骨肉親情的重要切入點。 

試圖腳踏臺日二船的葉盛吉

葉盛吉在中文世界開始為人所知，始於1992年6月間，陳映真將葉盛吉二高同學楊威理在日本《世界》雜誌1992年3月號發表的〈雙鄉記──一位臺灣知識分子的悲劇〉改寫、翻譯，發表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同年夏天，楊威理再將此文發展成書（由岩波書店於1993年出版），後又由陳映真翻譯成《雙鄉記．葉盛吉傳──一臺灣知識分子之青春．徬徨．探索．實踐與悲劇》，於1995年3月由人間出版社初版（2009年8月再版；以下簡稱《雙鄉記》）。2009年底，葉光毅將母親（葉盛吉遺孀）郭淑姿和他盡力保存近一甲子的大量葉盛吉相關手稿、資料借給中研院臺史所，進行整理及數位化，後再於2014年12月起由國家人權博物館及臺史所進行翻譯、解讀與出版。迄今為止，已出版《葉盛吉日記》一至八冊（以下簡稱《日記》），以及《郭淑姿日記》二冊。透過這些不為發表而寫作的一手資料，我們得以理解這位被遺忘的中共烈士不懼長路漫漫、用心上下求索的短暫一生。本文關於葉盛吉之生平，凡未另行註明出處者，皆出自《雙鄉記》2009年再版。₁ 

日本在臺灣建立殖民政權的28年後，葉盛吉於1923年10月25日生於臺北。22歲生日那天，他在日本迎接「臺灣光復節」。當時，他已清楚明確地解決了「我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的國族認同問題。但是，這個違反他成長經歷的選擇並不容易。

葉盛吉的母親早逝，他由叔父收養，就在叔父任職的日本公司宿舍中長大。從小他就感覺家居環境（日本氛圍）與臺籍親戚的生活習俗並非一致。就讀新營公學校（學生以臺人為主）時，他已感到殖民地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不同和歧視。1936年，他考進主要招收日本人的臺南一中，與殖民者群體一起學習，直接面對了民族矛盾。後來他回顧中學時代︰「每受屈辱，在為自己的淒慘懦弱而悲哀的同時，因了遭受難堪的侮辱而悲憤不已。」但他作為一個「好學生」，一開始的態度是逃避問題、選擇同化，認為臺灣人只要成為日本人，民族矛盾就迎刃而解。於是，他單純地接受了殖民者的「皇民化」教育。1939年夏天，葉盛吉初次到日本旅行。他後來回憶：「第一次目睹日本的美麗與繁華，在我的心中栽種了對於日本極為強烈的嚮往之情。」1941年葉盛吉以第二名畢業，臺南一中的「品行鑑定書」中記載：「語言（按：指日語）︰表達明確（完全沒有臺灣人口音）；才幹︰富有文采，很有行動能力。」顯然，葉盛吉已經是殖民教育下的「人生勝利組」。

1941年2月至1943年3月，葉盛吉前後三次報考日本本土的高等學校，最後考上仙台的第二高等學校理科乙類（醫學方向）。這段期間，他一方面順著「皇民化」的思維方向，在1941年5月申請改名為「葉山達雄」；但在同年秋天，他在日本備考期間偶遇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喚醒了他的民族意識。他回憶：「這是我民族意識覺醒的起點。從那天開始，我心中的矛盾就沒有停止過。」他究竟是「葉山達雄」還是「葉盛吉」？這個問題不僅事關他的尊嚴，也關係到所謂「大東亞戰爭」的是非。凡事較真的他無法視而不見。據曾與他上過同一個升學補習班的日籍學長角田秀雄說，有位補習班老師以親身經驗大談如何虐殺中國俘虜。當時，角田親見葉盛吉悲痛與憤怒交織的表情，讓他畢生難忘。

1943年4月，葉盛吉進入二高，與同屆考上的臺灣淡水人楊威理同班、同宿舍（明善寮一寮），兩人一起探討、爭論他們無法逃避的「與民族（認同）相關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初入二高的葉盛吉首先希望走出一條「兩全的道路」──同時作個「好的日本人」和「好的臺灣人」。但是，他在1943年10月30日的手記中自承：「在先天上、在宿命上，我們註定了無法出人頭地。」自尊心極強的他在11月16日的手記中寫道：「除去這個問題（按：種族問題）以外，再沒有能使我恢復生機的問題了。我對於其他事不可能發生熱情。」11月19日，他首次穿上借來的日本和服，「想像」自己是日本人，一時感覺「渾身充滿力量，心情也覺得從容得多」。但是，他終究逃不開現實。

1943年12月6日，葉盛吉被推選為明善寮一寮的總務委員，這個職務要求他必須從統治民族（日本人）的立場統管學生宿舍，這等於要他完全認同歧視自己的異民族。葉盛吉終究不是李登輝（自認日本人並參與歧視中國人），也不是鄭南榕（參與「本省人」排擠與己「同類」的「外省人」），他的自尊不容許他作賤自己。1944年2月4日，葉盛吉對楊威理坦承：「我從生下來，自小就走的是一條路（按：成為日本人）。……隨著高校落第，成為重考生，我才知道是一條路分成了兩條（按：同時做「臺灣人」和「日本人」）。我只好一隻腳踩這條路，而另一隻腳踩著另一條路來走。但是，在那個時候，兩條路的距離並不大，而且是平行的，雖然難走，也還沒有到不能走的地步。進了明善寮後，兩條路……不再平行了，而且漸漸地拉開了距離。腳踏兩條路，越來越難走了。……現在已經到了總要選擇一條路的時候了。……符合自己的心意的、能夠真正叫人安心立命的道路（按：成為中國人），卻是現實不容許我走的一條道路。」然而，他的領袖氣質帶來的人望卻使他越發尷尬。六天後（2月10日），葉盛吉高票當選整個明善寮的庶務幹事，管理六個學生宿舍。他更急迫地想找到符合自尊的民族認同出路。首先，他試著從體會、力行「日本精神」（所謂「八紘一宇」）來化解認同矛盾，也就是努力讓大家（包括自己）都成為並不偏頗狹隘的「高級」日本人。可是，「現實」再度提醒他：日本人實在不高級，而且很偏頗狹隘。

左圖為葉盛吉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證；右圖為葉盛吉於臺南第一中學校「品行方正」、「學業優秀」的賞狀。

葉盛吉確定中國認同　深信祖國必然騰飛

1944年5月，在二高負責軍訓的日本教官國分五郎大尉侮辱了葉盛吉，使他在12日的手記中寫道：「難禁憤激之情。像是長久、長久以前的傷口，重又開始作疼的感覺。自己的過去，還有許許多多的人，終於仆倒下去。在苦痛中掙扎，在血淚的生活中度過日日夜夜，這實際上卻是由於國分式的人物存在所造成的。」他對「成為高級日本人」也灰心了。可能由於他看不到自己人生的希望，他還首次提到：「最近我開始考慮結婚的問題了。……余以生命為標的而奮鬥之時，踵繼余之志者，唯我血嗣而已。」同月21日，二高臺籍學生的迎新會上，楊威理建議︰「今後我們的談話，原則上使用北京話吧。」這是有意識地要與日本人區別。在楊威理的啟發下，葉盛吉越來越清楚自己不能也不應成為日本人。

與此同時，葉盛吉還逐漸認清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為日本侵華服務的「滿洲映畫協會」於1943年拍攝了《萬世流芳》，1944年在日本公映。這部以林則徐禁煙為主題的電影原意是要收編中國人反英的民族主義，但葉盛吉看了兩遍之後，在8月13日的日記寫下：「林則徐曰︰民心不死，則國不亡。……余將起而戰鬥，破一切欺騙、虛偽、利己主義及帝國主義之侵略，返於高義正道所立之秩序。」「灌輸給國民的戰爭目標模糊不清，而使得日本國民的道德充分走向極為低賤的狀態。這副朽木不可雕也的樣子要怎麼當東亞的領導者？」（後句見《日記》五，頁162）葉盛吉看穿了日本「大東亞戰爭」的侵略本質，從此開始批判日本軍國主義者為侵略戰爭辯護的反猶太主義與「八紘一宇」思想。

既然認清了自己不是日本人，而且日本發動的是帝國主義的不義之戰，那麼葉盛吉的選擇就很清楚了：作回自己本應該是的「中國人」。1944年8月起，二高理科學生被派到軍需工廠作戰時勞動服務半年多。葉盛吉雖然是隊長，但他不再全力「奉公」，反而爭取時間向楊威理學讀、寫中文。當他在日記中要罵日本人時，就把「大和民族」用中文注音同英文搭配，寫成「ㄉㄚㄏㄜ race」。在9月13日的日記中，他將楊威理買到的一本《支那語雜誌》上刊載的中國國民黨黨歌歌詞和樂譜一絲不茍地抄在日記裡，還在歌詞加上了注音符號。對於孫中山作的歌詞，葉盛吉評價︰「建國的宗旨極為明確。」當時，他並不了解國民黨，只知道那是中國的執政黨。

隨著對中國的認同日益明顯，葉盛吉對日本的國仇家恨也日益加強。1944年9月19日，他寫道：「全東亞人民將會從錯誤、虛偽的歷史的壓抑下解救出來。大理想的實現，絕不是把臣屬於自己的民族之增加，稱為『共存共榮』」；30日，他再寫道︰「憶及幼時多少怨恨，皆深入骨身，難以忘懷。家嚴對雖口中不語而實相輕侮者，語音憤怒。家慈則至死咒罵不絕。」1945年3月，葉盛吉從二高畢業，並考上了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4月入學後，他又被任命為全醫學部的教練中隊長，但是他對中國的認同已經不可能被日本人對他的重視所改變。6月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余感受我race（民族、人種）力量之強大，莫過於今日。……對自己之使命感更深一層矣。……余意已決，堅決戰鬥到底矣。」至此，葉盛吉不但確信自己是中國人，也下定決心為自己的國家奮鬥到底。

據楊威理回憶，1945年8月，在日本戰敗約十日前，他倆私下討論戰後的問題，「對於中國在戰後的雄飛，絲毫沒有懷疑」。10月19日，葉盛吉寫道：「中國的前途、臺灣的建設，可能存在著不少困難。然而，為了正氣，我要奮進到底。」1945年年底，葉盛吉在日記中寫下一段總結：「經過八年的艱苦抗戰，祖國迎來了輝煌的勝利。這一偉大努力的結晶，必將成為下一個時代雄飛的力量，對此我們都深信不疑。」面對中國的貧窮落後、滿目瘡痍，他認為我們不能只看表象，還要看到那「潛流在深部的民族的動向」。

這是一個沒去過中國大陸，也沒受過中國教育，日文遠比中文流利的22歲臺灣青年對祖國的決心與信心！

1945年6月3日，葉盛吉在其日記中寫道（見紅線處）：「余感受我race（民族、人種）力量之強大，莫過於今日。……對自己之使命感更深一層矣。……余意已決，堅決戰鬥到底矣。」

葉盛吉與二二八

懷著對中國復興的期待與使命，葉盛吉在1946年4月8日回到臺灣。然而，當天他在日記裡用中文寫下從基隆港上岸的第一印象卻是：「在港頭見著國軍沒有實力，幻滅的悲哀。」但是「幻滅」的，只是他對國軍（或國民黨）的期待，不是他對中國的信念。

葉盛吉回臺後，立即察覺臺灣人與戰後來臺的大陸人之間的隔閡。他在日記裡也常用當時臺灣人蔑稱外省人的「豬」、「阿山」，有時還用更隱晦的「山」或德文的Bergmann（山人），甚至簡寫為「Berg」或「B」。但是，他並不把所有的外省人都等同國民黨，更不認為這些人代表全體中國人。這種異於其他臺灣人的認知，表現在他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上。

葉、楊二人回臺後都轉學到臺灣大學醫學院（1946年12月楊再去北京大學經濟系）。由於葉盛吉的領袖氣質，使他先後當上了臺大全校學生自治會理事、醫學院學生自治會常務理事等職務。以他對中國的關懷，他當然想引導同學關心、參與公共事務。

1947年1月9日，因上個月發生在北平的沈崇事件1946年12月24日晚上，北大先修班女學生沈崇被兩名美軍性侵，引起全國各大城市一連串反美示威。₂ ，臺北學生也上街遊行。不過臺大醫學院學生卻以考試在即為由，沒有積極參與。葉盛吉在日記中有感而發：「強姦北京大學女學生的事件在各地引發的反美示威，也波及臺北。醫學院的許多人仍然採取超然的態度，令人十分遺憾。」一個多月後，「二二八事件」爆發。他在2月28日的日記寫道：「必來之時日來矣！此至堪紀念之一日也！」根據他在事件期間的日記，他應該都有到場，但是這回他反而沒有積極動員同學參與，只是每天記下所見所聞，似乎採取了「超然的態度」。乍看之下，葉對「二二八」的態度實在難以解釋。

「二二八事件」平息後，他仍在日記中記下政治要聞，可見他一直關注國家大事。9月23日，葉盛吉在日記寫道：「……我不願僅止於一介論者，而只想成為一位實踐者。」（《日記》七，頁515）從沈崇事件以來，在葉盛吉心中「熊熊燃燒」的，始終是他對中國的關懷與使命感。因此，我們就可以理解他為什麼對席捲全島的「二二八事件」反而持旁觀態度。

「二二八事件」無疑是臺灣民眾群起反抗「中國國民黨」當局的大事。但是，「中國國民黨」包含了「中國」與「國民黨」兩個因素，參與事件的臺灣民眾究竟反對哪一因素，這是探討「二二八事件」前因後果時不能迴避的問題。我們從事件初期各地湧現的無差別打殺外省人的現象可以看出：相當大比例的臺灣民眾反對的不是國民黨，而是「外省人」（中國大陸人）。反之，大陸學者張海鵬教授指出：「這次事件雖然可能受到中國共產黨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反蔣形勢的影響，但不是共產黨策劃與領導的。」張海鵬，〈深入研究「二二八事件」，正確判斷「二二八事件」的性質〉（2007年2月27日由臺盟中央等單位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紀念臺灣人民『二二八』起義60週年座談會」上的發言）。₃ 所以，堅持只反「國民黨」而不反「中國」（外省人）的中共地下黨人雖然也參與其間，但並非此次事件的主導力量。這就是關心中國的葉盛吉密切關注此事件，但卻始終保持旁觀的原因──因為他只反國民黨，不反中國（外省人）。

葉盛吉知道當時臺灣人對「大陸人／外省人」的反感，所以他在事件爆發時寫下「必來之時日來矣」。但是當時他尚未參加中共地下黨，又反對把矛頭指向外省人，所以只能旁觀。後來他在1948年9月去京、滬、杭一帶參訪，於6日的日記中對臺灣島內社會矛盾做出總結。他認為大陸有明顯的階級問題，但是臺灣的階級問題卻隱藏在「擬似民族問題」中：「在臺灣，我們過去把日本人稱作狗，現在則把外省人稱作阿山（按：原文是「豬」），把他們當作憎惡的對象。來大陸之後，才了解到，所謂阿山（「豬」）這種說法，是不值一笑的。也就是說，在大陸，由各class〔階級〕的人合起來形成一個社會構造。……這裡只有階級問題，卻不存在race〔人種、民族〕問題。但是，在臺灣，生活上微小的差異，很容易與race問題糾纏在一起，進而鑄成race之間的憎惡。這是因為所謂外來者〔指國民黨集團〕形成了一個統治、乃至支配的階級。外來者本身並沒有一個自己的社會構成。因而，race間的憎惡，是先於class之間的憎惡的。」換言之，就全中國而論的「階級矛盾」，在與中國大陸隔絕半世紀的臺灣島上卻表現為（擬似的）「種族（認同）矛盾」。這就能解釋何以「二二八事件」初期有許多外省人被打殺，日後臺獨又不斷將此事件拿來炒作認同對立。事實上，直到今天，臺灣島內的主要矛盾還是認同問題而非階級問題。甲午戰爭日本據臺造成的民族撕裂傷口，至今仍未癒合。（參見本期吳啟訥〈民族解放與階級解放──社會主義視角下的臺灣議題〉。）

葉盛吉的〈內地歸來〉一文，刊登於1948年11月27日的《臺大學生新聞》第二版上。

葉盛吉與中國共產黨

葉盛吉在東大醫學部結識了原籍臺灣新竹的學長劉沼光（1921-1991）。劉在戰後也轉學到臺大醫學院，繼續與葉來往。劉與楊可能是對葉盛吉的左傾影響最大的兩個臺灣人。

「二二八事件」後，葉盛吉對國民黨更加憎惡。1948年7月，去北大讀書的楊威理回臺省親，與葉盛吉一如既往縱論家國天下。8月30日，葉對楊說的一句話，讓楊終生難忘。葉說：「只要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抵死我也要堅持走下去的。」就在當天日記裡，葉盛吉以英文寫下「System！」楊威理分析：「這個詞具有組織、系統和機構的意思。……他的死刑判決書上說，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在9月間，但System這個詞則出現在8月30日。從時間上看，System這個詞，似乎只能解釋為『黨的組織』。葉盛吉是用這個外文單詞來表述他自己要入黨的決意吧。而且，那個驚嘆號，再明確不過地反映出他入黨意願的堅定。」不久，劉沼光介紹葉盛吉加入中共地下黨。劉離臺後，葉成為醫學院支部負責人。

就在葉盛吉寫下「System！」的兩天後（9月1日），他與另四位同學赴大陸參訪。也許因為他已接觸了中國共產黨（可能已入黨），雖然此行參訪的正是崩潰前夕的「國統區」，但是他對中國大陸的感受不但沒有「幻滅」，反而相當正面。9月6日他雖然在上海看到了鮮明的階級問題，但他在日記中寫道：「大樓、商店與人潮都不僅是表現出表面的樣相，背後包含有對我們而言深不可測的底蘊。」（《日記》八，頁254）8日他從上海赴杭州，寫下「祖國的天空真美麗」。（同上，頁258）他對西湖之美尤其讚不絕口，甚至認為比日本類似的景點更美。10日，他參觀了完全由中國工程師（茅以升）設計的錢江大橋，「工程浩大，其高度、規模與設計的獨創性真的值得一看。中國人其實很傑出，更深感重點在於政治問題。……我在這趟旅程中，中國人大多給我溫順，正直的印象。……這個龐大民族的偉大工程師被自己的內耗所消耗。感覺在此政治第一，而蹉跎了使民族興隆的良機，真是非常可惜。」（同上，頁269-70）離滬返臺的23日，他又寫下：「中國人是精力充沛的國民，但這精力產生於自身民族之中的生存競爭，從內耗中產生，且這種精力不會對外發揮。但如果這種精力有不再消耗於內耗之中，而能對外發揮的一天，就是中國民族在世界歷史上發光發熱的一天。政治統一與安定的日子，以及蓬勃發展也是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同上，頁299-300）

終止中國的內耗（國共內戰），使中國人在世界歷史上發光發熱，人民能過上政治統一與安定的日子，就是葉盛吉找到的「正確的道路」，而且他也確實堅持到死。

1948年8月30日，葉盛吉在其日記中以英文寫下「System！」（見紅線處）

葉盛吉被捕與就義

葉盛吉入黨後外表看來一切如常。1949年4月，省立師範學院及臺大學生與警方衝突而爆發「四六事件」，國民黨憲兵入校捕人。葉盛吉日記從3月的學生抗議遊行開始記載此事，但看不出其具體參與程度。6月，葉自臺大畢業，在臺大附設醫院工作。12月24日，葉到臺南與郭淑姿結婚，婚後不到二十天即北返，但郭已有身孕。1950年4月13日葉辭臺大醫院職位，前往屏東潮州的瘧疾研究所任職。

在此期間，葉在1950年1月23日吸收學弟顏世鴻入黨。據顏自述：「我是一個偏於無政府主義者拉斯金的崇拜者，本來應與布爾什維克和毛澤東毫無關聯，我是在人生經驗及邏輯上輸了他，也服了他的人格，才被他收取為徒弟。」由其用詞（「徒弟」）可見顏對葉佩服之程度。六天後（29日），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後又脫逃；2月再度被捕，隨即叛變，使整個地下黨組織瓦解。

5月13日，國民黨當局宣布偵破了八十多個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同日，臺大醫院四位醫師許強、胡鑫麟、蘇友鵬、胡寶珍被捕，另一醫師郭琇琮（臺北市工委書記，直接領導臺大附屬醫院支部）早已於2日被捕。他們都是葉盛吉的老師或學長。葉本人在29日於潮州瘧疾研究所被捕，顏世鴻則在6月21日被捕。

葉、顏之案只在9月3日開過一次庭。當天，葉盛吉在走廊上與顏世鴻擦肩而過，他細聲對顏說了一句：「一切都推在我身上」。結果，葉在9月16日被判無期徒刑，後因他是支部書記，於11月6日被改判死刑。顏世鴻被判刑12年，實際被關押13年7個月。

當葉盛吉被捕四個月後，10月2日其子葉光毅出生。葉盛吉身陷囹圄而得到「踵繼余志」之「血嗣」，高興異常，他於9日寫信給岳父郭孟揚：「現在我在我的前途發現一條光明的路了。……我充滿了光明，我一時忘卻了我是在獄中了。」面對不確定的未來，他在10月24至27日（27歲生日前後）用日文寫了兩萬字的〈Autobiography（自敘傳）〉，將日本戰敗為止的生平經歷作了一番回顧，最後一頁寫著︰「日本敗戰及中國的勝利，以及臺灣的光復，給我們在主觀上和客觀上，非常深刻的影響。而且，今天仍在持續進行中。」最後寫上：「獻給忍苦的淑姿，還沒有見面的我兒光毅。父親字。」顯然他是要讓自己的妻兒明瞭他尋回自己「中國人」認同的心路歷程。（見下段組圖之上圖）在被改判死刑後，葉盛吉又在11月12日以不純熟的中文寫了一封至情至性的信，給那「天真可愛的光毅兒」，並將此信夾在一本聖經上，用領帶捆在腰際，走上刑場。這就是更鮮明地堅持要以一位「中國父親」的身分，寫遺書給無法親見的「中國兒子」！葉盛吉的國家認同竟是如此強烈，令人動容！

1950年11月29日黎明之前，葉盛吉和十名難友被押往馬場町。一位堂堂正正的臺灣省籍中國人、忠於中國的共產黨黨員葉盛吉，就此結束他短暫、壯烈的一生。

1950年11月12日，葉盛吉用不純熟的中文寫給素未謀面的孩子葉光毅的信。

我們如何面對歷史與英烈

葉盛吉們就義70年後，臺灣島上已是一片墨綠。不論是當年以白色恐怖迫害這些英烈的國民黨，還是後來接收國民黨特務單位的民進黨，都沒有任何動機要保存、傳承、發揚這些英烈的歷史與精神。反之，民進黨只想以這些左翼愛國人士的受難史來批判國民黨、為臺獨服務。在今日臺灣，我們遂看到以下幾個令人憂心的現象：

一、虛偽的「轉型正義」增添不義

在民進黨當局的「轉型正義委員會」運作下，葉盛吉們的案件只是基於程序理由（非軍人不應受到軍事審判、審判過程不合「正當法律程序」等）而被平反，但他們當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行為仍被視為錯誤。換言之，民進黨只在程序上否定了國民黨當年殘殺這些共產黨英烈的合法性，但在實質上不但不否認甚至還繼承、發揚國民黨「反共」的正當性。

回到抗戰勝利之後的歷史現場，我們必須嚴正指出：1946年1月的政治協商會議，與會的各黨派都已在和平建國、和平制憲的五項政協決議上簽字。但是字跡墨瀋未乾，國民黨就一手撕毀政協決議、挑起內戰。這個歷史罪責就在國民黨。（參見《遠望》2017年4月號、5月號〈檔案中的內戰責任（上、下）〉）。連國民黨黨史會出身的歷史學者蔣永敬，都不得不承認中共在政協後的若干舉措（對黨內指示「即將參加政府」、與支持政協決議的國民黨人合作、反對國民黨內的反民主分子、暫停對國民黨的宣傳攻勢等）「有其正面的意義」。反之，國民黨在該年3月的六屆二中全會中對政協決議的「憲草原則」做了重大修改，「這是對政治協商會議的大翻案蔣永敬，〈蔣介石、毛澤東的談打與決戰〉（增修版），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5年5月二版，頁77-78。₄ 」。國共哪一方撕毀政協決議、挑起內戰，哪一方就是背叛國家、背棄人民。無庸置疑，那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

因此，葉盛吉們選擇參加中國共產黨，就是要終止國民黨挑起的不義內戰（內耗），使飽經戰亂的國家重回正軌，符合抗戰勝利後的全國公意，具有完全正當性。真正的「轉型正義」，應該撻伐的是「體制性不義」，亦即「內戰體制」關於內戰體制的起源，見曾健民，《1949．國共內戰與臺灣：臺灣戰後體制的起源》，臺北：聯經，2009年11月。₅ ，而非刻意忽視這個體制的不義目的（該體制的迫害對象正是由其目的所決定），僅只揪住其形式上的「威權」大做文章。（參見《遠望》2020年3-6月號社論〈量身定做的「正義」不是正義〉。）

總之，民進黨的「轉型正義」，只是把不義的「內戰」轉換為更加不義的「外戰」。當年為了救國而橫屍法場的葉盛吉們，仍得不到真正的正義。

二、英烈的歷史遭掩蓋、扭曲

以葉盛吉為例，前已言及，他在臨終的〈自敘傳〉末尾寫道︰「日本敗戰及中國的勝利，以及臺灣的光復，給我們在主觀上和客觀上，非常深刻的影響。」這篇自傳被顏世鴻譯成中文，收入他自費出版的回憶錄《霜降》中。但後來臺獨的「鄭南榕基金會」將此書重編，改名《青島東路三號》，並在2012年7月正式出版時，竟擅自刪除上句中對於葉盛吉的國家認同極其重要的「以及臺灣的光復」數字。（見該書頁278）於是，臺灣人似乎又成了「日本敗戰」及「中國的勝利」的旁觀者，身分模糊。

此外，在中研院臺史所許雪姬、王麗蕉的〈葉盛吉日記的整理、翻譯與解讀〉（《日記》八，頁22-49）中，提到葉在1948年大陸行中，「他對中國大陸的第一印象是『異國他鄉』的感覺」。（同上，頁30）但是明明在其日記中，他都稱大陸為「國內」（同上，頁220、223、306），所謂「有前往異國之感」是他在9月1日於基隆上船時的感覺（同上，頁233），根本不是他看到大陸的「第一印象」。並且，《日記》的譯筆比《雙鄉記》中陳映真的翻譯生硬許多，葉盛吉日文原文的情感往往因此流失。更重要的是，葉盛吉許多思想論述是寫在日記中的「手記」，但是《日記》卻不翻譯這些手記，使不通日文的讀者無法讀到這些經常帶有火花的文字。

比掩蓋更嚴重的，就是矮化、扭曲。例如：

（一）把葉盛吉們參加中國共產黨說成是因國民黨太壞而別無選擇，意味著他們是「一時糊塗」，甚至被誘騙才參加共產黨。因此，葉盛吉們的死就成了無謂的「悲劇」。對此，葉光毅多年來不斷強調他的父親是有意識地加入中共，因此「毫不冤枉」，他並且引以為榮。然而，眾口鑠金，害葉盛吉真正「蒙冤」的，竟是他慷慨就義六十多年之後的「轉型正義」！

（二）為了說明葉盛吉因加入中共而死是一場「悲劇」，有人又指葉在牢裡寫了悔過書、承認錯誤。但是，一個黨員的黨性如何，要看他是否保守黨的秘密、是否出賣同志，不是要求他去做無謂的犧牲。好黨員固然不怕死，但是一味求死也沒意義。在1950年的「郵電案」中，中共直接派來領導郵電工人的計梅真就對王文清說：「你們要自己愛護自己。……不管十年二十年或一生都要活下去。」陸象賢主編，《魂繫臺北：紀念臺灣郵電工人運動先驅》，2002年，頁37-38。₆ 因此，葉盛吉寫悔過書何錯之有？他對顏世鴻那一句「一切都推在我身上」就已道盡了他對黨的忠誠。

（三）還有人說葉盛吉入黨後並無特殊表現，也只吸收了一個黨員，他因此被殺實在冤枉。但任何對中共黨史稍有知識的人都知道：在革命低潮時，「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就是黨員的義務。更何況，葉盛吉沒什麼「特殊表現」也不見得就是事實。難道跟國民黨特務鬥爭，還要像公務員辦業績一樣記載在冊、申請獎金？

（四）從1950年9月起，葉盛吉們被允許每週與家屬通一次信。葉盛吉寫給妻子、父母和岳父母的信，至今還保留二十餘封。篤信基督教的岳父母在寫給葉的第一封信，就勸他「讀聖經、祈禱、悔改」。從那以後，葉盛吉每次回信都告訴他們，自己天天讀經、祈禱，信尾必寫上「阿門」。也許又有人說：共產黨員是無神論者，怎麼能信基督教？葉既信了上帝，表示他思想已經動搖。然而，楊威理果斷指出：這是葉盛吉體貼他人心意的表現，決不意味著他在獄中開始皈依基督教。

事實上，在1949年12月7日，葉盛吉還寫信給岳父透露了重要信息：「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因限於當前時局，難以充分說明）在暗中存在。這一更為根本、更為重大的問題，即使現在尚未表面化，但將來總有一天我們還是要去面對的。（按：這顯然是指他參加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一事）……所謂宗教、皈依信仰和祈禱這些事，對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被捕後，1950年10月23日，葉盛吉給在獄中的顏世鴻捎了一封日文信，寫道︰「我每個禮拜都給父母、岳父母和妻子寫信，他們恐怕是對我的事況（按：指加入中共的原委）並不很清楚。這正是最叫我掛心和遺憾的一點。尤其，岳父母和內人都是基督教徒，很難讓他們理解我的心情，而且現實上也不能讓他們理解的。我每次寫信回去，在下筆之前，都考慮到怎樣寫才能安慰他們。為今之計，一切但願能讓他們一家能夠安心而己。然而，有一件事要請你牢牢記住。我現在的思想感情，和過去一年多來同你交談時的思想感情，沒有任何變化。此事你最清楚。……我有一事相託，即來日請把我的這思想感情好好地轉告我的家屬，也好好地向我的朋友說明關於我的一切事況的始末。……請保重身體，祝願你健康，而且一定要好好地堅持到底。」楊威理指出：此信表明，葉盛吉已經預想到最壞的情況，但他絲毫沒有變節茍活的念頭。

三、臺灣歷史的話語權正在流失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臺獨以發掘史料為名，大量出土、出版呈現日本殖民者觀點或對臺獨有利的史料與研究；他們又以保存史料為名，蒐集、搶占島內國民黨政權、左翼愛國主義，以及臺獨運動的史料，然後依據其政治需要決定哪些可公開、如何公開。島內經歷當年白色恐怖的左翼人士凋零殆盡，倖存的如顏世鴻又多年乏人聞問。他們的手稿、史料若再不徵集、搶救，恐怕遲早散失，或落入獨派「學者」之手，藉著壟斷史料、扭曲史實，以建立符合臺獨史觀的話語權／詮釋權。因此，搶救、保存左翼愛國主義者的史料，刻不容緩。否則，將來統一以後，中國人將如何重建臺灣史？如何接續島內愛國主義傳統？如何凝聚兩岸人心？

上圖為1950年10月27日，葉盛吉在獄中用日文寫了兩萬字的〈Autobiography（自敘傳）〉，自敘傳末尾寫道︰「日本敗戰及中國的勝利，以及臺灣的光復，給我們在主觀上和客觀上，非常深刻的影響。」（紅線處）顏世鴻將葉盛吉的自傳譯成中文，並收入他自費出版的回憶錄《霜降》中。下二圖則為臺獨的「鄭南榕基金會」將此書重編，改名《青島東路三號》，並在2012年7月正式出版時，刪除上句中對於葉盛吉的國家認同極其重要的「以及臺灣的光復」數字。（見下圖右。見《青島東路三號》，頁278。）

結論：以史為鑒、開創未來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臺灣人並未缺席。他們就是至今鮮為人知的「葉盛吉」們。葉盛吉以其留下的手稿、文書，把他短暫一生的覺醒過程真實地呈現給後人。他的存在告訴我們：反獨促統不能只靠「惠臺讓利」與《反分裂國家法》，還要發掘、啟發更多的「葉盛吉」。具有高度自尊心與是非觀念的臺灣人，才是島內統一運動的真正力量。

今年3月我們探望了高齡94歲的顏世鴻先生。他剛動過第二次癌症手術，身體極度虛弱。他所實踐的，就是71年前葉盛吉在牢裡告訴他的「一定要好好地堅持到底」。透過這位老人的堅持，我們得以穿越時空，感受到當年年僅27歲的葉盛吉的人格感召。

葉盛吉初訪大陸時，能在崩潰前夕的國統區看到中國的潛力。顏世鴻先生則在2006年底寫下〈回顧一生〉。他寫道：「心內總是有一個願望，要看看2020年的中國如何。一個出生在日本殖民地臺灣的人，自小已經自認為是中國人，不是想看中國如何強大，心內如今仍是期望中國人能正正堂堂的為這世界和平做一份貢獻」；顏老結語：「2020年如無戰爭，或大亂，中國不管外國的褒貶如何，應是可以建成一個小康社會。這是我的祈望也是信念。」正因顔老與葉盛吉一樣，對中國具有同樣堅定的認同與熱愛，才使他在15年前就能預言2020年底中國大陸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當然，中國大陸沒讓他失望，即使2020年並不平靜，但中國大陸仍如他所願──也如他的學長葉盛吉在天之靈所願──如期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習近平在今年七一講話中說：「新時代的中國青年要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增強作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71年前的的葉盛吉們（包括顏世鴻先生），就已經在臺灣樹立了「作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的典型。

2019年初，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書》40週年講話〉中說：「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進程中，臺灣同胞定然不會缺席。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共圓中國夢，共擔民族復興的責任，共用民族復興的榮耀。臺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終結！」

顏老先生已經看到小康社會。他兩次手術之後堅持化療，必定是期望再看到臺灣問題隨著民族復興而終結！

《遠望》團隊於今年3月南下探望已94歲高齡的顏世鴻先生，病榻上的顏老得知「黨」沒有忘了他時，他吃力地舉起了手，對著鏡頭敬禮。他實踐了71年前葉盛吉在牢裡告訴他的「一定要好好地堅持到底」。